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人权：至情至性大纯师

1954年春，我从东北地质学院地质矿产勘查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系读研究生，导师是克雷洛夫和王大纯。
时光流转如水，半个世纪过去了，迎来了大纯师九十华诞，往事历历，思绪万千，竟不知从何说起。
上世纪50年代，大纯师是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教研室主任，还指导着7个研究生，事务繁忙，我与他接触并不多。
1959年开始，王先生主持编写《普通水文地质学》，参与的有张咸恭、郭竹第，还有我。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王先生让我参加。那时，我以右派分子戴罪之身，作为反面教员留校，干些绘图之类的杂活，我想，也许是让我绘制书中的图件吧。后来，事情似乎并不如我所想，王先生不但让我参与内容的讨论，甚至叫我编写某些章节。别的地方不知道，至少在北京地质学院，让戴帽右派参与编写教科书，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有一次，王先生去宿舍找我不遇，给我留了一个条，抬头写的是，人权：……。王先生不会不明白，“张人权”与“人权”两者，有泾渭之分，界限之别；也许他想到了，不过，他恐怕根本想也没想，在他看来，我无非是一个少不更事的晚辈而已。这张小小的字条，对于当时的我，却是一缕阳光，一份温暖。王先生，以及其他一些相识和不相识的人，经意和不经意的善意，使我始终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历经坎坷，看尽诡谲而不变。
我是一个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往往脱离现实而寻求“完美”。编写《普通水文地质学》时，总觉得王先生得出的地下水分类“不够整齐”。我说了自己的想法，他反问我：“为什么非得整齐，难道自然界就是那么整齐吗？”。在编书时，我总想把一切说得天衣无缝，完美无缺，王先生告诉我一句话：不要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这句平平常常的话，我牢记至今。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了，王先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和我这个“五类分子”，一起进了“学习班”，成了“同学”。记得那是一个格外寒冷的冬天，患有气管炎的王先生，总是包裹在严严实实的棉袄和特别宽大的围巾之中，参与“学习”。到了收尾阶段，只要承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王先生就可以“解放”了，但是他始终想不通。在运动经历方面，我的“资历”比他深，觉得他不妨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就此下楼。于是，我引经据典“开导”他，但是他一直没有“开窍”。至于他后来是如何“解放”的，正如我如何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样，至今对我仍是一个谜。
在我的心目中，王先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教育家。教育，对他来说，并非任务，而是与生俱来的偏好。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说到教学，一说到学生，他的精神就来了；与学生们相聚，看看这个，听听那个，是他最快活的时候。他很少正襟危坐地讲大道理，往往以他不经意的言行，给你终生难忘的教益。
王先生的教育理念，体现在他所主编的教科书之中。1960年，王大纯主编的《普通水文地质学》问世，1964年修订再版，1980年更名为《水文地质学基础》重新出版，1986年、1995年修订再版。这本书在35年内出了5个版本，内容不断更新和扩充，字数却始终保持在23万至24万之间，在高校专业基础课教材中，恐怕是最薄的一本。王先生认为，教科书的作用，是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与掌握基本概念及基本原理，并将其灵活运用于分析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深入浅出，以少胜多，寓深邃于平实，是《水文地质学基础》的一贯特色。读过这本教材的学生都有一种感觉，这本书很容易读，却又常读常新。这种评价，用在王先生自己身上，倒也颇为贴切。
