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创作 - 文学 - 谈谈几个中国现代史绕不开的问题

谈谈几个中国现代史绕不开的问题
（作者/安门）
分类：思考 　阅读(163)评论(3) 　发表时间：2010-4-16 17:01:08 字体：
点评我生活过的那段历史（ 谈谈几个中国现代史绕不开的问题的观点）
1）、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制，延续到晚清已把专制体制推向了极端。这种体制的后果有三，1、民穷、2、国弱、3、封闭,封闭得连一只苍蝇也不能飞进来。三重后果发展成近代中国史上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了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
2）、中国近代史发端于洪秀全领导的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是在没有充分理论准备的条件下爆发的一场农民革命；说是一场革命还不如说仍然是沿袭中国历史上传统意义的农民造反。因为既没带来社会观念的革命，也没带来社会度的变革。他们建立的政权虽有新意，但没逃出传统政权的巢臼。因此我认为这场运动称不上近代史意义上的革命。与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最大区别仅在于其理论中融入了少量西方文化的元素，还不是完整的理念，起到的作用不过在传统中加入一些西方的调味剂：也可算作中西文化的首次大碰撞。这场革命的直接动因还在于“民穷”。西方力量也对这次农民革命进行了参与和介入。说他们介入不是说他们为太平天国革命注入西方民主革命的理念，而是说他们直接与满清专制王朝联手镇压了这次农民造反，成了帮助维持满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帮凶。他们充当帮凶的目的当然不是甘心情愿白出力气，他们为的是做买卖，他们帮忙是要讨工钱的。而且工钱并不便宜，和今天街面上的“碰瓷儿”有点儿相似。西方列强们讨走的工钱真可称得上价格不菲。年复一年，英国人割走香港，法兰西强行租借走上海闸北，胶东变成德意志的海外领地，就连弹丸之地的葡萄牙也占去澳门，沙俄的目标自然是他们觊觎数百年的北疆和东北。得利最多当然是日本人，除了霸占台湾，在东北也占了一块地皮。此后他们把东北当成与沙俄争霸的人肉作坊。吃苦最甚的自然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美国人自然不甘心置身局外。开放口岸、自由通商、外交豁免权等，凡是别的列强得到的好处他都没落下。口头上那么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列强们，在它们统治时期给过中国人什么样的自由民主？不过像对付猪猡一样对待中国人，大不了立一块儿“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木牌显示它们的“文明”。我接触过的前辈有不少人领略过那些滋味。
3）、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称得上世界近代史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革命尚未成功”，就在于虽然取得了推翻帝制的胜利，但没取得铲除封建专制统治观念的胜利。根源在于革命前没有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孙中山接过了西方现成的民主理念，发动了中国历史上首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由于现成的西方理念无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地上生根，所以才有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和张勋的复辟闹剧。孙中山最后不得不求助于共产党人帮忙，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纲领。因此才有了他身后的那场风起云涌的北伐战争。也因此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风云史话。
与中国的民主革命不同，西方人的民主革命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从中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人家准备了数百年，近代的自由民主理念已经成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社会观念。中国人虽然从明末就有了商品经济的的萌芽，但是没有得到发展；更不用提发展成先进的思想；如果说《红楼梦》代表了那个时代追求新思想的人们发出了要求探求新观念的微弱呐喊；但毕竟没有发展成社会潮流，更没有发展到创建新社会的理论。所以难怪一部红楼刚一问世就招来那么大的反制，一禁再禁；也难怪连书中的贾政都看出书中的主人公犯下了弑君弑父的弥天大罪；魏源等一批有理性的人虽然表达了探求新思想的愿望，但没有形成解救中国社会的成熟理论。
4）、五四运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举起了科学民主两面旗帜。这场运动的本质是希用西方的先进文明成果作武器对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统治观念作一次彻底清算，完成改造旧中国的使命。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彻底改变全民族基本的社会观念。先进的人们希望承担起传播西方文明的使命，完成两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大融合。由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结果也泾渭分明。
