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学术网 经济落后地区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创新代理人的角色与地位

经济落后地区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创新代理人的角色与地位
——以甘肃省农村互联网的发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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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京肃 (2006-12-14 17:33:07.0)
问题的由来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从最初的“信息社会”、“知识经济”，到最终提出“网络社会的崛起”，人们对互联网的认识和评价在不断提高。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对互联网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互联网成为许多人心中无所不能的“上帝”。随着城市中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开始将发展互联网的注意力投向了广大的农村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希望通过互联网改变千百年来落后的面貌。曾有有志者直截了当的提出：“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是不能互相包容的。但网络社会却可以涵盖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这就表明人类社会可以直接从农业社会直接进入网络社会，而不必经历工业社会。”[1] 包括政府和社会精英在内的各种力量都在以各种方式介入农村的“网络化”过程。
在2004年和2005年的两次调查中，我们的研究群体发现，在甘肃省这样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互联网的发展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并具有了在世界各经济欠发达地区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模式。随着调查和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步发现，不论互联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多么神奇的力量，它也无法抛开经济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单独作用。尽管曾经有人提出过颇为浪漫的设想：“网络城乡—八亿农民的出路”，借助于互联网，在10年内“把西部地区建设成为与东部地区生活水平相当的地区，让西部地区的人民过上与东部地区相同的生活。”[2] 但事实上，互联网的发展在甘肃省，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经济欠发达地区，都遇到了最基本的一些问题，如启动资金缺乏、技术人才缺乏、网络用途模糊等。眼看在经济发达地区互联网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也在互联网的发展上投入了越来越多的精力，试图使互联网在经济落后地区产生“跨越”式的奇迹。然而几年下来，几乎同时起步发展互联网的不同地区，却形成了互联网发展中的差距，互联网在不同的地方所发挥的作用有明显的不同。那么那些互联网发展较快的地方到底有些什么成功之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原有条件不相上下的地方在新事物的推广过程中出现了如此的反差，这些地方在发展互联网过程中经验教训对未来落后地区的发展将有什么借鉴作用，就成为本研究的内容。
相关的研究
对经济欠发达地区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国际上早有“发展传播学”学者们的关注，并在20世纪50-60年代形成了以勒纳、施拉姆、罗杰斯等人的成果为标志的研究高峰。在20世纪70年代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曾组织相关的专家对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交流布平衡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特别关注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大众传播媒介于社会发展的研究，先后形成了《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和《世界交流报告》等成果，在世界传播学界和社会发展研究领域中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遗憾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步式微，有人甚至提出了发展科学“终结”的观点。究其原因，当然与研究者们的出发点、落脚点、所代表的利益等都有直接的关系，但同时也要看到，学者们为改变落后地区现状所提出的种种设想、措施无法真正落实，也是影响这一领域研究继续下去的重要原因。但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问题又一次凸现出来。在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中，又一次全面的提出了网络时代社会平衡发展的问题。他认为：“事实上，社会能否掌握技术，特别是每个历史时期里具有策略决定性的技术，相当程度的塑造了社会的命运。”[3] 在他的研究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自古至今对于技术的态度和造成的后果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影响技术发展、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对今天认识技术发展在落后地区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积极的影响。曼纽尔.卡斯特还全面的论述了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全球化，并非常尖锐的指出“以信息技术革命所产生的技术立即运用在技术本身的发展上，通过信息技术连接整个世界。当然，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区段和相当部分的人群被这个新技术体系脱落……不同人群、国家与地区接触到技术力量的不同时间，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来源。”他还认为“这些断了线的地区在文化与空间上都是断裂的。”[4] 他甚至明确的指出这种地方主要就在非洲、中国、印度的贫困地区。
