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学术网 互联网在西北农村的应用研究：以“黄羊川模式”为个案[1]

本文作者：王锡苓 李惠民 段京肃

摘要 在全球信息化发展中，中国城市与农村呈现显著的不均衡发展，西部农村的发展水平与沿海地区存在巨大差异；同时，西部农村发展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困境。本文在西北农村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互联网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应用模式，并指出在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中，网络技术应与当地社会经济水平、文化环境相适应，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发展。

关键词 互联网 农村社会发展 黄羊川模式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古浪县地处甘肃省河西走廊东端门户，是国家级贫困县。黄羊川位于古浪县东南，是该县最贫穷的乡镇之一，紧邻戈壁沙漠、气候干燥，每年降雨量仅为300毫米，全乡25000多人聚居在80多个人烟稀少、外界难以接触的“自然村”中，属于典型的农业社会。

经历了农村责任制的改革后，黄羊川的经济发展有了改变，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干早的气候条件，导致农业生产效率十分低下，经济发展较为缓慢，2003年人均纯收入1350元人民币。与改革前相比，农民出外打工的人数增多了，其收入维持家庭生活的重要开支。但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导致人们的观念陈旧、保守，尽管当地民风淳朴，却存在许多落后的社会心理，如多子多福、光宗耀祖、不重视子女教育、宿命论等。这些社会、文化环境都为该村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某些障碍。

然而，2001年在这个世代农耕的前工业社会里却出现了后工业时代的文化技术——互联网。这是台湾英业达集团投巨资建成的。投资者认为，中国西部的开发，只要引进互联网技术，用它将黄羊川式的传统农业社会与国际信息网络对接，就可以跨越工业化社会，直接进入以知识和信息为特征的信息社会；因为，“通信的光缆干线比铁路便宜，软件开发中心比硬件生产线便宜。办公室比工厂、互联网比运输网、电子商务比有砖墙的商务便宜，而且容易多了”(以下称这种理念及其实践为“黄羊川模式”)。[2]

“黄羊川模式”走的是“以校领乡”的路子，着重培养黄羊川职业中学学生的数字化能力，并将他们培养为未来英业达软件工业园区的技术力量。同时，投资者实施了“千乡万才”计划——将“黄羊川模式”复制到1000个西部的城乡，培养万名计算机与网络的技术人才。此外，投资者还投巨资兴建五星级酒店式的“国际会议交流中心”，以举办各种学术会议和接待海内外宾客。中心的建立为解决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向黄羊川人展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以刺激和唤醒他们的奋斗意识。

“黄羊川模式”的理念是鼓舞人心的，目前黄羊川职业中学己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络中心，学校网站将“黄羊川模式”发布在互联网上，海内外大批的人士获悉了在贫困乡村建立网络城乡的故事，政府官员和各种团体、个人来这里参观、考察，还有一些团体到黄羊川进行义务医疗服务和支教服务，而周围的中学生们也把升学的目标瞄准了黄羊川职中。

这种网络扶贫的模式究竟带给当地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为此，2004年7月上旬，笔者赴甘肃河西走廊地区进行了为期1个多月的实地调查，以求揭示互联网技术与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关于传播技术的利用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己做过许多研究。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有丹尼尔·勒纳(Dannel Lenner)的《传统社会的消逝》、威尔伯.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以及埃弗雷特.M.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的《农民现代化：传播的影响》。他们把西方工业化道路视为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式，并赋予大众传媒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引进西化模式的破产，大众传播在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一度引起学者们的质疑。经过困惑、反思和思索后，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发展观”。相比而言，新的发展观强调了发展过程与特定社会结构的关系，认为传播媒介的动员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基层社会组织进行的。这时候的研究多脱离抽象的理论研究，更多地关注个案研究[3]。同时，许多学者从批判的角度对西化模式的发展理论予以否定，从不平等的发展环境的外部因素分析落后国家被殖民和掠夺所导致的落后的原因。批判理论虽然没有开出如何解决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真正“药方”，但是，在使人们相信不存在任何一种普适的发展模式方面是有贡献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开展的受众调查，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4] 90年代之后，一些以中国农村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的专题研究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5]这些研究为中国传播学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基本上还处在积累原始资料的过程中，暂未抽象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有深度的理论。而且，这些研究多从传播与人的现代化观念着手，对影响传播发挥作用的社会影响因素涉及不深。

