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江民突然“离去” 家族式江民前路迷茫

    王江民曾被《世界商业评论》评为“影响中国软件发展的20人”。他一生都在与自我抗争、与病毒作战，他的辞世使后江民的未来之路令人担忧。

“杀毒界”哀悼 江民前路难料

    圈内人有过这样的表述，“有人令人恨，有人令人怕，但是王江民一直是圈子里令人敬重的人物。”王江民辞世的消息在杀毒软件行业内也是震动不小。江民公司发布讣告后，金山公司发表了《吊唁王江民老师》一文称：惊闻王江民老师去世的消息，金山全体员工都深表痛惜。王江民的去世，对中国的反病毒领域是个巨大的损失。

    奇虎360董事长周鸿在新浪微博中表示，王江民是杀毒行业的老前辈，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更难得的是，他年近40才开始学计算机，四十五六才创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值得所有创业者学习。

    曾在金山公司负责毒霸杀毒软件推广的王峰对媒体表示“王江民的辞世令人震惊。一下子心里沉了下来，想起了八年前杀毒市场风云。一个绝对的大哥级人物。一个技术市场两全的天才，一个属于中关村的时代。”

    王江民的生前好友林军在博客中说，王江民是个好人，也是个英雄。在他之前，杀毒软件是个官方的市场，那时的杀毒软件是个公安部做的，他是杀毒软件市场启蒙的第一人，推动了整个市场。

    王江民的逝世对于江民科技来说可谓是沉痛的打击，江民的未来也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少人认为这对江民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且杀毒软件市场格局变革即将出现。

    林军就曾向网易科技表示，王江民的去世对江民公司而言将造成巨大影响。他指出王江民身上有一种技术至上主义，他主掌的江民公司，在商业运营上远不如它在技术方面的积累更有名气。

    据相关数据资料显示，自2003年开始，江民公司便逐步落后于对手瑞星、金山。其在单机版市场以及本土中小企业市场的应对不力，使其成了一个边缘的品牌。截至目前，瑞星几乎占据本土近40%的市场份额。而江民，却从早期的90%份额下滑到了10%。

    十几年来，江民一直被人们视为是家族式企业，甚至是作坊企业。王江民自己也曾承认，公司确实曾给人一种作坊公司、夫妻店的感觉。尽管他后来退出一线，努力要把一个私人公司变成公众公司，想扩大规模，甚至从事资本市场运作，上市融资，但是都没能挽救日渐下降的市场份额。过去几年，即使江民经历了内部组织架构的变革，其效应也还没真正释放出来，高管层的更换并没能有效提升品牌影响力。

    有网友评价说，王江民走后，江民公司的下一个掌舵人是否会坚持王江民的发展思路将成为一个巨大的问号。在安全软件市场近年来风生水起的现状下，任何一位王江民的继任者估计都不大可能像王江民那样任凭江湖的风吹雨打，更何况职业经理人的介入管理会让企业的发展更加倾向于市场的主流思维。那时，江民公司会不会在安全企业市场掀起几阵风浪还真是一件不好说的事情。江民公司离开了“顶梁柱”后，面对其他同行的虎视，江民或者以不变应万变，或者主动出击，这是必然的事情。

    不过，对于江民的担忧，江民科技策划部总经理曹凌翔却表示，王江民多年不过问公司具体事务，只有“大事”才出席，公司主要业务都由总裁陶新宇负责，王江民病逝不会对公司正常运营产生影响。据曹凌翔介绍说，2008年江民在中国市场排行第五，在国产软件排行第三。

自强的“奇迹”

    “人都是在不断地反抗自己周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据说王江民最欣赏的就是高尔基的这句名言。而王江民本人的经历也印证了这句话。王江民是个坚强、倔强的人，也正是这样的性格造就了他的“奇迹”。

    王江民打小就在身体和精神上经受了考验。据说，自王江民记事时开始，他的腿就“已经完了”。3岁那年，王江民在得了小儿麻痹症后，留下了腿部残疾的后遗症。“我只知道自己下不了楼，一下楼，就从楼顶滚到了楼梯口。” 王江民曾回忆说。下不了楼的他，每天只能守在窗口，要么看着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要么就拿一张小纸条往楼下“放转转”。而在他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条不方便的腿又不幸被人骑自行车压断了一次。

