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应当有知情权-就三峡工程总投资超预算与潘家铮商榷

老百姓应当有知情权
——就三峡工程总投资超预算与潘家铮商榷
作者:林祥榕
一、 问修建三峡工程要花多少钱是不可取的吗？
2003年9月26日《中国三峡工程报》（特刊），发表了《三峡工程答疑录》——访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家铮，引起了作者关注。
“记者：那这个三峡工程总的投资，从最初动议的三百多亿，一直到今天的二千亿，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变化呢？”
潘家铮：“我一再跟你讲，这个数据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三百多亿叫做静态投资。我们做工作的时候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所谓投资是个很复杂的概念，不要老是问，你修建三峡工程到底要花多少钱，这个问法是不可取的（黑体字是作者强调之处，下不为例同）。因为修三峡工程要花的钱是在十多年之内，一年一年投入的，每一年物价都在变动，每一年你都付利息，那你这个所谓你要花多少钱。是什么意思？”
按潘院士这个说法，三峡工程建设因为有十多年工期，投入问题就变为不可知！指责记者“这个问法是不可取的，”所谓你要花多少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应该让人知道了，有这样不讲道理吗？媒体对于政府投资的、全国人民关注的、特大型工程的来龙去脉有充分报导与议论的权利。难道三峡工程的投资问题就不能过问吗？
当记者接着指出：作为一个工程来说，“有一个投入产出的问题。”潘院士却十分自信地说：“我这个工程肯定给你赚钱，而且每年赚多少都清清楚楚的。”“投入”不清楚，也就是成本不清楚，怎么可以断言“产出”是嫌钱的，是清楚的呢？由此可见，在今天谈论三峡工程的诸多话题中，投入产出，不仅是一个十分迫切需要讨论和澄清的重要问题，因为对于世界上任何经济建设项目来说，投入产出都是最基本的评价标尺之一。由于这个是“特殊项目”更需要让老百姓知道，过去的十年以及今后的建设期，三峡工程总投入是多少？这不仅是因为老百姓有这个知情权，而且是由于三峡工程的资本金来源有1000亿元是通过对老百姓的水电力加价收费基本金无需返还本付息投入三峡工程建设的。
二、 早已突破投资概算的三峡工程是捂不住的
超大型投资工程世人瞩目。各项开支必须展现在阳光下，这是政治民主在经济领域的体现。
1990年7月潘家铮在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上就“三峡工程论证”作汇报时说：“三峡工程枢纽部分、水库移民及输变电工程的静态投资按1986年价格计算为361.1亿元，如包括建设期应付的贷款利息，相应的动态投资为452亿元，投资计算的基础是可靠的”（1）潘的汇报就是其后不到两年“人大”通过国务院三峡工程议案报告的基础。
1992年3月，人大通过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报告，邹家华副总理代表国务院的说明中可知：三峡工程建设所需静态投资为570亿元（1990年价格），其中，枢纽工程投资298亿元，水库移民投资186亿元，输变电工程投资87亿元（2）。
在这里，邹家华不是回答了潘家铮所说的“三峡工程到底花多少钱吗？”但是，我们注意到，此时邹家华所说的静态投资570亿元，已经比潘家铮汇报时静态投资361亿元，上升了209亿元，尽管测算的物价水平年不同，但时间才过了一年零八个月，这个帐是怎么算的？潘家铮向国务院汇报的时间是1990年7月，却用四年前的（1986年）物价水平测算，不是有压低总投入之嫌吗？
1993年10月29日，也就是三峡工程“人大”批准一年之后，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在梅地亚宾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1993年5月的价格水平，三峡枢纽工程、输变电工程、库区移民安置三项费用加起来，总投资（静态投资）是954亿元人民币。”（3）静态投资数，一年急涨了近一倍。潘家铮仅仅以物价上涨加以解释，说得过去吗？