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理性思考的知识阶层，汇集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旗帜下。但是没能提出能够在中国民族文化土壤上生根的理论。更没形成能够与延续数千年的专制思想相对抗的思想体系，这是他们的悲哀。他虽然想研究些问题，但没研究清楚解决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道路。最终只能做个郁郁不得志的御用文人。另有一部分走“研究些主义”的人接受了马列主义，选择这条道路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这样一来，近代中国就有了两个《中国之命运》。
其一是蒋介石代表的中国之命运。这个命运没能逃出中国传统专制的巢臼。民国的饺子皮包的照旧是专制的内瓤，最后几十年旧中国的政体仍然是换汤不换药的专制统治。从十年内战到八年抗战直到三年解放战争，原因就是旧中国的独裁统治：对内横征暴敛、特务横行霸道，对外实行卖国求荣。
其二是新中国的命运，也是一波三折。中国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体。如何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就连新中国的创建者们也没有成算，他们把即将创建的国体称作“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政体的本质特征是代表数千年来一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最广大的劳苦人民大众。至于这个政体该如何搭建？中国历史上没有前例。可借鉴的只有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完整的近代经济体系，也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缺乏根基是明显行不通的。只得靠自己摸索。新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这摸索的历史。
5）熟悉苏联历史的人都清楚，斯大林时代的政体并不是完整体现马克思、列宁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政体。为了说清楚这一点就不得不把革命前的俄国做个简单回顾。在精通世界史的学者们面前权当作班门弄斧罢：传统俄国的国情与传统中国的国情极为相似，面对的同样都是绵延几百年的封建专制的残暴统治。彼得大帝以后的历代沙皇不仅对内实行残暴的封建专制统治，与满清统治相较有过而无不及。对外则是疯狂的扩张，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饱受其害。沙俄的扩张野心自然使他们加入到瓜分世界的游戏之中。一战之前内残外暴的统治把沙皇的统治送入坟墓。二月党人发动的民主革命，极相似于中国人的辛亥革命。他们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却无保留地继承了老沙皇们扩张主义的衣钵，革命后的俄国民众更加民不聊生。一战的战火催垮了新政权的统治根基，接着就有了列宁的十月革命。革命前的俄国借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沾了西方工业革命的光，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新兴工业体系，诞生了近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多年的流亡生涯给了列宁思考的机会。使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革命胜利后的俄国该走什么道路？按列宁的设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政策。列宁逝世早，一些清楚列宁思路的人，包括布哈林等一批追随过列宁的革命者，这些人虽清楚列宁的思想但没有列宁的远见卓识，更缺少列宁那种政治家的胆识；不完全符合列宁标准的接班人斯大林靠强势的风格继承了列宁的领袖地位。但是他没有完整地走列宁的路，一步实行了全面的国有化和公有制，一家一户的农民一大步汇集到集体农庄里；国民经济实行了清一色的计划经济。一些想按列宁的思路建设苏联的人，成了斯大林推行自己道路的绊脚石，所以就有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半叶的大清洗。这就有了打上斯大林印记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对外关系方面斯大林继承了沙俄的遗产，不愿兑现列宁说过的把沙俄侵占的中国土地归还中国的承诺。更不愿放弃对外扩张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更加暧昧，既给与过帮助，更多的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对东欧各国当然更加指手画脚把他们当作指挥棒下的偶人。所有这些都是二战以后冷战思维不断的诱因。也是中苏交恶的根源。当然也是东欧事变的大背景。
