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的诞生

在割据于中国的南腔北调中，南京话、北京话，成为中国官定“标准音”的主要竞争者，而普通话的诞生和普及，正是一个国家走向开放、流动、融合的重要工具。

■本刊记者 李远江

1845年6月15日，英国传教士施美夫在吴淞口，目睹了戏剧性的一幕：“我的中国男仆（宁波人）试图施展会话能力与船工、水果贩子及其他人交谈，却发现他的话有一半没被听懂，不禁有些气馁。”相似的景象也出现在其他通商口岸。在宁波，施美夫看到“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文官很少能讲管辖地的方言，因而不得不雇用译员。”

这一年，距五口通商不过三年，施美夫所看到的正是古老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语言割裂状况。尽管这个帝国绝大多数人口说的都是汉语，但长期的封闭隔绝使各地的方言变得千差万别，以至于同为汉族的异乡人完全不能自由交谈。

施美夫此次旅行的目的是考察五个通商口岸的自然地理和风土人情，为英国圣公会来华传教提供方便。为了尽可能多的了解中国，他利用一切机会深入通商口岸的腹地，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几乎停滞的社会，也在无意间为读者揭开了中国语言割裂的谜底。

那里是小农经济的天下，既没有大规模的商品流通，也没有持续的人口流动，地方官吏的数量极为有限，其行政职能除了征税就是维持秩序。官吏是这个乡土中国最主要的外来人口，他们只需要借助当地懂得“官话”（即首都方言，清代中后期为北京话）的译员就可以实现与本地居民的沟通。毫无疑问，在这种静态的社会里，语言上的障碍对人们的生活几乎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只要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发生变化，方言互相割裂的坚冰就不可能被打破。

然而，在通商口岸的那一边，施美夫却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百舸千帆的码头，南来北往的商贾，一个个五方杂处的商业都会正蓬勃发展起来。初到上海，他看见吴淞河北岸“商人居住的洋房正在兴建”，那里将成为名扬世界的上海滩。

1853年，天平天国定都南京，长江下游富庶地区遭受战乱之浩劫。十余年间，作为江南唯一的安全区，上海租界人口由1845年的数百人，急剧膨胀为1862年的50多万人。人口的激增带来了上海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各地的方言，上海滩俨然一个南腔北调（但主要是江浙吴方言）的大杂烩。

又何止是上海？

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被迫开放的城市越来越多，从沿海到沿江，从中原腹地到内陆边疆，几乎所有重要的城邑都陆续成为通商口岸。

传统的农耕社会在一浪高过一浪的贸易浪潮中被完全被打破了。外国船只不断深入中国内河，铁路则像病毒一般凶猛生长，紧接着是近代工业的兴起，发达的通商口岸逐渐演变成现代都市。伴随着贸易和近代工业的发展，人口流动不断加剧，曾经静若止水的中国已是死水微澜。（《看历史》2010-4-20）

官话的版图

方言的坚冰虽已破裂，但通行全国的标准音却迟迟未能诞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有一种语言在局部地区但当着通用语角色，它就是官话。

1845年，施美夫在宁波发现：“由于地方方言繁多，使得京城方言得以广为应用，成为帝国各处政府机构之间交流的通用语言。”

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同样是官话，却各自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如“北京官话”、“天津官话”、“山东官话”、“南京官话”乃至“绍兴官话”、“广东官话”等。这种不纯粹的官话被称为“蓝青官话”，是京音同方言融合的产物。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都趋近北京话，因而在沟通上不会遇到特别的困难。

事实上，早在1844年，施美夫在广州学习北京官话时，就曾发现戏班里的演员说的都是南京话（他以为这是旧官话），听起来却没有什么障碍。

然而，官话却不是人人都会说的。由于汉字不是表音文字，字音要一个一个地“死记硬背”，学习的难度非常大，因此，在方言区，官话基本上成了上层社会的专利。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老百姓面对差异较大的方言，仍会像施美夫的宁波男仆一样摸不着头脑。

