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房地产为何逆市颷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08:02:28
中国房地产为何逆市颷升?
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在建国的前三十年是不存在的。宪法规定「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转移土地」。自从兴办经济特区，准许外企用地，拍卖土地使用权后，1988年修宪，承认土地可以转让，中国的房地产业便合法地发展起来。第一个按揭商品房是1987年12月深圳东晓花园，售价1600元／平米。
1991年开始的房改，以低价出售公房和实物公房，直到1998年改为全面货币化，开始土地投标制度，土地出让完全公开，国内外资金大量投入，2003年起便进入一个持续大幅度上涨的阶段。现在北京四环的商品房每平米已高达四万元，深圳也达到二万元水平，完全脱离月入三、四千元的居民购买力。今年北京两会压抑楼价便成为公众最关注的议题。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要坚决遏制房价飞涨，但是响应是冷嘲热讽。
究竟中国房地产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为何2009年还全面逆市回升，创下历史新高？究竟中国的土地政策和住房政策有哪些缺失？为什么中国的廉租房政策严重滞后？而八○后的年轻一代他们又要忍受多少沦为房奴、蚁族的痛苦……我们制作这个专题，就是打算用传媒通俗可读的方法，探讨上述问题的答案。本刊身居大陆的作者和专业人士，他们对住房这样最切身的福利问题感受深、信息多，因此，特地约请他们撰文、或报导、或分析、或现身说法，值得读者重视。
我们在此，只想提示一点，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也许有许多国家地区没有的一个特色，那就是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近一半是来自土地买卖，来自房地产。这是中国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看点，也是弱点。
中国高房价的多重推手◎ 温克坚
● 二○○九年中国商品房价上升与销售，都创历史记录，这是开发商、地方与中央政府多方共谋推动的结果。其中政府垄断地价则是终极原因。
国家统计局二月二十五日公布《二○○九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二○○九年度，全国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百分之一点五，其中新建住宅价格上涨百分之一点三，二手住宅价格上涨百分之二点四。
高房价导致民怨沸腾
统计局这个数据一公布，立刻成为网络舆论和纸质媒体尖锐抨击的靶子，有网友质疑「是不是小数点放错了位置」，以致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北京两会期间被迫承认该统计有不完善之处。
对中国统计有所了解的人们，并不会把官方统计资料太当真，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任何一个小小的统计资料都可能承担着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以房价资料为例，一个合理的推测是统计局想通过对房价涨幅的修饰，瞒天过海，安抚公共情绪，岂料事与愿违，公众对于高房价的愤怒籍此再次爆发。这个小小的「统计门事件」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房价的敏感性和高房价导致的普遍愤怒。
的确，身处大陆，时刻可以感受到这种愤怒，说房价已经成为最有共振性的公共话题，应该是成立的；说高房价导致民怨沸腾，社会危机四伏也许并不过分。「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电视剧《蜗居》热播，其辛酸台词热传，都折射出在高房价的挤压下，当下都市中底层民众的困惑与愤懑。
撇开社会公众情绪，从纯粹的经济分析来看，房地产「一业独大」的弊病已经十分明显，资产泡沫恶化经济结构，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对金融系统构成威胁，对未来经济发展构成重大隐患。同时，从房价收入比，租售比，空置率等等指标也可以证明目前大陆一线城市的房价之高，已经失去经济合理性，而处在极度扭曲状态。
不过虽然如此，笔者并不想去预测未来房价涨跌趋势，因为在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强势政府主导下，做中短期的预测是很困难的。笔者希望去梳理高房价背后蕴含的乱象，还原房地产市场的基本逻辑，显然这并非易事。因为高房价背后，纠结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商勾结、市场畸变、制度紊乱、政经错位等等因素，每一个因素解释起来都颇费周折。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混乱，和其物理属性较少相关，因为在现代工业生产条件下，房子无非是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的堆积，它的生产已经可以大规模、标准化、流水线的形式进行，房子的生产甚至比白菜还要便捷。
