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中的民国偶像辜鸿铭：名声大过紫禁城

　　民国早年，辜氏不仅在国人中名声鼎沸，在西方世界名气更大，甚至到了被神化的地步。一度，辜鸿铭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代名词。一九二一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特地慕名求见，想一睹尊容，请他讲解《春秋大义》。为此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说情，等了几天也未见回音。去问怎么回事，同胞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辜氏前来拜见，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氏影子。毛姆一听才知事情被弄糟了，于是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地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氏这才答应与他见面。

　　还有一个故事，更能说明辜氏的影响。当年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访问，一位老朋友约翰斯特别叮嘱他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在当时西方人眼中，辜氏名声居然超过了紫禁城！有意思的是，芥川龙之介见到辜鸿铭后，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真诚感慨道：“约翰斯真不我欺。”（芥川龙之介《辜鸿铭先生》）显然这次见面令他十分满意，对辜氏和中华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两则真实的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辜氏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影响。

　　辜鸿铭为什么令外国人如此着迷呢？

　　一八八五年，辜氏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幕僚，先后近二十年，从此迷上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

　　 一九O七年，辜鸿铭随张之洞入阁，第二年被任命为外务部员外郎，后升至左丞。一九一O年，辞去外务部职务，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务长（一说校长）。关于辜去上海的原因，一种说法是，张之洞死后，张的上司和同事梁敦彦感到袁世凯将卷土重来，因辜曾在公开场合骂过袁是流氓，更大胆声称：“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梁敦彦担心他会遭到袁世凯的报复，难逃厄运，劝他南下，于是辜遂南下上海南洋公学。辜氏在南洋呆的时间并不久，辛亥革命后，辜为忠于清室便从南洋辞职了（一说是被赶走）。关于辜从南洋辞职的原因，蔡元培是这样说的：武昌起义后，上海望平街有人发传单，交通堵塞，“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诘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蔡元培《辛亥那一年的辜鸿铭》）

　　辜氏在南洋的时间虽不长，但这却是辜氏教授生涯的开始。

　　一九一五年四月，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这个时期正是辜氏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的时期。一九一六年，《春秋大义》德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辜鸿铭论》中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如此认可，并得到这样高度评价。就连李大钊也在一九一八年撰文称“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这一时期的辜鸿铭可以说达到了他声名的顶点，真正是炙手可热，所以辜鸿铭的狂与怪也就不足为奇了。时人这样评价他：“在我的记忆中，辜鸿铭这个人可说是怪才，他的‘才’可能有人能相伦比；至于他的‘怪’，却是无人能与伦比的。”（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辜鸿铭出名，不仅因为他的学贯中西，也不仅因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还因为他奇特的外貌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谈到这位学界怪杰，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的是，就连他的包车车夫，也是一个拖带大辫子的汉子，正好与主人形成一对，成为北大门前的一道风景。当年还是北大学子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

　　辜氏英文很好，由于从小未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文反倒不尽如人意，不仅译文有时显得生硬，板书也常常出错，“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罗家伦）

　　辜氏从小受西方教育方式影响较大，所以并不完全拘泥中国的教学方式，上课时也经常跑题，信马由缰。周作人回忆说：“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想要找机会发泄。”（周作人《北大感旧录·辜鸿铭》）

　　不仅如此，辜氏许多做法，也迥异于常人。五四时候，辜氏在一家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有一天，罗家伦看报以后，拿着报纸就冲进教室质问他，说他不该在日本人的报上写文章骂中国学生，辜一时脸色铁青，最后用手敲着讲台忽然文不对题地来一句：“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简直有点像小孩子吵架了，倒也显示了他政治上幼稚可爱的一面。

　　辜鸿铭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无几，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蔡元培请他到北大的，所以他对蔡元培一向十分维护，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五四运动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蔡被迫辞去北大职务，大家都竭力挽留，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表示挽留之意，讲话时突然来一句：“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他的用意很明白，但把蔡元培比作皇帝的说法在当时却很不合时宜，若是换了别人，早挨了众人一顿批，但因为他是辜鸿铭，而且又是为了表达挽留蔡元培的好意，所以也就没人与他计较了，反倒哄笑起来。

　　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后，辜氏思想渐渐趋于保守，甚至对旧的封建文化十分迷恋，但在具体表现上又特立独行。

