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帝的代理人》

　　2008年8月译林出版社推出了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的《阿伦特为什么重要》，购来一读，发现一个小小的瑕疵，译者把罗尔夫·霍夫特（Rolf Hochhuth）剧作《上帝的代理人》（Der Stellvertreter, Rowohlt、英译The Deputy）译成了《助手》（31页）。我为何这么敏感发现这个小问题，还得从读《黑暗时期女三哲》（新星出版社，2008）说起。

　　《黑暗时期女三哲》的作者库尔廷-德纳米叙述的手法是把20世纪三位欧洲犹太女哲人埃迪特·施泰因、西蒙娜·韦伊、汉娜·阿伦特的身世和事迹相互穿插，边述边评。我对韦伊和阿伦特我都有兴趣，读过她们决大部分著作，也反复读过她俩的传记；虽然对埃迪特·施泰因不很熟悉，却也读过施泰因的《从现象学到经院哲学》，所以，我读了《黑暗时期女三哲》，对作者没有言及这三位同一世代女性之间的关系，总感到意犹未尽（比如，对韦伊和阿伦特的劳动观也没有做比较）。而且，我想，阿伦特与另外两位女哲人也许多少有点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关系。1933年逃出德国后，阿伦特曾在法国逗留过7年，期间也曾遭受维希政府反犹太人政策的迫害，进过古尔（Gurs）收容所，但是。她晚年的回忆中，还是认为呆在法国的那几年还算是幸福的时光。她认识了不少法国知识界的名人，如加缪、马尔罗、阿隆等人，这些人中不乏西蒙娜·韦伊社交圈内的熟人；阿伦特对埃迪特·施泰因的导师胡塞尔及其著述也不陌生，在马堡大学时，曾听过半年胡塞尔的讲课。虽然她比埃迪特·施泰因小了15岁，有年龄上的隔阂，宗教观念上也有很大差别。

　　但是在《黑暗时期女三哲》还是留下一点蛛丝马迹的：阿伦特是知道埃迪特·施泰因身世及其最后的遇难的（199-200页）。为此，她在《上帝的代理人：沉默的罪过？》一文中，以作为改宗后归依天主教的修道女的埃迪特·施泰因，而不是作为犹太人的在修道院避难时埃迪特·施泰因为事例，来说明罗马教廷在纳粹掌权的1933年至1945年的12年中的无视犹太人被屠杀的既定方针：

　　天主教会无论是对这个人种歧视的理论，还是对特别的反犹主义都未曾有过一次表示绝对反对的告示。已经提到过的德国出身的修道女埃迪特·施泰因却做出了奇特的令人感动的举动。施泰因给教皇庇护11世写信，恳求他发表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告，……。

　　阿伦特写《上帝的代理人：沉默的罪过？》（The Deputy: Guilt by Silence）一文是1964年。按照库尔廷-德纳米考证，阿伦特在这篇文章搞错了日期和信的内容，但是，这也说明了在埃迪特·施泰因集中营遇难19年之后，阿伦特知道当年有这样一位归依天主教会的女同胞。我们如果再找些关于罗尔夫·霍夫特（Rolf Hochhuth）剧作《上帝的代理人》（Der Stellvertreter, Rowohlt、英译The Deputy）当年引起争论的材料和她的其他著述阅读的话，能对阿伦特在极权主义体制下的个人责任伦理思想有进一步了解。1963年瑞士年轻的作家罗尔夫·霍夫特剧作《上帝的代理人》一发表，和阿伦特的《耶鲁撒冷的艾希曼》一样，霍夫特通过戏剧，对纳粹掌权期间，罗马教廷、教皇始终对犹太人的处境置若罔闻、保持沉默提出批评，引起了欧洲宗教界乃至普通市民强烈反响，压倒而来的是批评，当然也有少数是支持的观点。艾温·皮斯卡特（Erwin Piscator）主演的《上帝的代理人》在柏林首演，带来的冲击蔓延到整个德国之后，在整个欧洲的剧场中引起共鸣。几千篇评论充斥在欧洲各个报纸上，旋风还刮到了美国，在纽约上演后，也带来莫大的反响。埃里克·本特莱（Eric Bentley）在汇集各种反响的《“上帝的代理人”的风暴》（The Storm over “The Deputy”）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这确实是戏剧史上引起最大风暴的一部剧作。”

　　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63年秋把罗尔夫·霍夫特的剧本《上帝的代理人》寄给了阿伦特，所以她也知道这一剧目在欧洲引起了争论有关情况，为了说明阿伦特与霍夫特两个人情况类似，卡尔·雅斯贝尔斯信中写道：“现在你们俩都生活在让你们看得见的社会的正面的背后”。雅斯贝尔斯曾与霍夫特在瑞士的电台对谈，想消除误解，澄清《上帝的代理人》提出的各种真正的问题。那是1964年3月15日，与《上帝的代理人》的年轻的作者霍夫特一起，接受“Camera Three”电视台采访。汉娜·阿伦特先在1964年2月13日的《纽约先驱论坛》（New York Herald Tribune）上发表《上帝的代理人：沉默的罪过？》一文，所以采访时她表达的意思，大致持与文章相同的立场。这是《耶鲁撒冷的艾希曼》的论争给阿伦特人生带来冲击之后，为了帮助一个与自己遭遇同样景况的人。她甚至还破坏了自己的制订规则——不上电视台、不出现在这样公众场合。

　　霍夫特的剧作引起议论的主题，照阿伦特的说法，概括起来是：剧作“说出了这样的问题：教皇庇护12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纳粹的犹太人大屠杀，……乃至梵帝冈对第三帝国政策都没有作过明确的声明。”教皇的沉默，就如霍夫特所说的那样，意味着犹太人、甚至归依了天主教的前犹太人“被谁都抛弃了，甚至也被‘上帝的代理人’（教皇）抛弃了”，走向毒气室。剧作似乎是这样推论的，假如教皇发表明确声明的话，实际可能产生另外一种结果，即使现在还可以这么认为。对于霍夫特来说，问题是为什么教皇要保持沉默？