我们也许可以以简就繁，循着最近这些年中国公众对房地产市场的声讨和认知变化之线索来逐步厘清高房价背后的主要成因。
舆论火力从开发商转向地方政府
在二○○三年至二○○四年前后，当房价开始第一波全国性的上涨的时候，舆论火力偏重于攻击开发商，似乎是开发商的暴利导致了房产价格的上涨，房产奸商的说法不胫而走。不过在这个争辩过程中，观点开始分化，像任志强这样的敢言商人也一再从他们的专业立场，提出颇具挑战性的观点。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土地价格和房地产相关的税费等因素才是构成房价成本的大部份，开发商在整个产业链中只是占据一小块蛋糕而不是广为流传的暴利。这些争论依旧在继续，争论多方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不同信息和视角的迭加，的确逼迫人们放弃简单化的结论，虽然官商勾结无疑是扭曲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因此把棍子打在开发商身上，肯定是缺乏说服力的。
从二○○六年以后，随着房价再次上涨，更多的评论和分析已经开始关注地方政府在房价上涨当中的推手作用了。人们经过分析发现，在整个土地房产利益链中，地方政府依靠其独到的优势，攫取了最多的利益。最新的消息是，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二○○九年终盘点报告，二○○九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一万五千亿元。杭州和上海成为土地出让金超过千亿的两个城市，北京排名第三。而在政府责任一端，地方政府承诺的降低房价措施，总显得那么虎头蛇尾，三心二意。比如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建设，往往雷声大雨点小，没有赶上规划的进度。具备了更丰富信息的公众，因此逐渐的意识到，原来以「为人民服务」标榜的地方政府，其实还是「为人民币服务」，依靠垄断的土地资源，疯狂的攫取巨大的利益。因此舆论焦点开始把矛头对准地方政府，认为地方官员的无良和失职是房价的主要推手。而在某个阶段，中央政府由于频频表明要抑制房价，甚至多部委联动发文，包括推出土地稽查等约束性政策，来表明其抑制房价的决心，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众似乎相信了中央政府的善意和诚意。
中央政府在房价游戏中的角色
只是随着争论的深入，人们发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现有的财税体制和官僚考核机制和高房价之间的关联。一方面，在中央地方分税制度下，地方财源有限， 而在向上负责的政治权力安排下，事权重心在下，中央负责出台政策，具体执行往往要依靠地方，所谓中央政府请客，地方政府埋单。而地方政府要埋单，却缺乏相应的财政能力。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困境是无法持续的，因此在中央政府的纵容下，地方政府各显神通，通过经营城市土地资源，依靠巨额土地出让金来运行城市，成为地方官员的不二之选。 同时，对于官员个体来说，在政绩考核制度下，也必须想方设法发展经济，才能保住乌纱帽。而对大多数官员来说，房地产市场无疑已经是最便捷的撬动经济增长的杠杆。因此，在目前的政治架构下，地方政府炒高地价，进而炒高房价的举措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地方政府面目虽然可憎，但是却不是抬高房价的唯一罪魁。一些评论开始质疑中央政府在房价游戏中的角色。
二○○八年经济危机袭来，在巨大的保增长压力下，中央政府慌不择路，快速放弃原来表面化的一些抑制房价的举措，进而快速推出四万亿的政策大包，作为结果，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却全面逆市飘红， 很多一线城市房价上涨接近百分之百。按照统计数字，二○○九年，无论是商品房成交量、销售额、房价涨幅，都创下了历史纪录。而其中，央企更是依靠其资本、实力、政策、信贷等等优势，频频制造地王、哄抬房价。在这种状况下，中央政府抑制房价的形象客观上破产，而其作为高房价推手的面目开始清晰。因此，在二○一○初，虽然中央政府再度推出税收、土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等举措，做出打压房价的姿态， 但是公众舆论对此已经不买帐。在今年两会前夕，当温家宝再次和网民展开互动，并且承诺要在任内解决高房价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网民都开始冷嘲热讽了。
