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的那团白雾 父亲是个多少有点怪异的人。他的有些事情常常让我理解不过来。
他退休不久，有一段时间单独呆在县城。那个月县里晚发了半个月的工资，他居然砸锅卖铁，以维持生计。我们是在接到他的电话后，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的。他说：再不送钱来，就饿死了。我们便开始紧张起来，并暗自摇头、感叹。一个老党员，一个拥有几十年工龄的老干部，居然晚发半个月的工资会落泊到这样的地步，简直无法想像。
我是回到县城家里后才发现家里的旧铝锅和旧单车不翼而飞的。同时，父亲床下那个平常用来锤钉子的铁墩也不见了，那是父亲曾在机械厂工作的见证。显而易见，父亲的电话是在砸锅卖铁之后仍然无法解决温饱的情况下才在我们身边响起的。
此事无论如何都会让人感觉到有点悲壮。
父亲留不住钱。钱像水一样哗哗地在他身上流淌了一会，就流往别处去了。我近年越来越发现我对钱的掌控能力比父亲好不了多少。父亲常常自豪地说：“我一辈子没进过银行”。说完后通常是笑。我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父亲的舅舅在离县城不到十公里的一个小镇上生活，父亲也常下乡到那个镇上，可他从来没有去看过他的舅舅。这种不闻不问的时间起码也有几十年。有一年，临近春节，可能是他的舅舅实在忍不住了，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到县城给他。信中的内容大体是经济困难，需要接济。父亲收到信后大为感慨，跟我们说，几十年没有见到他舅了。我那时已经参加工作，父亲便派我作为代表前往小镇慰问他的亲舅，我的舅公。我怀里揣着那封信和还读警校的弟弟欣然前往，但我们找到舅公家也颇费周折。到了小镇，按照父亲指定的地点一路探问，都说不知道，没有这个人。后来终于有人小心翼翼地问我们，你们是来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吗，我们说，我们来看我们的舅公。对方又经过仔细询问后，才告诉我们：你们找对了，就是我们家。
原来，弟弟的警服吓坏了他们，他们以为是来抓赌的。老百姓像惊弓之鸟一样活着，我那一次算是长见识了。同时也感叹小镇赌风之盛。
我们见到了舅公，他那时已经八十岁了，模样瘦瘦高高，很像我们的小叔。我们转达了我们父亲的问候，并给了他两百块钱。
舅公的确很穷，他脚下的解放鞋早就失去了布面，只剩下两块黑色的胶底，像两只船，载着我们的舅公在人生道路上乘风破浪。只可惜，这两只无篷的船只能在陆地上滑行，所以，我舅公走起路来磨磨蹭蹭，步履维艰。我还发现，他没有袜子。舅公当时给我看了他的一首诗，我现在只记住一句：“静坐草堂课二孙。”解放前他上过军校，还当过一阵子镇上的街长，算是地方上一个有文化的人。我还记得，他的房间里，有一台锈迹斑驳的扬琴。街上的一些同好会时不时来跟他切磋技艺。看来，他穷是穷，但诗声琴韵这些高雅的东西倒是一样不缺。八指头陀曾有诗云：“过时名士难求食，诗非晚节不精神。”如果用在我舅公身上，是有几分辛酸的贴切。
没过几天，我们听说，那两百块钱，因为没有捡好，给他的儿子盗窃了，很快，那两百块钱，像两滴水一样，跌落在赌摊的海洋里，无影无踪。
看来，没有把儿子课好，光课二孙是行不通的。
后来我们就没有再见到这个老人了，我的父亲，也自然没有去见他的舅舅。
父亲有个表哥（指姑表血亲）在离县城一百华里的一座小城市里工作直到退休，父亲出差经常路过这座城市，但是，也从来没有想到要去探望一下他的表哥。有一次，他俩终于在我的引见下碰面了，第一句话居然是：“有五十年了吧？记得刚解放那年见过一面。”我记不清是他们中谁说的了，但无论是表哥说，还是表弟说，都让我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是刚从海峡那边的台湾归来。