    对于身上的残疾，他仅认为是“有感觉但不痛苦”。曾有报道称，只会潜水不会抬头游泳的王江民，在烟台海边的礁石上钓鱼时，碰到涨潮回不到岸上，他就一个猛子扎进海水里，于是学会了抬头游泳；尽管腿不方便，王江民还是偏偏喜欢爬高山；腿不灵，王江民偏要学骑自行车，虽说摔得鼻青脸肿，但最终还是学会了；小学四年级的王江民就熬夜，并熬出了双波段八个晶体管的收音机、无线电收发机以及电唱机。

    在初中毕业之后，一度没有工厂愿意要王江民，这让他感到了痛苦，“找了很多单位，不要工资白干，人家都不愿意接收。我觉得我被社会抛弃了。”

    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历经磨难后王江民的“转机”终于到了。1971年，终于有一家街道工厂愿意接收王江民。面对来之不易的工作，王江民很努力，并且在一两年后就成为该厂的技术骨干和革新能手。由于王江民在当地树立了身残志坚的榜样，他先后被授予“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全国青年自学成长标兵”、“全国自强模范”等称号；三年后，王江民又去上了职工业余大学；几年后，他又进入烟台轴承仪器总厂担任高级工程师，从事光机电设计和工控软件设计。

    王江民也丧失过两次机会。一是，因为厂里的不放手，让他丧失了1977年通过恢复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二是，“文革”期间被工作组定为“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只专不红，不能重用，不能当领导”的典型，丧失了向仕途发展的机会。

    王江民一直认为他最精通的仍然是机电，“干机电就像我现在杀病毒一样，非常轻松。”1979年，因为在激光产品方面获得多项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王江民被评选为全国105个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之一。

    有人曾统计，从一名街道工厂的学徒工做起的王江民，在他成为“杀毒王”之前还是一位拥有各种创造发明20多项的机械和光电类专家。

中年“反毒”高明经营

    在研究应用光机电自动化的时候，王江民逐渐意识到，必须依靠计算机来控制。目的明确的王江民自此开始接触计算机，他曾坦言：“我38岁开始学计算机，没有感觉我老了，没有感觉我不行，只感到我的英语基础不好。再说，计算机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我搞计算机是用计算机，不是学计算机。”

    仅在上班时研究计算机，王江民并不满足。1989年，他花了1000多元买了一台中华学习机，第二年又买了一台8088PC机。并且开始学习BA SIC语言。

    在给自己上小学的儿子编数学题的过程中，王江民开始逐渐实现其“用计算机”的初衷。王江民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曾讲述说“那时候，我儿子上小学一年级。学校让家长每天出50道口算题，要求出的题还得符合逻辑。出题挺费事儿的，也挺费时间，所以我干脆就编个程序通过计算机打印出来，然后一打印出来就几百道题、几十道题。这套软件把它联系起来，就是一个不错的小学一二年级的数学练习、语文练习等等，包括默认生字、包括给汉字拼音、包括拼音注汉字等等。这样一套小学一二年级的数学和语文教学的辅助软件，后来被评为全国教育类软件第一名，也是中国教育类软件里第一个有版权登记的。这个软件一共赚到了800块钱。”

    不久后，王江民把目光投向了杀病毒领域。王江民原先的工作是开发工控软件，但用户的机器因为感染病毒不能正常工作，用户就认为是王江民开发的软件不好用。“这种情况逼着我必须解决病毒问题。”

    1989年，国内首次报道界定了病毒。在此之前，王江民就发现了小球和石头病毒，“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指出那是病毒。”王江民在短短几年内便成为了反病毒的专家，逐渐走上了专业“杀病毒”的路，并且终其一生。

    在拥有了属于自己先进的杀毒理论基础后，王江民决心把自己的反病毒软件商品化。然而，商品化的过程确实曲曲折折。一方面，在商品化时，他发现自己的杀病毒软件同样会和其它杀病毒软件一样，遇到对病毒反应滞后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卖产品的过程中与代理商间的利益冲突也是很大的困扰。

    问题虽然棘手，但王江民却应对的很有一套。对于时滞问题，他很聪明的利用了媒介，尤其是纸媒体。“能不能在报纸上一个星期公布一次新病毒特征码，让用户自己升级。”王江民将自己的想法连同开放式、可扩充的K V 100软件一起寄给了《软件报》，并为它起了个非常鲜明的名字“超级巡警”，以示高效广谱的查毒特性。1994年7月，《反病毒公告》首次发布，王江民的K V 100一炮打响。在没有英特网和光盘传播的时代，报纸的反病毒公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说，有不少单位的领导要求计算机管理员把每一期的报纸都剪下来，把新病毒特征码加进去。