因此，经历过上述认知过程，人们痛苦的发现所谓的高房价，绝不是一时一因导致的结果，而是开发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多种力量共谋推动的结果，并且这些角色的影响力一个比一个关键。因此，普通的购房者会发现，在和高房价的对垒中，他面对的其实是最强有力的联盟，而不是原来设想的个别企业或者个别机构。并且随着房价高企，在经济中比重增高，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都形成路径依赖，形成了房价和政府相互套牢的一种特殊机制。简单的说，开发商、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共政权结构，都希望保持房地产价格的有序上涨，虽然程度不同，但是他们都共同分享着房地产市场持续「繁荣」的红利。
公有制造成政府垄断土地价格
当然，上述进程有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那就是土地的公有制。正是因为土地的公有制，使政府占据了土地供应的垄断地位，使得土地价格一路飞涨。而土地公有制可以说是中共政权的核心经济支柱。对中共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们知道，土地是中国夺取政权的武器，也是用来控制社会的武器。虽然社会上已经有许多土地私有化的呼吁， 但是在土地国有问题上，中共迄今不肯松手。 这也许和某些历史记忆有关，比如六十年代共产政权导致了大量人口饿死，因此粮食安全变成执政集团的紧箍咒，而为了确保粮食安全，又得出了严格控制土地的措施，在这层层观念强化下，中共政府对土地的控制，依旧如意识形态一般根深柢固。而另外一方面，通过垄断土地可以获得巨额收益，各级官僚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守住土地国有制的招牌，自然是最佳选择。因此，可以说土地公有制是高房价的终极源头。
当然，畸高房价能多年持续存在，已经不仅仅是经济现象，而必然和我们的社会政治权利有关联。在目前的政治结构下，民众的博弈能力缺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并不需要对民众负责，哪怕民怨沸腾，并不会葬送官员的政治前途。而在单一制的权力架构下，中央出台的政策，或者由于忽略了地区差异性，或者由于其内涵了过多的自由裁量权，以致政策缺乏相关性，政策自然无从实施。另外，在房价问题上，民众无法形成集体性的力量去影响房地产政策、货币政策。除了偶尔掀起一些象征性的不买房运动的抗议之外，公众几乎没有任何实质发声的管道。因此，要摆脱「房奴」的境地，首先要争取到公民的权利。
因此房价一事，说简单不简单，它事实上已经和更广泛意义的社会进程纠缠在一起。房地产市场回归正常，必须依赖土地要素更充分的市场化，也将和公众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实现紧密相关。
二○一○年三月十四日
房奴、蚁族、月光族◎ 尚德堂
● 编者按：目前提出的二次房改，包括三种住房制、三类供地方式，在当前官僚制度下，只会成为官商连手与民争利的竞技场。只有民主制度打破权力的操控，才能解决住房制度中的不公和腐败。
自一九九八年推行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大陆住房分配不公已经走到了危险边缘，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一传统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铁律，在房产市场已经异化成买得起的人决定价格。当住房成为富人唯一可资信赖的投资产品时，普通民众就只能掏出大部分收入实现住房这一基本权利。在高房价与普遍低购买力的巨大压力中，二次房改成为二零一零年「两会」热门议题。
由买得起房子的人决定房价
目前热议的「二次房改」的各种方案，似乎都将高房价症结指向市场调控赋予地产商过多的裁量权，呼吁国家应该施以更多的调控。按照目前讨论的房改方案：住房的性质是准公共产品，认为应该由政府主导提供住房服务，实行「三种住房制度，三类供地方式，三支队伍参与」（三三制）。
三种住房制度指，针对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住房」制度、针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和针对高收入家庭的「商品住房」体制。而相应的三类供地方式也分别为政府划拨方式供地、「四定两竞」招标用地和商品房的「招拍挂」方式供地。三支队伍是指政府和民间非营利公益性建房机构及建筑开发商共同参与。
姑且不论三三制是否是一大创新，但就所谓住房是「准公共产品」这一概念而言，看似是在通过重重杠杆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虚高，似乎是在通过国家调控纠正市场的弊端，实际上成为「准公共产品」且分配规则存在弊端的住房成为权力和既得利益上下其手、再次通过合法途径将主要来自税金的公共资金以及其它公共资源据为己有的途径。住房分配不公的根源并非市场过于发达，而恰恰在于国家权力的不当越位与缺位导致的市场不足甚至畸形发展造成的。在中国经济仍然是政治、风向经济的大背景中，二次房改顶多是解决问题的毛毛雨，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会成为加剧分配不公的催化剂。