亲人间说不清楚的隔阂，我想我是没有理由轻易谴责的。毕竟那些年代发生了太多的事，人们心灵的承受能力一度达到了极限。因为说错一句话，引来牢狱之灾，甚至杀身之祸，因为跟某个人有关系，受到无端的牵连，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在那种紧张的空气中，人人自危，遑顾他人。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三缄其口，于是便造成人事音尘的阻隔。
这里有个例子：我外婆的父亲，一个旧时代的商人，因为不堪批斗之苦，折腾之辱，在禁闭他的房间里悬窗了断，窗棂离地面很近，要悬挂自己还真需要坚强的意志。然而，生活在小镇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我外婆得到这个消息已经是两个月之后。
父亲还在单位做点小领导的时候几乎每年都回家做清明。因为有车子接送。他退休之后，自然跟那些小车无缘。要坐大车回去，他是断然不做的。于是，他便很少回去过清明了。
等到得了脑血栓、冠心病这样一些痼疾后，他更是找到了不回家乡的理由了。
我感觉父亲的故乡观念是比较淡薄的。家乡的人事，不找到他的话，他极少过问。我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对故乡态度如何，我只是看到了他退休之后的现实。
我记得小时候，他和朋友们喝酒，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哪块黄土不埋人？”我后来才渐渐体悟到这句话蕴藏的故乡观。
这些年，特别是前年脑出血治愈之后，他似乎对他的三哥，我们的三伯爷——另一个脑出血患者，比较关注起来。在我看来，这略为缓解了一点他对故乡情感的贫乏和苍白。他隔三差五会给他三哥打个电话，两人叽哩呱啦地在电话里说一通家乡话，内容无非是希望对方注意身体，走路要小心什么的，多数情况下，基本是各说各的，话的齿轮对不上马口。对于两个脑出血患者的对话质量，我想人们不会过多期望。
医院那个病房的那张床，头一年是我三伯爷因为脑出血睡在上面。第二年，父亲脑出血住院，原本是住另外一间病房，后来转来转去，又转到三伯父住过的那个房，恰好就是那张床。我们不无玩笑地调侃说：这张床给他们兄弟俩包了。
幸好，都是轻度脑出血，住了一段时间院就都没事了。只是二人的口齿和行动变得不够麻利了。
到了春节，父亲还会托人给他三哥带去一个红包。里面有一张硬刮刮的五十元。这在以前是很少有的。
他对三伯父的记挂到底是因为同病相怜，还是别的原因。这颇费琢磨。他们少小就玩得比较好，到坡上放牛，地里打红薯窑，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都少不了他们。长大后又都嗜酒如命，不同的是，一个在农村嗜酒，一个在县城嗜酒，吵吵嚷嚷，喧闹着，让左邻右舍多少得不到应有的安宁。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亲有一次回乡被无端拘禁，关在一处地主老房子的楼上，处境十分危险。后来是三伯父在漆黑的夜里沿河边摸索，智过关卡，搬来援兵，才把父亲救出。三伯父不仅是他的三哥，还是他的救命恩人。这个话题，在父亲患脑出血之后开始时不时叨念。一个老人，他若是老叨唠什么话题，那一定是他最放不下的。
我从小也与三伯父比较投缘。我在县城读小学的时候，他有一次来县城办事和我共住一室。半夜我醒来，发现蚊帐里到处是蚊子，我一个劲地摇动三伯父的手臂，央求他起来打蚊子，睡眼迷蒙中，他翻了个身，丢给我一句话：“蚊子也要生活”，又沉沉睡去。
我的确是从那一夜才知道，蚊子也要生活。