6）、想借鉴斯大林经验的中国人只得思考怎样走中国人自己的路。建国前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表明那时的开国领袖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清醒的思路。这时期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谈到中国革命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表明那个阶段开国领袖们对新一轮革命使命正在进行新思考。他同时讲到资产阶级“剥削有功”，表明他在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思考中国未来的道路。他是把民族资本当作建设新社会的进步力量看待的，并没把民族资本当作敌人而是当作依靠力量。这个思路基本符合斯大林没有执行的列宁新经济政策。开国领袖们把建国后的政体定位为新民主主义，基本路线叫做“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条路线明确规定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路线说明那个时期新中国的领导人集中了集体的智慧，头脑是清晰的。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朝鲜战争的爆发，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由此引发的东欧事变，使建国领袖们清醒的头脑开始失去冷静。当新中国的领导人们正在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新的国内问题也摆到他们面前：马克思说过“资本从来到世间起每个毛孔里都流着鲜血”；黑心资本家用劣质药棉纱坑害了前线浴血的志愿军战士，成了引发激进的公私合营运动的主要动因。建设新中国既要依靠民族资本；又要平衡劳资矛盾。这就成了建国领袖们面前的老大难问题。新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既不能走西方列强对外扩张掠夺的老路；“老大哥”靠不住，列强们又不买账、反倒加紧封锁，想依靠它们谁都靠不住。逼着中国人走自力更生的路。如果说这时的毛泽东还保持着冷静，比如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论十大关系》证明他在冷静地思考问题；他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留下的大量批注也证明他在认真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但是赫鲁晓夫的落井下石和他的大国沙文主义，再加上美国人始终不放弃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这一切使他不再冷静。国际上的激烈对抗，在原则问题上从不服软的毛泽东难以继续保持冷静。他提出了“三面红旗”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取代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的就是这个现实。56年以后公私合营进入高潮，紧随其后就是刚合作化的农民一步进入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接着就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浮躁和二十年超英赶美的激情。当然这时期的努力拼搏为建立新的工业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这时期打下的根基就没有改革开放的蓬勃生机。同时也留下很多后遗症，时至今日人们还会不时品尝到那时栽下的苦果。这些激进的运动不可避免地召至来自党内的批评声音。面对着党内不同声音的毛泽东采取了更激进的行动，如59年的反右倾，随之而来的是一波又一波逐步升级的阶级斗争。从五八年起康生、陈伯达们的迅速得宠，从59年彭德怀失宠到林彪的直线上升，这一切事变都预示着一个灾难时代的降临。就像斯大林时代的贝利亚是布哈林、托洛斯基、朱可夫们的灾星一样；林彪、陈伯达、康生之流毕竟会成为刘、邓的灾星。康生、陈伯达很快取代了刘少奇在党内头号理论家的地位，成了激进思想最主要的吹鼓手。一场不可回避的动乱就这样酝酿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极左怪胎就孕育在中国社会的母腹中。所有人过去的是非功过都沉淀在这几十年的历史中。历史是无情的，只能任凭后来人咀嚼。作为当年一个普通少年看客，那时代已化作每个从那年代走过来的人的人生组成部分，变成每个人生自己的历史。谁也无法回避。当年看客咀嚼经历过的这段儿历史自然没资格为这段儿历史做结论，那是专家学者的权力。只能做个时代的见证人。既然做见证人、咀嚼历史的同时也是咀嚼自己。因此咀嚼起来就会五味杂陈、别有一番滋味。为子孙后代计，无论是苦是辣也得咀嚼下去。
7）、在当年看客的眼中，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们是一群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共点都是不能容忍有一点儿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事情。至于如何维护民族利益？他们的理念有所不同。毛泽东身上更多的是激情，刘少奇则偏重于思索和理性；60年代曾经流传过一个小道消息说“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其实这反映的是一个现实：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心目中，刘少奇是具有深厚马列主义理论功底的值得尊敬的领袖；周、邓等一批留法勤工俭学时接触过西方人文观念的领导人，自然与刘有更多一些共同语言。难怪在批林批孔期间“四人帮”之流非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加进一个批周公。