在中国，发展问题提出的较晚，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提出的新问题。许多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农村研究专家都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的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而网络社会的到来所带来的新问题又是以前所没有出现过的，近年来关于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和城市中，对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网络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状态还缺乏应有的研究。
研究的假设
在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发展传播学”和“创新扩散”理论已经有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来涉及这一问题，我们当然是试图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根据我们先期的了解和所收集的资料，我们当时的设想是：
1、外界的技术和资金的进入将会在短期内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实现所谓的社会跨越式发展是完全可能的。正如当年列宁和毛泽东等革命家试图跨越社会发展的某些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一样，现代化技术的引入也将帮助落后地区跨越式发展，完成发达地区在正常情况下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实现的进步过程。
2、先进技术和观念进入落后地区是一个顺利的“正向过程”，一旦接触到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落后地区的群众就会争先恐后的加以利用，因此在短时间内便会产生积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不论是多么落后的地区，都会有先进分子的存在，他们将成为当地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领头人，由此产生的模范和示范作用自然会影响当地的广大人群，所以互联网这样的先进技术在落后地区的普及应该是迅速的、无障碍的。
然而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和调查所得到的结论并没有完全支持以上的假设。反而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长期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或社会发展相对进步的中心城市，很容易形成一种思维的定势，常常在下意识中运用在城市中的生活经验来观察、分析所有的对象，包括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的情况。其实，如果不是亲自深入到中国西部的最基层最边远的一些地方，如果不是亲眼看到那些令人心酸的事实，我们的任何研究假设都可能是建立在主观想象和虚构的基础上的。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是深度访谈、现场观察、资料分析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在调查过程中收集到了相关的一些个案，作为这一个分项研究的主要材料。
研究的发现
个案一
2004年夏天一个中午，六年级的小学生雷丽娇蹦蹦跳跳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正是棉花疯长的时候，远远就看见爸爸妈妈在田里忙碌，小丽娇加快了脚步。一看他们正给双层双株棉打顶尖，她马上嚷起来了：“这种棉花不能打顶尖，不然会减产的！”大人们的心里疑疑惑惑，小丫头说是网上看来的，应该有点道理。有人听了，有人没听。收棉的时候一对照，没打的果然比打了的产量高。这是发生在“甘肃网络第一乡”的金塔县金塔乡的一个真实故事。在陇原大地，类似的故事在不断演绎。宽带，已悄悄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习惯和固有的思维。（本个案材料来自《甘肃日报》2005年6月14日）
在一般的印象中很落后的甘肃省的广大农村，互联网已经被城乡不同层次的人们所认识，即使是在非常偏远的地方，要见到互联网的影子也不是一件难事了。据有关方面披露的数字，“从1996年第一个‘触网’用户产生至今，互联网的概念在甘肃不过十年，而宽带发展不过短短5年。时至今日，甘肃电信互联网用户总数已经突破40万，宽带用户总数也已突破20万。”[5] 尽管在这一数字中大多数的用户还在城市中，但在广大农村，互联网也正在迅速的扩展。在一般人的眼中，雷丽娇不过是个小孩，充其量不过是个正在念小学的学生，可是她所提供的信息被用于生产活动以后却产生了直接的经济效益。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互联网已经进入的情况下，新技术、新观念的代理人不以年龄和资历来认定，如施拉姆所说，力量转向了那些掌握遥远的地方的信息的人。雷丽娇所在的金塔县红光村是当地网络发展的一个示范村，温家宝同志任副总理时曾经视察过设在该村小学的网络信息服务站。服务站服务农民的主要方式是将县信息服务中心编辑的《经济信息导报》下载打印后有小学生带回家中或送给邻居，并将农民的要求带回由信息站通过互联网上转到县信息站。通过这种方法农民可以及时得到所需要的各种信息。
