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医中药－对《大小诸证方论》顾炎武序的质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8:33:05
对《大小诸证方论》顾炎武序的质疑 点击数：13386 关键词：《大小诸证方论》 顾炎武 序 疑议 考证
摘要：《大小诸证方论》抄本，经何高民氏考证，确认为是傅山之作，其主要依据为傅氏友人顾炎武之序。通过细阅顾序，从顾氏的治学精神、为文风格、作序宗旨及避讳知识等方面来分析，该序作伪的可能性较大。
清代医家傅山的医学著述，或者由他人托名神传、仙授而刊行于世，或者以抄本的形式传承流散于民间，对于其真伪，历来见仁见智，聚讼不已。其中山西省图书馆珍藏的傅青主“手著”的《大小诸证方论》抄本，经何高民氏考证，确认为傅氏之书，而且认为“这一抄本用的纸张，经鉴定确系康熙时期的制品”。［1］何氏将其校订后作为“傅山医学著作研究丛书”之一，于1982年8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最主要的证据是抄本前有傅山友人顾炎武于康熙癸丑仲秋写的序。康熙癸丑乃康熙十二年，即公元1673年。何氏《关于〈大小诸证方论〉刊行的话》一文中误作公元1655年，［1］按1655年乃顺治十二年也。
顾炎武，初名绛，明清鼎革后，改名为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69岁。其于康熙二年（1663年）初访傅山于太原双塔寺附近的松庄，二人一见倾心，志趣相同，遂为莫逆。此后顾氏又多次往来于太原、祁县、静乐等地，与傅山相唔，共谋复国大业，彼此诗酒唱和，［2、3］由其给傅山医书作序，应该是顺理成章，非其莫属，而且从时间上来说，亦得其时，殆无疑义。顾氏于康熙五年（1666年）、康熙十年（1671年）两次到松庄与傅山相会；康熙十一年（1672年）自山西赴京，历山东、河南，十月后复至山西，度岁于静乐；康熙十二年（1673年）正月由静乐南归，返山东，又入京度岁；康熙十三年（1674年）顾炎武还写有《寄问傅处士土堂山中》诗。［2、3］因此，顾亭林先生于康熙二十年仲秋为《大小诸证方论》作序，似无疑问。但是笔者详绎顾序，虽足豁人之心目，然仍有可疑者在焉。
顾亭林先生人格崇峻，学术渊粹、博学于文，强调创新，其对于著述之道德最为注意。他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4］“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4］故凡顾氏所著书，无一语蹈袭古人，其论文亦然，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4］又曰：“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然则观《大小诸证方论》序，全序共468字，就有第一段“古之时，庸医杀人，……病所以不能愈也”和第四段“《唐书》许允宗言：古之上医，惟是别脉，……谅由于是“共226字，［1］见之于《日知录》卷五之“医师”篇。［4］顾氏一代学人，尤关学风，对于自己之文与前人暗合者，尚且不屑存而删削，何况明知是己之旧作，犹还大段转录，岂非咄咄怪事。更何况是对至交青主，更怎能以旧作搪塞知己，这绝非亭林之性格。此可疑一也。
亭林先生还认为：’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无冗复也，一集之中亦无冗复也。且如称人之善，见于祭文，则不复见于志，见于志则不复见于他文，后之人读其全集可以互见也。又有互见于他人之文者，如欧阳公作《尹师鲁志》，不言近日古文自师鲁始，以为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见，不必重出，盖欧阳公自信己与范公之文并可传于后世也，亦可以见古人之重爱其言也。”［4］《日知录》是顾氏积三十多年心血编成的一部读书笔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是平生最得意之作，其学术价值全在于此，可藏诸名山，传诸后世，顾氏必重爱其言，不会雷同剿说，让其文既见于《日知录》中，又复见于序中。此可疑二也。