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土生土长的民族情结，在他身上体现更多的是强烈的农民情结。他的强势领导使这几位开国领袖不得不生活在伟大领袖的阴影下。这三人的行事风格明显的表现出巨大差别：刘敢于提出自己的完整路线；邓不赞成毛的想法时则保持沉默、“装作听不见”；周则始终保持他的一贯作风、维护大局、别人惹出的乱子他自己一肩担过来，甘做老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种风格造成三种完全不同的结局。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8）、在历史看客眼睛里，毛泽东是一位充满强烈浪漫主义激情的伟大爱国主义者。在近、现代历史人物中我崇拜的政治家占第一位的仍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身上具备人民群众最欢迎的优秀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所有基本特征：聪明睿智、远见卓识；坚毅果敢、不惧困难、勇于牺牲；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铁面无私、无所畏惧、公道正直。他终生不渝地为他所爱兢兢业业地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千秋万代的中华子孙都是不会遗忘的。对毛主席的功绩，把一切能够用来形容一个伟大政治人物的词汇都用在他的身上都不为过。正像邓小平在评价他老人家一生功过时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毛主席，苦难的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这评价是十分衷恳的。
毛主席毕竟是人而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会有属于他自己的“人生”、有属于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他的心路历程，不可避免地打上他的时代留给他的印记。他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直到晚年还在进行着深刻的哲学思考。根据当时最新科学成果，他相信“宇宙是无限的”，“粒子是无限可分的”。他希望教育全体人民群众，都懂得这些道理。他提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人民群众手里的武器”。他坚信他亲手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代表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伟大事业。他希望这个事业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为了这个愿望，他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他就像一个慈爱的老家长，希望给子孙后代们留下一笔丰厚的遗产，让他们永远幸福。
他晚年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留下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带有他浓厚个人色彩的遗产。他一生通晓军事，他想通过一场军事大决战的方式打一场大战役把一切可能毁掉他的“事业”和“理想”的敌人一次消灭掉，“毕其功于一役”。五八年的大跃进和紧随其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包括那场称作“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无不出于这种美好愿望。他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他做的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的所作所为有时看来就像寻阳江畔的黑旋风，抡起板斧一路排头砍去，不分青红皂白。他的憎爱观有时也像李逵：李逵为救刘太公父女可以砍倒杏黄旗、甚至敢去砍及时雨。所以老人家读水浒独不喜宋江，缘故可能就在这里。老人家终生酷爱辩证法，正是他熟悉的辩证法和他的人生开了个玩笑。
为了对历史负责，今天的人们不该过多的责怪他，更不该从人格或道德层面去评价他的功过是非，而是应该把他放到近百年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劳苦大众们经历了怎样的深重苦难这个大背景下去分辨他的功过是非。至于那场近乎灾难的文化“革命”，其实反映了老人家晚年面对“人生”课题时的迷惘和紧迫感。他发动的那场“革命”走到他初衷的反面。不能因此抹煞他一代伟人的历史功绩。不会湮没他的人格魅力，更不会湮没他道德层面的光辉。他的悲剧只能证明任何伟大的人物只能完成历史交给他的任务，不能完成本该由后人完成的任务。该由后人承担的事情只能留给后人们自己做。概括地说，有限的生命不可能走完无限的人生之路；人生之路是靠生生不息的生命接力才能走完的。
9）、对比起来邓小平就聪明得多。他主张“摸着石头过河”，“别着急，慢慢来”。邓小平最伟大的功绩就是他以深邃的政治眼光和政治勇气，断然摒弃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断然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开创了文革后的思想大解放。这是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碑林中他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样。应该当之无愧地拥有一座属于他的丰碑。
