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背后是一棵青葱的榕树,这榕树在他的窗下.看他的书房可以俯瞰幽邃深藐的龙江.
从他病重开始,我就发现棵树有点病蔫蔫的,气色不对,后来,他走了,树也枯了.
这枯树的色彩好长一段时间震撼着我,我天天过江,在江舟之上目睹郁郁葱葱的江岸,唯此一树枯榕,它的色彩是多么孤寂,与周边的环境是多么的不和谐!
下面是先生去世后我写的怀念文章,发表在当地的报纸.
流淌在心底的声音
——怀念恩师韦启良先生
我从来没有当面叫过他“先生”，由于一开始就叫他“校长”，因此，就一直叫了下来，没有改口过，也不好意思改口。先生，这个属于内心的声音和名词好象注定我不能当面给他，只能藏在内心深处和无声的文字之中。
这些年，由于工作和地利的诸多因缘，我和先生相处比较多，获得的教益，是难以状述的，但我知道，所有的教益都不仅是当下的，而且是终生的。受教于先生的学子甚多，许多人毕业十数年之后，忆念起先生来，无不流露出钦佩之情和深深的敬意。我想，这是一个师者获得的最高礼遇吧。
先生住世70年。那承载70年忧乐的真诚的生命个体经历了过去那么一段时空，与那么一段时空，以及时空中的人事、风雨、世态变迁，休戚与共70年。也因为如此，先生的70年，会在时光中留下印痕，而重视这样印痕的人们，不难找到其中的富矿。
除了那些有证有据，句句落实，隐约可见内心激情和光明的文字，足以流传久远之外，先生的人格魅力，我想，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十多年来，我与先生有过不计其数的谈话，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他从来不和我谈哪个哪个仕途如何，哪个哪个发了财，即使因为叙事提到，也只是淡淡带过，没有特别强调，脸上更没有那种特别的羡慕和欣赏的神情。他关心的，是哪个校友教学上有什么方法，哪个校友发表了什么文章，研究什么学术课题。学生发表文章，他是最高兴的。他知道，桂西北的作家大多数从《河池日报》副刊起步，所以，他非常重视这个园地。经常向我提起谁又发表文章了。他似乎比任何人都要重视幼芽的生长。对培养文学新人的《河池日报》副刊他同样寄予厚爱。他爱这个园地，爱这个园地上生长的每一株文学幼苗。他的关怀，他的话语，常常就像是幼苗上的春晖和甘甜的露珠。此外，他的话题会延伸到文学史上一段被遗忘的插曲，一个不应当被忽略的文化人，一个历史事件的真实背景，他最近的一个读书心得，等等，有时候，他也会谈点他的人生经历，谈点他的人生感悟，比如，寻访故地，一定得有故人才行。世上还是好人多这样一些寻常事。“文革”期间，先生被下放到乡村劳动，他的任务是给生产队放牛，有一天，一头牛打架的时候不幸打脱了一只角，他非常紧张，但生产队长对他说：“没事，牛打架哪个管得着。”他对这个队长，是非常感激的。因为，换成别人，那可能就是大事，要命的大事。先生这种重精神、非功利的人文情怀我认为在当今时代是特立独行的，是他真性情的体现。这种性格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落伍的，但是，他始终坚持。先生对这方水土文学风气的形成影响至深，我想，一种风气的形成，跟一种寂寞的坚持可能大有关系。
先生不善于张扬自我，他做的学问也比较冷僻，总像是退到一旁默默地做，不跟任何人打抢。也不跟任何人比高下。仿佛不声不响地走进图书馆一样，他的文章，也大都在不声不响中写成。像他没有写完的“大学校长列传”，昔日大学先贤们的思想，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去总结和发扬了，先生默默地做着，用文字细细地擦亮那些人隐在历史深处的面庞。特别是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先生会用自己的视角把它们发掘出来。先生有点像是古代太庙的那个祭司，把那些无人过问的器物擦亮，让它们一尘不染，好像是他天经地义的责任。好像是那些器物亮了，太庙会更加神圣和庄严起来。
先生善于发现每个人的长处并充分肯定这样的长处。尽管我历世不深，但我深信，这种善于欣赏别人的品格是一道人世的亮光。我认为，这样一道亮光，可以摧毁人和人之间那道坚硬而冷漠的屏障。
听过先生的课的人都知道，他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晰，句句在理。夏天上课，比较炎热，他一把扇子，就娓娓道来。而且，他上课从不强调课堂纪律。如果课堂上有人讲话，声音就一定会压过授课的声音，幸好，大家听他的课，几乎是最安静的。以至于那种细微而有力的声音像溪水一样，可以流淌到每个人的心田里去。2005年10月18日夜晚，也就是先生出殡前的那个晚上，我和东西师兄在宜州城内某个地方，仔细构思一副对联，我们得出的上联是：“句句落实字字到位从来讲理声音小”，可以说是抓住了先生的风格。先生的授课、作文、为人，似乎可以从这一句话找到信息。反复朗读这句联语的时候，我和东西师兄，以及在场的土路师弟在内心里回想先生那弱小而有力的声音，默默地感受一种震撼。即使是在弥留之际，先生都很重视仪表，躺在病床上，他也会照顾好自己的衣着，这虽然有点固守形式，但谁能肯定这不是一种为人师表的庄严呢？2005年9月13日先生从南宁转回宜州住院，病情显然已经恶化，不能言语了，那晚到医院探病的人很多，他都对他们一一点头致意，甚至还微笑着。这样的细节，显示了先生对生死的通达。当天晚上，我们在医院通宵看护他，到了第二天凌晨4点左右，斜坐在床头的先生向我伸出了一只手，这是一个握手的暗示，我赶忙伸手过去。两只握着的手在病房黯淡的灯光中晃动了两次，第二次似乎更加深沉有力，且幅度较大。在旁边的黎东明（先生的二女婿）像一个出色的翻译家一样，破译了先生无声的言语，黎东明说：“谢谢，非常感谢！”语言和手晃动的节奏惊人地吻合。这是我与先生最后一次握手了。随后的日子，先生已经不能运作他的手足了。
2005年10月17日，世界同时发生的大事：文坛老人巴金先生去世。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傍晚时分在北京发表演说，称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原因主要是翻译问题，中国优秀的小说缺少好的译本。这对我的启示是，好的东西没有遇到好的因缘，是有可能被隐藏起来的，甚至不为人知。但是，不容否认，不为人知的力量同样地潜伏在我们的世界中，默默地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一天，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带着一副死神般的面孔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这个固执的家伙简直是乐此不疲。现代文学时代留下的最后一个文化老人走了，讲授和研究现代文学的我们的老师韦启良先生走了，他们像是约好一样，结个伴，同日乘鹤西去。而我们的世界，依然有着这样或那样不安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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