受方言困扰的并不仅仅是普通百姓。早在1728年，雍正皇帝就因方言阻碍政令之传达，下令在官员中推广官话。他要求各地设立“正音书院”，在方言最难懂的福建、广东等省率先推行官话。规定8年以后，福建、广东两省，凡是举人、秀才、贡生、童生不懂官话的一律不准参加考试。然而，推行的结果不过是形成了不那么难懂，但依然不知所云的福州官话、厦门官话、广东官话而已。在闽粤等省推广官话一百多年后，科举出身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广东新会人），还因为讲不好官话无法与光绪帝正常交流，足见得语言统一并非一蹴而就的易事。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留声机、电话、广播等语音媒体产生之前，文字仍然是信息传播的主要形式。清政府满足于汉字“书同文”的便利，自然无意为统一语言做太大的努力。如果没有新力量的介入，官话的版图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看历史》2010-4-20） 

老国音的诞生

然而，西方列强的侵略不仅打败了中国，也使部分开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盛极而衰，再到维新思潮的兴起，普及现代西方文化逐渐成为知识界的共识。此时，繁难复杂，无法直接拼读的汉语无疑成了普及新式教育的头号难题。

1892年，为解决汉字无法拼读的困难，厦门人卢戆章出版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创制了第一套汉语拼音字母方案。在该书的序言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语言统一”的口号，主张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

南京官话指的是以南京语音为基础的中国官方标准语。南京春秋时期属于吴地，本土语音称为吴语。晋代中原汉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中原雅音成为南京上层社会的用语。此后，中原战乱，汉人多次南迁，使南京语音中包含了较多的中原古音。

明朝建立时，朱元璋定都南京，南京话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的官方语言。明成祖迁都北京，从南京以及附近一带带去了一百三十多万人口，这就是明朝北京人的基础，他们主要居住在内城，而将原在内城居住的本地居民迁出城外，因此当时北京人说的仍是南京官话。

清朝初期，沿用前明旧制，仍以南京官话为正音。直至1728年，雍正设正音馆，确立以北京官话为国语正音，南京官话才结束了作为中央政府官方用语的使命。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借助政权的力量，南京话得到广泛的传播，从而对各地官话甚至方言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京官话尖团音分明，有入声，这些特征都渊源于纯正的中原的雅语，也就是宋朝以前的中原官话。卢戆章主张以南京官话为标准音，就是因为它保留了较多的汉语古音，并且长期作为中国的官方语言，影响的地域比较广。

但是，由于卢戆章的汉语拼音字母方案专注于厦门方言，未能成为影响全国的拼音方案，因此，他提出的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的主张也未能产生太大的影响。与此相反，凭借汉字式拼音方案而蜚声海内的河北人王照则提出反对意见，主张以北京话为汉语标准音。

与南京官话保留了中原古音不同，王照提倡的北京官话受北方游牧民族特别是满族的影响很大。满洲入关以后，满语完全不能适应新的生活需要，不得不学习和借鉴汉语。但是，满族人不能区分尖团音，也不会发入声，因此，满洲贵族所说的北京官话是满族化了的汉语，也被戏称为“五音不全”的汉话。

1728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其地位便迅速抬升。到清末和民国初年，北京官话的影响已经超过南京官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流通最广的语言。

不仅如此，浙江人章太炎认为湖北话接近古夏声，主张以湖北黄陂话为标准音。

然而，这场争论很快就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同盟会员老江苏人吴稚晖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强烈反对“狗叫”式的京腔。但同时也反对以其他方言作为标准语，主张以“今人南腔北调多数人通解之音为最当”。一时间，标准音的争论不绝如缕，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民间争论如火如荼，清政府似乎也意识到了语音统一的政治意义。1903年，清政府在《学堂章程》中规定：“各国语言，全国皆归一致……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内彼此不通语，办事■格。兹以官音（即北京官话）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1911年，满清王朝的最高教育机构──学部召开了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并建议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审音标准以京音为主。