发现一：在经济落后地区，互联网正在逐步地进入农民的生活。由陌生到熟悉，由认为与己无关到主动关注，互联网成为人们不断熟悉的新技术。互联网在农民的生产和经营中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学校和学生在互联网的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需要注意的是，这一个案的发生地是在甘肃省的河西走廊北部一个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县，当地的互联网发展有自己的特殊原因，后面将会论及。
个案二
2004年秋收，永昌县朱王堡镇郑家堡村人个个喜笑颜开。这年春天，镇政府从“家加e”兴农网上获知洋葱市场行情看好，便在该村推广种植洋葱500亩，秋后人均增收500元。这个被当地农民盛赞的“家加e”信息工程其实非常简单：政府在市、县、乡（镇）政府设立三级信息服务中心，上连国家、省级兴农网，下通过金昌电信特设的短信平台定时向农户发送农业气象、物资交流、科技知识等实用信息，帮助农民装上了“千里眼”、“顺风耳”。
（本个案材料来自《甘肃日报》2005年6月13日。在笔者的研究群体2005年8月对朱王堡镇的调查中得知，2005年该镇的洋葱种植面积已达到5000多亩。该镇领导对发展洋葱产业充满信心，该镇的洋葱协会也已经成立。）
个案三
金塔模式——“最后一公里”。金塔县是甘肃省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农业发展基础较好，生产油料、棉花、瓜果等90多种农副产品。但该县地处312国道的“盲肠”地带，深受地域偏远、信息闭塞之苦，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金塔县从信息化建设入手，充分发挥各部门、各系统的优势和信息网络的作用，把有限的人员、资金、设备集中起来，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构建了县域信息服务网络和信息平台，把农村信息化和农村教育信息化紧密结合起来，以农村各级中小学作为推动农村信息化的支点，以中小学教师和学生为依托，在全县中小学校建立县域信息网络信息点，通过老师、学生和其他人员将各类信息传递到千家万户，创建了“网络联乡村，信息进万家”的新模式。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利用先进的高科技技术，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更重要的是在于一种创新精神。突破了农村信息入户传输的“最后一公里”。
县信息网络服务中心在县信息网络工程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统一规划和部署下，首先创新性的开通运行了“中国金塔经济信息网”，并凭借其信息传递快捷、灵敏、不受地域限制的优势，开拓性的创办编辑了版块小、内容丰富充实、信息量大的《经济信息导报》，这不但解决了农民因不具备上网条件而无法获得具有时效性网络信息的现状，也为有效解决农业信息化“最后一公里”问题找到了答案。在整个建设方案中，县信息网络服务中心采用局域网加虚拟主机的方法搜集、发布信息，农村小学信息点通过一条电话线、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速印机接收信息，小学生组成信息小分队分发信息的方法，将高科技成功并廉价地嫁接在了农村信息网络工程建设中，面对分布在 1.88万平方公里上的123个行政村，所有信息可以在8小时内可靠地到达每一户农民家中。
至 2003年底，信息网络服务中心先后从国际国内几十个电子商务网站搜集下载各类信息20多万条，网上发布招商信息900条，产销信息17840条。收到反馈信息12480 条，咨询电话2890多个，网上签订农业定单57 个，辐射农户签订代销合同5 万份，使全县孜然、黑瓜子、早酥梨等10 多类农产品、矿产品在网上找到了销路，销售金额达3.2亿元。
（本个案材料来自沈俊涛的《最后一公里——经济欠发达地区建设农业信息服务网络使用指南》一书、“中国金塔经济信息网”和我们所进行的访谈）
通过互联网使农民在生产活动中大面积受益，是互联网等新技术在落后地区发展的理想目标。而要实现农民普遍受益的目标，单靠农民的个人努力是无法完成的，政府的介入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地区改变面貌的必要因素。在上面的两个个案中可以看出，正是政府的全面介入，为永昌县朱王堡镇郑家堡村这样一个偏远的农村搭建了通向外界的“信息平台”，为金塔县农民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搏击提供了可靠的信息保障。这一次带来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不同于以前的广播和电视，它为农民直接带来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农民也可以通过它主动寻求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因此在为农民的生活和生产服务方面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显著，自然也更受农民的欢迎。当然在我们的调查中也知道了，“家加e”工程在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完成以后，家庭成为目前中国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种仍然带有浓厚的个体经济色彩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农民家庭在进入现代化信息传播网络的过程中具有无法克服的困难。而对于其他的社会力量而言，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或非常落后的地方是没有投资的积极性的，无法要求他们在一个没有回报希望的地方发展自己的业务，像互联网、有线电视等公益性很强的事情（至少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的初期它们的社会公益性大大强于企业的盈利性），是无法靠经济规律或市场规律的力量展开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介入是十分必要的。金塔模式得到了包括中央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的支持和肯定。
发现二：政府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互联网事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传统色彩很浓的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发展都还处在初级阶段，缺乏市场吸引力使得外界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很难自动进入，只有政府才能在政策上和资金、技术等方面为这些地方提供可靠的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大量的事实也已经表明，在贫富分化已经非常明显的今天，改变经济落后地区的面貌离开政府的直接干预是不可能完成的。
