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黄克诚贪污黄金万两？

 

黄克诚

　　1959年8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空军政委吴法宪揭发黄克诚三条：打仗有点“右”，任用自己的侄子，本位主义。虽然吴法宪对黄克诚拍了桌子，但他认为他揭发的只是一些“鸡毛蒜皮”，不会给黄克诚造成损害。但是这个以黄金为内容的“本位主义”却成了“炸毁”黄克诚的“大炸弹”。

　　吴法宪揭发黄克诚的“本位主义”是什么呢？1945年9月，苏北的新四军三师奉命进军东北，带走一万两黄金。黄克诚回忆：数万大军千里行军，怎么可能不带钱呢？根据地的纸币一出根据地就不能用了。新四军三师在苏北根据地经营了好几年，经济情况比较好。所以大军出动时，除换了一些法币外，考虑到应急，还设法换了一些黄金作为经费。这些黄金始终由时任新四军三师供给部部长翁徐文经管，我虽有批用权，但从没有直接经手过。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时，所带的黄金还有剩余。

 

　　黄克诚出任西满军区司令员时，报上级批准，将这些黄金带走。1947年底，为便于保管，西满军区供给部将金子炼成金条，经翁徐文请示李富春批准，派专人将金条上缴东北银行。1948年12月，黄克诚出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及天津市军管会主任，他让翁徐文请示李富春，并向东北局备案，从东北银行领出这些黄金，带到天津。一路上，这些黄金用保险箱装着，外面还套着木箱，两把不同钥匙，由两个人各拿一把，24小时由陈烨、王之庆、吴子昌等轮流值班，并有持枪警卫看守。库存黄金的清单，五名有关人员人手一份。

 

　　1949年8月，黄克诚出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翁徐文问这些黄金怎么办。黄克诚回忆：湖南过去是老区，烈士很多，现在是新解放区。我一向多考虑困难，怕有特殊需要。开始这些黄金用过少许救济军烈属，领款者都打了领条。很快省里的经济情况好转，这些黄金就用不着了。1949年9月，我让翁徐文将黄金上缴湖南省财政部门        黄克诚回忆：军委斗争会对我的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就是莫须有的“黄金”问题，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清廉克己，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人们感到意外，但了解我的同志都不信。这不是正常的军费吗？况且我能贪污那么多黄金吗？一万两黄金要多少个骡子驮？话是这样说，但黄克诚还是很担心。10年前的黄金旧账不知道还在不在？管理账目的翁徐文万一死去呢？那黄克诚就百口莫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黄克诚回忆：我尽管已经背上“右倾反党”的罪名，但实在耻于“贪污”这个名声。为此，我写信给代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要求迅速派人查清这个“黄金案”。看来中央军委也格外重视，专门问过李富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可李富春早就忘记了这件小事。

　　1959年11月，中央派工作组（黄克诚听说是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自率领的）到湖南长沙，专门审查翁徐文及有关财会人员，要他们交代伙同黄克诚“贪污”黄金的来龙去脉。

 

　　1952年10月，黄克诚调任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和总后勤部党委书记，翁徐文仍留在湖南，他曾问黄克诚黄金账目是否仍由他保存。黄克诚虽一向谨慎，但自认为问心无愧，说这是你经手的账，交给谁呢？要是你嫌它累赘，这陈年老账销毁了也可以。虽然黄金已经上缴，但事关钱财，翁徐文怕将来有非议，不敢销毁，就把账簿和单据都小心保存着。所以这个“黄金案”的重要收据和来往账目都保存完好。其中有一张签名盖章的收据，是翁徐文派人将74根金条（每根10两，共740两）送缴上级主管部门时经手人写的。还有一张陈烨缴来黄金867两、银元2133元的收据，上面签着经手人王之庆、引证人翁徐文的名字。甚至还有李富春给翁徐文表示同意他们处理黄金意见的回电稿，以及1949年9月湖南省财委收到黄金的收据。

　　翁徐文，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湘赣边秋收起义、江西苏区历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的工作是经管钱财。翁徐文为人老实，一贯廉洁奉公。虽然是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中，但他保管公家财产始终坚持必要的手续，钱财来往均由会计、出纳两个人经手，而且要有证明人。

