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一辈子的印记

——访《星星》诗刊主编、诗人　梁平
本报记者　舒晋瑜
美国诗人布罗茨基说，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
诗人梁平以他一部部文化底蕴的作品印证了这一结论。在他被列为很多大学科研课题的《重庆书》、《三星堆之门》、《三十年河东》中，在众多诗人网友中广为流传的诸
多短诗《成渝高速》、《家谱》中，都无一例外深深地烙着故乡的印记。他说：“这个不奇怪，因为一个人的写作毫无例外地来自作家自己的生活经验。而我的故乡就是巴与蜀。”
他曾经在《重庆：城市血型》解读巴，也在《说文解字：蜀》中解读过蜀，写故乡的作品几乎占了梁平所有创作的二分之一。而在书写故乡的诗歌中，他比较刻意地把着力点用在正在消弭的那些人文记忆。比如他写重庆的《棉花街》：
等到我在棉花街上走的时候
已经见不到街了
一条青石路油亮光滑
那是清末遗留的一条长辫
顺坡而下的民房
就像一地倒扣的黑色瓜皮帽
一百年忘了捡拾
……
现在，就连印象中的街也没有了
青石板路不在了
喝酒的小店找不到了
再也没有人可以和我进入以往
以往模糊不清
我不知道，这里丢失了什么
一个人的出生地和成长地是这个人一辈子的印记。梁平说，“我的写作有很强的地域性，我是希望构建我自己的诗意地理学。我很多作品很刻意写重庆，写四川，比如两部长诗《重庆书》和《三星堆之门》，一个写重庆，一个写四川，我认为这可以归纳到我的好作品之列。”
读书报：您是怎么与诗歌结缘的？从什么时候写诗的？还记得发表第一首诗的情形么？
梁平：与诗歌结缘应该是在读高中的时候。上世纪70年代，我们能够读到的书并不多，但一个偶然机会，与图书馆的一个阿姨认识，而且阿姨很喜欢我，我经常没事就往图书馆跑。那时能够对外借阅的图书种类和数量都是极其匮乏的。阿姨居然允许我进入没有开放的书库，那里有很多唐诗宋词，有很多前苏联作家的作品。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读古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也读外国作家高尔基、海涅、普希金等。比较奇怪的是，我更喜欢李商隐和陆游。给我印象至今很深的是涅克拉索夫《严冬，通红的鼻子》，这是一部长诗，写的高加索，高加索的红土在老涅的笔下成了冬天的红鼻子，对这样的意象，我当时的惊讶和崇拜无以伦比。这本书被我偷回了家里，后来带去了乡下，后来不明不白地失踪了。我的第一首诗是发在《四川日报》上的，是几首短诗，写的是农村常见的一种草，学名叫铁线蕨，那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草，一般依附在水库的堤坝上生长，把土抓得牢牢的，对堤坝的保护有着神奇的功能，我觉得那种草太神奇了，就写了它的生命力。报纸编辑一看见就喜欢，而且就开始关注我。那时我刚刚下乡，一开始写就发表，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读书报：在重庆师专中文系学习，是否毕业还当过老师？
梁平：重庆师专毕业以后就在政府机关。再后来又在西南政法大学学了两年半的民商法，选择学法律是为了增强我的理性思维，尽管我一天都没有从事过政法工作。以前在当知青的时候倒是在乡村学校代过课，当过一年多的老师。几乎没有什么心得，只是因为代课比做农活要轻松一些，不需要日晒雨淋。
读书报：什么时候去的成都？对于重庆和成都，您有怎样不同的认识？
梁平：我是重庆与四川分家以后，2001年春天到的成都。重庆和成都虽然同属巴蜀文化的一脉，但却是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城市。重庆阳刚、率真、大气；成都阴柔、含蓄、滋润。从文化意义上讲，成都更适合做文化，成都的土壤也更适合文化的生长和繁衍。但作为文化人这两个城市有很多交融，很多重庆的文化人在成都发展，发展得很好。也有很多成都的文化人在重庆发展，也发展得很好，我想这就是风格互补的优势。我这些年“流窜”于两个城市之间，已经忽略了家乡的概念，成都、重庆都是我的家。
读书报：从2001年就担任《星星》的执行主编，然后做主编，10年来经历了《星星》怎样的变化？亲历30年诗歌的潮起潮落，您有怎样的感触？
梁平：这十年的《星星》面临的困难比任何时候可能都要多。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使文学不再是人们文化需求的惟一，似乎诗歌已经走向低谷，这些都是新中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经历。尤其这十年，我们需要坚持、坚守，但是更需要创新。这十年的《星星》一直坚挺在中国诗歌的最前沿，在中国诗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这是我尤其感到欣慰的。我们主张诗歌需要沾“地气”，主张回到土地上来，主张诗歌要具有社会责任和艺术品质的双重担当。我们开门办刊，常年开展系列有影响的诗歌活动，比如声势浩大的罗江诗歌节、全国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全国农民工诗歌大赛、全国十大农民诗人评选、年度诗人评选、年度诗歌精选以及各种主题征文，有效地增强了刊物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亲历了30年诗歌的潮起潮落，我认为诗歌回到了她应该回到的位置上来。中国新诗并没有衰落，而依然是轰轰烈烈，欣欣向荣，只是诗歌已经很少走到前台。但作为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歌永远是一个国家和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