个案四
2004年夏天，笔者所在的研究群体在中国西部的一些地方作调查，在同不同地方的政府官员接触中发现了一个令我们吃惊的现象：对互联网的恐惧。在甘肃省的H县，包括政府文化局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在内的官员，均认为互联网是需要严加管理的东西，因为那上面“不好的东西太多”。当被问及他们平常上网与否的时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上过网。他们对互联网的恐惧来自于大众媒介和上级领导关于互联网的宣传。在陕西省南部的Z县，县里领导部门对网吧的数量严加控制，甚至提出过在晚上12点以后切断网吧的互联网信号的动议，因遭到电信部门的反对而作罢，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对互联网的恐惧。当然在这些地方也有对互联网很感兴趣的官员，但他们只是少数。他们中有的人虽然具有对互联网的迫切需要，但由于大环境的原因，无法实现网络梦。
发现三：政府官员的个人态度对互联网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他们个人对互联网的判断直接决定了当地的互联网发展的政策。在计划经济色彩仍然较浓的地方，许多社会事业的发展往往靠领导人的个人兴趣，哪些对某一事物缺乏兴趣的领导，无法指望他们在政策上给这一事物以支持。值得注意的事，在许多地方，一些基层干部对互联网表现出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他们不知道互联网会对自己熟悉的生活带来什么，更不知道不受传统方法管束的互联网将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为求稳定，他们在有意无意中为互联网的发展设置了一些障碍。
个案五
甘肃省政府政策研究室沈俊涛：2000年，我从省政府研究室下派到酒泉地区金塔县挂职锻炼，任副县长。我把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建设作为一个工作实践的开端，从2001年初，便开始了这一信息网络的实验研究和推行。我深入农村，走访了180多户农民家庭，了解其对农业信息服务的意见和要求，同时也向他们进行了农业信息化的宣传。一些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对农业信息的渴望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并成为我殚精竭虑建立农业信息服务网络的动力。通过在红光等4个村的试点探索，从理论上和经验上形成了一整套的思路和基本框架，坚定了全面推广信息服务网络的信心。2001年下半年，在基层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支持下，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开始在金塔逐步推广。到2002年7月我离开金塔，全县已经有5个乡、约50个村建立了信息点。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视察了红光村的信息点，李岚清同志作了关于把农村学校建成农村信息网络站的批示。
（本案例的材料来自沈俊涛为自己的《最后一公里——经济欠发达地区建设农业信息服务网络使用指南》一书所写的序言。）（附注：2005年夏天，在笔者的研究群体对沈本人的访谈中得知，在沈俊涛离开金塔以后，随着该县主管互联网的负责人的易人，相关的政策和原定的一些发展措施也发生了变化。不同的领导人在自己主政期间都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工作，许多人要拿出自己的“原创性”政绩，于是原有的已经被实践证明很好的事情就不得不在新的道路上运行。这一情况在互联网的发展中也反映出来了。）
在“金塔模式”的创建过程中，沈俊涛是一个功不可没的人物。正是有了他，才有了涉及全县的金塔县农村信息服务网络建设的最初设想，有了推动这一设想变成事实的领导性力量。尽管在沈俊涛到金塔之前该县已经开始了互联网的建设，但真正使互联网进入全县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质性过程，是从沈俊涛担任挂职副县长以后开始的。正如当地领导所评价的：“在他的艰苦努力下，金塔的信息化建设工作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创立的‘金塔模式’，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农民群众的一致肯定，为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突破农业信息化‘最后一公里’的瓶颈，因地制宜发展农业信息化创出了一条新路。”[6] 在2005年夏天我们访问沈俊涛时知道，虽然他离开了金塔，但几年来却一直关注着当地的互联网发展，并在一定意义上继续发挥影响力。同时他也将目光投向了更大的范围，设计着全省范围内的农村互联网发展模式。最近正在进行的是“甘肃省县级政府行政管理信息支持系统”的设计和推广，当然这一系统的真正推广需要做得时还很多。在金塔县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不能不提到的。
个案六：朱天祖，金塔县信息网络服务中心主任。
我原来是教师，后来考上教师进修学院，学计算机，金塔的第一台计算机是我买的。到统计局干了几年，我多年搞统计数据，我理科比较好，在统计局我编程序，国家农经调查的程序。98年启动信息中心我很感兴趣，我参与过，单位上操作的人有，一出问题找我，我接触过很多经销商，又在中、小学呆过，我了解农村，我又是农村出身，我都清楚，所以在这块上费尽了心血。当时我和沈（俊涛）县长步行搞调查，能不能成功、能不能搞，在教育上我用他们的资源他们高兴不高兴，后来黄羊川有李岚清有批示，正好和我们做的一样，才大量的宣传，才放开了手脚，农民我们做了调查也是很欢迎，一边学、一边探讨，总结归纳出来，哪些做法可行，设备如何配？那种方法好，去年（2003）下半年后讨论信息标准化建设、平台化建设，信息化的理论体系，网络的开发利用，网络的开发应用有中心，培训有学校，硬件维修电脑公司，那些人都是我的学生，设备的价格我都清楚，下面服务都有利。
（本个案材料来自笔者所在的研究群体对朱天祖先生本人的访谈录音整理稿。未经本人审阅。）