　　“黄金案”审查历时四年，多年前的老账，一张一张翻了个底儿朝天，清清楚楚，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1963年9月，中央工作组再次来湖南长沙，召开三次调查会。1947年为东北银行押送黄金的西满军区供给部警卫班班长张正鸿（时任湖南省嘉禾县税务局长）提供了详细证词，并得到同行的付景毅（翁徐文秘书）、周利（会计）等人的证实。中央工作组宣布：经过调查和核对账目，这些黄金没有问题。

　　黄克诚回忆：查了半年，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最后不了了之，不再提这事了。我由此得以解脱被诬陷的罪名，这真得感谢翁徐文的谨慎作风。“文化大革命”中，原本查清楚的“黄金案”又被重新揪出来，虽然没有再逼黄克诚交代“黄金案”，但押送黄金的警卫班班长张正鸿受到牵连。翁徐文更是被说成黄克诚的“黑干将”，遭到抄家、批斗，最后被关进牛棚           

　　1979年，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处长复查黄克诚一案，发现1966年7月专案组曾上报《关于黄克诚同志反党问题的审查报告》，给黄克诚戴了六顶大帽子，上纲上线，但中央没有批。徐厚田认为，把黄克诚的一些正确意见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事实证明是错误的，所以很快就解决了。黄克诚对总政起草的复查结论表示满意。

　　1979年7月2日，中央组织部关于翁徐文等受所谓“黄金案”牵连问题的结论：翁徐文同志，抗战时期任新四军三师供给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军区供给部部长，现任湖南省纪委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1959年中央审查黄克诚同志的问题时，对所谓“黄克诚同志把持经济摊子”问题，即对所谓黄克诚同志贪污黄金问题，立案进行审查。

 

　　1963年“黄克诚同志专案组”曾对西满军区供给部炼、缴黄金问题及其他经济问题找翁徐文、付景毅、张正鸿、周利等有关同志进行调查，当时翁徐文同志对“经济摊子”问题和炼、缴黄金问题向组织上讲清楚了，“黄克诚同志专案组”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和核对账目，证明翁徐文同志讲的情况是实事求是的，证明黄克诚同志没有贪污黄金问题，翁徐文同志所负责的经济账目是清楚的，没有贪污问题。特此结论证明。凡因所谓“黄金案”受牵连的同志都应予以纠正，恢复名誉。

 

　　1980年5月5日，黄克诚秘书丛树品打电话给徐厚田，说最近黄老谈到总政给他作复查结论时，表示感谢组织上对他的关心。黄老说过去有人说他贪污一万两黄金，这问题早已清楚了。可是到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萧某给中央写信，仍说黄克诚贪污17两黄金和几千元。这封信在军委扩大会上印发了。对此，黄克诚提出三点意见：一、请萧某向中央提出撤回那封信。二、如果萧某坚持不撤，那就把问题搞清楚。三、如果组织认为可以不撤，那么黄克诚自己要写个声明。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副主任梁必业、黄玉昆、史进前认为：黄老意见似应考虑，由萧某来办。最终给黄克诚彻底摘掉了贪污黄金的帽子。      

　　彭德怀和毛泽东一样是“脾气最倔的湖南人”。在陕北时期，彭德怀曾在一次闲谈中对他的部下彭雪枫和张爱萍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你们都是挨过我骂的人，很对不起。彭德怀性格火辣，敢于为民呐喊，敢于跟错误路线较真。这些，都给他的政治前途带来了厄运。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被打成了反党分子，遭到错误批判，最后被迫离开领导岗位。

　　黄克诚与彭德怀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他们都敢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不同的是彭德怀火辣到底，黄克诚刚中带柔。

　　黄克诚一走进革命的队伍，就在彭德怀的领导之下。后来，通过长期斗争实践的考验，彭德怀逐步喜爱上了他这种绝不“随风倒”的品格。

　　彭德怀第一次认识黄克诚是在1930年初。当时，黄克诚刚被派到红五军中任纵队政委。作为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一开始对这个戴着眼镜的下属并没有在意。彭德怀真正开始关注黄克诚，是在部队攻打江西修水县城时。那天，在激烈的战斗中，彭德怀来到了枪林弹雨的最前线。在一个壕沟里，他通过望远镜看到担任主攻任务的黄克诚纵队几次强攻受阻，先行爬上云梯的战士纷纷中弹掉了下来。就在这紧急关头，黄克诚手持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冒着弹雨带头爬云梯。榜样力量是无穷的，他的这一举动带动了大家，全纵队的干部身先士卒争先爬上云梯，战士们更是不甘示弱。指战员们勇猛杀敌迅速登上城墙，把红旗插上了城头。

