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谈谈“中国模式”问题(1)

　　一位与朱厚泽先生和我都十分熟悉的老朋友，曾让我作个准备，与厚泽先生进行一次深入的讨论；我在《领导者》双月刊召开的会议上最后一次与厚泽先生见面的时候，也已经和他约好要去他府上拜访。可惜没过多久，厚泽先生就住院了，然后就传来了他不幸去世的噩耗。刚看到姚监复《朱厚泽最后的访谈》一文，厚泽先生在访谈中大声疾呼：应重点研究“中国模式”问题。假若我当时与厚泽先生长谈，肯定也会着重讨论这个问题。在此，响应厚泽先生临终前的号召，谈一谈我对“中国模式”问题的看法，作为对厚泽先生的一种纪念。

　　一、“中国模式”的出现：世道变了还是心态变了？

　　首先唱一点反调。根据《朱厚泽最后的访谈》，厚泽先生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相提并论。他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经济大萧条，而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1930年代推进工业化，经济发展速度相对之下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次大争论：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左派和许多学者都肯定了苏联道路，中国、东欧等国都走上了这条道路。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后期，苏联道路的危机爆发了，最后出现了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了，苏联模式失败了。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出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像苏联当年那样经济上发展很快，外汇储备和进出口额增加到世界最前列。一些中外学者与政界人士提出了“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认为是值得世界许多国家仿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道路的争论，将是整个二十一世纪大争论的重要问题。我认为，“中国模式”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苏联模式那样的世界性影响力和冲击波。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模式确实曾经风靡全球，无数欧洲、美国、日本、中国、印度……的知识分子被苏联模式的魅力所迷惑，一些人心甘情愿地为第三国际充当间谍，连鲁迅这样老道而多疑的思想家也丧失了判断力。因为经济大危机确实严重冲击了世界经济市场乃至世界政治秩序，让人感到天要塌下来了。知识界的理论思维包括经济学的整个体系(当时还没有宏观经济学)，无法应付世道的变化，导致人们产生了世界末日的感觉。只要能够抓住一点新东西，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初，世界经济只不过是出现了一次较大的起伏，并没有出现一次崩盘，人们的理性仍然是健全的。

　　2008年11月，有关部门按照惯例，派人来了解我对世界金融危机的看法。我说，一年见底，二年复苏。来人问，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我说，根据就是现在正在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囿于国家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的视野，所采取的一系列以邻为壑的措施，反而加剧了世界经济危机。现在，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群策群力，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具体举措，但这种氛围，已经可以安定许多人的危机心理。在这次危机以后，经济全球化将会更上层楼，而不会出现根本性的逆转。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尚被分割为若干殖民帝国和势力范围；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军国主义)两股极端势力以“反帝”革命者的面目出现，为自己赢得了很大的民意支持度，并伺机发动革命和战争。由于美国民众从一开始就拒绝美国加入，德国、日本、意大利则在危机期间先后退出，一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处于瘫痪状态。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世界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1929年至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贸易额减少了三分之二，其中美国的进出口额下降了70%。美、英、法、德四国有30万家企业倒闭，美国的半数银行关门。资本主义世界的失业工人达到3000万以上，其中美国的完全失业人数达到1500-1700万，此外还有许多人处于半失业状态。二战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从激情的“革命战争年代”进入到平庸的“谈判合作年代”。如今，全球非殖民化大功告成，“两个阵营”的对抗成为往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一系列国际组织焕发出活力；区域一体化进程日益加深(欧盟、东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由于这些因素的制约，最近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相比，完全不是在一个当量级。

　　个别外国人讲“北京共识”，已经有好几年了；而中国学人推崇“中国模式论”成为舆论宠儿，则是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副产品。如果危机能够多持续几年，中国当局很有可能采纳这个理论，作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替代品。世界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令普通人感到欢欣鼓舞，却使“中国模式论”的提出者处于尴尬的境地——当局不敢明确表态支持，学术界多数人不以为然，提出者对于普世价值的排斥又使得向外推广“中国模式”成为一种悖论。

　　当局为什么不能全盘接受“中国模式论”？因为这意味着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否定。“中国特色论”是一种边缘性、防御性的理论，其理论硬核——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现代化”——均来源于西方。“中国模式论”是一种主体性、进攻性的理论，它不愿意依附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刻意张扬中国“传统”与“主权”。接受“中国模式论”，就意味着否定了改革的合法性，如果两千年和六十年都无可非议，还有必要深化改革吗？