我工作了之后，有一次下乡到我的家乡那个镇，我不住镇政府招待所，而是去找三伯父同住。他那时不在村上，而是在镇子边的公路旁守打米机房。床铺在打米机房的一个角落，没有挂蚊帐，床上满是细细的糠粉，靠墙的床沿起码分布有两斤重的老鼠屎，都是生硬了的，当然也掺和了打米机房的细粉。为什么老鼠屎会花边一样出现在靠墙的床沿呢，我估计是三伯父每天晚上随手往里面扒，扒来扒去，就扒出两三斤来了。它们颗粒分明、老少无欺地静静躺着，记录着我三伯父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情景，让夜访三伯父的我十分后悔。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住下来了。在我的抗议下，三伯父清除了那两三斤老鼠屎。我听见床板刷刷声响了很久，最后三伯父说：可以了。
时值深秋，天气已开始转凉。我跟三伯父说，没有东西盖肚子恐怕不行吧？他噢噢两声，就爬起来，把床角的那一堆烂布巾一样的东西推给我，我一摸，知道是蚊帐，但里里外外全是粉末，哪里盖得肚子？伯父见我为难，便起身走下床，把那一堆东西抱出门去了。我也跟着起来，站在门口看他。只见他走到马路的中间，那晚有月光，亮亮地照在他身上，他把那一堆蚊帐稍稍摊开后就双手开始上下抖动，一下，又一下，动作愈来愈快，也愈来愈猛，有一种兴风作浪、排山倒海的架势。月光下，白色的粉末飞舞，升腾，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浓烈，渐渐地，三伯父藏身云里，只余下一双脚，最后，三伯父完全消失了，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马路上，只见一团白白的云雾，月光下浓得化不开的云雾！
我被这样的场景惊呆了，站在那里久久说不出话来。
那晚，我还是不可避免地感冒了。
三伯父在脑出血之前还挨了一次大病，是肠癌。那一次是父亲力主做切割手术。后来事实证明，手术是成功的。动手术之后那一夜，我和堂弟阿武在医院病房值班。三伯父在床上痛苦地呻吟，处于那种半昏迷的状态，看来麻药已经不起作用了。我们也帮不上多少忙，于是便在床边谈起生意来，阿武雄心勃勃，说要养一批波斯猫，还说要开一个狗肉店，办一个什么厂，似乎那钱很快就会胀满口袋，我们讨论得十分热烈。基本上忘记了白天刚刚动了大手术，如今躺在病床上苦苦挣扎的三伯父。这时候，在昏暗的灯光中，我突然看到三伯父从医院的被子里伸出两只手，举过头顶，做了一个体育老师经常做的暂停动作。看样子还十分敏捷。
我一怔，赶忙走到床前伸头到他耳朵边问：“哪样？三伯爷。”
他说了五个字，清清晰晰，天呀，哪里像一个半昏迷状态的术后病人！他那五个字，字字千钧，金声玉振，连没有走到床铺边的阿武也听得十分仔细：“别做发财梦！”
那次三伯父出院后不久，我还专程到家乡看望他。他越发瘦小了，皮肤完全变黄了，像一株营养不良的病蔫蔫的农作物。我还是第一次觉察到人与植物之间的神似性。我在吃惊之余面有隐忧，三伯父显然是看出来了。他比较乐观，认为自己是什么黄疸病，没事的。他告诉我，他现在天天吃泥鳅。果然，吃了几个月的泥鳅，他居然又可以下地干活，又可以喝酒了。气色就像是没有生过病一样。他逢人便赞美泥鳅，说泥鳅可以做药。
如果说父亲对家乡的忆念集中落实在三伯父身上，应该也有另外一些记忆中的事物随着父亲的忆念一齐浮现出来。但我相信，绝对比不上三伯父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如果说在父亲的心目中，故乡是那团月光下的白雾的话，雾消散后，尘埃落定，站在路中间的，身上满是白色粉沫的，可能就是我的三伯父，他的三哥。
亮堂堂的房子
母亲对家乡的忆念要比父亲深广得多，这大约跟她在家乡劳动生活的时间长有关系。她从六十年代嫁给父亲后，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都在我们家乡生活。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却在农村经历了合作社、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等一系列的农村社会变革。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她历尽艰辛，把我们姐弟三人拉扯长大，父亲只是农忙时回来帮忙。母亲在乡间的生活，最令她引以为自豪的是，她肩挑日月，历经几个寒暑，起造了一座房子。在农村，起不了新房是会被看不起的。所以，我的母亲持之以恒，白手起家，硬是起成了一座三间头的土筑瓦房。只可惜，住新房没多久，我们便举家迁到县城了。就像一只鸟，刚运草衔木做好窝，却要飞到另外的地方重新筑巢。你说这只鸟会怎么想？它会围绕鸟窝飞几圈，叫几回？鸟尚如此，何况母亲。后来房子以低价卖给堂弟阿洋居住，阿洋婚后生了两个男孩，都说是房子风向好。