传播技术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但它必须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形成合力，才能共同促进社会发展。本研究从黄羊川的社会发展环境入手，考察传播技术如何与各种因素互动、同影响当地社会。为此，本研究的分析框架涉及以下几个层面: (1)、制度层面：即包括国家宏观制度，也包括地方政府的支持环境。对前者而言， “西部大开发”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下西部农村社会发展的宏观制度背景。在此背景下，考察当地政府对传播技术支持、协调与互动，是本研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2)、社会环境层面;传播技术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运行和传播的，社会环境对传播系统具有一定的促进或束缚作用。在贫困农村社会中，这些影响因素更多的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媒介的有效使用，传播内容的不适切性等方面； (3)、对当地社会组织(主要指学校组织)和当地精英人物影响的考察: “黄羊川模式”走的是“以校领乡”的路子，学校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重要的，一些新型知识精英在将互联网应用到当地社会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他们的分析是不可缺少的。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入户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部分村民和学生经过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培训，分别对经过培训的人员和普通农民设计了A, B卷两种问卷。共入户调查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89份，回收率为96.3%。同时本研究还对县、乡一级政府部门的主要领导、学校领导、学生和农户进行了深度访谈。

对普通农户的调查采用两级分层抽样，在第一级中，按经济发展水平对所辖巧个行政村进行分层，抽取经济较发达的两个村：大南冲村(包括黄羊川镇)、张家墩村，经济较为落后两个村：尚家沟村和石门山村。由于男性青壮年外出打工者居多，留守在家中的几乎为老人、孩子和妇女，在第二层抽样中采用配额抽样，配额主要参考性别、年龄变量。经过访员(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的艰苦努力，样本配额基本达到了设计要求。[6]对经过计算机和网络培训的农户的抽样，由于没有可供参考的培训名单(黄羊川职业中学作为培训学校，没有对前来培训的人员进行登记，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收费的统计册)，我们根据负责培训老师回忆告诉的几个受训人员的姓名和所在地，运用滚雪球抽样，寻找到其他接受过培训的人员。[7]

四、“黄羊川模式”效果的调查与分析

本次调查发现，在网络未被引进黄羊川之前，电视信息的单向传播和外出打工人员带回的信息不间断的传入，共同构织着这里的传播空间。由于农事随季节的更替，村民们收看电视的时间并无城市居民那般的规律。农忙时，他们甚至没有时间看电视。入夏后许多川区入网(“村村通”有线网)的村民要求把电视停了，主要是从费用上考虑[8]。这个偏远农村文化生活贫乏，没有村级文化站，文化娱乐单调。除了每年春节传统的闹社火等民俗外，农村娱乐生活仅依赖电视。通过电视，或许还有广播和偶然读来的报纸新闻，他们较少地、却是无可争议地获知着外界的事情，尽管这些事情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无多大瓜葛。

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经济仍呈典型农业经济形态，大众传播事业远未蓬勃兴盛的乡村，又一次面临网络技术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是来自外部的、而非自发的需要。因此，当这个新技术一下子到来时，他们竟不知道它能做什么?网络技术能给他们贫穷的生活带来什么?

