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四人帮’，我不是高兴是震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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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周总理到广州，祝贺在广州举行的三国四方(越南、越南南方、柬埔寨、老挝)首脑会议成功，并举行盛大宴会。总理听说我母亲从五七干校回来，剧团仍不让她演出，在团里干杂务。他便提出，让我母亲在文艺晚会上演出节目。我知道，周总理是借这个由头，让我母亲重新出来演出。通知发得很突然，跨过好几级、连下了好几条指示。我母亲很多年没唱粤剧了，忽然接到任务，她身上一件见人的衣服、一双好鞋也没有，家里的衣服都被抄光了。组织上马上找裁缝，赶工给她做一件衣服，让她上台清唱。从此，我母亲恢复了演出的权利。一篇广播稿差点惹祸 “他们说我有‘天线’，不然在‘四人帮’倒台前，怎么就会知道‘有人搞分裂’。” 在东莞当了四年农民，之后我到韶关一个煤矿机械厂当工人。那个厂距离韶关市区非常远，从“河边厂”火车站再往山里走一公里才能到厂区。在粤北的生活，确实非常清苦。一个月从头到尾，吃的不是苦麦菜，就是萝卜、椰菜，吃几片肉就两三回。我到韶关第一天起，就希望回广州。我跟母亲说了，她却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你都当上领导阶级了，还想怎样？”身为广东省文化局副局长的她却叫我呆在韶关，好好建设共产主义。一听这话，我绝望了。那时户口是死的，想把一个边远地方的户口转成广州市户口，那比登天还难。农村那四年，我有过女朋友。在工厂那6年，我不敢交女朋友。一看别人成家了，完了，一辈子就在这了。我始终抱着一线希望，试一试有什么办法能脱离这里。我在车间当统计员，还参加了工厂工人阶级理论队伍，主要是组织工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常要写些理论文章在广播上读。 1976年，一会儿批林批孔，一会儿批水浒、反投降派，后来又是批邓。事情还真不少。我是厂篮球队的专职裁判，还是女子篮球队的教练，跟着球队到处去比赛。1976年全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阵，正好全国有个青年篮球大赛在韶关举行分区赛，我还作为裁判组的发言人上台批邓。写批判稿不就是抄吗？我从报纸上抄得像模象样的。(笑)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我写了很多广播稿，其中有一篇差点惹祸。我是这么写的：“现在全国全党全军面临一个重大的时刻，那就是主席去世了。我们得防止有人搞分裂。如果不警惕的话，国家可能会陷入一个动荡的状态。”没过几天，“四人帮”倒台。1977年初，全国开始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厂里保卫组政工组下令我不准上班，亮出我写的那篇广播稿的照片，叫我老实交代与“四人帮”有何关系。他们说我有“天线”，不然在“四人帮”倒台前，怎么就会知道“主席去世，有人搞分裂”这么机密的事情。我赶紧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这两报一刊找来，把那原话翻出来。给保卫组的一看，我那话基本是中央的意思。这事才不了了之。学历史才开始质疑“文革” “我想从历史中去找答案，为什么要革命斗争、为什么要搞知青上山下乡。” 可能是觉得冤枉我了，后来1977年第一次恢复全国高考的时候，厂里对我特殊照顾，让我可以只上半天班，其他时间都用来复习，准备考试。我们厂里有60多人报考。那一年高考，地理、历史合算一门，语文、数学、政治合算一门、物理、化学算一门。满分是400分，280分上线，就能去参加体检了。我报了两志愿，中山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专业都是历史系和中文系。体检回来后，我们厂里陆续有两个人接到录取通知书。我一看急了。我一直觉得自己考得还不错啊。我赶紧给我母亲写信说这事。她给我回信，叫我去查查分数。拿着厂里开的介绍信，我到韶关考试中心一查，334分。当年中大录取分是325分。我上中大，肯定是没有问题。再一看，我的名字前面有个红色的符号。我想，这符号八成是和我母亲有关系，因为她那时卷入了“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还挂着呢，不能恢复工作。我因此也受到了“株连”。 1977年底、1978年初，“四人帮”倒台后，政治气氛还是很浓厚，高考还要政审。让一个和江青随时能见面的人的孩子上大学，可能上头有人觉得这样不妥。但我不服气，决心要讨个说法。我当了十年农民、工人，想争取的就是两样东西：一是读书的权利，第二是做回城里人的权利。考上大学，我才能争取回这些权利。那时候已经是1978年春节后，考上大学的已经开始上学了。我母亲给我出了个主意，叫我找杨康华。杨老是个老革命，当年是管文教的副省长，和我们家交情不错。他给中大和华师都写了封信，说我是“粤剧名演员马师曾的儿子”，不说是红线女的。呵，这还挺有政治斗争艺术的。如果不是杨康华的信，我肯定就上不了大学。去报到的时候，已经晚了三个月，因祸得福，不用军训了。我进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历史是一个很热门的学科。我想从历史中去找答案，为什么要革命斗争、为什么要搞知青上山下乡。在那十年的革命风暴中，我看到一些跟我们家交情还不错的领导被批斗，比如陶铸，心里也觉得莫名其妙、不可理解。但是当时对毛主席的那种崇敬，是绝对的，谁反他，都不行。再说，“文革”时也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的思考。那时流行一个口号叫“狠斗私自一闪念”。我还没到质疑这场革命的超前境界。 “文革”时，我读“毛选”，是怀着一种近乎读圣经、读神话的崇拜心态。从我懂事开始，毛主席就是一个神，神怎么会错？毛主席死后，把“四人帮”揪出来，我说不上是高兴，应该说是震动。我是下了工夫去学习文化革命的文章，推翻他们那是把原来的那套理论给否定了。一直到1979年，我才开始思考。我在大学里写了一篇论文，谈太平天国的“天京事变”。从这个时候起，我对个人崇拜心态才开始转变。
有人说文革是“群众运动”，其实呢，就是“运动群众”。我们这些人就是被运动的，不由自主地卷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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