母亲常常忍不住又说到她的房子，特别是县城的房子显得窄迫，让人心烦意乱的时候，她就开始怀念她做的房子。她是如何一锄一锄地挖泥的，她是怎样一担泥一担泥挑回来的，墙筑了一半，半夜下起大雨，她是如何冒险爬上山墙用蓑衣和塑料薄膜盖住泥墙的。母亲的叙述，总是简洁而有力，她会营造那种语言的紧张感，似乎一下子就能够抓住别人的心灵。她的情感流露也决不含糊。她可以使你快乐，也可以使你伤心。有一次我发现我正读小学的外甥被她讲了几句就坐在沙发上抹泪不止，她不用骂就能轻而易举达到这样的效果令我十分钦佩。我素来认为，我的母亲是有叙事天份的。因此，她对房子的叙述，我们没人可以充耳不闻。农村起房子是大事，这件大事，基本上是由我母亲一个人扛住的。父亲有时候也会请一些人回来帮拉泥，但毕竟是少数。大量的工作是由母亲承担的。房子亮堂堂地终于立在我家乡的土地上，母亲以她的坚韧毅力完成了她的梦想，捍卫了一个普通农村家庭的尊严。
也难怪后来母亲说起那座房子时一次次感慨唏嘘，说那些泥土，全是她的血汗垒成。对房子的怀念，还会让她眼眶潮湿，苦水回泛。因为在做房子的过程中，她受了很多气。做事情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阻碍，何况是造一座大房子。一个女人，雄心勃勃地要在农村造一座大房子，阻碍自然难以想象的多。周密的计划和惊人的毅力一样也不能少。还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我的记忆中，我们还没有起房子以前，母亲常到别的起房子人家做帮工，默默地为她后来的事业做好必要的人力储备。这是富有远见的。事实上，没有任何障碍能够阻挡母亲建造一座房子的信念。我知道，那座泥房，到了后来，基本上成了母亲的故乡。她对故乡的怀念，定格在那座房子。那不是一座简单的房子，它是母亲重要的生命历程。
我每次回到故乡，都会认真端详母亲造的房子，它是如此普通，不显眼，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它却是无比高大的。亮堂堂的。像一座山，矗立在我们村子的中央。
村子里近年来涌现了一座座楼房，是砖砌的，但都没能吸引我的多少目光。最感到亲切的还是母亲起的泥房。这么多年来，我一次又一次离开我的故乡，又一次又一次回来，之所以不感到任何慌张，正是因为母亲起的这座泥房。看到泥墙晒干之后质朴的色彩，看到屋顶鳞鳞的黑瓦，心里就定了下来。
如果故乡再也看不到我们的旧房子，那么，无论我们多么风光的还乡，我们都会感到有点不知所措，感到有点栖惶。
母亲建造的房子
女儿站立的地方原来是座老房子,是我出生的地方.母亲起好新房子后,老房子就拆了,
至今仍然荒芜着……
被挤压得像弹簧一样的故乡 春节的一个晚上，从外地回县城过春节的弟弟喝醉了，弟弟喝醉，也并不什么新闻，毕竟，我们家的喝酒的传统需要绵延。每次弟弟喝醉，母亲就会去埋怨父亲，说什么好本不接，坏本不丢。这样的埋怨似乎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完全有点无奈情形下泄私愤的味道。如果是因为别的事情埋怨父亲，可能会有引发架吵。父母互不相让，口角，磕磕碰碰几十年对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因为这等饮酒事业传承受责，父亲的态度居然出奇地好。他脸上有光彩，笑容可掬，甚至还抑不住笑出几声来。没有任何反省的神情。那种欣喜的模样倒像是在捡阅他的战果。