三峡工程主事者，从潘家铮（1990年）——邹家华（1992年）——郭树言（1993年）前后三年，竟然把三峡工程静态投资额从邹家华报告的571亿元抬高到954亿元，超预算484亿元，请问潘院士这是怎么回事？
1994年，据三峡工程投资估算专题论证专家组的王梅地称：“1994年10月上报国务院三建委三峡工程投资定为2039亿元，其中静态投资900.9亿元“主事者认为”这是三峡工程包括枢纽工程和水库淹没补偿的静态、动态总投资的权威数字。”（4）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这个“权威数字”在投入结构上把邹家华所列的输变电工程投入剥离出去了。以达到压缩早都已大大突破了“人大”当年定格的总投资数字。
2000年11月，在北京第20届国际大坝会议之前，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李永安（现已升任总经理）曾接受了美国《商业周刊》等记者采访。对答中，他同样在总投入结构上做了手脚。“记者：外界对三峡工程总投资有多种不同说法，您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李永安：“三峡工程的投资包括两方面：一是枢纽工程的建设，所需静态投资为500.5亿元，另一部分是移民搬迁费用，静态投资为400亿元。整个工程共需要静态投资为900.9亿元。这是按1993年的物价水平预测的。……到目前为止。工程投资完全控制在初设概算之内。如果宏观经济状况不发生大的波动，到2009年大约只需要1800亿元，即可完成三峡工程建设，比预计的动态投资少200亿元左右。”（5）李永安这一说法，如同王梅地的说法一样（4）。把三峡工程总投资的构成，从邹家华副总理说明的三个方面减少为二个方面，就是说把输变电工程投资剥离出去，而输变电工程的投入，按邹家华副总理1992年在“人大”上的说明，输变电部分投资87亿元占总投资的15%。因为占三峡工程部投资15%的输变电工程投入不计入三峡工程的总投资，其静态总投资才变为900.9亿元。而记者在同一年份，透露：“三峡工程静态投资为1176.22亿元(按1993年5月不变价)，其中枢纽工程部分为500.9亿元，移民部分400亿元，输变电部分275.32亿元。”“考虑价差等因素，动态投资为2800多亿元。（6）”李永安的所谓可控制在1800亿元，把总投资缩小了1000亿元。他在国际媒体面前这样说，以达到所谓“工程投资完全控制在初设概算之内”的说法，怎么能让人可信呢？
从国家考虑，不管火电、核电、水电投资，特别是特大电站外送电力很大，输电距离很远时，都应该把相应的电网输变电工程投资计算进去，所以邹家华把三峡工程的输变电投资也列入三峡工程总投资之中。其实，直至2003年三峡大坝蓄水至135米时，潘家铮也是承认“三峡的投资分三峡枢纽、移民、输变电”三大块，但他辩解说，输变电的投入不是三峡工程总公司负责的。（3）。实际上，到2003年底三峡输变电工程已完成投资140亿元（7），比邹家华报告关于输变电投入87亿元概算，超过了53亿元。这不是明摆的把三峡工程总投入缩小了吗？
更有甚者，这十年来，主事者在总投入增加的情况下，还极力宣扬，三峡工程建设动态总投资1800亿不变的口径，至今多年不松动，为了掩人耳目，投资比较“经济”，比预定的动态“节约”200亿元的说法充斥各党报、大报。一个工程的工期远未结束，就这样不断地自我肯定，符合求真务实的精神吗？
三、 三峡库区移民费与环保费迅速攀升最为严重
随着三峡工程建设期往前推进，种种事后追加报帐的名目，以移民和环保费的投资攀升最快：
关于移民安置（补偿）费：库区移民数突破当年论证预测数量，带动移民费用急剧增加。专家估算移民总人数不是113万人，而是120万——160万人。主要原因，三峡库区175米回水淹及重庆，仅按20年一遇洪水，依照《水库移民规范》应按100年一遇洪水标准，这样需增加大量移民。再则，库区环境容量大大低于移民计划容量，相当部分移民后靠安置改外迁。因此移民费用不断增加。至2003年12月二期工程完工时，已开支343亿元（8）据估计，2009年三峡工程建成时移民资金将占总投入的4/9，甚至一半，达到800——900亿元。而“人大”通过三峡工程预案时，移民安置费预算仅为186亿元，是几倍的超支。