朱天祖是一个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兴趣都投入到互联网建设中的人。推广信息技术，不但需要掌握政策的官员，还需要有积极的“施工队长”，尤其是土生土长的人。个人对新技术新设备的兴趣往往成为在一定范围内推广这些新技术新设备的巨大动力。其实，沈俊涛、朱天祖在建立和推广“金塔模式”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心血和精力，早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职务和职业要求的范围。对互联网的强烈兴趣是他们投身互联网事业的重要因素。在另外的地方，我们见到了一批以非官方身份介入互联网发展事业的人，他们同样成为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互联网的中坚力量。
个案七
在有“中国第一个网络经济开发长廊”、“中国农民网络第一乡”之称的甘肃省古浪县黄羊川镇，黄羊川职业中学被称为信息扶贫的“千乡万才”工程的大本营，2001年12月3日国务院府总理李岚清曾经就黄羊川职业中学发展互联网的情况有过专门的批示，并最终成为我国农村发展信息网路建设的重要的指导原则。而在黄羊川互联网建设过程中，何岳川、胡万龙等教师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至今仍然是当地互联网建设和运转的骨干力量。何岳川现任黄羊川职业中学的教导主任，在上大学时他就热衷于电脑和互联网，并曾代表学校参加过全省的计算机比赛。在黄羊川职业中学工作以来，对电脑和互联网的热情不减，并表示如果镇上有人愿意购买并使用电脑和上网，他和学校的同事将会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胡万龙现在是黄羊川职业中学校园网络的负责人，也是第一个在教学中使用电脑和网络的人，他除了在学校里积极推广电脑技术以外，还义务的帮助周围农民沟通与外界的联系，现在有的农民会主动地到他这儿希望得到信息和技术上的指导。山沟里生长茁壮的蒜苗据说就是通过他得到外界的信息以后，镇、村干部鼓励农民种植的，在2003年时就已经得到了经济效益。一些农民收获的冬虫夏草等经济产品通过他的帮助在网上出售，获得增值。
（此个案的材料来自笔者的研究群体对何岳川和胡万龙的采访。）
发现四：尽管大众传播媒介为代表的信息通道在落后地区也已经很普及了，但在新技术和新事物的推广过程中，创新代理人的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时是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像电脑和互联网这样科技因素含量较高而又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到直接经济效益的技术，在落后地区文化素质较低的人群中的普及难度很大，没有创新代理人的示范、宣传、推广，无法被普通人群所认识。在黄羊川的调查中我们已经发现，在离镇政府所在地（英业达公司实施“信息扶贫”的“千乡万才”工程的大本营所在地）不远的村庄里，电脑和信息技术、互联网对农民都是非常陌生的。在那里，没有创新代理人的活动。在黄羊川镇尚家沟村的一个名叫“耕读坡”的自然村里访问时农民告诉我们，村里只有村小学里有一台电脑，据说要给学生上电脑课，但钱是交了，孩子们却“连电脑跟前站都没站过”，小学的老师也从来没有通过电脑或互联网为本村的经济发展做过什么。按理说该村是通有线电话的，应该具备基本的上网条件。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地区，简单的将技术和设备投入进去，并不能真正解决现代化和传统优势的结合问题，没有熟悉当地情况又有热情的“代理人”，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研究的结论
1、在经济落后地区，社会发展的全面滞后和民众文化素质水平的低下，决定了对新事物的接受有较大难度。因此在推广互联网的过程中必须有外界力量的介入。
2、在经济落后地区，政府仍然是权威的信息来源，是推广新事物的精神保障和资源保障力量，由政府出面的推广活动更容易为农民所信任并接受。
3、在实行了大包干的落后地区农村，生产和生活都还在低水平上运行，新事物推广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无法由农民自己筹得，必须有政府投入或有外界投资者的协助。
4、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事物时，需要一批自身对新事物有强烈好感的当地人。
5、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行之有效的以商业化运作模式进行的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推广活动，借助于个人的力量实现的电脑普及，在经济落后的地区是无法实现的，经济落后地区互联网的发展必须采取与城市不同的方式。
作者简介：段京肃，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江苏南京，210093）。李惠民，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甘肃兰州，730000）。王锡苓，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副教授。（北京，100024）。
注释：
[1] 温世仁《西部开发 十年可成》，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3页。
[2] 温世仁《西部开发 十年可成》，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4页。
[3] [美]曼纽尔.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第一卷：《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译本，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4] [美]曼纽尔.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第一卷：《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译本，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5] 见《甘肃日报》2005年6月14日。
[6] 原甘肃省酒泉市市长李沛文为沈俊涛所著《最后一公里——经济欠发达地区建设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实用指南》一书所写的序言。该书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