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商与晋商相异之探微--浙江在线-人文频道

宁波简称甬，甬商即宁波商人。甬商和晋商（山西商人）是活跃于明清时期的商人群体，是我国著名的商帮。甬商与晋商有不少相同之处，诸如开拓的进取精神、诚信为本的理念、相同的会馆组织等。但由于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因此，甬商与晋商在形成和发展中也有其不同之处。本文仅就甬商与晋商的差异之处作一探讨。
一、发展方向的不同
晋商在明清时期是我国最大的商人集团。晋商的形成同明清政府的边疆用兵和边疆开发密切相关，在边镇市场中的作用，使其一振而起，在边镇蒙俄等市场占领一席之地后，才发展到淮扬及上海。经历了从边商向内商的转化过程。
从地理位置看，山西离西北部及蒙俄较近，因此，晋商兴起时其活动范围多在北方边镇与蒙俄一带。入清以后，水陆驿站又迅速扩建，为晋商占领北部、西北广大市场提供了贩运贸易必需的交通条件。明初推行开中制以来，晋商一度垄断了北边的开中特权，获取了巨额利润。资料对此有所记载：“明中叶，益兵增将络泽于道，营帐星罗棋布，饷用既饶，市易繁盛，商贾因此致富者甚多。”（1）不仅有官市，而且也有民市。山西的王崇古、张四维都是出身官僚的大商人，
他们积极参与边境的贸易。《明史·王崇古传》曾记载：“崇古仍岁诣弘赐堡宣谕威德。诸部罗拜，无敢哗者。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为此，王崇古“广召商贩”到边境贸易。
到了清代，清政府在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设置驿道，对于晋商势力的拓展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从而成为旅蒙商人的主力军，并且垄断了恰克图的国际贸易。《新疆图志·实业二》记载说：“惟古城馆毂其口，处四塞之地，其东自嘉裕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湘鄂豫蜀商人多出焉；其东北自归化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晋商与蒙古牧民的交易，主要是以物易物，贸易形式是走屯串账蓬，游动经商，把一些生活必须品卖给蒙古的牧民。乾嘉以后，旅蒙晋商以驼队牛车载货游动经商，改为在蒙古各地开设固定性商业网点。“易行商业坐贾”（2）。
对于恰克图的贸易，在清代几乎被晋商垄断。恰克图是清代中俄边境贸易城，始于雍正五年（1727）。根据中俄《恰克图条约》，先许两国商民在祖鲁海尔、恰克图、尼布楚三地通商。晋商在那里就有足迹，且垄断了恰克图的国际贸易。清人松筠的《绥服纪略》中就记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上述材料说明，明清时期，晋商在对蒙古、俄罗斯的贸易中是占主导地位的。
但是晋商在北方边境贸易积累资本后，就逐步向全国拓展，在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南京、苏州、扬州、广州等地十分活跃。清人徐珂《清稗类钞》就说：“京师大贾多晋人”，天津的盐业、当铺、颜料庄、烟草、票号等业也被山西商人龙断。《清高宗实录》卷139记载：“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易者，多系晋省人。”山西的太谷、平遥、介休各县人民“多在广东及南省各处贸易”。（3）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晋商是经历了从边商向内商的转变。
而甬商的形成则同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有重要关系。宁波自古以来是我国重要港口城市，是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之一，唐宋以来商品经济，尤其是海外贸易十分发达。明政府采取海禁，在前期，宁波的朝贡贸易受到限制，但也有进行。仅明宣宗宣德七年（1432）到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7）的115年间，日本商船来宁波达10次，船50艘。明中叶以后，海上贸易几乎被禁止，从而导致嘉靖以后海上私人贸易兴盛。鄞县商人毛海峰、徐碧溪、徐光亮、叶宗满等人经常“装载硝磺、丝、棉花等违禁诸物，抵日本、  罗、西洋互市。”（4）明代海禁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宁波走私贸易的兴盛和海商集团的壮大。宁波所属的双屿港、烈港、岑港等地私商云集，频繁交易。从而形成了有一定资本的海商。
清代海禁很严厉，但当16世纪以后，西欧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中国的市场与世界市场接轨，宁波商人进行反海禁斗争，他们冲破清廷的闭关政策，继续进行海外贸易。康熙二十八年，清朝赴日本的春夏两季商船46艘，其中宁波为14艘（宁波11艘、普陀1艘）。宁波所属的镇海、定海及象山石浦等海外贸易依然兴盛。大多数的宁波商人逐渐向内商转化，从事国内埠际贩运贸易，加入从事国内商业活动的商人群体，在全国各地设立会馆、商号。尤其是咸丰三年后，甬商在沿海漕运的作用更显著，出现了“南北”船号，涌现了李也亭、董棣林等沙船集团。在海运积累资本后，遂投近代的工业、交通、金融及各项新兴产业，涉足全国，完成了海商向内商的转变，在国内形成了6个商贸区：即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商贸区；京津为中心的环勃海商贸区；汉口为中心的湘鄂豫商贸区；广州、厦门为中心的粤闽赣商贸区；重庆为中心的渝川黔滇商贸区和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商贸区。同时，形成了以香港为中心的海外商贸区。如果说晋商的形成和壮大是借助政府政策兴起的话，那么甬商的形成和崛起则是同政府政策对峙中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