1990年潘家铮向国务院汇报中，他极乐观地估计移民工作，然而已被实践证明是脱离实际的高论时，今日，他仍然不顾移民工作矛盾越来越突出，移民信访、集体上访总量上升，移民工作日益艰难，（仅重庆三期移民规划动迁32.44万人，新增2.5万人外迁移民，迁建工矿企业304户,复建各类房屋942万平方米）（9）。还大谈其百万移民的业绩，死抱当年论证时移民数113万人不变，显然是站不住脚的（10）。
关于环境保护费：三峡成库后的污染严重是主事者始料不及的，若三峡水质恶化，不仅威胁重庆，还将贻害下游，未来还可能影响南水北调的输水质量。请看一幅追加投入与清污的画面。
有幸，读到《莫让治污设备成摆设》一文，（《湖北日报》2003年10月13日）记者明芳、实习生艾静莲这样写着：“400亿！2001年，新世纪最大的环保工程落户三峡库区……到2010年建成的污水处理设施……使库区的污水处理率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95%和98%。两年过去了，环保工程进展如何？这400亿元能实实在在抚慰伤痕累累的母亲河吗？”同是这两位作者，在《中国水运报》（2003年10月17日）《长江污染“上吐下泻”如此怪圈亟须打破》一文中写道：“三峡总公司枢纽管理部副主任冯飞鹏告诉笔者，今年以来，他们打捞漂浮到大坝前的垃圾就达50多万立方米，花费800多万元”“大坝蓄水期间，垃圾越聚越多，形成了一道道积厚达一米多的板块，板块上不仅可以走人，放辆汽车也沉不下去。”“租用两艘动力为2640马力的拖轮清理垃圾，每月租金就达100多万元。”“垃圾影响大坝发电和安全通航。”“冯飞鹏透露，三峡总公司计划耗资3亿元建3条300立方米容量的打捞船及配套的码头、公路和垃圾综合处理厂。”
强化环境保护费投入，已从官方得到证实。据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透露，国务院已规划安排了393亿元资金用于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11）。这个数字相当于三峡工程总投资的五分之一。重庆市也安排98.2亿元，用于水污染治理（12）。
还有，按照国际惯例，文物保护费应占总投资的3%—5%，如果总投资2000亿元，应是80亿元左右，当初未见列出，现在打足了没有？
再之，三峡工程大规模的移民及其迁建工程带来冲刷、淤积、破坏耕地新的水土流失问题极为严重。据调查：仅宜昌市所属三峡库区三县（区）工程建设占压土地和破坏水土保持达67.98平方公里，造成新的水土流失面积达53.42平方公里。水土流失范围广、强度等级高，总弃土石渣达18000万立方米，直接或间接地倾倒进入长江，进入三峡库区，重力侵蚀严重，危害大，存在诱发地质灾害等隐患（13）。
到2009年三峡工程全部建成要花去多少“钱”？早已突破最初概算的三峡工程，现在又摆着的“许多难题”需要投入资金。这样的追加投入委实不是潘院士能说清楚的。且不说，三峡大坝是座落在崩岸滑坡“窝”里，蓄水之后，滑坡崩岸频传，地质灾害在加剧，谁也不敢担保坝址附近发生特大崩塌滑坡时，对大坝枢纽工程（包括电站进水口、船闸、溢洪道等）的安全运行不会有影响，特别是库岸崩塌造成的涌浪，对两岸居民区及交通不会造成没顶之灾。防治是无休止的，投钱更是无止境的。而长江中游建坝造成全流域原生态的环境的影响及其损失、或为避免损失的付出更是难以估计的。
四、 让人民知道三峡工程总投入的方方面面
三峡工程总投入应当包括哪些方面才是科学的、合理的呢？
知名水利学家、水力工程专家黄万里教授关于大坝工程经济核算问题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修建三峡大坝的方略是在三峡设水库调节长江水沙流，主旨在发电，其次是通航和防洪。这些对长江的综合利用自应纳入整个长江流域的水利规划，后者又隶属于国家在这地区的经济规划。”“这就要求核算经济时，不满足于考查本方略、本方案是否合算，从而知其是否可行，更须进而考查多种方案，分别核算其投资和效益对比的经济指标，从而选取其中经济效益最优的一个”“必须计入水库对于上下游的各种损失，有的是一次赔偿，有的是常年损失，有的是相对于一定的寿命年限，才称合理。”（14）
首先，不得不追述到1992年决定三峡工程上马时，全国的经济形势，以及长江流域水利、经济规划，特别是抗灾的严峻局面。
一方面是灾情的严重性与救灾的紧迫性。1991年我国18个省市遭受洪涝灾害损失是惨重的：
经济损失：685亿元 死亡人口:2295人