1、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黄羊川模式”走的“以校领乡”的路子，由于网络的介入，使黄羊川职中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辍学率大大降低。当部分师生在英业达集团资助下走出黄羊川到北京、天津参观学习，当一批批支教的大学生和海外民间团体来到黄羊川讲学交流，这些裹挟着现代观念、生活方式以及竞争意识的信息对学生的震动是巨大的。在调查中，我们用开放式问题问及学生今后的职业打算， “学习知识、建设家乡、实现老师的理想”、“为建设祖国做贡献”及“考个好大学、去外面”等答案呈现在眼前。从这些不乏可爱的志向能够感受到学生向往冲出贫困山村、学习知识建设家乡的美好愿望。但是，自高校分配制度改革后，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个曾激励80年代大学生的理想己经变得十分苍白。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投入回报率低可能是主要的因素。一对农村父母节衣缩食、含辛茹苦培养的大学生，当他们学成回到贫困故乡，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与他们的期望往往相差甚远。在“苦甲天下”的甘肃省会宁县，历年高考都是可圈可点，其生源几乎遍布全国著名高校，甚至欧美。然而，这些学子回到会宁的却寥寥无几，其中不乏个人志向的异趣。但是故乡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封闭的环境己远远不足以吸引他们回到亲人的怀抱。有人说贫困地区是造血机器，不断用贫膺的、近乎枯竭的乳汁培养着沿海发达地区的人才。听起来很是苍凉和悲哀，这种近乎于“劫掠”式的人才输送恶性循环并非一地一县所能解决。这些受到网络扶贫激励的黄羊川学子们，学成之后，是否能安心坚守在贫困的乡村，或者保持高洁的志向不随波逐流，都是需要继续关注和分析的。

2、特殊处理的“互联网”

互联网在职中的运行是独特的，由英业达提供的软件支持该校局域网。考虑到学生的思想教育，学校对局域网内容进行了过滤和预处理，将学习软件、课件资料以及一些新闻网站的内容下载到局域网的服务器中，学生从服务器中查询相关内容。即学生接触的“网络”并非真正的国际互联网。对这个措施校方的解释是为了学生思想的纯洁性。学生也同样认可这个做法。当我们问及如果登陆了不健康的网站将如何处理时，学生们异口同声地答道：“我们不看!”

由于预处理，学生们在经过一定的上网操作后仍不知道国内几大商业门户网站，如新浪、搜狐、雅虎和网易(“不知道”的比例分别是50.6%，40.4%，71.9%和79.8%)。使用过互联网搜索引擎的只有33.7%，知道 “Google”、“百度”、“3721”、“中国搜索”等的分别为4.5%, 10.1%, 7.9%, 25.8%。在这种方式下，学生很难为自己(86.2%没有)注册电子邮箱。有的学生使用教师的邮箱与外地的朋友(英业达员工)联系，85.7%的学生每周使用邮箱在3次以下。互联网充当信息沟通的角色在此并无太大贡献，尤其是其双向传播的特征己经转变为单向传播。网络只在帮助学生查询学习资料、关注新闻方面提供了平台，其他的功能几乎被完全遮蔽。不知这样一种近似因噎废食的举措是否真的可以将不健康的内容拒之“网”外，或者真正帮助学生获取信息、了解周围的世界?

3、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黄羊川电子商务的运行基本上是一种被动型的校园服务的方式:在农民提出需求(销售种植的农作物)后提供必要的帮助(在网上发布信息，并收取适当信息费)。电子商务的负责人由职中教师兼职，这就决定了其不可能走出校园主动寻求农产品市场。可以说，其电子商务还没有达到市场化运作的程度。据负责人胡万龙老师统计，从2002年开始， “校园网吧”第一次在网上完成农作物交易以来，到2003年共完成交易额52万元。尽管这一规模在我们看来还十分小，但在胡老师眼里，己经是了不起的成就。

在实地调查中，除了在进入黄羊川十八里堡的入口处赫然横立着“中国网络经济长廊”的大幅标牌和在大南充村走立的现代化的“黄羊川国际会议中心”外，我们几乎找寻不到网络的踪影。当我们对网络的作用提出疑义时，胡万龙认为，网络对当地农业最大的推动作用在于经过互联网的推行，一部分农民己将种植传统的土豆、小麦改为种植经济作物，后者可以带来比前者高2到3倍的效益。但是，种植经济作物是需要大量水利灌溉的，对于干早少雨的黄羊川，水无疑是捉襟见肘。资料显示，黄羊川水地面积只占所有耕地的9.2%，绝大部分山区的农田只能广种薄收地维持生计。通过经济作物带动农业增收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4、普通村民对网络的认识和态度

对于这样一个目前还肴于校园的网络，当地农民是如何认识和评价的呢? “一个能了解外部世界的设备”