一九九八年第一次房改实际上是市场为主、国家调控为辅的结构。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土地属国有资源，权力从房产市场运作的初始就掌握了主动权。在中国目前官员非经民选产生而带来的对上不对下负责的机制中，房产市场成了官商连手与民争利的竞技场。土地财政的膨胀就是例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有些地方的土地直接税收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全国工商联在全国政协会上递交了一份名为〈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的大会发言，表示在房地产企业的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土地成本＋总税收占百分之四十九点四。即政府得到房地产收入的一半利益。
政府利用土地在财政上巧取豪夺
土地财政让各级政府有了强大的利益驱动，借发展之名屡屡侵犯民权，强行拆迁成了社会矛盾的主要集结口之一。在地产大鳄成长的过程中几乎都能够找到权力的影子。由此首次房改的罪魁祸首不在于市场，而在于权力的不当使用，权力的介入阻碍了竞争，在地产界非常关键的一环是公关。轰动一时的电视剧《蜗居》中地产商陈寺福与市委秘书宋思明之间的交易就是例证。当打通官员之后，不但可以降低土地成本，拆迁带来的后遗症都可以轻发脱手；有了权力做依靠，在司法不独立的政治环境中，土地侵权问题等于拿到了特许状。
在房改分配操作规则中，权力的影响更是随处可见。不但有政府部门厅局以上干部（地方上级别要更低）仍享受「福利分房」，而且迅速成长起来的改制新贵组成了一个购买力旺盛的买方市场。当住房成为富人资本保值的一种媒介时，价格调控就会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而权力本身与这个群体密切相连，其中的顾虑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有住房需求的主力军却只能对高房价望而却步，出现了「需要的买不起，买得起的不需要」。此外房改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期间相当数量的国企职工被推向了市场，未能享受到房改红利。
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推出的「经济适用房」，从征地到分配都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是中低收入家庭定位的自由裁量权为腐败留下了空间，拥有几套住宅或名车的富人成为房主的例子屡见不鲜。其次，以解决公共利益的名义征地成了常态，更不用说权力监管缺位造成的豆腐渣工程对民众生命财产的潜在威胁。
因此，高房价实际是权力之手操控大盘的情况下市场发育不足而异化的畸形态造成的，其中包含了高额的体制成本和腐败成本，而这些都远非二次房改能够解决的。目前提出的「二次房改」各种方案都没有触及到供地制度、规制权力的越位缺位、甚至错位等根本性问题。而加大调控力度只会加剧原有分配不公的格局，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
二次房改难免又一次忽悠
如今，大部分地方政府都对二次房改存在顾虑，有相关部门表示不希望加重财政负担。但短暂的咀嚼之后，他们会发现这又将会是一次增加ＧＤＰ的机会。在天花板房价面前，二次房改的定价即便打了折扣也不会太低，有迫切住房需求、渴望拥有完全产权的民众大都会痛快地掏空腰包解燃眉之急，这将空前地加大成交的额度。然而实际上土地国有和七十年产权的前提决定了住房并非私产，而且频繁拆迁使很多住房很难挺过七十岁，这意味着普通民众奋斗大半生得来的住房几十年后不得不重新成为国有资产。更不用说，对首次房改的纠偏以及分配规则的解读，目前提出的三个阶层提法（低、中、高层收入群体），对这些阶层的界定预设的裁量权为施展提供了空间，所谓的保障性住房会有相当部分沦为有钱人、更多的是有权者及权势依附者的空置房。
在住房权力理应成为一项基本公民权利的今天，蚁族和房奴成了中国大陆大部分民众的生活常态，这实在与口头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符。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房贷按揭（抵押）数额超过月收入三分之一的人将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质量，这样的人被称作「房奴」。而很多人连成为房奴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们根本拿不出首付，而是「月光族」。在高房价时代，甚至月薪七八千的白领都买不起房子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新型白领被调侃成了「今天领了工资，交了房租水电，买了油、米、泡面，摸摸口袋，感慨一声，这个月工资又白领了！」