读书报：1979年《星星》复刊时扉页上“天上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爱情，一颗就是诗歌。”是谁的话？您如何评价今天的《星星》？
梁平：是《星星》在反右斗争扩大化全军覆灭之后，复刊号上老辈星星人提出的几句话，我很欣赏这几句话，直到现在，我以为这几句话仍然有它的生命力。
读书报：作为川籍作家，如何评价这方水土对您的影响？如果要您打个比方，会是怎样？
梁平：我在成都工作，但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确定为某一“籍贯”的作家。重庆的水土是滋养我的水土，成都的水土依然是滋养我的水土，我的文学除了水土的滋养，更重要的是离开这个水土进行“一方”以外的思考。我以为，只有真正有了这样的思考，你才会对你的一方水土一往情深。诸如此类，在我的作品中可以说铺天盖地，我以为这种刻意的写作，就是一个诗人的方向感。我相信，一个找不到方向、或者没有方向感的诗人，即使写一辈子的诗，也不可能成为杰出的诗人。
读书报：今天团结在《星星》周围的诗人，和当年比有何不同？
梁平：应该没有不同。只要是喜欢诗歌的人都会和《星星》发生关系，一个是因为我们对各种风格的包容，一个是因为《星星》在诗人、诗歌爱好者心目中恒久的影响力。
读书报：您的理想是什么？
梁平：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真正的诗人。尽管在成都之前我一直在党政部门工作，但是无论哪个部门都没有停止过我的“不务正业”——偷偷地写诗，或者明目张胆地写诗。
读书报：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新作《三十年河东》？在这次书博会上会有怎样的活动？
梁平：《三十年河东》无疑是我很重要的作品。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我们参与、亲历和践行的时代，如果不用诗歌记录下来使其成为文学的记忆，这是中国诗歌的悲哀，也是中国诗人的悲哀。因为以文学形式全景式记录这个时代，只有诗歌能够做到。而有这个抱负的诗人，可能因为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把握没有信心不敢轻易动手，能够整体把握中国社会的有识之士又苦于不能用诗歌的形式来呈现。我得益于长期工作在党政部门，又得益于长期的“不务正业”，反倒是有了得天独厚的便利。四川文艺出版社在这次书市之前再版了一万册，书市期间将作为该社的重点图书之一推出。
读书报：您出版过《梁平诗选》等8部诗集，也有长篇小说《朝天门》，诗人写小说，有何优长或缺失？
梁平：我写小说纯属客串，至少我现在还不会把主要精力用在小说上，这也很难说以后会不会。诗人写小说不乏成功者，阿来、熊召政、林白、东西等等，他们在小说获得的巨大成功就是明证。其他我不去评说，起码他们的语言是非常出众的。
读书报：您的诗作被译介到日本、罗马尼亚、英、美等国家。主要是哪一类的作品被翻译出去？您认为当下诗歌走出去的多么？诗歌翻译存在什么问题？
梁平：主要是诗歌。最重要的是我的诗集《琥珀色的波兰》，这是一本以“二战”为背景，一个中国诗人眼里的波兰，涉及历史、文化和波兰的现实生活的诗集，也是第一个外国诗人写波兰惟一的一本诗集。这本诗集在波兰被翻译成《近远近》出版，影响不错。我去年在华沙参加了该书的首发式。这个首发式放在华沙国际诗歌节上，几十个国家的100多位诗人都参加了，我的汉语以及波兰作协安排的波兰语和英语的朗诵，现场情绪饱满，反响强烈。关于诗歌翻译上的问题，恐怕最大的是汉语词义的丰富和深邃，让其他民族语言所不能抵达诗人内心最真切的情感。这次在成都书博会上，梁平的长诗《三十年河东》再版。这首被评论家雷达称之为“正面攻坚的长诗”，以其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及个性化的言说方式，打消了评论家担心其流于大而无当的框架或变成假大空的种种疑虑。“梁平很注意具象的生动和鲜活，意象的丰盈和底蕴。”雷达欣喜地说：“不管驾驭怎样庞大的题材，每个诗人总有他最柔情、最兴奋、最敏感、倾情最多的领地，在那里他会如数家珍。比如，梁平特别热衷于对‘志愿者的青春’‘诗意化的中国’以及‘流行的纪录’的表述和形容，抓住了‘老百姓的情感沸点’。”
“面对这样一部史诗般的宏伟建构，诗人在挑战诗，诗同样也在挑战着诗人。梁平是一位朝气勃勃、才情出众的诗人，他懂得完成这样一部宏大的建构，只凭高调嘶喊和空洞抒情，肯定是难以完成的。他极为聪明地选择了事件抒说，平和得如同聊天，让诗句翻过一个又一个人们熟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精致地充实着这个宏大空间。他以重温记忆、借助怀恋完成抒情。这样，虽是宏大主题，诗人却能举重若轻，让我们做一次心灵的历史回游。”诗人雷抒雁曾经评价梁平的《三十年河东》，觉得这部作品，为改革开放30年打造了一个诗的历史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