　　“中国模式论”鼓吹“六十年成功之路”，其实是更钟情于“前三十年”。他们可以不要邓小平，但是万万不能没有毛泽东。邓小平在1970年代末讲过“战后凡是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裕起来了，战后凡是跟美国作对的都还很穷”；在1980年代末讲过“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不要想扛旗，要扛你也扛不动”，“夹起尾巴做人”。显然，邓小平不是“中国模式论”者心目中的偶像，惟有毛泽东，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大英雄”，“中国模式论”的开山鼻祖。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王新命等十教授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中写道：“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有人以为中国应完全模仿英美”；“除却主张模仿英美的以外，还有两派：一派主张模仿苏俄；一派主张模仿意、德。”“目前各种不同的主张正在竞走，中国已成了各种不同主张的血战之场；而透过各种不同主张的各种国际文化侵略的魔手，也正在暗中活跃，各欲争取最后的胜利。”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中国已经没有了主张“中国模式”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只有各种外国模式的拥护者和模仿者。一直到1950年代初，毛泽东本人也还是一个“全盘苏化”的支持者。在赫鲁晓夫打碎斯大林的神话后，毛泽东开始探索以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中国模式”。早在1980年，日本一桥大学石川滋等人就在《现代经济》季刊多次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他们把20世纪70年代的“毛泽东战略”称为“中国模式”。在整个二十世纪，毛泽东是开创“中国模式”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之人，鼓吹“中国本位”的王新命等人并没有搞出一套付诸实施的制度与办法。毛泽东倡导“超英赶美”、“打倒帝修反”、“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气魄”和“胆略”，曾经让几代中国人激动。

　　然而，依靠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原子弹”和陈毅所谓“勒紧裤腰带也要上”的物质原子弹，解决不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毛泽东两次实验“中国模式”，人民公社夺去了几千万中国人的无辜生命，文化大革命使上亿中国人受到迫害和牵连。以四五运动为标志，中国人自己否定了以毛泽东为旗帜的“中国模式”，以周边国家和地区(日本、“四小龙”)为榜样，重新回归常规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连王震这样的“左派”，在访英后也被洗了脑，惊叹“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唯一的缺憾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毛泽东当年说过两句话：一句叫做“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一句叫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毛泽东所说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没有成为事实，二十多年来何新等人朝思暮想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体系的总危机”也还没有到来，但是在毛去世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却是显见的。当年，毛泽东“书记挂帅”，“大办钢铁”，也不过是为了实现一千万吨钢的目标；现在，不经意间，一年就能增产几千万吨钢，各种工农业产品超英超德超日超美，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根据王建的计算，2009年美国的工业GDP是2.1万亿，中国是2.3万亿，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于是，一些人“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开始缅怀毛泽东的“雄心壮志”，掐着指头计算什么时候“东风压倒西风”了。

　　在我看来，当今的世道并没有出现类似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剧烈的变化，国际秩序也没有面临新的革命形势，但是一部分中国人的心态确实发生了变化，有些飘飘然了。由于硬实力(核弹头和航母)与软实力(理论感召力和文化产品输出输入比率)的欠缺，“中国模式”目前尚不具备“折腾”世界的能力，却已经具有了不可忽视的“折腾”中国自己的可能性。毛泽东的“穷折腾”持续了大约二十年，眼下正在开张的“富(？)折腾”，有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所以我部分赞同厚泽先生，“中国模式”问题是关系到中国(不是世界)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国人必须严肃对待。

　　二、“中国奇迹”的原因：“中国模式”还是全球化效应？

　　在“大跃进”失败五十年、“文革”失败三十年之后，“中国模式”得以卷土重来，是基于“中国奇迹”的出现。“中国模式论”者说，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能够保持经济高增长，而坚持民主制度的印度和实行民主化转轨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则相形见绌，说明中国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坚持走“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为了反驳“中国模式论”，有的人不承认“中国奇迹”，说这是统计局编造出来的。这种反驳方式不可取。统计数字固然可以怀疑，但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趋势是编不出来的。“中国模式论”者抹杀印度和前苏联东欧国家在1990年代以后的经济增长，我们不能学他们的样子，反过来抹杀中国的经济成绩。我们要否认的，是把“中国模式”作为“中国奇迹”的原因。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只要从动乱、分裂中走出来，过上几天太平日子，人口与经济就会迅猛发展，并多次摘取世界经济总量榜的魁首。然而由于政治体制上的痼疾，文景之治、开元之治、康乾之治这样的盛世难以长久，官民矛盾日益激烈，皇族权贵日益腐败，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天下大乱和朝代更迭。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对谈时说：“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国模式论”者鼓吹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反对现代民主政治，就必须对“如何跳出这周期率”做出自己的回答。要否定从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到早年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批判，可不是一篇轻而易举的翻案文章。

　　把“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模式”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保证，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我曾多次指出，在毛泽东推行“中国模式”的二十年间，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恩格尔系数(家庭食物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这两个指标的不进反退，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拉开档次，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事实。朝鲜至今还在坚持经典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正是它成为东亚地区经济落伍者的原因。