在中国当前这种现实下，解决民众住房，满足住房的基本人权无异是痴人说梦，而二次房改只会是权力与国家瓜分民间财富的盛宴！时下中国，解决中国所有一切问题的前提是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博弈机制。没有这种博弈机制，中国的任何改革都是一句空话，成为强化权力和既得利益的帮凶与工具。而这种博弈机制只能是一种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机制，这才是中国未来的阳光大道；而没有民主，中国的任何改革注定终将失败，无论怎样强权来强化统治，我们的国家与民族恐怕走上的是条不归路！
（作者系中国大陆记者）
安得廉租住房千万间◎ 林 渊
● 中国政府制定廉租屋政策已经十二年，但是今天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一年才解决三万户廉租屋的需要。问题不仅在于投资少，而且制度极不完善，讲空话，不做事。
近期中国房价飙升、「蜗居」情况恶化，成为中国大陆的热门民生话题，一方面反映出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另方面也看到中共体制的缺失，难以配合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政府提供廉价房屋，解决低收入家庭的居住问题，是政府的责任和稳定社会的重要政策。香港和新加坡两地的的公共房屋建设素有好评，中共官僚更常说有借鉴之处。可是，大陆的廉价房屋建设举步维艰。中国作为一个标榜「为人民服务」的后发展国家，为何不能吸收已发展国家的宝贵经验，反让房屋问题越趋严重？
廉租房政策成贪腐温床
早在一九九八年，中国停止福利分房制度后，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就规定：「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用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但雷声大雨点小，连中国官方亦承认这政策不但没有落实，还成为贪污腐败的温床。
建设部二○○六年的数据显示：有十三个省（区）没有将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纳入省级政府的工作指标，主要在中西部的七十个地级以上城市没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即使处于经济改革最前沿的深圳特区，仅有六百四十六户享受廉租房待遇，这对于户籍人口逾一百六十万，常住人口超千万的大都市来说，廉租房制度的覆盖面等同杯水车薪。到了二○○七年，全国廉租房数量占房地产市场不足百分之十。大陆传媒指出：当时全国一年所建设的廉租房只能解决三万多户居民住房问题，用这样的速度需花上三百多年时间，才能解决占城镇家庭总户数百分之五的低收入人士的住房问题。
大陆传媒在○七年亦披露：江西省对南昌、吉安等地的廉租房进行全面复核，有近二千个违规享受廉租房政策的住户被清理。深圳市国土房产局的统计显示，自十月下旬开始清查公务员违规占用政策性廉租房以来，半个月已收回五百多套廉租房，还接到按要求应退房公务员的电话预约，准备退出三百多套。而未被揭露的，不知凡几。
廉租房建设滞后三大问题
大陆传媒探讨廉租房建设滞后时，经常提到三大问题：一、建设廉租房的资金严重缺乏。二、廉租房分配难度大，由于个人诚信体系不健全、收入来源多元化等原因，难以准确审核申请家庭的真实收入。三、廉租房制度不完善，监管、审批等程序均存在漏洞，符合条件的家庭不能及时得到住房保障。但当中涉及的体制问题，大陆传媒则没有或不敢深入分析。
宏观而言，邓小平推动的所谓改革开放，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构想，促使整个中国社会由上至下，想方设法的追逐财富，却没有顾及如何保障占人口多数、无法先富起来的弱势社群，政府把重要的社会问题都推给市场解决，不单住房，医疗、教育、工人下岗、劳工福利等需要政府提供基本保障的范畴，政府都视作等闲，甚至抽身离场，让民众「适者生存」，等到有关情况恶化到无法掩盖，或影响到社会稳定，政府才会加把劲以小修小补、小恩小惠的方式应付；而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缺乏民意监督、政治制衡的急速经济发展，权势和财富的关系已经纠缠不清，贪腐加剧，部份人先富起来了，却没有使贫富的距离拉近，反而社会缺乏诱因和风气，促使既得利益者愿意少取利益，回馈社会，让社会变得较为平等公义。而愿意身体力行改良现状的人，在这畸变体制里往住被打压或排斥。这种大环境下，社会矛盾怎会不被激化。
就以建设廉租房严重短缺资金来说，目前是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双方注资，但这类建房项目无利润可言，反会影响收入。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郭建鸾曾公开表示，廉租房的供给每增加百分之五，就会迫使商品房房价下降百分之三至四，而房价下跌，政府收入便减少。于是中央就说地方政府对建设廉租房欠积极性，地方则推说中央缺乏资援，双方都不愿拿出真金白银来作这种稳定社会的长线投资。至于廉租房的监管、审批等程序存在漏洞的问题，其实普遍存在这个人治色彩浓厚的社会各领域，体制不透明、无监管，才有利于官商勾结，私相授受，堵塞漏洞就意味着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此外，在不少沿海城市，最急需廉租住房的，是在城市谋生，却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这些对城市发展贡献良多，却不受重视的弱势社群，受了户籍制度所限，绝大部份都不能成为廉租房的受惠者，甚至低保、医保等基本福利都欠奉。最近广州媒体大幅报导深圳民工在货柜箱及三轮车改装成的蜗居内栖身，成了深圳这繁荣大都市的一大讽刺。