二、对新兴行业的态度不同
1840年的英国炮舰政策打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随之出现了进出口贸易、日用洋货、西药、五金颜料、呢绒洋布、保险业、证券业、轮船业、银行业等新兴行业，对待新兴行业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商人的发展。晋商与甬商对此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面对新兴产业的出现，晋商却不愿意完全接受。参与投资不那么积极，多次失去了机遇。比如，近代银行业，这是新兴的行业，晋商不是积极的参与。在清末，旧式的银号汇兑向新式的现代银行转变。这为近代商人投资新型的金融业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可是晋商却墨守陈规，多次失去改组银行的机会。晋商中的有识之士也已经看出，山西票号的经营机制不如银行先进，参与银行业成当务之急。见识多广的李宏龄就在提出：“同治以后，东西各银行，已渐次侵入，夺我利权。迨经庚子之变，中国当道注意财权，大清银行之议，遂遍于各省。无论信用力之强弱，我票商经营二百年，根深蒂固，何事不堪与人争衡，而银行一设，未免相形见绌者，其间亦自有故。以存款而言，彼则五六厘，而我四厘也。以运款而言，彼则钞票，而我汇兑也。而且金库全归该行，货借必有抵押，已难相提并论。而尤足寒心者，一遇倒账，外洋银行则凭借外力，大清银行倚仗官权，同属财产关系，而彼各挟势力以凭陵。”（6）李宏龄的分析已经指出了票号的弊端和银行的先进。认为票号要立于不败之地，使晋商在金融市场权益不致于丧失，必须组织大股份银行，作票号的后盾。京都各票庄的经理也联名致函山西总号，陈述改组银行的必要。函中称：“晚等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在团体，自办银行，不足以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纵使票号尽废，有银行可延一线生机。”（7）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墨守旧法，不是积极参与银行活动，而是屡屡失去发展的机遇。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山西票号却拒不奉命。第二年，组建大清户部银行时，又邀请山西票号入股，并请他们派出人员组织银行，北京票庄的经理也多数赞同。但山西票号却以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为名，竟复函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仍不应召。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经理们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可是总号依然不为所动，对各地之要求充耳不闻，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落空。由于山西票号不积极参与新兴的金融业，致使辛亥革命暴发后，山西各地票号无法对付突发金融风波，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提取，损失惨重，从此一厥不振。
相反，宁波商人却顺应时代潮流，抓住近代开埠后的机遇，适时更新经营项目，积极参与新兴行业的开发，全力经营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钟表眼镜、日用洋货、呢绒洋布、西药、房地产及银行、保险等业。
五口通商后，这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和我国经济近代化提供了必要条件，必将为新兴行业，诸如出口贸易、五金颜料、洋货业、西药业、房地产等提供发展的机会。宁波商人敏锐地意识到一次机遇的来临，正是抓住这个机遇，捷足投资这些新兴行业。比如，镇海商人方润斋抓住我国鸦片战争后的对外开放扩大的机会，频繁地进行进出口贸易，针对开埠后的生丝、茶叶出口激增的情况，及时组织生丝及丝织品的出口，组织人员直接到生丝产地湖州收购土丝，又到嵊县收购绿茶，与英商百里洋行贸易获得厚利。其弟方性斋也经营生丝与茶叶，交易额亦非小数。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行的英文版《中国名人录》就称：“方性斋是早期租界上最早的主要商人之一，他从茶、丝生意中发了财，他的名字常出现在租界的记录中，是十分有名望的。”
银行这个新兴行业，朱志尧、虞洽卿、刘鸿生等宁波商人不仅入外资银行当买办，而且积极参与中国近代银行的组建。甬商在金融界主动出击、捷足先登，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宁波商人参与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组建并掌控实权，辛亥革命前夕，宁波商人又及时组织四明银行，投资人和主要当权者为清一色宁波商人。担任这家银行的9名董事和总经理、协理集中了宁波旅沪的著名工商业者。至1935年，国内共有147家民族银行，其中47家由中央和地方当局开设，余下的100家商业银行中，由宁波人独资经营的11家，为主经营的13家，参与经营的28家，占据了半壁江山。国内著名的银行的总行80%以上设在上海，宁波商人参与投资、创办、管理的几乎涉及上海所有重要银行，正如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调查报告中所说：“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9）上海银行公会的会长、副会长，也长期由余姚商人宋汉章和另一位镇海人盛竹书担任。这与山西票商形成鲜明的对比。