亭林先生对于为人作序的态度是“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唐杜牧答庄充书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今吾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读此言，今之好为人序者，可以止矣。”［4］“是宜叙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论昔贤，妄为优劣之辨，即过称好事，多设游扬之辞，皆我所不取也。”［4］顾、傅二位并立于同代，最为莫逆，而《大小诸证方论》序中之“(纟番)阅其书，分门别类，无症不备，无方不全，治一病必发明受病之因，用一药必指示用药之故，曲折详尽，诚卫生之道，救死之良方也”，“是集精于方药，理明词简，即令不知医之人读之，亦了如指掌”。［1］皆寻常套话，泛泛而谈，无所发明，可泛用于一般方书。而且不纪成书年代，有悖亭林先生作序之旨，此可疑之三也。
顾序不见于《亭林文集》中，仅以抄本保存，必未流行，人皆鲜知，而序中“昔陆宣公晚年居家，尤留心于医，闻有秘方，必手自抄录。范文正公尝曰：‘吾不能为良相，必为良医’，夫二公为一代名臣，丰功伟业，照人耳目，而于医学皆三致意焉，则其心之切于救人可知矣，”“而先生著书之心，亦犹陆、范二公之心，其意之切于救人者，岂有异欤?”［1］等句，在清代的一些医著序中，屡见雷同之处，多有类似之句。如《三信编》陈德星序：“昔陆忠宣晚岁，尤留意于医，遇有良方，必手自抄录；张洁古洞彻医术，自为家法，不用古方，若先生者，岂非兼有二子之长者欤?”［5］洪炜《虚损启微》序：“陆宣公见古方必手钞录，范希文自以不为良相，当为良医”。［5］《（增辑）济生验方》半济医局主人序：“范文正、陆宣公，古之名臣，且于医学三致意焉。人可忽于医道哉!”［5］《胎产指南》周丹忱序：“昔唐裴晋公致仕家居，尝手抄《集验良方》梓行于世，宋范文正公亦然，且其言曰：‘不为良相，愿为良医’。夫以二公福世寿民之事业，何可胜道，而乃(目卷)(目卷)焉垂意于医，诚以医虽小道，而其利济于世者为不浅也，欧君虽不敢于二公颉颃上下，而其梓行是书之意犹二公也。”［6］观此，很难排除好事者以《日知录》“医师”之文为基础，参以同代人之序文，改易词句，转移于此，伪造序文，欺世炫名。此可疑之四也。
再考《旧唐书》“许允宗”本作“许胤宗”，清代因避世宗雍正皇帝胤禛之讳，一般将“胤”改为“引”或“允”，将“禛”改为“祯”。如清·黄汝成之道光十四年（1834年）仲冬嘉定黄氏西溪草庐重刊定本《日知录集释》中便将“胤”改为“允”，并加黑圈方框作标志而成“允”，［4］这也在客观上为鉴定顾序之真伪提供了一条难得的途径。近人陈垣先生《史讳举例》序云：“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盖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7］顾氏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作序，其行文决不会避其后五十年方为帝的雍正胤禛之讳。当然仅仅根据避用字断定写序时代是不够的，还应有其他证据，因为后世抄书的人也有避本朝讳而改前朝书的，但起码可以确定，此序之抄本必出于雍正朝或之后，决非顾氏遗墨，此可疑之五也。
因此，《大小诸证方论》序是否为顾炎武所作，固为可疑，不排除好事者为抬高藏本身价，作伪以炫人，然则据此连类而谓《大小诸证方论》抄本非傅氏之作，固非有信据也，又不可也。况笔者末学肤受，学殖浮浅，所疑者未必皆是，特揭出作引玉之砖，以供同道进一步探究，以活跃傅青主学术之研究。
参考文献
［1］ 清·傅山著，何高民校订，大小诸证方论［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3～4、10～11.
［2］ 郝树候.傅山传［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38～46，131，132.
［3］ 侯文正.傅山传［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103～107，336，340，342，344，345，348，349，350.
［4］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430，1445，1462～1463，31，399～401，1471～1474，400.
［5］ 严世芸主编.中国医籍通考（第二卷）［M］.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1：3109，3029～3030，3102.
［7］ 严世芸主编.中国医籍通考（第三卷）［M］.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2：3985.