弟弟那晚是几个人送他回来的。一般情况下，喝酒的人有几个送回来就麻烦了。一定是喝高了，并且高得离谱。我接到家里的电话后，马上往家里赶。到家的时候，我的堂哥阿六已经先到了。弟弟醉态十足，嘴里嘟哝个不停，在屋子里晃来晃去，无论如何也无法安静下来。还要不断地往外窜。他在找他的小车钥匙，嘴里嘟囔着要马上开车回老家看三伯父，他满嘴酒气不断喷出这样的话来：“你知道吗？我好久不回去了！我今晚一定要回去！阿六哥，一定是你捡了我的钥匙，赶快拿我的钥匙来，我马上开车回去。我现在马上回去……”不知是谁，在送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把小车钥匙拔走，目的就是不给他开车了。阿六哥掏出自己的摩托钥匙给他，他居然也知道那不是小车钥匙，这样胶着了很久，好几次也居然给他窜出门去，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把他弄回来。那种近乎失控、异常热烈却又目标专注的情绪和混乱声响，不得不使我联想到一只意欲挣脱系缚渴望重返森林的猛兽。家里面乱成一锅粥，母亲急得直跺脚，但她又有什么办法呢？除了冲进房间一个劲地指责我的父亲。那晚上折腾了很久，弟弟找了一夜的钥匙，自然没有找到，后来总算可以躺到床上去了，但嘴里的话还在唠叨不停，埋怨阿六哥拿走他的钥匙，又说今晚一定要回老家，去看望三伯父。又闹腾了很久，房间里才总算没有什么动静。他睡着后，弟媳出来说，今晚真的有点奇怪了，以前他也常喝醉，醉里也有话，但今晚好像他是认真的。话虽然是酒话，但真切得让人吃惊。他一会儿说要看三伯父，一会儿说对不起小哥，小哥的儿子成亲他没有回来，小嫂去世他没有回来，一会儿又说清明节没有回家，祖父祖母竖碑他没有回家，他离开家乡太久，发生什么事他都不知道了，谁结婚谁生子谁生病谁过世他都不知道了。总之，他觉得自己欠得太多，太多，无法弥补，所以一定要回老家。一刻也不能等了，马上就要回。回老家岂能等到明天？一开始我也觉得那个晚上有点异样，总害怕会出什么事。心弦蹦得紧紧的。经弟媳这么一说，心情顿时由紧张变成沉重。弟弟的话，尽管是醉话，一句句也同样打在我的心坎上，以至于当时我也产生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我隐约意识到一个人和他的故乡那种不可分割的关系。母亲那晚上好像也意识到了什么，她喃喃地说，那以后家里有什么事情都告诉他。能不能回来是他的事情。一直以来，因为弟弟工作的地方离家较远，回来一趟不容易，所以村里族内的事母亲一般都不告诉他。好像有意为他人为地省略很多东西。但真的能够省略吗？我原来以为生活在城市的弟弟大大咧咧，什么都无所谓，但今晚弟弟醉后的一番情状让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一个人可以离开他的故乡，甚至可以忘记他的故乡，但并不意谓着他的故乡就可以消失。某些特殊的时候，故乡会呈现出一种神秘的令人紧张的迹象，仿佛被压制的弹簧一样突然反弹，爆发出来的力量大得惊人。
我不知道弟弟那晚喝醉后受到怎样的触动。那晚的风传播了怎样神秘的信息。他嘴里嘟嘟哝哝尽是故乡的人事，年老的亲人，逝去的祖先，回老家的念头炽热而强烈。酒可以放大人身上的某种情绪，自然也包括我们对故乡的那种思念。
故乡牛坡上有个深窟子
小时候放牛经常路过那个深窟子，圆圆的，深深的，边缘长着一些杂树和藤蔓，下面有水，其深不见底，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天坑，总之，那是一个让人产生恐惧的地方。即使是阳光灿烂的正午，它给人的感觉仍然是阴森森的，寒气逼人。有时候它会吸引我走到它的边缘，去小心翼翼地探视它，试图发现些什么，完全出于一种好奇，但深处突然的一只鱼跃或者蛙跳又吓得我魂飞魄散，赶忙夺路而逃。这种神秘的深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吸引我，让我不安，同时又让我产生不可名状的兴奋。