　　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叫黄克诚来见他。一脸严肃的彭德怀，用锐利的目光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把黄克诚打量了一番，他怎么也不能把眼前这个文弱的书生和他在战场上看到的勇猛战将画上等号。一阵寒暄之后，他问起了黄克诚的身世和革命经历。最后，彭德怀又像是叮咛又像是命令地道：“下次作战不许再挥大刀往前冲，那么大一副眼镜片子，很招眼，一看就是当官的，容易遭枪子儿。你死了，谁来指挥部队？”

　　事后，彭德怀对别人说道：修水一仗让我认识了黄克诚。              1930年6月，在立三路线影响下，中央领导把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看成是中国革命决定胜负的关键，并为此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此时，中央已经以红五军为基础成立了红三军团，辖红五、红八两个军，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和前委书记。黄克诚所在的红三军团受命夺取武汉。

　　听到传达，部队上下无不群情振奋，摩拳擦掌，踊跃响应。而黄克诚却预感到情况不妙。他认为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当时红军还不很强大的情况下，是很不现实的。为了避免以往几次失败的覆辙，他冒着风险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陈述现在不能够去攻打大城市的理由。接到信后，彭德怀综合其他意见，采取了折中的做法，放弃了攻打武汉的计划，作出了先夺取长沙，然后再根据形势决定下一步的战略部署。

　　后来，红三军团虽然将长沙打下来了，但仅仅守了大约十来天时间，敌人就开始反攻长沙。敌军来势汹汹，用数倍于红三军团的兵力，企图把红军合围在长沙。见此情景，彭德怀不敢恋战，只好率部趁夜色撤出长沙。

　　由于黄克诚在攻打长沙期间，屡屡提反对意见，被不少干部认为思想右倾，不适宜担任师一级领导职务，随即在其后的部队整编中将他降为团政治委员。

　　可是黄克诚敢讲真话，坚持真理的性格却给彭德怀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1年夏，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即打“AB团”。一提到打“AB团”，已担任师政委的黄克诚就有一肚子意见，因为他经过第一次打“AB团”的运动，看到了运动给党和军队带来的巨大损失。于是，运动一开始，他就进行了抵制，并利用自己师政委的身份，保护一些被冤枉的同志。由于黄克诚抗命保护自己的同志，结果厄运很快就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他被肃反委员会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坏肃反”的罪名抓了起来。接着，他被肃反委员会判处死刑。

　　这一消息被彭德怀知道后，他亲自找到肃反委员会的负责人，一脸怒气问道：“为什么把我的师政治委员抓起来?”

　　肃反委员会负责人自然拿不出黄克诚是“AB团”的证据，只好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彭德怀大声说道：“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怎么可以采取捕抓、枪毙的办法来处理呢?”

　　这位负责人理屈词穷了，只得将黄克诚释放。黄克诚命虽然是保住了，但是师政委一职却被撤销了。

　　黄克诚没有事情可干，又不想赋闲，于是就向彭德怀提出工作请求。彭德怀十分同情黄克诚的遭遇，让他到军团司令部去当秘书。1931年11月，彭德怀、滕代远等军团主要负责同志都到瑞金去参加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临行前，彭德怀让黄克诚代理处置前委的日常工作。待他开完会回来以后，他又派黄克诚到寻乌县去调查打“AB团”的情况。黄克诚从寻乌县回来后，把在寻乌所见所闻如实地向前委作了汇报。黄克诚动情地对彭德怀和其他军团领导说，我们不能再搞自相残杀的蠢事情了，否则，我们将变成孤家寡人……

　　没有多久，党中央开始纠正肃反扩大化问题。黄克诚又被起用，重新担任师政治委员。      在此后的28年里，彭德怀对救黄克诚的事只字不提，黄克诚也不知道是谁救了他的命，直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在批判黄克诚时，康生翻起了历史，说彭德怀对于黄克诚来说是有救命之恩的，所以他们最后才走到了一起。听到这话，黄克诚才得知当初事情的原委。他不由心潮起伏，为彭德怀的高尚节操和博大胸怀所折服，也为两人在长期的工作中建立的崇高友谊感到自豪。

　　新中国成立以后，彭德怀和黄克诚又走到了一起。相互争论、切磋和提醒，使他们成了知心朋友。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一起检讨

