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宁波市委员会 -正大火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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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火柴厂
李 政
宁波的“正大火柴厂”，是我国火柴工业中开办得比较早的一家工厂。正大火柴厂创设于清光绪末年（1907年）。当时我国的火柴工业还处于萌芽状态。不仅机器设备，就是一切原材料包括梗片，都是进口的，实际上它仅仅是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的加工场而已。该厂原由法国人设在宁波的天主堂经营，有排板车7部和拆板车3部，有常工六70名，加上女工约百余人。因天主堂早先在甬设有“光明皂烛厂”，所以将火柴厂定名为“正大”，取其“光明正大”之意。不料未到三年，因经营不善，5万元资金亏蚀殆尽，宣布倒闭。1909年，正大厂一度由中马路余茂纸行租办，又因业务外行，不久亦亏蚀闭歇。这是正大厂早期的开办情况。直到1913年前后，该厂由徐蕙生开办，才逐步走上正轨。从徐氏办厂到解放后该厂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止，四十余年来，正大厂在生存与发展的道路上共分三个阶段。
一
徐蕙生是宁波地区三北人，曾在日本逗留多年，随其师吴锦堂在日本经办过多种行业。吴锦堂是我国当时在日本的一位爱国侨商，实力雄厚。徐蕙生就在吴锦堂手下办事，商业经验丰富。1910年，他离日回国，途经宁波，见正大厂无人经营，深觉惋惜，于是四出筹集股金，得到邱恩堂、邱雨香、戚纯芳及其友人何世锠的支持，徐本人亦将其家产300余亩土地卖掉，集资15000余元，与天主堂订立合约，将正大厂租下，称“正大新公司”。徐一面遣其外甥余东泉、余青泉兄弟负责主持该厂业务，一面亲自返回日本，购置欠缺的设备和原料，同时又聘请了二名技师来指导。他在正大厂的大门口，写上这样一副对联：
正谋地方实业，
大展平民生计。
从这副对联和徐将其家产变卖从事实业这件事中，不难窥见徐蕙生当时开厂的动机。
徐蕙生开厂之初，该厂原有的储备原料，实际上足够三年之用，稍加辅助材料，即可生产。由于前任不懂业务，所以造成亏蚀与停产。现在由徐来主持，他是一个懂行的人，在日本又接触过这一行业，驾轻就熟。加上他的朋友何世锠，在日本开有德和原料行，不仅在资金上给徐以大力支持，而且火柴厂的一切原料，也由他在日本就地采办。其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洋货倾销势弱，我国的民族工业乘机兴起，正大厂的业务也蒸蒸日上。当时所产火柴商标为“龙风”、“教五子”、“抢猫”等牌，每月产量300箱(每箱200小盒)，并首创黑头安全火柴。中间因天主堂要挟增加租金，屡经涉讼，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正大新公司以三百箱火柴为代价收购了天主堂所有厂房、地皮及机器等，重行注册，正名“宁波正大火柴厂股份有限公司”。
徐蕙生到厂后不数年，去安徽六合从事煤矿事业，先后从正大厂抽去资金3万元。不出二年，因六合矿井坍方，矿工伤亡极众，徐蕙生亏空甚巨，转赴南通及上海经营其他事业，均先后失败。
自徐蕙生走后，正大厂的经理职务，由余东泉代理。在他任职期间，正大厂面临很大困难。一方面，厂内资金陆续被徐蕙生抽走，周转不灵，不得不向有关银行和钱庄作抵押借贷。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各国的商品恢复对华倾销，倚持他们的雄厚资金实力，把持我国市场，使我国的民族工业再次受到摧残。与此同时，国内军阀混战，政局不稳，阻滞了商品销路。在1919年以后的“五四”运动时期全国人民出于爱国热忱，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宁波的爱国之士和青年学生，也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和学生联合会，开展声势浩大的查抄和没收日货的抵制运动，惩办奸商，焚烧日货。而当时正大火柴厂所用的原材料，几乎全都来自日本，如果一旦被发觉，整个火柴厂可能被付诸一炬。在这种情况下，余东泉做好各方面的联络工作，特别在当时宁波的上层社会中，他交结广阔。为了取得正大厂的生存权利，表面上也参加宁波的抵制日货运动，而暗中却通知在沪的采办机构，把所有日货加以改装冒充国货运来宁波，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度过这一险关。不久，抵制日货运动稍懈，而国产的火柴原材料亦略有上市。但除梗片用沪货外，主要原料仍是舶来品。例如纸头用瑞典货，赤磷等用依利登公司的德国货等等。