至此，北京官话在政治上初步确立了汉语标准音的地位。

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为了尽快确定汉语的标准读音，民国政府决定召开读音统一会。

1913年2月1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会议选举吴稚晖为议长，王照为副议长，会员80人，实际到会44人。除了各省选派的代表，绝大多数是在切音字运动和国语运动中卓有成绩的杰出语文学者。切音字运动的发起人卢戆章作为福建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南北之争依然激烈，难以形成统一认识。由于江浙代表居多，王照担心南方势力会一统天下。于是，他提议各省代表无论多寡均为一票。议长吴稚晖支持一省一票，但在会前就提出了“逐字审定”的原则，不再执着于以哪种方言或官话为标准音，由此避免了南北之争的进一步激化。

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依照清代李光地《音韵阐微》中的常用字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标准读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老国音”。（《看历史》2010-4-20）

“京国之争”

“老国音”诞生之时，袁世凯正为宋教仁案焦头烂额，顾不得推广国音。不久后，二次革命爆发，再往后，又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更没人去理会国音推广的事情了。直到1918年，教育部才正式公布了“国音”字母，1919年出版了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1920年国音字母发声唱片灌注成功。至此，“老国音”才正式在全国推广。

然而，国音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了一场名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

“老国音”是一个“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标准音”。虽然最大程度上照顾了各地的方言，但也因此成为一种“人造语言”。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以这种“国音”为母语的人群，也就没有人实际上能够操此种“国音”进行交流沟通。

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经常发生京音教员和国音教员互相争吵的事。他们的国语听起来很不一样，很多字的读音也不统一，教的人觉得难教，学的人觉得难学。就连灌制国语唱片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也不无感叹地说：“在十三年的时间里，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

由于“老国音”基本上是以北京话为标准音，因此，语言学家们主张用京音代替“老国音”。1920年南京高师的张士一教授发表《国语统一问题》，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但吴稚晖、刘孟晋等学者认为“老国音”明确区分尖团音，阴阳上去入五音俱全，最能代表汉语的丰富性。

1920年11 月，黎锦熙约同吴稚晖、陆衣言、范祥善等，与张士一、顾实、周铭三、陆殿扬等大会于南京，讨论国音问题。由于京音派坚持根本改造的主张，结果是不欢而散。

“老国音”的推广恰逢五四运动，此时全国舆论都倾向于全面西化，一大批留学欧美的青年学生也参与到了汉语改革的讨论中来。

随着文学革命的爆发，留学生中“废除汉字”的言论也随之兴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号召“废孔学不可不废汉文”，提出以国语罗马字代替汉字的主张。随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胡适也著文支持钱玄同。紧随其后，一大批留过洋的知识分子，诸如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周辨明、许锡五等人，纷纷发表汉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罗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浪潮。

所谓国语罗马字，就是用26个拉丁字母表示汉语的声、韵、调。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国音”的比较复杂的语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碍。因此，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要求简化语音，以比较简单的北京音为标准，修改国音，去掉“老国音”的尖音和入声等语音成分。

在国语罗马字运动的推动下，“京国之争”很快呈现一边倒的趋势。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讨论《国音字典》的增修问题时，吴稚晖放弃了维护“老国音”的主张，代表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以漂亮的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凡字音概以北京普通读法为标准”。1932年，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正式确定“新国音”为标准读音。

“新国音”确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借助学校教育和电影、广播等手段，大力推行国语统一运动，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沦陷区的国语统一工作陷入停顿。抗战结束后，紧接着又是三年国内战争。因而，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政府在全国统一国语的目标仍远未实现。（《看历史》2010-4-20）

“普通话”的确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语的统一再次提上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经过长达6年的反复研究和群众讨论，最终于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正式确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看历史》201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