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差点规定行人靠左走

中国差点规定行人靠左走   文章提供 于 2010-4-22 19:32:17 (北京时间: 2010-4-23 7:32:17)
  文章作者: 朱斌    阅读时出现乱码？ 解决办法 [ 新闻热评 首页 ] [ 加入博客 ] [ 回 顶顶华闻 主页 ]
　　《古礼》曰：道路男子由右，妇女由左，车从中央。而至近代汽车进入，中国交通规则仍各行其道：南方诸省靠左，北方诸省靠右，1945年6月22日，国民政府发布通令：“自本年十月一日起，全国一律改为靠右行走”。

　　1945年6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行政院发电文称，“着自本年十月一日起，全国一律改为靠右行走”。

　　但丁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但在公共通道上，为了保持畅通，人和车却不能随便走，得遵循一定的规则。是靠右走，还是靠左走？《古礼》曰：道路男子由右，妇女由左，车从中央。唐代，则有车辆靠右行驶的规定，“以鼓城门入由左，出由右，皆周法也。”但这些规定，并没有普遍实行，也不具有延续性。真正意义的交通规则的产生，则是汽车出现之后。

　　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的南方省份和城市，例如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受英国的影响，普遍靠左行驶；而山东、直隶等北方省份，受美国等国的影响，大多采用右行规则。直到19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规定车辆都得靠左行驶，而东北等日本占领区也采取左行规则。全国范围内的规则才基本得到统一。但为何在10年之后，又要“一律改为靠右行”呢？

　　美军制造的难题

　　抗战期间，美国的援助最多，汽车多由美国输入。美国公路交通规则是靠右行驶，因此美国的车辆到中国后，必须对方向盘及灯光进行改装，而这需要大量的改装费用。正如1945年12月31日的《申报》所称：“改装费须达车价百分之十二。统计全国车辆因改装而支出之费用，殊为浩大，故节省改装费用，亦为改靠右边行驶理由之一”。

　　抗战期间的后方大城市，和抗战胜利之初的上海、天津、成都、重庆等城市，都驻扎了一定数量的美军。美军不习惯中国靠左行驶的规则，事实上，也确实时有美军军车肇事发生。

　　如《申报》（1946年2月9日）提到的：“抗战胜利的前夕（民国33年至34年）在后方诸大城市中，如重庆、昆明、成都、贵阳等地，因为军用汽车云集，运输量激增，均有行车秩序混乱的发生，及肇祸伤人的不幸事件。当时各地，以美军车辆较多，故运输当局感觉美邦人士对于靠左行驶，或不习惯，拟改为靠右行驶，以谋矫正一切弱点。”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给行政院发的电文里，也如此阐述改革的原因：兹为节省改装，减少肇事起见，亟应修改。除此之外，适应“世界趋势”也是改革的重要原因。1945年9月10日，内政部给四川省政府的电文声称：“查车行改靠右行驶，行人仍靠左走，诚为适应世界趋势之举。”《申报》也称：“中央规定明年元旦起全国公路交通，均改靠右行驶，其原因之一，为适应各国多数之趋势。”

　　以当时情况而论，世界各国靠右行驶确为多数。《申报》统计，二战之前靠右行驶之国，有“美、苏、法、土、德、意、比、加拿大、巴西、智利、瑞士、丹麦、挪威、芬兰、荷兰、希腊、罗马尼亚、葡萄牙、埃及、西班牙及波斯”，共21国，约占世界各国总数十分之七；而靠左行驶者，有“英、奥大利、捷克、匈牙利、瑞典、澳洲、南北洲、阿根廷、乌拉圭、印度、日本”以及中国，共12国。因此，中国改为靠右行驶，也就是适应了世界趋势。

　　“一律靠右”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这封电文，拉开了“一律靠右”改革的序幕。行政院接令后立即即着手办理，制定了《改进市区及公路交通管理办法》。新法规定，车辆一概靠右行驶，转弯时除交通警察特准外，一律靠右边顺转；人兽力车应绝对紧靠右边，单排顺序行驶，不得超越争先；后车需要超越前车时，必须先鸣喇叭，得前车表示手势许可超过时，始可靠前车左边越过(当车辆靠左行驶时，是从右边越过)。