　　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任国防部长，黄克诚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就这样，两个人又走到了一起。相互间的争论、切磋和提醒，使他们成了一对知心朋友。

　　彭德怀在与众多将帅的交往中，相互间争论最多的就是黄克诚。每当有不同意见，他们之间就会争论，有时还会争得面红耳赤。按照黄克诚的说法，他们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但他们的争论从不伤感情，他们之间谁输理，谁就会口服心服地表示接受。

　　除了争论之外，他们还经常相互磋商、相互提醒。由于文化水平不同，黄克诚有时考虑问题更全面、更透彻。因此，他在工作中常常给予彭德怀必要的提醒和帮助，在战争年代是这样，在和平年代也是这样。

　　有一次，彭德怀应邀为在遵义牺牲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题写墓碑。写完后，彭德怀情不自禁，出于对革命挚友的怀念，又写了一首长诗，详细回忆了平江起义及其以后直至第二次攻占遵义的战斗历程，追述了红五军和红三军团的辉煌战绩。

　　但黄克诚觉得这首诗写得太张扬，于是他找来彭德怀身边的工作人员，悄悄嘱咐道：“告诉你们彭老总，以后不要乱写，弄不好是要犯错误的。”大概是怕他们还没有充分领会他的意思，说完之后他又加上两句：“言多必失，言多必失！”

　　黄克诚的提醒，用意是极其深远的。因为那时，彭德怀已经担任了国防部长要职，在军内甚至党内的威望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此时的他，一言一行都会受到众人的关注。

　　但有时提醒也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接到通知后，本不想去参加的。黄克诚知道后提醒彭德怀：“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你是政治局委员，你怎么能不去呢！”然而，令黄克诚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次提醒竟然结束了彭德怀的政治生命。         　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打破了庐山的平静。没有多久，黄克诚被毛泽东电召上山。

　　见到黄克诚，体察入微的周恩来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你来晚了一步，如果你在７月14号以前上庐山，彭老总那封信就不会拿出来了。”

　　黄克诚后悔万分：何止是来晚了，如果由我来参加会议，庐山会议的风暴不是掀不起来了吗？

　　上山后他和彭德怀同住176号别墅。两人一个住东头，一个住西头。他们两人在庐山第一次见面时，彭德怀就问黄克诚：“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写得怎么样?”

　　黄克诚坦率地说：“我看了，这信写得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

　　黄克诚虽说是中途上山，但当时会议的大气候他是知道的。毛泽东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叫他上山？他也是明白的。毛泽东叫他上山来自然是要他讲话，讲话也自然是要按毛泽东的意思来讲……

　　明明知道这些，但他仍坚持真理，秉公直言。他对会上讲的“大跃进”的不足进行了补充。他说了三条：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二、比例失调；三、1959年的指标过大。他认为头一条起了主导作用，后两条与之有联系。

　　他甚至气愤地说道：“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有人去了一趟河南，看了几个地方，发现他们放的卫星不对头，炼的钢不能用，产量也不实，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结果材料转到了省委，省委大发雷霆……这种风气很不对，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让讲缺点。”

　　会议上，有好心人向他使眼色，或用委婉的话语制止他，他都不领情，把心中的话一股脑全都倒了出来。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对黄克诚的这次发言，至今还记忆犹新，说他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         黄克诚发言过后，不断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找他谈话，要他和彭德怀划清界限。最后，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毛泽东与人谈话历来都是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但他最喜欢说的还是解放战争那段峥嵘岁月。当谈到当年四平保卫战的情况时，毛泽东突然问黄克诚：“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克诚回答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没有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找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说：“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黄克诚的话令毛泽东颇感惊讶，他停顿了一下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这就是倔强的黄克诚。他认为，毛泽东是他信任的领袖，应该向毛泽东讲真话甚至提出批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所应具备的品质。

　　这时，有人开导黄克诚要他对彭德怀“反戈一击”。

　　黄克诚坚定地回绝：“‘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庐山会议开到最后，黄克诚和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一起受到批判。他们在强大的批判攻势下，只得在说明事实真相的前提下，违心地给自己扣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帽子。

　　等到冷静下来以后，黄克诚认识到，违心地作检讨，违心地同意“决议草案”，才是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真正错误。黄克诚一想起此事，心里就非常痛苦。