10）、毛泽东的典型行事风格就是一旦认准一个理念决不肯于改变，必定坚定不移地坚持到底。他的理念唯一的出发点就是“人民利益”。他同情弱者，同情平民，以解放天下的劳苦大众为己任。他不容忍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从铁面处决黄克功、严惩刘青山、张子善，仅凭这几个例子就可知道他的天平重心摆在哪边。直到今天，老百姓们仍然由衷地爱戴他、怀念他，这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老百姓并不想重新回到那个动乱年代。而是怀念他树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理念。他坚持自己的理念时有时显得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充满正义感和对邪恶的激愤。他不怕压力，不怕貌似强大的对手，对个人生死得失更是置之度外、不在话下，他把这一切统统都看得“轻如鸿毛”。他不相信教条，更不愿意受条条框框的限制。即使经典大家的话他也要亲自咀嚼后再决定听与不听，他坚信自己的判断。焦裕禄曾经说过“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喜欢焦裕禄，就因为他们有相同的理念。他少年时代写的一首《咏蛙》诗就反映了他的性格特征：“独坐池塘如虎据，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短短四句就凸现了作者蔑视一切对手的气概、和他以后那句”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表达出的心态如出一辙。也恰如其分地显示了少年毛泽东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这样的情怀、气概能给无助的人们壮胆，苦难中挣扎几千年的劳苦大众把他当作主心骨。他能赢得劳动人民的衷心爱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骑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人怕他、恨他也在情理中。客观地看他的性格特征领导闹革命是件好事，能带领大众勇往直前通向胜利。靠这种性格领导建设既有优点、也会误事。无所畏惧的性格使他有时对客观规律不当回事儿。他坚信人定胜天、相信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可以无往不胜。正是这种性格特征使他从大跃进到文革，作出不少违背自然规律的事这种性格特征使他的一生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因为这种浪漫色彩造就了他坎坷的革命生涯，也造就了他晚年一连串的过失。他的过失集中起到一点就是太着急。“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就是他对充满浪漫主义理想的世界的具体写照。“红雨随心翻作浪，地动三河铁臂摇”表达了他的信念，他希望“一穷二白”的中国一夜间就实现“让高山地头，叫河水让路”的宏伟蓝图，跑步就会进入共产主义。大炼钢铁、放卫星、大办食堂、消灭四害。就是他把理想付诸实际采取的行动。“东风压倒西风”、“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振荡风雷激”是他浪漫激情的写照。“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反映的就是他急欲求成的心理。历史结局只是自然规律的报复。谁都不可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所有人毕竟只能活在五行中，即使孙行者在世也不例外。毛泽东的历史教训，对于仍然想凭浪漫主义幻想评价今日中国的善良的人们，是否也该是个警醒？看看今天的世界，和中国有着相似历史的泰国靠红灯文化换来近代文明，走的是牺牲一代人的文明之路。毛泽东的时代避开了这条路，但是历史阶段毕竟是不可超越。今日的中国历史毕竟要走上现代文明之路。很多时候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但是历史走的道路毕竟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对毛泽东没有采取落井下石、冤冤相报的报复手段。他们不愧是从救国救民之路一道走来的战友。邓小平没忘记他们那一代人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他纠正了毛泽东的急性病。今天的老百姓会永远把这两位世纪老人铭记心里。
11）、毛泽东的性格特征很容易让投机钻营者有空子可钻，被他们利用。文革中那些极左派正是靠投机钻营红极一时。他们以理论家自居，把自己封为继续革命理论的正宗继承人、当然的解释者；他们一帮人随心所欲地把手中大帽子扣向他们视为眼中钉的所有人。他们一旦碰到钉子自会使出他们的看家本领：背后捣鬼。我自己的一生吃过不少极左的亏，也包括我的不少亲人。但是我不恨毛主席，有时埋怨过，但是恨不起来，因为我明白他老人家没坏心。对康陈张姚之流极左派们我打心里恨，恨之入骨。
12）、开国领袖们早已远离历史舞台渐渐淡去了，他们的身影已渐渐融进历史。如何看待他们生活过的那段历史？不仅是对他们个人的评价，重要的是如何评价新中国的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关系到如何把上演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长剧演下去。今天历史舞台上的主要演员是生活在今天的中国老百姓们。谁真正替他们想事情这是衡量一切理念的试金石。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也是他们书写的，更是他们选择的，只有他们才是历史的主体。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历史逻辑。
