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调整引资政策 外资超国民待遇时代谢幕

        4月12日,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9号文)是一份标志性文件，意味着“过去那种无条件的‘外资优先’时代结束了。
        今年以来，西方企业界和境外媒体竞相提出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3月下旬，某西方国家驻京商会在其调查结果中提出，“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将外资企业排除在中国一些蓬勃发展的市场领域之外，在华跨国公司的不满情绪日益抬头。”比如，有利于国内企业的“自主创新”新规定，以及使外资企业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政府采购政策.        根据9号文规定，中国对高科技产业、服务业、节能和环保产业的海外投资表示欢迎，但对重污染和高能耗及产能过剩的产业的投资则受到限制。合格的外资公司甚至可以在华上市，发行公司债券或开展中期票据业务。事实上，外资内部也有相当的肯定意见。例如，还是上述某西方国家，其驻沪商会同时发布的调查报告则显示，约90%的会员表示，过去6个月内，自己的企业在此期间经营状况持稳或有所改善；近2/3会员表示，其在华业务计划没有改变；即使改变，也是在增资而非减资。这与其驻京商会公布的结果形成鲜明对照。

投资环境转变乃全球大趋势

        对于9号文的出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赵晋平为《瞭望》新闻周刊解读说，“这实际上是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为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更加重视利用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的作用，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的需要。”因此，在黄卫平看来，外资在华投资环境当然会有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必须的，“但这种变化不是恶化，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待此次外资新策不能误读，外资在中国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不可持续，应该站在发展的立场来看待政策的着力点。”
        具体到9号文，从利用外资目标上来看，主要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结合国家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要求，扩大开放领域，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         2009年重庆成为引资的热点地区。除了传统的沿海地区比较吸引外资以外，现在外资开始看重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前景。重庆大量吸引外资很大程度上与此因素有关，此次利用外资政策也是适应这个变化，鼓励外资更多地走向中西部。        至于严格限制“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等内容，这不仅仅是跟我国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是全球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大势所趋。就中国来讲需要节能减排，这就需要国内的企业节能减排，而外资在中国投资也理所应当承担减排的责任。        在改革开放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在土地、劳动和资本三大要素中，最缺的是资本，“当时甚至是一些污染较大的企业也引进到中国，对维护劳工利益和环境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现在，在经济发展由追求快转向提高质量的情况下，一些口子肯定会收紧。他指出，这不是中国独家个案，而是世界经济向着更高水平发展的客观需要。

“同一起跑线”是市场完善需要

        9号文的另一着力点是创造更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而享受惯了超国民待遇的部分外资企业当然会一时不适应。过去我国对国企的税收平均是30%左右，民企是20%左右，而外企平均下来是12%左右，如果在同一个行业经营的话，对于国企和民企来说是不公平的。从市场竞争原则来看，要市场化就需要进行调整。一些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中国市场化的结果。
        两税合一等政策进一步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了条件，这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继续优化对外开放国策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份，外商对华投资累计设立企业近69万家，实际使用外资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下降近40%的情况下，2009年中国吸收外资仍保持在900亿美元的高位，仅下降2.6%，居全球第二。
        在中国30多年的发展中，外资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技术以及管理技巧和观念的冲击，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其功绩不能抹杀。张燕生表示，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鼓励和欢迎外商来华投资的社会环境没有变，也不会变，“30年来，外资在中国的获利情况也没有出现大的变化，而且向好趋势还在进一步加强。”        现在，我国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需要花钱”和“有钱可花”的地方并不匹配，中西部地区经济建设仍旧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外资企业的落户，在创造税收和就业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管理理念。因此，张燕生认为，招商引资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非常重要。        这个背景下，对于外资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抱怨，尤其是那些针对我国市场制度不完善的意见，也要高度重视。比如，各级政府和部门的政策和行为不稳定导致市场环境不可预期。坦率地说，这个问题也并非只有外企才感受到，内地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更感受深刻，一直是影响我国经济市场化的重要障碍。对此，黄卫平认为，政策主管者应该接受这种“抱怨”，倾力消除这种“抱怨”。        更具体的案例还包括针对汽车领域对外资并购的限制，不准外企直接在中国设厂造车。中央党校学者邓聿文指出这没有必要，“政府这样做原本是为了保护弱小的汽车工业在开放后免受冲击，但十几年下来汽车合资的结果表明这种限制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外企在和国内车企的合资中，照样大赚利润，而国内车企所希望的核心技术并未得到，自主研发水平不高，竞争力不强。”        为此，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任何时候中国都需要外资，“但需要外资的理由，不是其技术、管理经验和治理机制比国内的企业先进，这方面的差距随着中资企业的发展，终究会缩小和赶上的。很简单，需要外资来‘搅局’，即需要外企来促进和激活国内的市场竞争。”        就当前而言，在国有企业垄断市场，民营企业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情况下，邓聿文认为外企作为管理相对规范，技术相对成熟的企业，比民企更有实力去撼动乃至打破国企的垄断地位，“即使将来民企主导中国的市场，也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去和民企竞争以保持市场的活力。”       “所有这些，需要有雄心、有远见的外资和中国政府一起共同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深化开放政策，营造更加稳定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黄卫平最后说。                                                                                                            (本文来源：廉政瞭望杂志 作者：王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