　　黄克诚颤颤巍巍接过了沉甸甸的材料：这哪里是一本普通的自述回忆材料啊！这分明是彭德怀对党、对人民无限眷恋的赤诚之心啊

　　庐山会议以后，黄克诚的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职务被撤销了。同时，他还暂时失去了与彭德怀交往的自由，可是两个人的友情和关系好像永远也无法切断。用黄克诚恢复工作以后的话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做梦经常同他在一起。这次被撤职之后，黄克诚仍像过去一样，不甘心在革命队伍里吃闲饭，写信给毛泽东，要求给他一点工作做。

　　1965年，黄克诚被分配到山西省担任副省长。与此同时，彭德怀被派到成都西南大三线建设委员会担任第三副总指挥。

　　看到自己又能为党工作了，黄克诚激动万分。

 

　　山西是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抗战初期，黄克诚曾经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治委员。重访太行、太岳，黄克诚想起了26年前阎锡山发动“十二月反共事变”时，彭德怀从洛阳冒险回前方，路过高平县三四四旅驻地的情景。这天夜里，两人兴奋异常，彻夜畅谈。就在这个夜晚，彭德怀下定了调集兵力发动反磨擦战役的决心。后来，经过反击，八路军终于打破了抗日敌后根据地遭敌顽双方夹击的困境。          黄克诚触景生情，想起忠诚革命、威震敌胆而横遭冤屈的彭德怀，不禁黯然伤感。他遥望西南大三线，浮想联翩，连夜填成了《江城子》一阕：

　　江城子·忆彭德怀

　　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眉岗。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必偿，且共勉，莫忧伤。

　　迫于当时的形势，黄克诚一直未曾将词示人。直到1981年9月的一天，他才当着众人的面将词口诵出来，让大家记下。这时，彭德怀已含冤逝世7年了。

　　“文革”期间，黄克诚与彭德怀见过几次面，但说起来令人心酸落泪。其中一次是在万人批斗大会上。当时，两个人先后被揪到台上，组织者只准他们低头认罪，两人之间说一句话也不可能。这种会面比不会面还要揪心啊！还有一次是在两人被关押的地方。当时，两人分别从隔壁传来的咳嗽声和对逼供人员的斥责声中听出了对方。于是两人趁“散步”的机会见了面。黄克诚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凑到彭德怀身边问：“身体怎样？”彭德怀怕再一次连累黄克诚，赶忙小声制止说：“别说话，别说话！”这是他们被隔离近10年来的第一次“交谈”，也是他们相处数十年中的最后一次“交谈”。

　　彭德怀没有忘记黄克诚为他做出的牺牲。在彭德怀看来，是他让黄克诚受到了牵连，遭了罪。他常常感到内疚、自责……黄克诚是彭德怀最可信赖的朋友之一。弥留之际，彭德怀说话已经十分艰难，还断断续续地叮嘱侄女彭梅魁代他去看望黄克诚，并将他遗留下的书籍“送给我的好友黄克诚”。

　　1978年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黄克诚回到北京。彭德怀冤案即将平反。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把她伯伯私藏在家乡的回忆材料――《彭德怀自述》，送交给黄克诚，并请他转送给中央。

　　黄克诚用颤颤巍巍的双手接过了沉甸甸的材料：这哪里是一本普通的自述回忆材料啊！这分明是彭德怀对党、对人民无限眷恋的赤诚之心啊！

　　回到家里，黄克诚打开已经发黄的手稿，彭德怀那熟悉的字迹扑面而来，因为这字迹经常出现在彭德怀给他签署的作战命令上。看着看着，彭德怀魁梧的身影仿佛在他的眼前浮现……

　　他又回忆起了那次在山西高平县分别后的情景。那天，黄克诚把彭德怀一直送到村外的路口。临别时，彭德怀一改往日干脆利索的作风，像兄长一样千叮咛万嘱咐，他要黄克诚一定要克服困难，坚守到胜利的时刻。

　　坚守到胜利的时刻。黄克诚知道，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他和彭德怀1959年的冤屈即将昭雪……想到这里，黄克诚眼中泛起了一层晶亮的泪光。

　　黄克诚虽然像个文弱书生，但他却是一个流血不流泪的倔强硬汉。面对童年的艰辛，他没有哭；面对战争年代的残酷血腥，他没哭；面对庐山会议上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罪状和诬陷，他同样没有哭。他是那种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人。然而，当他读到彭德怀的自述材料时，却几度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1978年12月，彭德怀的冤案终于平反了。黄克诚激动万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