　　“辛亥年清廷逊位后，有一批遗臣，组织一集体名曰‘宗社党’，辜鸿铭亦为此中一分子。时宣统仍拥有皇帝名义，曾下诏诸遗老剪去发辫，遗老们都奉诏，但辜的辫子却留下不剪。中国在男人蓄辫时期，也有十分漂亮的辫子，那是长在青少年头上的，头发很长很多而黑润，但辜鸿铭的头发却稀少而短，半黄半黑，结成发辫，其细如指，都在后脑勺上，弯弯曲曲，十分怪异。他却毫不以为怪，昂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间，遗老们遵命剪发后，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的头上，因此便使这一条发辫成为辜鸿铭的特别标志了。”（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对辜氏的种种另类做派，罗家伦分析得十分透彻，“无疑义的，辜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现在中国只有二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保皇。’”（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同在北大执教的温源宁认为：“他辫子的炫耀，很足以显露他整个人的性格。他为人刚愎，度着与人对抗的生活，众人所承认者，他则否认；众人所欢喜者，他则不欢喜；众人所承认者，他则藐视。与众不同，即是他的快乐和骄傲；因为剪辫子是流行的，所以他便留辫子，倘若人人都留辫子，我相信剪辫子的第一人，一定是辜鸿铭。”（（温源宁《辜鸿铭》）温的话可谓一语中的。

　　辜鸿铭看不起那些政客，对他一度效忠的清室也颇有微词。“先生任气忤物，往往开罪于人。在鄂中庆祝万寿节时曾歌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这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以及忧国忧民的一面。

　　所以有人说：“辜先生是一个时代的反抗者，并且是一个良心的反抗者，不论好坏，他一定要批评，宁可做社会的公敌，良心觉得不对的，就是骂，痛骂；他骂得也痛快！他不肯降服社会，人云亦云。他宁可做一个真小人，不肯做一个伪君子；要同社会对抗！”（震瀛《辜鸿铭先生之欧洲大战观》）连《清史稿》中《辜鸿铭传》亦说他：“汤生好辩，善骂世；国变后，悲愤尤甚。”（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辜氏对洋人态度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也许因为在西方太久的缘故，对西方人的人性中的丑恶的一面了解越深，越鄙视那些妄自尊大的洋人，这一点也与那些崇洋者大相径庭。在北大时期，他最看不惯那些自以为是的洋教授，甚至公开表示他的轻蔑。他“戴着一副大墨晶眼镜，宽袍大袖，昂然坐在沙发内，谁也不理睬。他对于外国教授，特别是教文科的教授，分外不客气”。（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一次一位外国教授看到他一条小辫子，十分好奇，便好奇地向校役打听。辜问清他是教文学的，故意改用拉丁语与他谈话，对方马上接不下去，辜得意地说：“你教西洋文学，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才知道此人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

　　林语堂还讲过一个故事：“鸿铭好出人意外，向来看不起英人之傲慢。曾在北京真光电影院，前座有一外人，鸿铭出其不意，拿他手里的烟斗，向前面秃发一敲。外人不知所以，鸿铭只拿烟斗向他要火，外人忙乖乖地听命。”（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辜氏对洋人完全按洋人规则行事，毫无媚洋心态，虽在国人看来有些乖戾，但却深受洋人的尊重。“一次，辜氏在东交民巷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从来没有卖票的，他却卖票，并且卖得很贵。当时听梅兰芳的戏，最高票价不过一元二角，而他的门票则售二元，其受外人重视可见一斑。”（张起钧《文坛怪杰辜鸿铭》）鉴于辜氏的巨大名声，在北京大学时，北大请来的外国一流洋教授见到他都十分恭敬，远远地站着，而他走近了，看见英国人，用英文骂英国不行，看到德国人，用德文骂德国不好，看到法国人，则用法文骂法国不好，把这些世界一流的洋教授一个个骂得心服口服。“在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欧洲发表一篇替中国说话的文章，使欧洲人士大为惊奇。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就是对外国那些品行不好的少年，他也毫不客气。有一次，辜氏在上海乘电车，忽遇两个英俊的西洋少年，见他这样土相，西洋少年故意用英文讪笑他，辜听了十分恼火，立刻用极流利的英文骂了过来，两少年大吃一惊。洋少年改用法文，辜又用流利的法文把对方狠狠骂了一通。两人无地自容，狼狈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