此外，甬商还及时参与新兴的近代中国的轮船业。早在光绪年间，叶澄衷看到新兴的轮船业有利可图，就请求集资成立私人轮船公司与外商竞争，但被李鸿章拒绝。光绪十七年（1891），镇海商人戴嗣源创办戴生昌轮船公司，成为长三角地区开办最早的民族内河轮船企业。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公司拥有轮船9艘，活跃于长江沿岸。20世纪初，甬商朱葆三、李厚  投资创办大达轮船公司，不到几年有4艘轮船。朱葆三后来又合资创办越东轮船公司、顺昌轮船公司、镇昌轮船公司、同益轮船公司，并组建了轮船集团。1923年，朱志尧与苏北巨商杨在田合办大通记航业公司，专驶沪杨线。“朱为大通公司设计符合航线要求的船只，向中法求新厂定做千吨级隆大轮一艘，后抵押借款再造鸿大轮，一年之中成船二艘，价值四十余万元。几年间发展迅速，再添轮二艘。”（10）尤其是虞洽卿所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三北轮埠公司中更是处在近代中国轮船业的“主宰”地位。据统计，抗战前，虞洽卿投资近代轮船业的资本达450万元。1935年，我国轮船总吨位为67.5万吨，虞洽卿一人就“拥有大小船只六十五艘，计九万吨，约占百分之十三”（11）正是宁波商人在鸦片战争后，把握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大趋势，抓住机遇，积极资新兴行业，才使甬商在清末、民国初迅速崛起。
三、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态度不同
在明清，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末落，尤其是清末，封建统治阶级已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但对于行将就木的封建统治者，晋商与甬商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
晋商同明清政府有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个关系对晋商的崛起起着推波力澜的作用。因此，晋商中的不少人傍靠、逢迎、仰攀封建统治者，通过钱权交易，获得垄断经营权，从中牟取暴利。明代的晋商，是依靠政府实行“开中法”发迹。也就是由商人提供连镇军饷，换取盐引。不少盐商与官府关系密切。蒲州张、王两家族中均有商有官。张四维曾官至吏部尚书，其弟张四教等人为大商人；王崇古官至兵部尚书，其兄王崇义、父王瑶、伯父王现等均为大盐商。洪洞籍的杨义官至工部尚书，崇祯进士，其父也是盐商。
入清之后，晋商进一步从财政上支持清王朝的军事行动，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范氏家族就为清王朝输送军粮百万余石，并出私财支援军饷，为清政府节省军费600余万两。（14）另外，平定三藩之乱、噶尔丹叛乱以及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等，晋商都有支持。山西票号创立后，晋商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光绪三十年（1900）庚子事变，慈禧、光绪西逃，途经山西时，又由晋商借银40万两。事后，清廷令各省解京饷款，改汇山西票号平遥、祁县、太谷老庄，山西的平、祁、太票号成为清廷的总出纳。次年，慈禧、光绪由陕返京，仍由晋商继办“回銮差款”汇兑。由于清政府的支持，山西票号存放汇兑各项业务，迅猛发展。光绪三十六年（1906），日升昌的14个分号共汇兑3222多万两白银。因此，时人讥曰：“山西票号是清廷财政部。”（15）
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资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为清政府内务府采办宫廷用品外，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又多次为清政府用送军粮，建立功勋。许多商人还与封建官僚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蔚盛”长、“大德通”交好庆亲王，“协同庆”交好慈禧太后亲信李莲英，“日升昌”交结伦贝子、振贝子等。正如陈其田所说：“票庄与官僚的私下交结，更多趣闻。……在京的几个大的票庄，拉拢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码头，不啻为督抚的司库。”（16）一批晋商与官僚私交甚密，互相称兄道弟，这种官商道路，为山西票号拉到了很多利润极高的生意。正因为他们在清代末期与清政密过于亲密，终因清政府的垮台和官吏日趋走向没落而受到极大的牵累，许多票号、钱庄竟因此而倒闭。比如，太谷某票号约有200    ~300万两白银贷放给清朝官吏就无法收回，失去清偿能力，最终被北洋政府查封。
甬商却与晋商截然相反，就整体而言，不是走官商道路而是坚持民营的发展方向。甬商从海商转为内商，他们很小与官府做生意，不做清廷的附庸，叶澄衷、刘鸿生、虞洽卿、朱葆三、吴锦堂、陈万雄、方椒伯等甬商都投资新兴产业，为近代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努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原《近代中国实业巨子》一书中，收录近代有影响的35位实业巨子，其中13位是宁波人，占34.3%。