　　与此同时，为适应此项改革，政府还绘制全国公路行车路线示意图，其中包括行车靠右示意图、超越前车示意图、叉路口顺右拐弯示意图。另外，为保证靠右行驶改革安全稳妥施行，政府也制定了汽车限速规则。《改进市区及公路交通管理办法》规定，汽车行车最高速度，在市区及人口稠密交通繁盛之处，以每小时20公里为限；其他地点，小型车辆每小时50公里，大型车辆以每小时40公里为限。

　　车辆“一律靠右”，而对公路上的行人，国民党政府最初设想是“行人仍靠左走”，其理由一是民众已有靠左走的习惯；二是政府认为车与人相对进行，则人早望见，易于避让。

　　但后来有人提出意见，车辆靠右，行人靠左，如车与人相对而行，不是用车去撞人？因此，此项规定作了调整，规定如有人行道，行人须走人行道，不得走行车道；如无人行道，“行人靠边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政府忙于接收工作，难以顾及其它，为慎重起见，对公路车辆靠右行驶改革，在时间上作了调整。军事委员会于9月初通令各省政府、战时运输管理局、交通部，公路车辆靠右行驶改为1946年1月1日起实行。

　　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发布公告，提出应注意事项六条：

　　(一)三十五年元旦零时起，所有汽车及通行公路之人力车、兽力车、轿马等一律改靠右行。

　　(二)有轨及无轨电车应自明年元旦起靠右行驶。

　　(三)部队行车及群众列队游行应靠右行走，与车辆一致。

　　(四)成队行列掺杂车马者，应与车马同样靠右行走。

　　(五)普通行人应在人行道上行走，如无人行道之处，必须靠紧路边行走。

　　(六)所有车辆行人均应听从交通警察之指挥。

　　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应对，制定了相应的交通规则并广泛宣传。上海市颁布的注意事项尤为具体：

　　（1）行人注意：“搭乘电车、公共汽车，须在车辆右边上下；横越马路，须先左看，行至路中再向右看，注意来往车辆。”

　　（2）驾驶人注意：“车辆均须靠右行驶，向右转须走小转弯，向左转须走大转弯；车辆欲超越前车时，应由其左边驶过，惟超有轨电车时，则由右边驶过。”

　　全国一致转向

　　由于政府与民间的准备、宣传较为充足，交通秩序又维持得认真，施行当天(1946年1月1日)的情况比较理想。

　　在上海，“车辆靠右行，昨秩序如常 ”。“在这熙熙攘攘嘈杂的人群里，有时会有一小队的童子军走过，他(她)们真使人喜爱，他们服装整洁，精神充沛地用着轻快的步伐走着，他们不是闲逛，而是负责帮助维持交通的工作，因为车马靠右行开始的第一天，恐怕车马行人们都未习惯，致紊乱了交通秩序，所以全市警察、青年团团员、市党部服务队队员和全市学生，都参加这督导工作，他们在细雨朦朦下，充分表现着他们的服务精神。”（《申报》）

　　1月1日上午9时的成都，“车辆靠右行，情形极良好”，“公路局之督导车即载警局车管所、公路管理局、市府工务科三机关督导人员，出巡全市。省警局徐局长乘吉普车率员官长警巡阅各街道，指挥各干道车辆向右行驶。成都童军分会派出童军十余队，协助警局服务，各童军在车民喧嚣拥挤之中，颇能尽责……行人车辆均能遵守秩序。终日经过情形，尚属良好”。（《新新新闻》）

　　天津的事前筹备训练十分周密，“津市实行车辆右侧通行后，除由警察局全体长警出动指导外，并有交通部公路总局天津运输处人员至各要路口纠正指挥”，因此1946 年1月1日推行车辆改靠右行，“结果非常圆满”。当天市战运局处长、警察局副局长，“直接负责指导车辆右侧通行”。全市各冲要路口，有战运局职员和警察局督察分所长等协同指挥。“从国民饭店到金钢桥，为全市车辆最多的一条街，有三岔路、十字路和六岔路，所以出动的警察也最多。”改革第一天，“马路上汽车接吻的事没有发生，一般车辆的小麻烦，因为维持指挥交通的人员众多，也算不了一回事”。（《大公报》）

　　城市居民由新奇而渐渐习惯了“一律靠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沿袭了这一规则。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城市认为靠右行驶的规则是“走右倾(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下令车辆靠左行驶。他们还认为，红色是革命的颜色，怎么能“停”呢？规定红灯通行、绿灯停车。这两项措施在短时期内造成了大量的交通事故，不久即被废止。
来源: 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