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人论政”解读中国现代史

核心提示：从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首开“文人论政”之风算起，到1948年12月储安平的《观察》被国民党查封，文人办报论政的传统至少绵延了75年。我想说的是，比这个传统的戛然中断更残酷的命运是，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中，代表着这一传统的那些名字—如王韬、梁启超、于右任、宋教仁、黄远生、陈布雷、陈独秀、胡适、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储安平、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罗隆基、王造时、赵超构等等，或湮没无闻，或面目全非，在中断之后的尘封竟然完成了近代人类史上罕见的集体记忆之失落。

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中，代表着文人论证这一传统的那些名字—如王韬、梁启超、于右任、宋教仁、黄远生、陈布雷、陈独秀、胡适、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储安平、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罗隆基、王造时、赵超构等等，或湮没无闻，或面目全非，在中断之后的尘封竟然完成了近代人类史上罕见的集体记忆之失落。

“文人论政”传统的挖掘

按傅国涌的《“文人论政”：一个已中断的传统》的说法，从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首开“文人论政”之风算起，到1948年12月储安平的《观察》被国民党查封，文人办报论政的传统至少绵延了75年。我想说的是，比这个传统的戛然中断更残酷的命运是，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中，代表着这一传统的那些名字—如王韬、梁启超、于右任、宋教仁、黄远生、陈布雷、陈独秀、胡适、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储安平、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罗隆基、王造时、赵超构等等，或湮没无闻，或面目全非，在中断之后的尘封竟然完成了近代人类史上罕见的集体记忆之失落。

然而，诚如傅国涌所说，“随着时光的流失，一切都已化为乌有，只有那些倾注了‘文人论政’理想的文字、思想依然在历史的断裂处闪烁着不灭的光芒。”既然在断裂处有光，就总会有重放光芒的希望。因此，近十多年来国内知识界、学术界对于“文人论政”这一传统的打捞和接续工作是具有极其重要的知识与思想启蒙的意义的。像傅国涌的《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5月）在“平静的史家调子里，暗淌着壮怀激烈的焦灼与隐痛”，读来使人感慨不已；谢泳的《储安平与＜观察＞》（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9月）则是为人、刊作合传，是传媒与政治关系研究的重要个案；而美国学者包澹宁（D·K·Berman）的《笔杆里出民主：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李连江译，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看似与文人论政的传统并没有太直接的关联，而只是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海峡对岸言路之变有更清晰的认知，但其实质却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在当下接续传统、而不仅仅是临风怀古。

李金铨主编的《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是在同类题材的出版物中以学术性论文的特色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其缘起是香港城市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于2007年4月召开的研讨会，来自中国内地、港台与美国的专研近现代史与新闻学的著名学者提交了论文，经过多方严格评论和仔细修订后收辑成书。通读一遍后，我深感其特色在于以“文人论政”为切入主线，而展开的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可以说，“文人论政”，也是中国现代史的另一种读法。

具体而言，本书所收论文虽以知识分子与报刊为主线，但许多论文所涉及论题的性质实际上远超出了新闻史的范畴，也可以说是从新闻报刊、撰稿人等角度研究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和社会史。例如，郑大华、禹江的论文《＜益世报＞与“九.一八”后的宪政运动》开篇即明确谈到文章的宗旨是对“九.一八”后的宪政运动做新的评价，而所取的个案为天津《益世报》；高瑞泉的《＜观察＞：自由主义视域中的平等观念》则以《观察》杂志为焦点，透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何解决“平等”、“自由”和“民主”等观念的价值关联，可以说是思想史性质很突出的论文；与之性质相类似的是以《独立评论》为个案的两篇论文：陈谦平的《抗战前知识分子在自由理念上的分歧—以＜独立评论＞撰稿人为中心的分析》和章清的《＜独立评论＞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命名”》；又比如，林淇瀁的《由“侍从”在侧到“异议”于外—试论＜自由中国＞与国民党机器的合与分》研究的是雷震从“拥蒋”到“反蒋”所坚执的自由、宪政立场及其言行，《自由中国》仅是其分析的焦点之一。其他各文，无不有以知识学人与报刊的关系而展开多种维度的研究的特色。由此而言，本书的多领域学术性工作当能够为挖掘和接续“文人论政”的传统提供宝贵的学术资源。

