睢宁之套与中国之套

睢宁之套与中国之套

转载

杂谈

睢宁之套与中国之套

易中天

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

实话实说，读完江苏省睢宁县主要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谈话，我的第一反应是哭笑不得。这位县委书记和他的征信办主任，实在是太可爱了！他们坦诚，他们敬业，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对自己施政充满信心，对自己的想法也毫无掩饰。这倒是很像徐州人的性格，有情有义，直来直去。很可贵，也很难得。

然而恕我直言，他们那些理念，却很少有站得住脚的。大多数，只能叫做“似是而非”。比如他们说，应该在道德与法之间加一个“垫片”，让它们“无缝对接”。这个“垫片”，就是政府的行政手段。这话初听起来，确实“既形象又生动”，让人“耳目一新”，很有“创意”。但正如盛大林先生所言，道德与法之间，原本就是“无缝”的。法律管不着的，必然归道德来管，根本就不存在“对接”的问题，又哪里需要什么“垫片”？就算要有，用行政手段来做，你不觉得这“垫片”大了一点，也太生硬了吗？

这样的“创造性理念”还有不少，比如“既要强调民权，又要强调民责”。这事我在《南方都市报》上已经说了，世界上只有“官责”，没有“民责”，因为“政权民授”而“民权法予”。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公民的权利却不是政府授予的。所以，官有责而民有权。人民有权问责政府，政府却只能服务人民。如果“官问民责”，岂非“主仆颠倒”？

还有那个“让官员们‘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也很成问题。毛主席是说过诸如此类的话，但那是对付敌人的。难道睢宁的官员，是“日本鬼子”？当然我相信，书记同志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也不能抓住这只言片语就无限上纲，搞“文字狱”。不过我还是想问，这句话“玩笑话”的背后，难道就真没有“群众运动”和“人民专政”的思维定势？

看来，睢宁当局，可谓“满腔热血，一脑袋浆糊”。

所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不是政治教育，也不是道德教育，是常识教育。比如未经同意和授权，不得擅自公布公民个人信息，就是常识。睢宁县委书记不无委屈地说，你不能因为我不艺术，就全盘否定这件事。其实，问题哪里只是“艺术不艺术”，恐怕已经是“侵权不侵权”甚至“违宪不违宪”了。这个时候，你就是再委屈，怕也是没用的。

二，道德沙尘暴，应该谁来管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对睢宁县领导寄予最大的同情。

同情来自对现实的关注。一个不能不让人忧虑的事实是：“道德沙尘暴”已经越刮越凶了。这一点，恐怕大多数国民都会有切肤之痛。因为即便你没有喝过毒奶粉，也难免要吃到地沟油的。于是，一种呼声就会越来越强烈：这事该有人管管了！

这并没有错，问题是谁来管？

在一些人看来，当然得由管得住的人来。像我这样只会写写文章的，屁用都没有。不要说我，就算孔夫子活转过来，也没用！为什么？因为没有实实在在的制约力量，也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哪里刹得住车？那么，当今之世，谁最有力量？政府。这是目前中国最强有力的。难怪睢宁县委书记会很有底气地说：如果公权力都靠不住，NGO靠得住吗？

然而书记同志也许没有想到，政府出手治理“道德沙尘暴”，可能会奏效于一时，甚至会迅速奏效（我从不怀疑中国政府的能力）。但从长远看，却是不折不扣的“饮鸩止渴”。

道理也很简单：道德不是法。因此，道德一定是在“法外”的。也因此，如果政府来管道德，必定“法外施法”、“法外行政”。这就必定导致政府“捞过界”，也必定导致公权力的无限扩张。无限扩张以后，又怎么样呢？道德沙尘暴，就会变成“权力沙尘暴”。公民的合法权利，就难免会受到伤害，因为政府的权力已经不受限制了。

或许有人会说，为了治理这铺天盖地的“道德沙尘暴”，我们采取“权宜之计”，先让政府的权力“有限扩张”。等到道德环境治理好了，再让它缩回去，不行吗？

抱歉，不行。第一，什么叫“有限”？边界又在哪里？第二，请神容易送神难。权力既然越过了法律的边界，它还缩得回去吗？更重要的是，第三，政府的权力一旦越界，就必定在治理道德环境的同时破坏这环境。因为道德的堕落，恰恰源于权力的泛滥。没有“真天子”，就没有“土皇帝”；没有“宫中龙”，就没有“地头蛇”。黑恶势力也好，硬闯红灯也好，本质上也是强权政治、特权思想。只不过，是“山寨版”的。

所以，道德这事，政府管不得。

三，睢宁之套，即中国之套

政府管不得的，公民也管不着。因为如果政府都没有权力管，公民作为个人，又哪有这个权力呢？公民能够做的，是管好自己。别人的事，他顶多只能批评，其实是没法管的。孔夫子，不是连他自己的两个学生宰予和冉有，都没能管了吗？

能管的，只有社会，也应该是社会。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要有道德，就因为只有组成社会，人类才能生存。为了保证社会稳定，个人安全，人类发明了道德。道德是社会成员的约定俗成，也是社会关系的维系纽带。所以，即便将来国家消亡了，法律没有了，道德也仍将存在。何况，社会恰恰是介于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第三者”。政府管不得，公民也管不着的，正该社会来管。社会管道德，名正言顺，理所当然。

可惜，我们缺乏这个传统。或者说，这个传统很弱。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的结构，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统治着一盘散沙的草民。处于二者之间，并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是官府和衙门。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事，其实一直是官员在管的。所以，政府管道德，在中国有“群众基础”。公民自律，社会自治，则少有人说，少有人知，也缺乏配套的机构和制度。睢宁县委书记说“西方的自律和自治，在中国50年也做不到”，恐怕也是“话糙理不糙”，因为我们确实缺少“市民社会”这个中间层次。

现在麻烦了。政府管不得，公民管不着，社会管不了，我们走进了死胡同。

这当然不是睢宁一县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问题，睢宁不过是中国的缩影。所以，睢宁的困惑，就是我们的困惑；帮睢宁解套，就是帮中国解套。

怎么解？只能加强“市民社会”的建设。市民社会来自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讲究“公买公卖”。这就是“公平原则”。讲公平，首先得平等。这就是“平等原则”。既平等，又公平，生意就做得下去。而且，要想长期做下去，你就一要“守约”，二要“守信”。两个都不守，没人跟你玩。这就又产生了“契约原则”和“诚信原则”。体现“契约原则”的，就是法律；体现“诚信原则”的，就是道德。显然，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就是“解套之手”。当然，得是货真价实的。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市场经济。要建设的，就是市民社会了。这当然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必须有耐心。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不是一点事情都没有。政府要做的，一是保护，二是服务。中国的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市民社会更是很脆弱的，很需要政府的“保驾护航”。在这方面，睢宁能不能带个头呢？

是所望焉。

本文刊载于2010年4月9日《南方周末》第29版，责任编辑史哲，发表时有删节，这里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