［8］ 陈 垣.史讳举例［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1.
大同市第二人民医院（山西，037005） 张芙蓉
大同市基建职工医院（山西，037006） 周益新
摘要：《大小诸证方论》抄本，经何高民氏考证，确认为是傅山之作，其主要依据为傅氏友人顾炎武之序。通过细阅顾序，从顾氏的治学精神、为文风格、作序宗旨及避讳知识等方面来分析，该序作伪的可能性较大。
清代医家傅山的医学著述，或者由他人托名神传、仙授而刊行于世，或者以抄本的形式传承流散于民间，对于其真伪，历来见仁见智，聚讼不已。其中山西省图书馆珍藏的傅青主“手著”的《大小诸证方论》抄本，经何高民氏考证，确认为傅氏之书，而且认为“这一抄本用的纸张，经鉴定确系康熙时期的制品”。［1］何氏将其校订后作为“傅山医学著作研究丛书”之一，于1982年8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最主要的证据是抄本前有傅山友人顾炎武于康熙癸丑仲秋写的序。康熙癸丑乃康熙十二年，即公元1673年。何氏《关于〈大小诸证方论〉刊行的话》一文中误作公元1655年，［1］按1655年乃顺治十二年也。
顾炎武，初名绛，明清鼎革后，改名为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69岁。其于康熙二年（1663年）初访傅山于太原双塔寺附近的松庄，二人一见倾心，志趣相同，遂为莫逆。此后顾氏又多次往来于太原、祁县、静乐等地，与傅山相唔，共谋复国大业，彼此诗酒唱和，［2、3］由其给傅山医书作序，应该是顺理成章，非其莫属，而且从时间上来说，亦得其时，殆无疑义。顾氏于康熙五年（1666年）、康熙十年（1671年）两次到松庄与傅山相会；康熙十一年（1672年）自山西赴京，历山东、河南，十月后复至山西，度岁于静乐；康熙十二年（1673年）正月由静乐南归，返山东，又入京度岁；康熙十三年（1674年）顾炎武还写有《寄问傅处士土堂山中》诗。［2、3］因此，顾亭林先生于康熙二十年仲秋为《大小诸证方论》作序，似无疑问。但是笔者详绎顾序，虽足豁人之心目，然仍有可疑者在焉。
顾亭林先生人格崇峻，学术渊粹、博学于文，强调创新，其对于著述之道德最为注意。他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4］“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与。”［4］故凡顾氏所著书，无一语蹈袭古人，其论文亦然，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4］又曰：“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然则观《大小诸证方论》序，全序共468字，就有第一段“古之时，庸医杀人，……病所以不能愈也”和第四段“《唐书》许允宗言：古之上医，惟是别脉，……谅由于是“共226字，［1］见之于《日知录》卷五之“医师”篇。［4］顾氏一代学人，尤关学风，对于自己之文与前人暗合者，尚且不屑存而删削，何况明知是己之旧作，犹还大段转录，岂非咄咄怪事。更何况是对至交青主，更怎能以旧作搪塞知己，这绝非亭林之性格。此可疑一也。
亭林先生还认为：’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无冗复也，一集之中亦无冗复也。且如称人之善，见于祭文，则不复见于志，见于志则不复见于他文，后之人读其全集可以互见也。又有互见于他人之文者，如欧阳公作《尹师鲁志》，不言近日古文自师鲁始，以为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见，不必重出，盖欧阳公自信己与范公之文并可传于后世也，亦可以见古人之重爱其言也。”［4］《日知录》是顾氏积三十多年心血编成的一部读书笔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是平生最得意之作，其学术价值全在于此，可藏诸名山，传诸后世，顾氏必重爱其言，不会雷同剿说，让其文既见于《日知录》中，又复见于序中。此可疑二也。