不仅如此，甬商还顺乎历史潮流，积极支持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山西票号所以能辉煌鼎盛，一个重要原因是依附清廷。但几乎同时，面对列强入侵、清廷没落、国势危殆，宁波商人却支持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赵家蕃、赵家艺兄弟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将在法国经商所得的巨额利润捐作革命经费。1907年后，孙中山发动多次起义，屡遭失败，资金方面极端困难。赵氏兄弟闻讯支持，把父亲留下的全部遗产“按时值大大贬价出卖，所得现款即交孙中山”。日本关西巨商慈溪人吴锦堂也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不但为同盟会募集资金，而且把自己的私邸借给同盟会神户支部作机关之用。日本学者中村哲夫就认为：“1900年前后，孙吴的联系几乎超越了吴氏同其它任何人的联系。”（17）李云书、李薇庄、李征五三兄弟，都在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上海光复时，李征五曾募集兵员组织光复军，亲自担任统领。“预算北伐经费，以期准备军需”（18）。李云书则担任江浙联军总兵站总监，为保障前方军需供应竭尽全力，并为江浙联军提供军费10万两。虞洽卿为策动江苏省起义，只身去江苏会见巡抚程德全，晓以大义，并筹付100万两白银，支持江苏辛亥光复。因此，完成了现代转型的宁波帮，在封建帝制寿终正寝之后，取代皇室附庸晋商而迅速崛起，也就是顺理成章了。
四、利润使用的态度不同
晋商与甬商在利润使用的认识也有不同的态度。获得高额利润后究竟怎样使用？晋商有自己的看法，与甬商有明显区别。山西商人虽然富有，但他们的资本投向是个别现象，在清末民国初，也没有出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大趋势，商业资本仍然停留在流通。清代山西商人利润的封建化，张晋明教授分析为6个方面，即捐输助饷，购置土地、转化为高利贷资本、窖藏、作为宗教活动的封建慈善事业的开支、奢侈消费。这些事例很多。道光年间，徐沟商人都羡于富者之晏安，无论有否致富，皆急于享受而不求上进，吃喝玩乐、吸鸦片。清末，太谷曹氏家族代表曹克让全家大小每日吃山珍海味；男女老小皆食鸦片；佣人多达370余人，养家兵500余人，每年家家用开支10余万元。一些晋商的资本遵循“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观念，购置土地。乾隆时，浑源、榆次二州县富商大贾“且多置买田地”。道光时，曲沃县商人彭太在河南南阳经商获利几十万两，购田置地，数年内土地猛增到600顷。不少山西商注重窖藏银两。山西祁县富商渠源浈，资产达三四百万两，他认为获取高额利润，再投资不如窖藏保险，就从其票号中抽出百万两银子窖藏起来。更有一些晋商经济实力雄厚以后，过着奢侈的生活。他们“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纵  博，蓄优伶，宾从杂沓，一言之悦，乾没万金不问。”正是由于这样，晋商未能大批转化为近代资产阶级，最终导致末落。
反观甬商虽然也有人购置土地，如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王槐山，据说在“骤富”后曾在原籍买下土地数千亩，但总的说，宁波商人在获取巨额利润后，继续扩大再生产，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比如，宁波巨商严信厚，在经营盐业积累了不少资金，为此，他把这些盈利投入近代工业和金融业。光绪十三年（1887），他在家乡宁波投资5万银两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运来日本蒸汽发动机和锅炉，聘请日本工程师和技师。后来自“英国进口新式马力更强大的新发动机和锅炉，又自日本增添了一些轧棉机和纺纱机。”（20）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投入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908年，甬商又投资创办四明银行，投资者、管理者为清一色的宁波商人。叶澄衷也投资近代五金业，他们经营的“老顺记”、“新顺记”、“南顺记”、“北顺记”，成为近代著名的五金商号。叶澄衷的五金业几乎可以左右国内同行，“不独五金事业之权利在其掌握，即他行之土货洋货欲销行同外各埠者，价值高下，无不视成（澄）忠（衷）为转移。”崇尚实业救国的刘鸿生，在获利后，也先后投资经营火柴、水泥、毛纺、保险、银行、城市建筑等业，投资总额达740多万元，拥有几十家个企业的股份。
五、历史的启示
晋商纵横商界数百年，当他们步入20也纪初期，却暮气沉沉，雄风不再，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商业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却在这个时候，宁波商帮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到20世纪后期迅速崛起，涌现出包玉刚、董浩云、邵逸夫、王宽诚、陈廷骅、厉树雄等名闻中外的巨商。总结晋商的衰落教训与甬商的迅速崛起的经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重要启示，能否与时俱进是事业成败的关键。