除了这个深窟子，让我产生这类体验的还有那些盛白骨的金坛。好长一段时间，在我们村庄后龙山的树林里，我们家灰寮的背后墙边靠着一个沾满碎土的金坛，没有盖子。盖子很可能是在起墓时被不小心打烂了，盖子在土里呆着是不会平白无故消失的。金坛里面有一些细碎的白骨。我们不知道那些大块的骨头跑哪里去了。我们做孩子的，大白天，经常恐惧而又好奇地朝里张望，屏住呼息，看清楚那些碎骨头之后又夺路而逃。夜里，一想到那个曾经沉睡在泥土深处的金坛，想到金坛里空荡荡的空间和底部细碎的白骨，我总是吓得钻进被窝里面，大气不敢出。如果玩捉迷藏游戏的时候不小心靠近后龙山，猛然想到那个不动声色的金坛潜伏在前面，我的脚步就会打飘，就会无端地哆嗦和迷乱。现在想起来，我们的家乡若没有这样的事物，我们的童年会不会过得有点单调呢？
听大人说，这深窟子，是有历史的。历代历朝，这一带发生的战事，比如族群间的冲突，死了人，来不及掩埋的，就丢进这个深窟子里，无论丢多少，这深窟子像宇宙黑洞一样来者不拒，让你统统消失，这简直是一张吞噬时光的大口。大人们的说法，更增添了深窟子的神秘色彩。我的想像也会回到那些发生在家乡的遥远的战场。遮天蔽日的硝烟，猎猎的战火，呐喊声四处回荡，然后是尸骨累累，堆积如山，有些被埋入土里，有些被抛入深窟之中。前些年故乡的一座土坡要辟为学校，人们挖掘出大量的白骨，很有秩序地排列在土坑里，头盖骨统一放在几个大水缸里。毫无疑问，这是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杀戮留下的证据。人们发掘了这个硕大的坟场，同时也发掘了这个土坡名字的含义，一代一代的人口头相传，这叫人头岭，但为什么叫人头岭，没有人知道。街上活到九十岁的人也直摇头。至少，历史的真相已一百年无人知晓。直到挖出了累累的白骨，才算揭开了一个谜。我的故乡有着多少这样的谜呢？它们等待被揭开，或者永远不可能被揭开。
深窟子，会不会也是痴情男女殉情的好场所？总之，它太深了，什么可能都会发生，只是不一定有人会告诉我。我只是一个在深窟子旁边成长的少年。一个怀着几分恐惧阅读它，接近它，逃离它的少年。因为不可知，所有心里的疑问也就保持在心里，让它随着人慢慢长大。我在梦里常常会梦到深渊，恐惧的深渊是梦中长盛不衰的一道风景。有时候会掉入这个深渊，但是在触动水面的那一瞬间会突然惊醒。我想，这一定跟故乡土坡上这个深窟子有关。它像一颗黑色的种子，早就植入我的生命的内核里。
这些年，因为在外工作，见到深窟子的机会不多了，但是，每年清明节回乡扫墓，总是还要路过它。它的四周已不再是童年时广袤起伏的青草牧场，而是无边无际的甘蔗林。所有放得下锄头的地方都被疯狂地开垦了，甘蔗林像一只巨大的野兽匍匐在我故乡的胸脯上，把我童年乐园里的一片片青草和叶子全部嚼光，连渣也没吐出一点点。幸好，深窟子还在。它比以前孤独了。再也没有放牛的孩子和老人走近它。我也没有再走近它，只是远远地看着，感到它仍然很深藐，仍然是一处让人恐惧的现实。它在故乡的土地上，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故乡因为有它，显得特别深邃。读不透，却又让你无法挣脱，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故乡存在的奥秘，也许也是我们生命本身的奥秘。
前阵子因为回乡给祖父母立碑，我搭坐堂弟的摩托车路过深窟子，我下意识地望了一眼，我看到深窟子已经不是原来的深窟子了，泥土几乎填到了顶部，只余下一个浅浅的大口，茫茫然地张开着。我突然感到有些怅惘。我不知道我失去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的故乡失去了什么。
故乡牛坡上的深窟子
不管我走了多远，也不管我经意和不经意，在我身后一直悬浮着一条归途。
一条归向故乡的路途。