亭林先生对于为人作序的态度是“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唐杜牧答庄充书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今吾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读此言，今之好为人序者，可以止矣。”［4］“是宜叙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论昔贤，妄为优劣之辨，即过称好事，多设游扬之辞，皆我所不取也。”［4］顾、傅二位并立于同代，最为莫逆，而《大小诸证方论》序中之“(纟番)阅其书，分门别类，无症不备，无方不全，治一病必发明受病之因，用一药必指示用药之故，曲折详尽，诚卫生之道，救死之良方也”，“是集精于方药，理明词简，即令不知医之人读之，亦了如指掌”。［1］皆寻常套话，泛泛而谈，无所发明，可泛用于一般方书。而且不纪成书年代，有悖亭林先生作序之旨，此可疑之三也。
顾序不见于《亭林文集》中，仅以抄本保存，必未流行，人皆鲜知，而序中“昔陆宣公晚年居家，尤留心于医，闻有秘方，必手自抄录。范文正公尝曰：‘吾不能为良相，必为良医’，夫二公为一代名臣，丰功伟业，照人耳目，而于医学皆三致意焉，则其心之切于救人可知矣，”“而先生著书之心，亦犹陆、范二公之心，其意之切于救人者，岂有异欤?”［1］等句，在清代的一些医著序中，屡见雷同之处，多有类似之句。如《三信编》陈德星序：“昔陆忠宣晚岁，尤留意于医，遇有良方，必手自抄录；张洁古洞彻医术，自为家法，不用古方，若先生者，岂非兼有二子之长者欤?”［5］洪炜《虚损启微》序：“陆宣公见古方必手钞录，范希文自以不为良相，当为良医”。［5］《（增辑）济生验方》半济医局主人序：“范文正、陆宣公，古之名臣，且于医学三致意焉。人可忽于医道哉!”［5］《胎产指南》周丹忱序：“昔唐裴晋公致仕家居，尝手抄《集验良方》梓行于世，宋范文正公亦然，且其言曰：‘不为良相，愿为良医’。夫以二公福世寿民之事业，何可胜道，而乃(目卷)(目卷)焉垂意于医，诚以医虽小道，而其利济于世者为不浅也，欧君虽不敢于二公颉颃上下，而其梓行是书之意犹二公也。”［6］观此，很难排除好事者以《日知录》“医师”之文为基础，参以同代人之序文，改易词句，转移于此，伪造序文，欺世炫名。此可疑之四也。
再考《旧唐书》“许允宗”本作“许胤宗”，清代因避世宗雍正皇帝胤禛之讳，一般将“胤”改为“引”或“允”，将“禛”改为“祯”。如清·黄汝成之道光十四年（1834年）仲冬嘉定黄氏西溪草庐重刊定本《日知录集释》中便将“胤”改为“允”，并加黑圈方框作标志而成“允”，［4］这也在客观上为鉴定顾序之真伪提供了一条难得的途径。近人陈垣先生《史讳举例》序云：“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盖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7］顾氏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作序，其行文决不会避其后五十年方为帝的雍正胤禛之讳。当然仅仅根据避用字断定写序时代是不够的，还应有其他证据，因为后世抄书的人也有避本朝讳而改前朝书的，但起码可以确定，此序之抄本必出于雍正朝或之后，决非顾氏遗墨，此可疑之五也。
因此，《大小诸证方论》序是否为顾炎武所作，固为可疑，不排除好事者为抬高藏本身价，作伪以炫人，然则据此连类而谓《大小诸证方论》抄本非傅氏之作，固非有信据也，又不可也。况笔者末学肤受，学殖浮浅，所疑者未必皆是，特揭出作引玉之砖，以供同道进一步探究，以活跃傅青主学术之研究。
参考文献
［1］ 清·傅山著，何高民校订，大小诸证方论［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3～4、10～11.
［2］ 郝树候.傅山传［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38～46，131，132.
［3］ 侯文正.傅山传［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103～107，336，340，342，344，345，348，349，350.
［4］ 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430，1445，1462～1463，31，399～401，1471～1474，400.
［5］ 严世芸主编.中国医籍通考（第二卷）［M］.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1：3109，3029～3030，3102.
［7］ 严世芸主编.中国医籍通考（第三卷）［M］.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2：3985.
［8］ 陈 垣.史讳举例［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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