中国现代宪政之路

郑大华、禹江的论文《＜益世报＞与“九.一八”后的宪政运动》触及到一系列很重要、也很敏感的论题：在中国实行宪政的前景与可能性是什么？以钱端升等为代表的曾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来却转而鼓吹威权政治，是何道理？《益世报》作为鼓吹宪政的重镇，其对于宪政运动的内在困惑说明了什么？为什么“九.一八”后的宪政运动在过去的研究中被低估其重要意义？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现代宪政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仅以对一个媒体的个案研究显然还不足以全面地回应这些问题。但是，由于《益世报》在整个宪政运动中的分量，所取天津《益世报》为个案的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该文中可以折射出作者对于中国现代宪政之路的一种历史透视和价值理解，从而为研究“文人论政”提供了一种以争取民主与宪政的运动为切入口的阅读路径。

从“侍从”到“异议”

本书多篇论文其实在不同程度上都必然触及到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政治风浪中的立场、心态和人生际遇，其中所折射的“文人论政”就更具有政治人生的复杂况味。一部百年言论史，首先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专制与自由之间所进行的选择与斗争史，从中亦可明了这种选择和斗争必受制于复杂的政治生态和历史情势。由此角度来看，本书中最末一篇论文、林淇瀁的《有“侍从”在侧到“异议”在外：—试论＜自由中国＞与国民党机器的合与分》是很值得关注的。

论文聚焦在雷震及其《自由中国》蒋介石及国民党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所揭示的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对信念的坚持，以及在这种斗争的过程中创办独立的媒体的重要意义。在雷震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重要的现象：他的传奇性的人生轨迹与他在蒋介石和各在野党派及民主人士之间的穿梭、协调大有关系，这种身份“让他深刻体会到非国民党人要求制定宪法、实施宪法，改组政府以及军队国家化的理念。”这是作为有良知的从政者在“侍从”生涯中最关键的发展与转折机遇，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有识之士所走过的政治人生道路。作者认为，雷震的传奇人生成就了“一个糅杂着政治与媒体、权力与意识形态复杂光谱的自由主义者，而其行踏有跨越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图像，从21世纪的今天来看，已然深值关注。”

对于雷震与蒋的复杂关系，如果要简而言之的话，应该说他早期的“拥蒋”固是一种“侍从”，但是他所坚持的前提仍然是通过政治协商、民主讨论可以逐步消弭蒋氏的独裁威权，建立自由、宪政的制度。到后期他的反蒋、反国民党也不仅仅是“异议”，而更像是一场战争，到了反蒋三连任的时候便是图穷匕现，是“刺刀见红”的肉搏战。雷震对蒋氏的抗争、《自由中国》对台湾政治的深刻影响，最后汇成了一场没有党名的“党外”运动。

自由知识分子的信念

文章最后提到了雷震与胡适的关系：雷的前后变化其实并不矛盾，“那就是他相信自由、民主这个来自他的精神导师胡适的自由主义理念。……雷震和胡适最大的差别是：胡适敢说不敢做；雷震说到做到，具体实践，如此而已。”（第349页）说到这里，应该引用一首诗来形象地认识胡、雷二人在思想与言论自由问题上的坚定信念。据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61年7月26日，胡适在给雷震65岁纪念册上题写了南宋杨万里的一首诗：“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另查，2001年12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出版的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书名就是《万山不许一溪奔》。由此而看，万山的重重叠压、阻挠并不能使一条小溪屈服；相反，到了山脚尽处，那种浩荡洪流滚滚向前的景象是多么迷人！这就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坚强信念。

由于本书所收全是个案研究，从宏观层面的研究或某些专题论域的综合性来看，未免也会产生某种欠缺。当然，这不是本书所能解决的。学术界崇尚个案研究的风气固然是学风严谨的一种表现，但综合性的或宏观的研究并非就一定是不严谨的。另外，奥威尔指责知识分子与极权体制的合谋，其表现是对极权体制控制思想和情感的意图和做法以各种借口回避和保持沉默，从而可以问心无愧地宽容令人发指的行为—这些方面恐怕也是值得“文人论政”研究所继续关注的课题。

又比如，当代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的《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评论集）论述了各种政治意识的陷阱、流亡者身份的尴尬与痛苦、在勇敢与懦弱之间的实存状况，无一不在唤起我们的熟知感和反思。其中的一篇《审查者报告》更是值得作为今后的“文人论政”的研究专题：它会使人明白要在精神的堕落中获得自由与解放是多么艰难。

马内阿说：“我们应该关注那些从一开始就了解纳粹主义恐怖性质的人。他们在极权统治成为一个众所皆知的事实之前就深知其残暴的性质。”那么，谁曾是我们熟知的这样的人呢？

胡适、储安平等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