表1 普通村民与“网民”对网络的态度比较 态度陈述 普通村民 “网民” T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1.互联网可以改变农民的生活 2.61 0.86 1.89 0.89 6.575** 2.互联网可以拓宽人的眼界，了解世界上的事情。 2.36 0.77 1.63 0.66 8. 241*** 3.如果有机会，我也想上网浏览。 2.39 0.83 1.61 0.67 8. 461*** 4.学习互联网是年轻人和学生们的事情，与我无关。 3.53 0.90 4.30 0.70 -7. 952*** 5.互联网引进农村后，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 2.50 0.81 2.16 1.00 3. 087** 6.投资互联网，还不如直接把钱给农民提高生活质量。 3.33 0.88 4.03 0.94 -6. 154** 7.网络带来的全新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给了农民很大
的触动。 2.51 0.78 2.07 0.78 4.446*** 8.互联网引进农村后，这里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3.07 0.87 3.37 1.13 -2.230 9.孩子们学习了互联网之后，有了学习的动力和理想。 2.44 0.79 1.93 0.74 5. 232*** 10.互联网引进农村学校之后，教育水平提高了。 2.36 0.80 1.78 0.74 6. 035*** 11.发展互联网计划只是暂时的事情，不久之后，这个计划
就会销声匿迹。 3.64 0.87 4.2 0.92 -5.031** 12.互联网对城市人的影响远远大于农村人。 2.75 0.90 2.66 1.13 .643 13·互联网解决不了我在生产生活中遇至”的难题。 3.10 0.93 3.71 1.03 -5.019***

**P<. 01，***P<. 001

(23.5%)， “一种现代化的设备，具体用于什么，不太清楚” (10.5%)， “孩子们学习的一种知识” (7%)和“能让人致富的手段” (6%)。这种认识与互联网在黄羊川定位为“以校领乡”的模式以及电子商务初尝甜果不无关系。

我们采用5级量表(赋值方式为1表示“非常同意”、2表示“同意”、3表示“说不清楚”、4表示“不同意”、5表示“非常不同意”)了解普通村民和“网民”对互联网的态度。均值比较显示，普通村民和“网民” 对互联网的态度均呈现显著性差异(见表1)。在十三项关于网络的陈述中，普通村民和“网民”只在第8、第12 两项上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总体来讲，与普通村民相比，“网民”对互联网的态度比较倾向积极和肯定。

调查显示，在一个由电视传播、人际传播为主要渠道的传播环境里，互联网没有成为人们获得信息的手段 [9]。网络所产生的影响仅仅发生在亲历过的教师和学生身上。对某些学生家长而言，互联网或“千乡万才”之于他们的意义更多是为孩子们提供了能喝热水、能吃上带肉的汤面的午饭。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家长并不了解互联网为何物，而真切地认同“千乡万才”所行的好事，这也让他们对子女求学更加积极地支持了。对其他大多数未接触过互联网的村民而言，互联网与他们并不曾相关，他们仍旧面朝黄土地辛苦劳作。他们仍旧在电视眩目的光亮中获知着外部的世界，仍旧与熟人亲戚邻居谈论何时下雨、谁家在外打工的人赚了钱等，亲切的家长里短、熟络的人际连结仍是他们最熟悉的生活方式。遇到大事需要知道时，村委会组织开会传达，还会将印有“致农民朋友的一封信” (减免农业税)的红头文件发给他们。黄羊川并未因网络的引进发生了与以往生活不相一样的变化，变化的只是孩子们看到了未来，家长们的目光也似乎穿越了大山的阻隔，看到了北京、天津对自己孩子的召唤。

5、政府、精英人物的态度和支持

发展社会学认为，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属于“后发外生型”，在这一进程中，特别是在其初期阶段，政府往往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缺少土生土长的现代化力量的前提下，政府不得不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作用。熊彼特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缺少民间企业家，因而政府有时不得不扮演企业家的角色。这个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过程中[10]。英业达集团对黄羊川的网络资助可以看作是外部力量刺激的开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支持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网络开始引进黄羊川时，投资方并未与当地政府接洽，而是直接与黄羊川职中商讨。于是，在起始阶段，当地政府没有介入，直到兴建国际会议中心计划提出后，政府出面协调收购农民50亩耕地作为中心用地。政府对投资方的义举多有褒奖，并在水电交通、敷设宽带等方面提供了帮助。调查显示，89.4%的上网用户使用政府敷设的ISDL，只有极为少数(4.3%)使用电话拨号上网。然而当地政府的支持仅限于此，没有进一步就有效利用台资推动黄羊川农村信息化发展做任何努力。