    在处理与代理商的聚散离合中，“精明”的王江民始终牢牢掌握着软件的版权和主动权，据说当初谈转让的时候，协议写的都只限于转让某个版本。当K V 100的转让的商家数量增加后，因为各家都有加密程序，都可以无限制地制作商品盘，为了抢占市场，必定会竞相压低价格，争夺客户。这样一来，产品的批发价格就一路跌了下来，而且有些商家为了不付3%的提成，甚至出了假包装。始终掌握话语权的王江民通过用K V 100技术升级到K V 200的方法很好的整顿了市场。在随后出现的“假防伪”问题上，他又一次用升级的办法争取了主动。

    尽管王江民一次又一次用自己的技术在市场上取得主动权，但这种被动的方式还是不能长久的。1996年的一天，40多岁的王江民终于打了一辆黄色的“面的”来到中关村，真正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他创立了北京江民新科技术有限公司。利用代理商已经“炒热”K V品牌的大好形势，王江民在进驻中关村的第一周就进账150万。之后，江民公司日渐壮大，并一度拥有80%以上的杀毒软件市场，K V系列反病毒软件正版用户也接近100万，一度创下中国正版软件销售量之最。

■延伸阅读

命运多舛的家族制企业

    像江民这样的家族制企业在IT界不少，在民营企业也很多，而现在对不少富有家族制企业来说，已不仅是富过三代的问题，而是能否富过两代的问题。

    有调查显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家已经超过了300万，而由于找不到合格的接班人，95%以上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无法摆脱“富不过三代”宿命。

    “富不过三代”家族制企业的魔咒，不仅是中国特色，也是全球家族制企业的普遍问题。据统计，在美国，家族企业在第二代能够存在的只有30%，到第三代还存在的只有12%，到第四代及四代以后依然存在的只剩3%了；在葡萄牙，有“富裕农民-贵族儿子-穷孙子”的说法；在西班牙有“酒店老板，儿子富人，孙子讨饭”的说法，德国则用3个词“创造，继承，毁灭”，来代表三代人的命运。

    家族企业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问题。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中，绝大多数都是家族企业，而且基本都给人以管理方式落后、任人唯亲、弊端丛生等负面印象。慧聪国际总裁郭凡生认为有三方面弊病，即管理的最大化边界问题、人才的多样化要求问题、管理者的忠诚度问题。郭凡生认为，管理最大化的边界决定了一个人最多只能管七八个人，因此企业壮大之后就要实行分级管理，而在家族中的人无法满足企业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就必须在人才招聘上实行无家族边界的人才管理制度，而由于家族企业的股权高度集中于家族内部，从而导致其他人才对企业的忠诚度无法提高，最终引发“企业一做大就分裂”的怪圈，严重制约了家族企业的长期发展。

    也有不少专家认为，对于大多数中国的家族企业来说，其最大的困难与西方传统家族企业一样，都是怎么平衡企业所有权和对专业经理人激励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家族企业的第一代领导者往往具有独特的眼光和勇气，能够抓住创业机会从而获得成功。但是当企业进入成长期后，长期发展则更多需要依靠组织和体系的力量。

    另外，与西方家族企业相比，中国家族企业面临的继承权问题远比欧美要严重得多。目前中国的家族企业第二代已经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往往在第一代之后，很多家族企业都无法传承下去，只好交给外人管理或者卖掉。

    环球时报也曾报道总结称，中国“富不过三代”的现象大致出于三种原因：一是教育下一代意识的淡薄，使财富继承者大多缺少打理财富的能力，加之家族产业管理通常任人唯亲，使财富因下一代管理不善而消失殆尽；二是财富创始者缺乏长远意识，未能提前做好财富继承的合理安排，致使下一代在遗产继承时纷争频繁，最终导致财富在家族内耗中化为乌有；三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中某些负面作用的影响，华商的家族观念一般重于社会责任，很少有财富创始者对财富进行社会层面的思考。

    面对如此多的困局，众多的企业家都绞尽脑汁。联想的“灵魂”柳传志也一直希望把联想办成一家“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没有家族”是指没有血缘关系，而是通过机制、文化保障企业传承下去，“家族企业”就是指继任者有责任心，把企业当成命。

    对于家族式企业的出路，约阿希姆·舒瓦兹教授认为，如果一个家族希望能够长久地拥有一个公司所有权的话，应该考虑风险的分散化，也会考虑用一些职业经理人；而也有人认为，简单的职业化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家族企业发展壮大的真正出路在于社会化。（记者　韦夏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