最终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
废除户籍制度虽然已讨论了十年多，今年两会前夕，大陆十三家报社罕见地刊发共同社论，呼吁改革户籍制度，可是得不到中央积极响应，参与这次呼吁的传媒人还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可见利益集团在权势保护下，如何恃强凌弱、放恣专横！
廉租房严重短缺的情况拖了近十年后，中央政府显然意识到住屋问题已响起警号，所以在二○○七年三月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温家宝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财税等政策支持，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被外界视为当年两会的最大亮点之一。往后两年，温总还在工作报告中列明有关拨款，今年更声称中央财政将安排「保障性住房」（指政府按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为本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提供的住房，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构成）专项补助资金六百三十二亿元，建筑保障性住房三百万套，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二百八十万套，总共五百八十万套的房屋。
中国不改变政治体制来配合经济发展带来的转变，即使温家宝苦着脸大张锣鼓，亦难以找出根治问题的良方。最近已有传媒批评，中央拨出的六百三十二亿人民币要建五百八十万间房子，平均一间只能补贴一万多元人，对地方政府实毫不吸引。保障住房对地方的ＧＤＰ、税收与小金库毫无益处，有何动力促使地方政府改变动辄上亿交易的商业地用途？
而部份地方政府，为应付中央的三令五申，除了虚报达标数字，亦推出不符合标准规格的住房以瞒混过关，例如在旧楼上加建一两层，或让大企业自己拿地出来建廉租房，然后该企业的合资格员工有优先分配权，而不是让真正有需要的民众受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再重演，而洞悉这个酱缸摊子并非长久安乐窝的富豪、贪官、高干，早就安排后路，把大部份财富转移到海外，并使自己或家庭成员取得外国居留权，以备不时之需！安得廉租住房千万间？留给温总继续发愁吧！
八○后：房奴中的房奴◎ 简东方
● 一年有七百万大学生毕业，他们都沦为房奴，成为蚁族一类，弱小、群居、漂泊，备受各种压力，居所往往只是一个铺位。比父辈在毛时代的艰苦还苦。
对于中国「蚁族」而言，有房子就像有生命一样，比户口、学历、爱情、教育、社会地位、政治权利都重要。
中国大地无处不在的蚁族，并不是一种昆虫族群，而是八零后，一个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是「房奴中的房奴」，具体指大学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二○○九年大约有七百多万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二零一零年将有六百多万，其中有的成为房奴，而更多的则成为新的蚁族。这些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父母是贫一代，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贫二代群体，如果如今的高房价继续，他们至少两代为奴。而奴隶的主人，高处的是权贵政治家，低处的正是直接奴役他们的官商、资本家。
蚁族是中国第四大弱势群体
这一群体之所以将该群体名之为「蚁族」，是因为这个群体和蚂蚁有许多相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他们大都经历过「流浪汉」式的漂泊生活，听过房东限时搬迁的严令，有时如同蚂蚁一样不停搬家；即使倾其所有购入一套小小房，他们也要面对房奴的恐惧化生存，感受银行月供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头顶的压力，生病、失恋、失业、降薪......每一种危机，都在不断刺激着他们脆弱的神经，甚至让他们不得不再次沦为蚁居一族，据称全国蚁族高达百万。