受伤人口：49973人 受灾人口：2.2亿人
被洪水包围人口:1930万人 损坏房屋:291万间
农作物绝产:1800万亩 成灾面积:1.95亿亩
受灾面积:3.15亿亩（15）
漠视这一组惊心动魄的灾情数字于不顾，却急着上一个要20年才能受益的特大型工程，削弱了救灾力量，谁来负责？
另一方面，当年财政状况非常紧张，三峡上这么一个特大工程，必须把当时正建或将要上马的一批大中型项目挤下马，比如红水河的龙滩水电站。这一批项目原计划都可以在十年之内建成的。1980年长江中下游座谈会确定的防御长江中下游百年一遇洪水的近期工程，原定在1990年完成，已报国务院批准，但到1990年远未完成。潘家铮在国务院汇报会上称：“预计1995年完成”（1）后来由于三峡工程上马（1992年已进场准备，1994年正式开工），长江中下游防洪工程进一步受到资金短缺以及等待三峡工程思想的影响，没有在1995年完成，以致在1995年、1996年、1998年发生小于百年一遇的洪水时，除了动员千百万（次）军民严防死守，加之长江中上游已建水库超标准蓄洪滞洪下，才保住了长江中下游大堤，度过全国洪灾难关，但损失是巨大的，付出的代价分别是592亿元、700亿元、2000亿元以上。当年，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就1998年大洪灾向“人大”作报告时，坦诚地说：“我国水利建设和综合治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些问题相当严重，”因此强调“加强水利建设实行综合治理（16）”，而不是像一些人那样把三峡水利枢纽当作治理长江中下游防洪的关键性工程。“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它和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17）
再之，1992年国务院决定三峡工程上马时，“人大”投资预算未列入，以致现在不断追加投入的项目：与三峡工程相关的环境保护、污染治理投资；地质灾害防护投资包括库岸崩塌、滑坡、泥石流治理；文物保护或迁建投资；由于三峡工程建设引起的损失补偿费，如三峡工程施工停航，给水运企业造成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三峡工程大水坝对于上、下游生态环境造成的多种损失等等。
第三，投入中“吃偏饭”是公开的秘密：三峡工程的贷款利率是吃了“偏饭”的，国务院已确定每千瓦时电费收3厘钱，后来提高至每千瓦时4-8厘钱，作为三峡工程资本金，这笔资金不像银行贷款，是无息的。将葛州坝水力发电厂划归三峡工程业主，葛州坝水力发电厂的发电利润归于三峡工程建设，并提高其上网电价，由此增加的收入也用于三峡工程建设，这意味着三峡工程一半以上的资金约1000亿元，在建成后不需返本付息。（18）在重庆直辖市成立揭牌半年之后，1998年3月“中央开动助推器，重庆获11条优惠政策”，（19）其中与三峡工程有关的就有：
5年内，国家银行给三峡库区联营企业专项袋款15亿元，不受银行取消信贷规模管理，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
三峡库区基建专项贷款5亿元，确定项目30个，国家计委已下达投资及贷款计划4.12亿元。
到2003年，三峡库区进口设备每年退税8500万美元指标；
“九五”期间三峡库区水利专项补助每年7500万元，
总理专项城市拆迁安置贷款1亿元，等等。
还有，以国务院名义要求全国对口支援三峡，据《中国三峡工程报》2003年9月5日报导：自1993年到2002年10年间，全国有21个省市、10个大中城市和50多个国家部委或部门经多种途径对口支援的资金已经超过130亿元。这一大笔资金都没有打入总预算。
对一个工程如此特别对待，与别人不处在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上，三峡工程和别的水电工程就没有可比性了，就谈不上经济合理性了。
现在，潘家铮还在指责对三峡工程投资的质疑者，是“一切根据计划经济时代经验所作出的判断就是完全脱离了形势了”（10），事实恰恰相反，正是你们在偷换概念，在市场经济里，塞入“计划经济时代”的货色。