一次次坐上例行公事的汽车返回故里，大都是去经历亲人的故去。这自然也包括清明节在内，只不过那是经历一种遥远的故去罢了。我愈来愈体会到“故乡”一词的份量。它似乎与死亡有关，与遥远的死亡有关，与近迫的死亡有关，也与未来的死亡有关。一个“故”字，道出了多少人生的意味，牵出了多少沉重的话题。中国的文字向来就是这样触目惊心。难怪仓颉造字的时候，天地惊而鬼神泣!并且我认为,鬼神不是啜泣,而是嚎啕大哭,至今,旷野的风中,仍可以听到它们的哭声。“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是游子归家的心态。他为什么“怯”，又为什么“不敢”？他害怕听到不好的消息。害怕他离开时的那一片青青桑林，回来时已经变成沧海。他害怕失去，害怕刚刚抖落一身风霜，旋即又披上一层厚厚坚冰。并不是说饱经了磨难就可以坦然面对人生，有时候刚好相反，生命的不可琢磨和复杂性就体现在这一点。一百次经历人生的考场，有人仍然害怕考场，就是这个道理。考试已经把心灵考得十分敏感、脆弱。
人长大之后，体验也不断深切，有时候，深切得可以切入骨髓。叫你茫然不知所措。叫你永远无法挣脱。有人说，出来工作的人，把一大堆坟冢留给家乡的兄弟，这不公平。其实，出来的人真能够在那个微雨飘洒的季节潇洒自如吗？谁不是背负着自己的故乡四处漂泊？你看他沉静的眼光里有一种翻越重山的渴望，那一定是想家了。
我的那种成年人的情绪大抵在归途中开始产生的，并且在归途的风雨泥泞中不断饱满丰硕。故乡的召唤，像一声穿透灵魂的叹息，把人活生生地朝她的怀抱中扯，不管你是滚打，是爬行。你会不顾一切地朝一个熟悉的、梦缠魂牵的地方奔驰，直抵内部。就好像我们写文章，直奔主题。
我一次次为故里而奔驰。我不愿回去，也得回去。这使我对人的思考多少带有些宿命。我的生命与那块土地联系得太紧迫。我的血脉打上了那里的烙印。我的生命里一定积淀有那里的某些活跃敏感的信息。那里也一定有一丝羁绊牵系着我，随时扯动我跃动的神经。先是大伯奶谢世，我从县城赶回农村。在此之前，我回乡时曾给老人家买去香蕉。老人神智已然不清，吃了香蕉就骂人，骂身边的人不孝顺，没完没了数落了一大通，旁边的人被骂后便责怪我，我买了东西，错的还是我。现在她去世了，不会骂人了。一切显得多么安静。我在她灵前烧了一炷香，呆立片刻，面对死亡，我一直十分茫然，不知所措。出殡那天，我举着一根细细的竹杆走在队伍的最前列，竹杆上是飘荡的纸幡，还有一些没有打落的青悠悠的竹叶。我那时恰好病目，火热的太阳刺痛了我的眼睛，泪水艰涩地洒在悠长的牛坡路上，洒在我的影子里。
四年前，我最小的叔叔去世了，他有一个很长寿的名字，但他却不长寿。四十出头就匆匆撒手人寰，留下三个孩子。叔叔一辈子是个老实人，脾气又犟，老实人吃亏的真理毫不留情地在他身上应验着。叔叔做事认真，但生活窘迫。他从不叫苦，从不喊累。他总是一往无前的做他的事情，目光执着，步履坚定，腰板挺直。他插田慢条斯理，横竖成行，强调什么光合作用。他做墨工，精雕细凿，很少用现代化的钉子。别人一天可以完成一个箱子，他要做上好几天。上油漆也讲究时间、气温，决不马虎。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慢工出细活”、“十快九马虎”。我们从乡下搬到县城，住进我父亲工作的那家工厂的一间灰扑扑的老屋，也就是搬家那一天，叔叔随车子来过一次县城。我记得那天他说，房子太旧，门窗老色，没有新鲜感，不能久住。他精心做了一张长条沙发送给我们，沙发十分坚实，放在古旧的堂屋中，竟成了最为鲜亮的东西！多年来，这张木头沙发大人们坐，小孩们跳，竟没有些微的损伤。色泽也亮丽如初，没有些微的变化。叔叔精湛的技艺已经赋与沙发一种持久的生命力。时下某些家具店里那些粗制滥造、偷工减料的沙发是没法跟叔叔的沙发相提并论的。现在，沙发随着我们的搬迁而搬迁，是我们最忠实最宝贵的家当之一。在纯净的双灰粉与碧绿的地板砖构成的空间里，一张长条沙发穆然地横放着，暗暗发出沉静的光芒。而我的叔叔永远的去了。岁月淡化了我们的悲哀，但叔叔的形象呼之欲出。在乡村生活的那些年，我脸上满是雀斑，他说我缺碘。如今我们大力宣传碘对人体的重要意义，早在十多年前我的叔叔，一个乡下的农民，就早已重视这种元素了。叔叔做木匠时常常找不见他的斧头，这是很多木匠的通病。这种情况下，叔叔不急不躁，他蹲下来，慢慢卷上一筒土烟，吞吐那么几口，待心情完全平静的时候，叔叔发现了他顽皮的斧头。叔叔就是这样，沉缓、从容，对生活有主见，谈不上有什么抱负和理想，他只是一如既往地生活着，劳动着，靠自己的双手撑出一片属于他的天空，从不怨天尤人。