13）、要了解中国人就要读懂中国文化。不用中国文化解读不了中国历史，更难以正确评价中国的历史人物，也说不清该从哪里评价他们的历史影响。试图用西方理念解读中国历史，作出的文章只能文不对题。对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们该做如何评价？一个平民百姓的我没资格进行评价，因为我没资格掌握他们任何个人经历方面的资料。好在他们还有文章在、有诗词在，从中可以领略到他们当年曾有过的心思。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自然没有对历史作出评价的资格，那是专家学者们的事情。但是老百姓有点评的权力。因为每一位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都牵连着每个百姓的命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点评历史还是匹夫能尽的微薄之力。如果说毛泽东最主要的性格特征是浪漫，那么他的人生充满着逍遥游的憧憬、充满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所以他的诗作显得磅礴、豪爽、大气、居高临下、前无古人。只要看到他喜欢屈原、对唐代诗人三李的作品独不喜欢李商隐。仅凭这些就可窥见他对好恶的取向。以此类推，其余几位对现代中国史影响至深的开国领袖们，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也就容易分辨清楚：刘少奇独重修身、慎独，他身上少有浪漫的幻想、更多的是理性色彩；朱德的典型性格特征是忠厚、包容。在他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宽容、与世无争，特别是爱兵。这种性格使他在领袖群体中像个忠厚长者，能赢得诸多骄兵悍将们倾心听命；使他能的辅佐毛泽东成就民族解放大业。周总理性格中更多体现了儒家的中庸理念，他的主要处事风格表现为亲民、务实、忍辱负重，善于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所以能够成为治国理家第一人。邓小平的最典型性格特征表现为远离幻想、务实，既“举重若轻”又“绵里藏针”。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文化的无为理念。如果把他们的主要性格特征作简单概括，可以说对刘少奇、周总理影响最深的是儒家文化传统；邓小平身上体现更多的是黄老哲学；朱德身上显然得到兵家学说的深刻影响。当年的叶帅表现出的自然是老成持重、深明大义。古今中外都离不了这样的中坚人物，毛泽东把后事交到他的手里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毛泽东身上诸家学说的影响都有，对他影响最深的显然是史、诗；他不囿于一家学说，也不愿被任何一家学说捆住手脚。对他影响更深的在于读史，他幻想打破历史的怪圈儿创造一部全新的历史：“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是他雄心壮志的真实写照。当所有传统学说成了他追求创建全新历史时的“障碍“时，他就下决心“革”文化的命、革”四旧“的命，横扫一切。使得他做出了不顾自然规律的事情。开国领袖们的身影远去了，他们的事业仍在继续。
至于动乱年代那些不可一世的红人，包括林彪、陈伯达、康生以及“四人帮”，这些人继承的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肮脏的部分，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起来只有两个字：”奉承“。谁对他们有用他们就把”奉承“送给谁；一但失去作用，立刻翻脸不认人。林彪集团与四人帮的关系也不过如此；开始相互奉承，狼狈为奸。直到后来的分分和和，、相互利用起，互相拆台收场，你方唱罢我登场，就像看一场走马灯。至于老百姓死活并不关他们的事。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巨奸大恶，无不靠此伎俩行事。那样大的一场动乱也不过如此。凭此二字解读那段儿历史，忠奸立辨，是非自明。
14）、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哲学著作深刻阐述了哲学的根本问题。时至今日仍然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每当重读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时我总觉得对指导今天仍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我在读哲学读本时发现，在完整的哲学体系中有个”否定之否定“的核心命题。这一命题表述了事物发展永无休止的全过程，它揭示了宇宙的本质特征。在毛主席公开发表的哲学著作里恰巧忽略了这个命题。可能在成书时删掉了这部分。这可能也有必然性：他过分强调运动的绝对性，强调运动过程中对立面的斗争性。他把斗争看作哲学的根本问题，并且把共产党的哲学归纳成“就是斗争哲学”。后来还把“斗争哲学”简单地概括为“一分为二”。难怪晚年毛泽东做出一些背离了自己过去的理念的事情。至于“四人帮”横行时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作反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靶子乱轰一阵，目的不过还是为了“奉承”，所以必然化作历史的千古笑柄。邓小平同志提倡学习“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真是高屋建瓴。这是今天的人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