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要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适应社会的发展进程，就要与时俱进，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和根本趋势。晋商所以落伍，被淘汰出局，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墨守成规、缺乏与时俱进精神，跟不上历史发展趋势而衰落。到明清，封建社会已日薄西山，封建统治者行将就木，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经与国际市场接轨，与先进生产力发展相密切关联的是新兴产业，是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可是晋商却落户了，他们依靠明代政府实行“开中法”迅速崛起。从它一形成就已经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了，清军入关后，晋商与清政府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密切配合，山西票号为清廷承担起代垫代办汇总军协饷、筹借汇总抵还外债等业务。正是通过与官吏和政府的结托，大揽政府金融业务，获得丰厚的利润。随着资本主义的侵入，旧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要求得到自身发展，必须与时俱进，适应潮流。晋商中一些人看不到西方经营方式和经营思想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冲击，不懂审时度势、跟上时代发展步伐，而是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固步自封，对新兴产业兴趣不浓，固守“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理念，资本流向土地，没有及时地向银行业发展，山西票号最终在清末民初衰败。据光绪三十四年（1908）京都祁、太、平票号致山西总号的公函谈到：“同行二十余家，其生意之减少已十之四五，存款之提取更十之六七也。”正如，张正明在《晋商兴衰史》所指出的：“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晋商终于失去昔日光辉。”（21）
宁波商帮虽然产生于明末，但其迅速崛起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其重要原则是坚持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投资到新兴产业。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对外开埠和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大量涌现，为宁波商人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昭示了中国社会经济从内陆走向沿海的历史方向和必然趋势。宁波商人与时俱进，对于新兴的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洋货、房地产及银行、现代航运等业有其浓厚的兴趣，顺应了当时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实事求是态度把握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积极适应环境变化，在经济活动中积极投身于近代工商业活动之中，充分利用身处当时中国对外开放前沿地带的地理条件和对外贸易的先天优势，纷纷从事买办职业。《定海县志》说：“充任各洋行之买办所谓康白度者，当以邑人为首屈一指。其余各洋行及西人机关之中充行大写、小写、翻译、跑街亦实繁有徒。”（   ）涌现了杨坊、朱志尧、朱葆三、虞洽卿、刘鸿生等名闻中外的买办。这些买办最先接受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方法，除了入股外商企业外，并迅速投资于近代民族工商业，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和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人，由此获得许多近代管理知识和开拓市场的经验，使宁波商帮拥有众多精通国际贸易和金融业务的工商人才，为投资近代金融业和近代工商业创造了优于其他商帮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正是因为宁波商人的与时俱进，把握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才使它迅速成为近代第一批民族资本家，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今天的时代与近代的时代已经不同了。国际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进程快速，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中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也不断发生新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当代的浙商，尤其是甬商要发扬当年宁波商人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思考和处理一切问题时必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研究新情况，也就是说用更加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更加宽广的世界视野，深刻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和根本趋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不断研究新情况，形成新认识，解决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事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