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凯莉：给一座县城挑刺儿(中国青年报 2010-3-24)

这个78岁的退休老人几乎每天在街上转悠着拍照，镜头对准的全是老百姓的身边事：花园里晒被单，垃圾箱倒地，窨井盖子被偷，化工厂附近的鱼死了水臭了……8年来，他拍了近两万张照片，向政府机关反映问题4000多个，行程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周。他成了百姓心里真正的“市容监督员”，甚至大年初三晚上，还有人敲他家的门，反映自家卫生间漏水了———    楼伯余    楼伯余展示记录本。     祝原摄
在浙北小城长兴县，78岁的楼伯余是个名人。每隔几天，人们就能从电视上、报纸上，或者街头巷尾，发现这个老头儿的身影。
8年来，他几乎每天推着那辆破破烂烂的电瓶车，胸前挂着硕大的相机包，每当发现市区里的“刺儿”，他就会急速摸出那台尼康数码相机。
这些“刺儿”，在一般人看来，早已习以为常。小城的中心花园里，有人在绿草坪上晾晒五颜六色的被单；新安装的路灯被砸了大窟窿；垃圾箱倒地；公用水表箱只剩下了一个盖子；小区栅栏的钢筋被生生折断……
这些照片，在专业人士看来，“不够专业，毫无美感可言”。甚至，他拍照的姿势，也略显可笑。楼伯余先是一本正经地迈出左腿，这条腿在前两年得了骨坏死，导致平常走路总是一瘸一拐。接着，他定位右脚，拗出一个标准的“马步”，身体微微前倾，最后，“咔嚓”一声按下快门。
从2002年起，老人拍下了近两万张照片。如果摊开一张近一人高的世界地图，浙北小城长兴县，甚至够不上一颗米粒大。而楼伯余的行程，却相当于绕着地球赤道跑了一圈。
起初，楼伯余刚从浙江省长兴县邮政局退休，拍照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直到有一次，楼伯余发现，闹市区的一个窨井，盖子被人偷走了，露出深达两米的下水道。“这样还得了！要出人命的呀！”老楼气呼呼地嚷道。
他拿着这张照片，专程跑到当地的报社，“同志，请你们曝光！”事情很快得到了解决，楼伯余还得到了“热心市民”的称赞，这让他“心里蛮舒服的”。
此后，他俨然成了“市容监督员”。台风刚刮过，高压电线缠成乱糟糟的一团；石桥上的“牛皮癣”，贴了满满一墙；花园成了“百草园”，市民在里面种菜、种豆、种瓜；还有新开的茶室，将水果皮、瓜子壳随手倾倒在街上。
这些情景，老楼都会一一拍下，将照片和说明一起寄给有关部门。信的开头，他用歪歪斜斜的字体，说明拍摄的情况、存在的问题。信的结尾，他都会一笔一画，认真注明：“一个热心的市民”。
在长兴县城，关于楼伯余的拍摄生涯，当地市民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端掉”一家化工厂的故事。2007年，老楼花了一个国庆假期的时间，骑着电瓶车，每天都沿着化工厂旁边的一条小河，跑了几百公里。经过每一段河面，他都会拍下河里漂浮的死鱼、烂蛙、腐烂的树枝和漂浮的塑料薄膜。
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还跑到化工厂旁边的村庄，用镜头摄下枯黄的水稻、萎靡的树苗和感染疾病的村民。他将几十张照片，附带3页纸的情况说明，寄给了当时的县委书记。几个月后，化工厂被责令整改关闭，小河也得到了治理。村民敲锣打鼓，给楼伯余送来了“热心好长者”的牌匾。
前不久，楼伯余再次回到两年前的地方。他看着镜头下黄灿灿的庄稼、绿油油的豆荚，由衷地感叹：“这是我拍过最美的照片。”
这些照片，不管美丑，他总会记得给自己保留一份。它们和700多卷胶卷、以及20多本记录本，用红色塑料绳扎好，整整齐齐地躺在一个25英寸的电视机泡沫盒里。
记录本是普通的小学生格子簿，“8年用了20多本”。每天晚上，楼伯余都会用红、黑、蓝3色水笔在记录本上做功课。他将一页画成4栏，贴上照片，注明照片的日期、地点和拍摄内容。“备注”一栏里，是他对照片质量的评价，分为“好”、“一般”、“不太好”3个标准。
此外，他还会画上简单的图形，说明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垃圾箱的所在位置、电线杆的街道方位。若是问题得到解决，楼伯余会在上面画上一个大大的红勾。而迟迟未决的，楼伯余则会“跟踪拍摄”。
有一回，台风过后，一条石堤面临塌方。楼伯余连续拍了3次照片，寄给有关部门，“总是没人管”。他情急之下，索性连续半个月都“跟踪拍摄”，将几十张照片一并寄给当地媒体。最后“跟踪拍摄”取得了成效。