今日三峡工程投入问题，无异于葛州坝工程上马时，毛泽东的批示被又一次言中，1970年2月26日，毛泽东对兴建葛州坝曾作过给研究者带来无限烦恼和迷惑的批示，毛泽东是这样写的：“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研究者以现代工程上马的要求，批评毛的批示，是冒了很大风险，他实际上批准了一个“三边”工程。1970年批准开工的葛州坝水电站上马、下马、改建，以13.5亿元投资上马，最后以50亿元完成，突破原概算2.7倍。工期由原设想5年半延长达18年之久，曾耽误过好几座投入少、移民少、工期短的大中型水电站等项目及时上马。
今日三峡工程较葛州坝走得更远，实际上以权力为后盾用各种办法“更聪明”地把本应用于更需要的地方的资源“争取”到手。成为一个新的特大型钓鱼工程。
五、“三峡工程肯定给你赚钱”的保票打得住吗？
反思不宜迟。请教潘院士，你向全国人民打保票说：“三峡工程肯定给你赚钱，而且每年都清清楚楚的”你是怎么算出来的？这笔帐全国人民盼望你说清楚。因为三峡工程资金中有1000亿是老百姓的投入的！为了更好的算好这笔帐，建议你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你是否考虑到由于三峡工程急于上马延误了区域水利规划的实施，推迟了重要工程的开工，由此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是否要从三峡工程收益扣除？以防洪工程讲，除了长江中下游被延误的工程外，还有淮河，1991年中国淮河发大水，国务院曾决定治淮19项骨干工程，却由于1992年硬上三峡工程，以致治淮工程资金投入不足，至今有10余项未建成、未完工，严重影响了2003年7、8月淮河大洪水的治理，造成了淮河流域几乎年年受灾的情况。截止2003年7月10日民政部统计，当年淮河洪水使安徽、江苏、河南三省农作物受灾面积达390.5万公顷，受灾人口达475.8万人，因灾直接经济损失达181.7亿元。（20）
其次，不能回避水电产业的弱点对产出的影响。从水电产业特性讲，水电的致命伤往往是水库的调节性能不好。不但水电站都要面临枯水和丰水期，不可能均衡发电。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不同年份（甚至一年之中）气候、雨量变化，将导致来水量的大小不同，都会明显影响水电站的发电量。众所周知，三峡水库的调节性能是很差的。据一位电力调度中心负责人谈话称：“三峡电站受季节性影响也很大，全年发电量不均匀，发电量主要集中5月—9月的5个月中，其发电量超过全年的60%，而在枯水期，三峡电站的保证能力只有499万千瓦，远低于电站总装机容量1820万千瓦”（21）再说电价，随着全国电厂上网电价公开竞争机制的建立，三峡、葛洲坝电厂要提高上网电价，必将受到限制。何况，发电与防洪之间也有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汛期防洪时要把水库里的水放低到防洪限制水位，空出很大一部分库容以迎洪。而发电却需要多充蓄汛期的水来保证全年比较均衡发电，否则在枯水期的出力和发电量就可能大量的降下来。这个矛盾，在三峡水库的运行中尤其明显。何况三峡是电力系统中一个特大型电站，它的不均衡发电，对电力系统运行带来的严重影响可想而知。难道这些问题不影响其电价吗？
说到防洪，潘家铮在1990年7月向国务院汇报时，认为上三峡工程有不可替代作用与效益，说什么可以免除荆江大堤溃决带来的大面积农田淹没，城市被冲毁和大量人口伤亡的毁灭性灾害，把防洪作用渲染的活灵活现，说什么如果发生1870年那样的大洪水，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而据历史实录，1870的洪水“实在四川而非湖广”。当年已经专家揭示，潘的估计是有问题的。因为保住荆江大堤绝不是靠三峡工程就能办到的，如果也把这算入效益。那么，如果由于战争爆发，三峡大坝被炸开，它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岂不是一个天文数字。