务实求真，是王先生一贯的学术风格。研究和讨论问题，他讨厌故弄玄虚，从不拿架子，绝不将简单的东西复杂化。他总是瞄准关键性实际问题，厘清概念，深究机理，庖丁解牛，直奔主题；往往在众说纷纭之际，一语破的。1973年，王先生对河北深层地下水资源的结论是——“基本上一潭死水”。1980年前后，天津市请王先生咨询地面沉降问题，他的回答很干脆——“小采小降，大采大降，不采不降”。当时的河北省委，主张大力开发深层水，“基本上一潭死水”的说法，与省委“对着干”，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当时的天津市政府，迫切希望能够找到既开发深层水而又不引起地面沉降的办法，“小采小降，大采大降，不采不降”的说法，显然是十分扫兴的。但是，王先生就是这样“不合时宜”，实话直说。有时，我们这些弟子也挺着急，心想，您老先生就不能包装一番，说得更“学术”、更委婉吗？不过，从来没敢跟他提，因为他肯定会大眼一瞪：“用得着吗？！”
1970年，地质学院水文地质系部分老师到河南虞城“开门办学”，教地方水利员如何“点井找水”。王先生负责讲授平原找水的基础知识——第四纪地质。为了让只有初中和小学程度的水利员学懂会用，王先生煞费脑筋，编写了语言通俗、内容严谨、图文并茂的讲义。那时还没有复印机，要用透明纸画好后蓝晒成图，虞城没有晒图设备，王先生和我，早出晚归，到商丘晒图。用的是最原始的日光晒图板，将晒图纸和透明图贴紧，对着阳光，等着一张张显影成图。有时，出门时阳光明媚，要晒图了，太阳却躲进云里不出来，半天晒不成一张。前后用了几天时间，才算大功告成。看着满腹经纶的大教授，认认真真地做着文盲都能干的活，我倒是对“知识愈多愈反动”的真谛，有了些许领悟。
去商丘晒图有个意外收获，发现一家饭店的鸡蛋面格外鲜美，于是，第二天还去，还要鸡蛋面。等面下锅，闲极无聊，王先生和我探讨起鸡蛋面鲜美的原因。我提出的假设是，一个新来的伙计，一不留神搁了一大勺味精。对于这个假设，王先生将信将疑。于是，他跟我一起认真地观察厨师的每个动作，下面的不是原来那个伙计（不妙！），伸进瓶子的小勺，盛满味精（大有希望！），却又抖了一下才倒进面里（坏了！）。经过舌头的检验，鸡蛋面的味道的确大为减色。类似这样的小事还有不少，从中可以窥见王先生未泯的童心。
王先生望之也严，接之也温。除了教学和学术的探讨，他还喜欢和弟子们谈论种种无关宏旨的东西。有一次，不知怎么说起八仙过海，我连哪八位都数不过来，王先生却一一道来，如数家珍。类似的事例，使我领略了他的博闻强记。王先生还多次说起自己惊人的力气和饭量，可惜我现在只记得“很大”和“很多”了。他踢过足球，说起足球场上种种骗过裁判耳目而又十分有用的 “小动作”，细致入微，神采飞扬，显然他曾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
搞科学研究，王先生是举重若轻。谈论起小事，有时他却举轻若重。如果觉得你讲得不对，他不会“大人不计小人过”，轻轻放过；他必定先道个“不！”，然后引经据典，对你说个明白。在与许多长者的交往中，我觉得王先生的这种做法，算得上“另类”。
大家都知道，王先生喜欢下围棋、打桥牌；在他的熏陶下，他的“老”弟子也多半有此喜好。打桥牌，我怕记牌；下围棋，我怕算子；因此，棋牌都臭。记得有一次，与水平高出我一大截的对手下围棋，王先生观棋有语，旁敲侧击，我这个臭棋篓子居然大获全胜；“扶弱抑强”的王先生，喜笑颜开，比我还要得意。
1985年，王先生在武汉欢度七旬华诞，与弟子们同游重建的黄鹤楼。我向王先生戏言：“如此盛典，不可无诗。”不料，第二天一大早，王先生即示以七律一首：
黄鹤重来忆旧游，冲宵层楼飞檐流。凝翠瞰川分左右，白塔铜炉前后留。
云梦巨泽奔眼底，涌日大江劈神州。四八年前啜茗处，旧友新朋共聚首。
诗中提及的“凝翠”、“瞰川”，是黄鹤楼主楼前的配套建筑，连同“白塔”、“铜炉”，均为往昔大纯师过眼的旧景。此律情景交融，意真词切，我再次领略了王先生的旧学根底。“云梦巨泽奔眼底，涌日大江劈神州”一联中，“奔”、“劈”两字，随手拈来，痛快淋漓，大气磅礴，道出了他胸中丘壑。
大纯师人如其名，纯真，大气，乃是性情中人。学生愚钝，心向往之，而未能得其之什一。挂一漏万，写此小文，略表对师长景仰之情，并愿与诸后学共勉。
说明
此文载入地质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的“山高水长—王大纯教授九十华诞贺文集”。2005年春写于武汉，同年秋在杭州书成册页，10月14日下午于北京大纯师寓所敬奉先生。书写册页时，前有颂词：
大哉吾师
纯真朴实
百年齐眉
岁月永驻
后有跋记：
多年未握毛笔作书，心慌手颤，笔僵墨涩，书成为之不怡。思及大纯师语“不要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为之释然。”
作者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
五柳村2007年1月20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