叔叔的死是我经历过的最痛心的几件事情之一。他扎竹排到河里捞沙，然后挑到镇上出卖。沙子很廉价，围绕沙子的劳动也是很廉价的。就好比清汪汪的河水。但叔叔却藉此度过青黄不接的岁月。最终，是那些沙子害了他。那些手感极好、细小均匀的沙子害了他。世上的偷窃者是罪恶的，他们往往会造成他们料想不及的严重后果。叔叔的竹排被人窃去了（偷窃者连几根捆绑在一起的竹子都不放过）。竹排失去之后，叔叔不声不响地又忙于做新的竹排。他去邻村买刺竹，交了钱后，刺竹需要自己去砍。叔叔先是扛回了一根，喝了一碗稀粥之后，他又出发了。他走出村庄，穿过田野，上了一个低矮的土坡。他爬上竹枝，大概是为了砍掉竹子的尾巴和竹子间纠缠不清的枝条。他独个儿在空中劳动着。后来，有人发现他跌倒在竹蔸脚干枯的水沟里，头部在下面，斧头落在身边，水沟里甚至还有几支从他破旧的衣裳口袋里掉落的劣质香烟。村里人到镇上请来的医生赶到后，叔叔也终究没有能够再站立起来。
我村上的兄弟把身子还暖和着的叔叔抬回家，那是一天中的傍晚时分，叔叔的脚第一次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我故乡的风中轻轻摇晃。
噩耗传到县城，我满怀凄恻地从县城赶回到故里，那是一条多么阴冷灰暗的归途啊！叔叔冰冷地躺在他时常劳作的堂屋里。就是这样没一点商量的余地吗？我一次又一次痛苦地询问着。给叔叔送葬的人很多，邻村也来了不少人。处世无半点欺心的叔叔去世了，我听到人群中传播着一种无声的唏嘘。那是惋惜，是痛惜。
大伯是个聋子，叔叔去世没告诉他。事情过去好几天之后，住在新村的大伯才知晓。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告诉他的。他一个人到牛坡去寻找我的叔叔，他边走边哭，还不忘记用满是皱皮的手不时搓亮泪眼，抬起头，辩认哪一坯新泥埋了他的弟弟。那一天的牛坡，人们就这样看见了一个奇怪的老头,他是这样悲痛欲绝。善良的人们,多少会猜测出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谁也不知道他后来能否找到叔叔那个坟墓。牛坡这么空阔，坟墓这么多，况且，一不小心，暮色就降临了。
经历亲人的死亡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历程。这里边有一种沦陷的伤痛。像河滩上的沙子，水一冲，分崩离析，再也难以聚合。幸亏飞逝的光阴，有让人逐步学会遗忘的功能。累累的坟冢，整合着我们的悲伤，同时也淡化了我们的悲伤。把这一次死亡和以往众多的死亡排列在一起，把它纳入一个宏大的背景和世界中，那么，近切的会变得有些遥远，激烈的会变得有些宁静，重要的会变得有些次要了。就好像一滴滚烫的水跌落一桶冷水中，由于它体积太小，它很快就会消褪它的热度。但那桶水无形中壮大了，日积月累，它将越发给你一种冰冷的感觉。死亡是一个无比深邃的世界，它以如许冷漠的表情牵引着你，无论你走到天涯海角，它都不紧不慢地为你安排归途。它在你看见和看不见的地方延伸着，横亘着，亲切而又遥远，它是构成你故乡的重要元素。这元素博大精深，比梦还飘逸，比血还粘稠。没有它，整个故乡会陷落，会黯然失色，会漂泊无根。故乡，是一个人庞大而幽微的系统，它记录有你生命的密码，你得受它萦绊，同时又获得它的滋润。
归途是人生无法逃离的影子。牵系着我们所能承受的幸福和痛苦。前进的路有多远，归途就有多远，前进的路有多艰难，归途就有多艰难。一进一退，是人生的必然的动作。完成这两个动作的时候，有人完成得很优美、很轻松，洒脱，有人完成得很悲壮。也有人完成得跟上述情况都不尽相同。
而归途的那一头，是我们的故乡。
原刊《广西文学》》2008第七期。（韦茂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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