蚁族虽多，但苦难更多，有的蚁族经济无力，实在无奈就住进了集装箱房子，还有蚁族租住的房子不过是火车卧铺大小，房子里塞满高低床铺，厕所和用水都是公用，最多时七八十人共享一个厕所和厨房，比他们的父辈艰苦奋斗时期还艰苦。畅销书《蚁族》一书主编、北大八零
开发商张杰庭在政协大放厥词
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刚刚闭幕的两会，全国政协教育组在一次分组讨论中，话题集中到了高房价。政协委员、开发商张杰庭劝其它代表买房，「我们是房地产开发商，知道过程中所有细节。今年赶快买吧，北京住房的平均价，未来两年要涨到四万元一平米。」有人问：「那老百姓怎么办呢？」张杰庭大声回答说：「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活法，政府有政府的活法，有钱人有有钱人的活法。」全场鸦雀无声。张杰庭的具体身份是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锡华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实验学校董事长。
或许是张委员这番话在网络上引起极大争议，有关新闻办指令新浪网、百度等网删除，如此真相还特意对房奴、蚁族保密。这时的温家宝，不但不戳破这张骗人的窗户纸，还说了更多作秀的话，像他在作《政府工作报告》，用一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来麻醉民众。不过，还有人有勇气，比如政协委员张维庆掉头给他一个耳光，直言讲真话越来越难；全国政协常委龚世萍表示我们家坚决不买房，原因就是现在房价涨得太快了，特别是北京，一辈子，甚至两辈子都要被房子的问题牵着，负债生活那是很苦的。这时的温家宝，听了脸已经不会红了。
本来，人们对温家宝有厚望，他提出让人们活得更有「尊严」 ，可实质上温家宝只图自己将来有个好形象「自保」，看看房价就知道了，北京的房价要比美国的贵一倍以上：纽约近郊三百平方米的独栋别墅，现价为六十至八十万美元（折合人民币五百六十万元），同样规格的房子在北京，却需要人民币一千万元。即使普通房子，北京也多在每平方米两万人民币上下，而且八零后还面临经济、交通、就业、生子、教育等压力，蚁居不但是他们的枷锁，还是他们的宿命。
央企炒楼给温家宝一记耳光
温家宝经常举例民生，称中国避免或走出「黄宗羲定律」，但温家宝仍然在这个怪圈内打转，比如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民众的税费就加重一次。明清时期思想家黄宗羲把这种现象称为「积累莫返之害」，被后人称为「黄宗羲定律」怪圈。现在依然如故，温家宝政府的有形经济之手每调控一次，地方上的房价就上涨一次，蚁族的负担就加重一次，如此反复。它说明，历史上的赋税制度都是虎头蛇尾：从隋唐的「租庸调」、「两税法」，到明清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每次税费改革，民众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涨到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对此，权贵资本主义不肯用妙招，他们视民众为奴，蚁居便是「蚁族」的不幸。
两会过后，北京在高房价的一片讨伐声中又涌现出新地王，再给温家宝一大耳光。三月十五日，央企老大中信地产竞价以五十二点四亿元的总价竞得一块住宅及商业项目，总金额超越区去年地王的五十点五亿元，创下北京拍地最高总价。同日，央企老大远洋地产旗下子公司远豪置业以四十点八亿元竞得一块住宅混合用地，地块楼面地价达每平方米近三万元，被认为是北京市场上新的「单价地王」。北京市长郭金龙曾表示，北京将继续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依法查处捂盘惜售、占地不用、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但过高的地价将使北京政府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的计划落空。
欺人太甚的还有国家统计局，《二○○九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我国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百分之一点五，其中新建住宅价格上涨百分之一点三。可无论是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还是在东莞、海南，市民几乎都普遍感觉房价涨得太离谱了，首付从三成增加到四成，为什么掌握权威数据的统计局还在如此无耻地掩耳盗铃，叙说「天方夜谭」故事呢？
钱多多不过政府，钱少少不过蚁族，中国沿海省会城市，居然卖地所得占了地方财政的百分之六十，甚至更高，房价就更加攀升了，这说明温家宝让人们生活有尊严的话已经成为空话了。网上蚁族不甘如此不幸，有人还把《国歌》改成「蚁族进行曲」：
「起来，不愿做房奴的人们，莫要把我们毕生的积蓄投入房地产商的囊中。房价高涨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让我们万众一心......」
（作者系中国大陆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