　　对霍夫特的剧作产生的最极端的误解，与对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极端误解是一样的。与人们指责阿伦特把种族灭绝的责任归罪于犹太人一样，也指责霍夫特把“最终解决”的责任归咎于教皇，都认为：这一剧作实际上是把纳粹的犯罪归咎于庇护12世。汉娜·阿伦特也清楚地意识到两件事情之间的相似，而且她把这对双方著作的误读，作为是通过虚假的宣传（propaganda）把问题混淆后能够得到利益的人之故意所为。她与他人通信中这么说：“你肯定知道，关于我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流传着与对这剧作一样的虚假的宣传。从中获利的家伙把霍夫特的剧本也说成是把犹太人的大屠杀嫁祸于教皇的作品，这些人同样也说我把大屠杀归咎于犹太人自身，假如霍夫特、我都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是非正义的，但是，进行这种虚伪宣传是在制造一种‘印象’，即使如此，因为这是胡扯，所以很容易反驳的。”阿伦特认为“艾希曼论争”与《上帝的代理人》论争的两场风暴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地方：“罗尔夫·霍夫特是幸运的，相当的基督徒都知道了（那段历史），而且舆论倒向他一边。”这种舆论力量使得“不抵抗总比做更坏的事情要好”、“霍夫特暴露历史真实是心理变态时行为”等各种诡辩全部无效。阿伦特说，如果说友人能给她揭露欧洲犹太人领袖所起作用的历史真相的观点以支持的话，那么——奥地利天主教学者弗里德利希·海尔（Friedrich Heer）对《上帝的代理人》评论中的话表达了她自己的希望，即“只有真实能给我们自由。真相正是让人产生敬畏之心的东西。”

　　汉娜·阿伦特反驳有些人提出的教皇提出抗议可能带来更严重后果的观点，说：“我认为，梵蒂冈及其罗马教廷的大使在看到欧洲道德、精神的体系整体崩溃的时候，始终忠于已经不存在的正常状态去行动才是贤明的。”阿伦特认为，在当时的状态下，确实善人常能做出最恶的事情来，或者说不能做最善的事情，因为不能得到善的结果，人们往往去行稍微次一点的恶。她说：“但是，教皇当时公开发表了抗议的话，实际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谁也难以预料。我们暂且不讨论实际具体问题，至少当时很多人都没有考虑到如果天主教教会对希特勒抗议的话，可以使道德恢复到中世纪开始丧失的崇高的立场”。

　　另一方面，阿伦特在对为20世纪极权主义彻底破坏了的社会伦理的恢复表示悲观和绝望同时，发现即使在绝望、极端的条件下，少数普通的教士、普通基督教徒、普通的人、甚至像《上帝的代理人》中的主人翁、党卫军上尉科尔特·施泰因（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施泰因战后出了集中营还写过一本《施泰因的报告》）得知真相后，无论如何要阻止毒气运往集中营，在面临自身危险的情况下，他们都是通过与自己默默的对话，并不是出于义务感，也不是感到不应该那么做，而是认为不能那么做，依然保持良知。善行出于人的自身的良知。这种良知在哲学领域被司各特、奥古斯丁等人意识到，是中世纪以后的事情了，1960年代以后她的思考、研究重心转入这一领域。《精神生活》就是这一转变后的研究成果。最近出版的科什那《莎拉的礼物》中文版（杨晋译，新星出版社，2009年）中，作者的追忆证实了阿伦特当年指责——犹太人在集中营极端环境中表现出的人性各不相同：最勇敢、刚毅英雄行为却是出自那些表面看来的弱者，甚至是最温柔、软弱的女性；而犹太人群体领袖摩西·梅林却充当了对纳粹体制顺从、甚至主动合作的角色。

　　罗尔夫·霍夫特剧作《上帝的代理人》在40年后——2002年被德国导演考斯特·伽夫拉斯（Costa-Gavras）改编成电影《阿门》（Amen）。即使40年后《阿门》上演在欧洲也引起巨大反响。红十字与象征纳粹的黑十字重叠——电影海报曾遭到法国原教旨天主教团体的法律诉讼——禁止这一海报的公开张贴，这也说明历史的真实所具有影响力。1980年代欧美学者就二战时期大屠杀的真实性曾展开过“历史学家的论争”。在那场论争中讨论到文学艺术作品作为一种真实的表象及其界限问题。当时美国学者萨尔·弗莱德兰德（Saul Friedlangder）、比尔·兰格（Bere Lang）等人反击持怀疑论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认为运用真实事件虚构的文学创作手法，对真实性作出的挑战，并不是不能取胜的，这种以不寻常力量和形态的挑战却是不可避免的。（参见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1992）《上帝的代理人》和《阿门》的意义就在于此。

　　也许因为《上帝的代理人》的缘故，教皇也一直是阿伦特关注的对象。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她颂扬过约翰23世效仿基督为己任领导的天主教革命。扬-布鲁尔的看到了她老师阿伦特未能见到的事情：约翰23世确实也影响了保守的后继者——保罗2世。不管怎样，保罗2世出访了耶路撒冷，为教皇和教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沉默向犹太人请求宽恕。（74页）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美]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著，刘北成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8

　　《黑暗时期女三哲》

　　[法] 西尔德·库尔廷-德纳米著，高毅等译，新星出版社，2008，2

　　作者信息作者：杨慧简介：杨慧，女，1975年出身于中国厦门，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