　　至于说民主制度是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更是道理不通。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政治民主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大国印度，在经济上与中国出现明显差距的时间段是在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其原因不是因为印度实行民主而中国实行专政，而是中国率先实行经济改革而印度较迟冲破计划经济的樊篱。199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市场化改革的民主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已逐渐赶上中国。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复杂的、间接的，而我们追求民主政治，也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理由。(参见笔者：《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民主“必然性”还是民主“必要性”》。)

　　陈志武指出：对“中国奇迹”，一种解读是，这是信奉大政府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结果；由于政府独享强制力，利用强制力调配资源，高效率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成为可能。另一种解读则恰恰相反：这些成就与其说是强制力配置资源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的奇迹，还不如说是自由市场、普世人性战胜权力管制的结果，是全球化力量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佐证了自由选择和市场化会带来繁荣，并且这一结论跟人种、肤色、文化传统无关：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被解放得越多、权力对权利的束缚被结束得越快，老百姓的经济福利就增长得越多。

　　陈志武认为，梳理中国的事，我们必须避免只用中国以往的套路，不能以“中国特色”为由回避实质性问题。离开世界文明、离开人类社会的变迁经历，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经历，也更难为中国的长久持续发展提供建设性视角。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者说机遇来自于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1914年之前，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军实力为基础，你没有海军实力，你就不能发展世界贸易。但是二战之后，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规则为主体，这也就是为什么1978年后，在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中国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变为世界工厂。“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

　　陈志武援引了杨小凯与林毅夫关于“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的争论。他说：“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指的是，后发展国家可以从先发达国家那里很快模仿到技术，不用重复先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而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指的是，正因为后发展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所以会缺乏改革自己的制度的动力，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几年前，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所以，那时不少人认同林毅夫的‘后发优势’论。但是，现在，我们的确正在经历杨小凯讲的‘后发劣势’。我真希望更多人能认识到这一点，以纠正‘后发劣势’。”

　　姚洋指出：“中国奇迹”的原因，不光是“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还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明智的经济政策。“事实上，如果我们为中国所采取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措施列一份清单，然后将这份清单与‘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政策逐一进行对比，我们就会为这两份清单的相似之处所惊诧。在约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的原始构建中，‘华盛顿共识’包括以下十条政策建言：1.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规避通货膨胀税。2.把政府支出从非生产性的再分配领域引导到有效的公共开支上来，如基础教育、医疗保障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3.改革税收体系，以拓宽税基并削减边际税率。4.金融自由化，最终目标是实现由市场决定利率。5.统一汇率，使其足以使非传统产品的出口保持足够的竞争力，以促成高速增长。6.迅速由关税替代贸易的数量壁垒。7.取消妨碍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的壁垒。8.国有企业私营化。9.取消阻碍企业进入或限制竞争的各种管制措施。10.确保财产所有权的安全。在过去30年中，中国几乎紧紧遵从了所有这些建议。”“中国唯一没有紧密遵从的处方就是利率的自由化；而且，尽管采取了大量取消管制的措施，国家仍然牢牢掌控着被称为‘战略命脉’的领域如石油、电信及银行。”“根据以上证据，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说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胜利，而‘华盛顿共识’正是其核心政策建议。”

　　秦晖说：“关于中国奇迹，大家议论很多了。姚洋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对我有很多批评。可是在事实判断上，其实我跟姚洋先生有很多很类似的地方。他说中国奇迹是华盛顿共识加中性政府，我认为中国奇迹是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我的全球化就相当于他的华盛顿共识，我的低人权优势在某种意义上跟他的所谓中性政府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没有这样的政府，中国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优势。这个问题的确很有意思。其实在我看来，中国如果不搞市场经济，不搞全球化，那么中国就像北韩，没什么奇迹。但是如果中国只搞市场经济，那么中国就是东欧。当然东欧的经济发展的成就也是非常大的，包括转轨，但是不能跟中国相比。中国的经济，至少在目前要比东欧能干。”

　　陈志武强调“世界秩序”的重要性，然而人权准则现在还停留在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纸面上(中国人大尚未批准其中一个人权公约)，没有成为实际有效的世界秩序的组成部分，至多不过是发达国家的国内或国际秩序——美国秩序或欧盟秩序。正是基于这种现状，政治制度上的“劣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成为经济竞争中的“优势”。秦晖说：“于是，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自由经济的优势主要在于创新，在于它那源于人的自主状态的创造性。但是如果就单纯劳动过程来讲的话，很难说是不是自由经济最有效率。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曾证明，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自由经济更有效率。”“在封闭的状态下，这种命令经济对注重创造性的现代自由经济不可能具有优势，因为‘低人权’极大扼杀了人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但是在全球化、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但又没有人权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自由经济的创造可以被缺乏创造性但善于模仿的强权经济比较容易地接过来，再依靠强权的优势把它‘高效率’地产出。于是在这样一种游戏中就可能出现：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人权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