《逃避自由》译序（节选）

逃  避  自  由   译序（节选）

    自古罗马至今数千年来，无论哲学、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自由始终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近几百年来，“自由、平等、博爱”，成为资产阶级长期为之浴血奋战的口号。“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更把自由当作比人本身存在的生命、比在物质与精神完美结合上的爱情还要珍贵的东西。在当代，自由已经载入许多国家的法律条款之中。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思想、文化、精神生活方面，常常直接或间接与自由有关。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又要逃避自由呢？逃避自由的原因与途径又是什么呢？这正是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

    作为社会心理学家的弗罗姆，从心理分析角度提出，人类的全部活动都取决于两种心理需要，一种是人与同类交往以逃避孤独，一种是人对自由的需求以排除其“个性化”发展和“内在成长潜能”的障碍。如果人与同类的交往、对自由的需求同时满足，人就能使自己与自然界、他人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这是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因而是人们所追求的自由——追求自由。

    与追求自由相对的逃避自由，又从何说起呢？原来，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由于切断了与母体、他人的联系，因而缺乏先前的相与感、安全感，日趋孤独，甚而导致个人放弃其独立自由的倾向，而希望与自己不相干的某人或某事结合起来，以便获得他所缺乏的力量，这种放弃独立自由的倾向就是逃避自由。

    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对人的心理产生了双重影响，从而形成了自由的双重意义。这个社会中的自由又意味着不自由，从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到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从追求自由到逃避自由，客观上就接触了人的异化现象的某些本质特征。由于垄断资本的高度集中，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限制了个人创造的成功，摧毁了许多人经济上的独立，增加了人们的惶恐不安感和无能为力感。垄断资本产生的大批白领工人，成了庞大经济机器上时大时小的齿轮、成千上万个螺丝钉。他们各操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技艺，与大量地位相似的同类残酷竞争。这部机器飞快运转，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无法控制自己，一旦落后就受尽种种磨难。这种景况不仅大量表现在经济生活中，而且政治文化领域也概莫能外。

    为了去除孤独、不安全感，弗罗姆从心理机制角度分析了逃避自由的三种方式：对孤独的克制、对世界的憎恨和使个性的丧失——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人所采取的逃避途径，使个人不再是个人，他完全采纳了文化模式给他所提供的那种个性形式，使他完全和他人一样、成为他人所希望的那个样子。这样，“我”和世界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孤独感、无力感也消失了。这种逃避方式犹如动物的保护色，看起来它与周围环境是如此相似，以致很难从中辨别出来。个人放弃了个人的自我，成为麻木不仁、机械动作的人，不再感到孤独、忧虑和烦恼，然而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失去了个人的自我。

    弗罗姆认为，对于人的基本社会需要的理解，是理解人类自身的基础。人的本性就是人的本质，这种本质不是抽象、先验、静止、外在的，而是在自我活动、自我能动性、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他承认私有制是人性异化的原因，并引用马克思手稿说 “私有财产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为了使属于人的存在物能够从自身产生自己的内在财富，必须使他沦落到怎样一种绝对贫困啊！”

    埃里希·弗罗姆（1900—1980），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母亲整天抑郁寡欢。父亲是性情暴躁、喜怒无常，只知为赚钱而活着的商人。这个家庭对作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80年3月18日弗罗姆在去世前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说：“于是，我 就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孩子。我一直期待着什么东西能把我从这种孤独中拯救出来。”“我之所以着手心理学的研究，恐怕是当时我变得越来越神经质的缘故。在那样谨小慎微的父母身边我没有发疯，这就要感谢上帝和归功于其他方面对我的影响了。”父母的神经质、美丽女友的自杀、二次大战法西斯主义、纳粹德国的疯狂，使作者深感孤独、苦闷，陷于沉思之中，不断寻求解脱与答案：这一切到底为什么？又是怎样造成的？——“我要认识支配个人生活的规律和社会规律，也就是人在社会生存中的规律。”找来找去，找到了两个犹太人：一个马克思，一个弗洛伊德。马克思重宏观、社会、经济、阶级的分析；弗洛伊德重微观、个人、生理、心理的分析，弗罗姆便试图把二者“综合”起来。

    1922年弗罗姆获德国海登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慕尼黑大学和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工作，1934年离开纳粹德国时已经是声望很高的心理学家了。去美国后曾在芝加哥心理分析学院、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任教，成为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创始人。

                                                    陈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