二
出于某种个人之间的原因，余东泉于1926年脱离正大火柴厂。徐蕙生当即派他的侄儿徐日康到正大厂担任经理。由于当时该厂的资金周转仍甚困难，曾向中国银行和瑞康钱庄借款。瑞康钱庄的林琴香即派他的侄儿林九崖驻厂，监督财权。其时该厂已有排板车12部，300余名工人，日产量为200到300件，所获利润应说是高厚的。但由于徐蕙生自己捞去一批，余东泉也化了一批，因此该厂的经济情况始终未见好转。徐日康当了几年经理后，他自己想要去上海办工厂，又加上为了娶妻成亲，花费很大，使该厂实际上成了一个空架子，处境更见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徐蕙生乃派他的第二个儿子徐日廑来主持正大厂工作。
徐日廑于1930年接办正大。他年青有为，来厂以前，即往杭州、汉口、福州、上海等四个正大厂的分公司去实习，熟悉业务，摸清市场行情。到厂后，熟悉制造火柴的各项技术和掌握各个环节。在他的主持下，使企业扭转了长期来形成的杂乱局面，在管理上开始走上正轨。他一面扩大生产，把排板车从12部增加到18部，改手摇生产为动力拖带生产，改进烘房设备，使雨天也能投入生产；一方面又千方百计打开火柴销路。综观徐日廑主持正大期间，有以下几点突出方面：
（一）用人精明
徐日廑用人严格，只需要二个人的地方，他绝对不用三个人，以免浪费。他掌握手下每个人的性格、特点、才能，发挥每个人的特长。他唯才录用，不讲情面，最忌亲人和所谓“功臣”。对某些亲人和“功臣”实在没法辞退，宁愿出钱把他养下来，却不让他掌握实权。例如帐房韩某，原是他的连襟，他发现不甚可靠，就不客气把他辞退掉。杭州分公司的一位经理，原是他的亲戚与前辈，作用不大，但又无法辞退，于是就派了另一位经理去，让那位亲戚挂个空衔，实权掌握在派去的那位经理手中。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有才干的、能听他指挥的青年人，他就千方百计挖了来。如后来的施良和、冯梯云等人，就是通过种种办法弄来的。
（二）不惧强权
从1930年到1934年之间，以刘鸿生为主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开展一系列的扩张与兼并活动，成立国内火柴工业的托拉斯组织，以便与洋商特别是瑞典火柴竞争。该公司先后收买了江苏省的八家火柴厂，合并荧昌、中华、鸿生三公司为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又陆续合并了九江的裕生厂、汉口的燮昌厂、芜湖的大昌厂、扬州的耀扬厂、杭州的光华火柴公司，企图进一步兼并宁波的正大厂。刘鸿生本人数次来甬，与徐日廑洽谈，均因条件不合作罢。于是大中华凭借其强大实力，跌价倾销，企图以此来挤垮正大厂，压迫正大厂就范。而徐日廑并不卖帐，立即应战。大中华跌价，他也跌价，继续立足于苏浙皖鄂各地市场。其实徐日廑的削价，仅仅是象征性的措施，拿出少量或部分火柴在市场上应景，限量销售，保存实力。其结果大中华大受亏损，而徐日廑的亏损却並不太大。在旧社会。大鱼吃小鱼是常见的现象，现在大鱼反受小鱼之害，倒也出人意外。刘鸿生对徐日廑忌惮三分，最后不得不放弃兼并之心，只好通过国民党政府采取火柴联营形式，控制产销。联营以后，火柴价格立即提高20％以上，正大厂也大受其惠，在第二年即将正大厂的股本增升到30万元。
（三）巩固地盘