随着商品经济的日渐深入，一批受过较好教育，拥有获悉信息的手段和技能的年轻人逐渐影响着当地人对事物的认识和态度。胡万龙等当地知识精英们，由于教育和职业背景而成为“黄羊川模式”的首批受益者，也成为这一事件的主要传播者。正是有了胡万龙们的才能和努力，网络才能在这个封闭的农村扎下根来，并向周围的农民显示其新奇的魅力。

五、分析与结论

此次调查显示，网络在农村社会未能发挥预期的影响。这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第一，经济滞缓、社会形态呈传统农业社会，未能产生出与电子商务相应的生产、营销和服务的需求，其经济发展不足以支撑网络的普及和使用，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网络在落后农村社会的渗透。

第二，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使当地农民不具备使用网络的技能和素质。这种技术门槛的消除有待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十分重要。

第三，由于当地政府在网络运行过程中的缺位，使得政府在推动农业信息化进程中失却良机，致使在网络技术扩散的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保证。当地政府未能深刻洞悉这一新传播技术所蕴涵的巨大能量和可能带给当地社会的巨大作用。

第四， “黄羊川模式”将网络圈定在校园和“黄羊川国际会议中心”两个点上，以期推动当地社会的全面发展。可以说，这种模式的设计蓝图缺乏对中国农村的全面了解，没有触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核心问题，即人地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农业生产率低下的现实[11]。对网络传播技术寄予了超过其所能承载的发展重任。与大众传媒之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一样，网络传播技术只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中间变量，它必须与当地社会制度、经济环境、文化心理因素协调，方能在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发挥作用。在黄羊川这样一个信息需求低下、使用技巧及能力匾乏的社会环境中，仅仅引进网络技术还不足推动当地社会的发展，同样不能超越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

注释:

[1] 论文写作得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部分资助，在此对熊景明老师及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深深的谢意!

[2] 温世仁，林光信， 《告别贫困——八亿农民的出路》，第20-2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3] 参见陈世敏， 《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第21-23页，三民书局，1983年版。

[4] 如1987年中宣部、广电部及国家农调总队实施的哎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受众调查》、1985年张学洪等人对江苏苏北、苏南、苏中等农村进行的受众调查、王怡红的《大众媒介对现代化的影响》、阂大洪等人的《浙江省城乡受众接触新闻媒介行为与现代观念的相关性研究》、陈崇山、孙五三的《媒介·人·现代化》等。

[5] 如裘正义的博士论文《大众媒介与中国乡村发展》、段京肃的国家课题《西部欠发达地区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与社会进步》、方晓红的《苏南农村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郭建斌的博士论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地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以及卜卫的《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等。

[6] 抽样结果为：大南冲村(包括黄羊川镇)68份，张家墩村19份;尚家沟村和石门山村各97份和16份。

[7] 在A卷访问过程中，由于配额抽样，所访问的对象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两个村镇和较不发达的两个村镇分布较为平衡。B卷由于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接受培训的人员多居住在较为发达的黄羊川镇和大南冲(位于黄羊川镇周围)，34名其他村的人员一部分来自黄羊川职业中学的学生，另一部分在黄羊川镇做生意。抽样结果为：大南冲村(包括黄羊川镇)25份、张家墩村30份，其他村34份。

[8] 访谈古浪县广播电视局王局长。

[9] 在“获取信息来源的重要性排序”问题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电视、外出打工和熟人朋友，互联网均列最后一项。

[10] 孙立平， 《失衡：断裂失衡的运作逻辑》，第19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11] 参见温铁军，“‘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两个基本矛盾”， 《新华文摘》，2002年第9期。西北幅员辽阔，但严峻的自然环境与恶劣的气候条件，使得该地区人均农产品产量十分低下，间接表现为人地矛盾的紧张。

[作者简介]

王锡苓：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李惠民：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段京肃：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