至于航运，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已经出现。据葛州坝实践经验，单级船闸的通航保证率是0.9（每年保证320天）。三峡船闸五级串联，其保证率将为0.9的五次方，即0.59。纵使建用两道船闸保证率也只能达到0.83。即全年仍有大约两个月的断航的可能性，万吨拖轮直通重庆的效益从何说起？《中国水运报》2004年3月26日《三峡船闸为何“通而不畅”》一文指出：根据三峡局《三峡船闸试运行情况分析》表明，三峡船闸的设计通过闸次为44闸次/日。而实际上，双线船闸每天24小时通航，也仅能达到26闸次。由于船闸通过能力不能满足长江航运的需要，有时每天约有20艘船舶在锚地待闸，最高时可达过闸船舶总数的22.5%，以去年195天1377万吨的通过量换算，船闸的实际通过能力仅为2000多万吨/年，连5000万吨（年设计通过能力）的一半都没有达到。
再之，要准备建设期中，由于决策失误造成损失。这在有关三峡工程报导中难于见到。姑举一例，研究这一问题。“川东天然气氯碱国家工程是与三峡工程配套的最大移民开发项目，工程概算近30亿元，于1994年开工，1997年底因资金缺乏停建，1998年工程下马，但已耗资13.2亿元，清债还需4.5亿元。更让人痛心的是，难以解决离开了土地的三千多三峡移民生计问题”（22）。
研究产出还要考虑，资金使用中的腐败问题，如三峡移民资金曾被大量挪用，2000年初审计署对三峡库区的审计，已发现挤占挪用移民资金达4.73亿元。（23）等等。
试问潘院士“我这个工程肯定给你赚钱”，是根据什么样的投入和产出计算的？是站在项目总经理的立场说话呢？还是站在国家的立场说话。
总之，我们希望公正地收集可靠的资料与正确数据，使用正确的方法，以算出正确的结果。宪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我们建议对三峡工程的投入产出问题专门成立一个专家小组，严肃认真地计算一番，以弄清事实真相，以利三峡工程今后建设期中，更好地把老百姓的钱用好，向人民作出交代。以便以后对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决策能更透明一些，更民主一些。
（感谢老一辈水电、防洪、地理、水文、经济专家和友好人士等对本文写作的指导！）
林祥榕
草于2003年10月
2004年3月修改毕
发贴：翁长傅
注：
(1)潘家铮《三峡工程论证情况》，1990年7月国务院召开的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上的汇报。见《三峡工程论证文集》水利电力出版社，1991年3月；
（2）见《人民日报》1992年4月6日;
（3）《三峡工程答疑录》，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中国科学院、工程院士潘家铮;见《中国青年报》2003年7月2日;
（4）《中国三峡工程报》2003年10月22日《实事求是地确定概算和投资控制》
（5）《中国水利报》2000年11月21日，《三峡工程的几个热点问题》；
（6）《湖北日报》2000年8月3日《三峡工程与湖北经济之一—三峡发展机遇在身边》；
（7）《中国三峡工程报》2004年1月30日《2003年三峡工程输变电工程成绩显著》；
（8）《人民日报》2002年12月22日《移民验收：把好最后一道关》；
（9）《中国三峡工程报》2003年12月29日（元旦特刊）；
（10）潘家铮《十年回首话论证》——写在三峡工程蓄水时，《群言》杂志2003年8月；
（11）《中国电力报》2003年7月8日；
（12）2004年2月11日《重庆商报》；
（13）《世纪行》2003年12期《防治三峡工程建设中的水土流失》；
（14）黄万里《论长江三峡大坝修建的前提》，《科技导报》1986年第二期；
（15）卢跃刚《半个世纪长江三峡的论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6）温家宝《关于当前全国抗洪抢险情况的报告》，新华社北京1998年8月26日电；
（17）《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1958年3月25日中央成都会议通过；
（18）《三峡工程资金流调查》，2002年3月4日《21世纪经济报导》；
（19）《中国信息报》1998年3月17日；
（20）2003年7月11日《文汇报》；
（21）《文汇报》2003年7月11日《三峡电流向华东华中》；
（22）《时代潮》2003年第18期《谁为决策失误负责》；
（23）《福建日报》2000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