徐日廑以宁波和浙东市场作为根据地，采取“近贵远贱”的办法，逐步向外地扩展。例如在宁波市场上“童车牌”火柴卖19元一件，而在福建市场上，则卖12元一件。他用这种办法来巩固前沿“阵地”，迫使外地火柴无法进入正大厂的固有市场。有时候，外地火柴企图直接打入宁波市场，正大厂一闻风声，立即采取跌价措施，迫使外地火柴快速退出。例如1947年，公和烟行购进200件“南京牌”火柴，准备在宁波打开销路。正大厂得知消息，立即将“童车牌”跌价，迫使这200箱‘南京牌’烂在仓库无人问津，弄得公和烟行老板焦头烂额，卖掉没人要，运回去又不可能，于是只好向正大厂求情，表示今后不再这样做了。正大厂乃于翌日恢复原有牌价，让“南京牌”脱售。当然，正大厂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产品质量声誉好；资金实力比较雄厚，能亏蚀得起；厂内用的大都是女工和童工，工资低微。否则，要与他人竞争，也是有困难的。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不久，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地沦陷，宁波港口封锁，外地火柴不能进口，正大厂的火柴，不仅在浙东成了独家天下，而且远销内地。为了防止日机投弹轰炸，正大厂与德商洋行挂钩，在屋顶上涂上‘卐”字旗，又把厂名改为“施哥慈火柴厂”。1941年4月19日宁波沦陷，正大厂职工逃往三北避难，工厂停止生产。不久，该厂恢复生产，但徐日廑本人，则借口需要采办原料，去沪作寓公去了，正大厂的业务暂由张慎正和他的学生许仁赓主持。当时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火柴的原料赤磷奇缺，而正大厂却储有依利敦磷三、四十箱，使生产不成问题。
三
抗战胜利后，从1946年年初开始，正大厂交由冯梯云主持。冯是余东泉的外甥，当时还只有22岁。来厂之初，徐日廑只给他以“考核”的名义，实权仍操在徐日廑之手。两月后才给以“经理代表”的名分。从此以后，正大厂进一步走上正轨：
（一）恢复原有销售市场
抗战胜利后，交通情况逐步改善，正大厂在福州、上江(金华、兰溪一带)、下路(嘉兴、湖州一带)、台州、宁波地区的销售市场逐步恢复。由于当时由刘鸿生主持的大中华火柴公司恢复较慢，这给正大厂的恢复和和扩大销售市场带来有利条件。
（二）修建厂房，改进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
抗战期间，正大厂处于半停工状态，厂房破旧，机械设备多有损坏。经过维修扩建和添置新的设备，劳动生产率随着提高。1946年火柴产量为6万5千余件，1947年为10万余件，1948年为ll万6千余件，1951年达到12万件。
（三）改善内部管理
各科室明确分工，各车间分设专人管理员，及时检查生产计划与生产进度。对产品质量与原材料的耗率特别重视，都作了一定规定。确定检验记录制度，同时杜绝一切流弊，特别是严禁在厂内赌博等不良倾向。因此使该厂的盈利大增。解放后1950年起，该厂历年来的盈利情况为：
1950年    262377元
1951年    111933元
1952年    122508元
1953年    99197元
1954年    48700元(五月份止)
1950年的盈利是特殊的。1951年起，火柴价格调整，职工的劳保开支增加，所以厂方的盈利有所降低。
此外，正大厂在1950年还在秦皇岛开设“东华梗片厂”，买进了宁波四明火柴厂，还向杭州建华火柴厂投资5万元，与省工业厅合盘，改名为“杭州火柴厂”。到1954年为止，正大厂本身已拥有排板车25台，刨梗机2台和刨片机4台，共有工人600余名。
（四）解放后，积极改善职工的福利待遇
首先是改进工资发放制度，以实物和折实单位作标准，保证职工工资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从1953年起，对全厂职工实行膳食供给，使职工的实际收入增加23％以上。在劳保条例贯彻以前，对职工的婚丧假、事假和病假都作了适当规定，给予一定补贴；女职工的生育假期，规定为45天，工资照发。并创办了子弟学校，方便了职工子弟入学。
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正大厂在劳军、认购公债、抗美援朝等方面，都作了贡献。特别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正大厂单独捐献一架飞机半数。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正大厂也走得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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