也有相当数量的事情，楼伯余觉得自己“无法处理”。长兴城郊有一片老台门，年久失修。其中一户低保户居住的房屋，破烂不堪。老楼拍了一组照片，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很多次，但除了对屋顶的简单修理，问题“迟迟未得到解决”。
时间长了，他学会自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不麻烦政府了”。去年夏天，他买来红漆和毛笔，戴上老花镜，顶着毒日头，给县城里的石桥一一誊上已然褪色的图案。这花了他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有时，石板凳倒了，电线杆掉了块漆，楼伯余也会自己出面，一一补好。
更多时候，楼伯余的“热心”会遇上难题。拍照时，常有人冲出来阻拦，“这个有什么好拍的！”一家江边的豆腐店，将豆渣、污水排入江中。老楼拍下照片，寄给了环保局。一天半夜，他接到豆腐店老板的电话，“老头儿，你再管这个事情，就把你扔到江里喂鱼！”
还有送上门的“糖衣炮弹”，比如红包、购物券和营养品。一家百货公司在门口违章摆摊，占据了人行道。为了阻止楼伯余拍摄，公司负责人急急跑到门口，往老楼的相机包里塞上一打购物券。
“不要来腐蚀我！”楼伯余瞪大眼睛，憋红了脸，大声嚷道。
不过偶尔，他也乐滋滋地“被腐蚀”。出名之后，他常常光顾的那家照相馆，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折扣”，将每张照片的冲洗费由7毛降到了6毛。“我老开心的嘞！”他兴奋地说。
长兴县宣传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几年前在电视上看到楼伯余的“多管闲事”，简直要“佩服死了”。他记得，刚开始，楼伯余总是一个人拿着装照片的信封，来政府里面找人。尽管，大多数官员当面都说“谢谢”。背后也有人不以为然，“这么点儿小事还来添乱”。
“啰嗦，让人反感。”市政环卫管理处的副主任李斌胜，描述他刚和楼伯余打交道的感觉。而长兴县雉城镇供电营业所低压二班的副班长王惠平也说，以前他们单位对楼伯余的印象就是“烦”，“很多很小的事情，都来找我们。”
不过，楼伯余自嘲“脸皮厚惯了”，他现在的手机里，存了林业局、城管局、卫生局等各大机构领导的电话。有一次，街道上的一棵大树倒了，严重影响交通。楼伯余直接给林业局领导打电话，要求30分钟内解决问题。这个倔老头，还选择在原地等待，现场监督工作人员搬走大树。
如今，只要楼伯余一上街，总有人跑上来说，“楼老伯，城西的那片竹子被雪压倒了”或者“城东的农贸市场漏水了，你快去看看”等等。每当这时，楼伯余就会取出随身携带的记录本，一一写上这些等待解决的问题。
还有人性子急，遇到事情，直接火急火燎地给楼伯余打电话，“命令”他赶快去看看。甚至大年初三晚上，有个老太太来敲门，说是家里卫生间漏水了，“你得赶紧给我去拍照”。
“我又不是万能的！不过我还是会来给你们拍拍看的。”楼伯余一边抱怨，一边抄起相机出门。
长兴县有关部门惊讶地发现，8年来，楼伯余向政府机关反映问题4000多个，其中，2009年，反映了289个问题。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这些问题的办结率均在97％以上。
“每月1000多块退休金都花在拍照上了。”楼伯余的老伴儿方阿姨总是抱怨。他的尼康数码相机是凑钱买的，第一年买机身，第二年买镜头。8年里，他用坏了3辆自行车、1辆电瓶车，3个机械相机，花费胶卷1000多个。
老楼骄傲的是，他已然成了长兴县城里的“活地图”。他熟悉这里的每一个弄堂，清楚弄堂里有几户人家。城里有几座桥、几片竹园，哪个街区的路灯容易坏，哪儿的花园保护得最好。
最近，楼伯余的新问题是，市区可以拍摄的问题越来越少了，“有点儿发愁”。他决定“开拓农村市场”，将镜头伸入城郊的农村，“反映反映那里的问题”。
每天晚上，他依然在昏黄的电灯下，趴在饭桌上写信。信的开头，他总会表扬一下有关部门，“感觉问题解决的不错，至少比去年好多了”。接着，他笔锋一转，毫不客气地指出不足的地方，“希望尽快得到答复”。信的末尾，他按例一笔一画地注明“一个热心的市民”。
“这就叫做沟通的技巧。”老楼晃了晃脑袋，得意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