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京办演化史

南都周刊2010009期封面：驻京办怎么办

3月7日，一名保安在寒风中看守某地驻京办的大门。摄影_邵欣
驻京办怎么办？现在已经是一个问题。
1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向各省下发文件，提出撤销县级政府以各种名义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在此之前，“跑部钱进”、拉关系搞人情等权力腐败新闻，已将驻京办这个奇怪的机构弄得灰头土脸。
日前，在京开会的湖北、甘肃、山东、江西等省市领导透露，三月中下旬，将开始撤销县级驻京办，争取6个月内完成撤离工作。
但两会召开之际，各地驻京办又迎来最繁忙的时刻，接待、维稳成了驻京办官员最主要的日常工作，即便是被列入裁销范围的县级驻京办，也被要求 “站好最后一班岗”。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北京与地方，都离不开驻京办。
这些驻京机构撤走之后，它原来的功能，包括维稳、接待、跑部、招商等，将由谁来承当？如果当前的中央—地方权力关系、财税结构、人情政治没 有改变的话，这些驻京机构裁撤得了吗？撤销大限到期之后，驻京办又将会以何种形态存在？
所有的难题纠结在一起。显然，驻京办的问题，不是一个“撤”字就能了结。
驻京办：最后一班岗
南都周刊记者_王宏宇
“无尽的忧伤在我心头流淌，那一条可以走的路啊，渐渐被沙漠埋葬，我迷失在荒野，手扶着死树，眼睛里只有星光，心灵漂泊在枯干河床，脚下只有半片鸟尸骸上的翅膀……这就是我现在的状况，工作无法确定，前途迷茫。”
现在回头看，薛冬(化名)觉得，自己作为某地级市沿海开发区驻京办的办公室主任，混迹驻京办7年，却写下上面这段话，好像有点傻。
2010年1月底，薛冬第一次听到撤销驻京办的消息时，“吓得手脚冰凉，脑海一片空白”，脑子里唯一反复盘旋的，就是上面这段话。大连、秦皇岛开发区驻京办的一些哥们听到风声后，纷纷来电询问究竟，薛冬一律懒得搭理，只把上面那段话发了短信给他们。很多人看了都说，心有戚戚焉。
时间再往后一些，有媒体揭发，驻京办打算改块牌子变成“招商办”，这倒让薛冬转悲为喜，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机会。“其实，要是真成了招商处还好办了。我们驻京办主任马上要退了，谁有本事谁搞。”
一个多月过去，薛冬开始觉得有点不对。裁撤的消息越明朗，哥们看他的眼神就越来越怪。去找主任，主任则笑而不答。这种感觉很难形容，“就像背后被人贴了纸条，所有人都明白了，怎么就我自己还蒙在鼓里？”
但闻风声未见动静
驻京办裁撤最早的消息，来自2010年1月底《瞭望》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题为《驻京办迎来大撤销》，文章说，驻京办去留的问题悬疑4年后，终于即将随着新方案的“雷霆下发”，尘埃落定。
没过几天，国务院办公厅即公布《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内容与《瞭望》所透露的大同小异，即保留省级驻京办，地市级审核后“可保留”，其他则要在《意见》下发后6个月内裁撤。
今年“两会”召开后，多家媒体又纷纷爆料：湖北、甘肃、山东、江西等多个省市相关负责人表示，驻京办裁撤工作，将在“两会”后着手进行。
薛冬纳闷的是，在如此雷厉风行的执行力度下，到目前为止，他所在的驻京办仍没收到正式的裁撤通知。他担心，6个月内清理完毕，可能有点悬。“网上说有的驻京办收到通知了。我们这种没有注册的，也没办法收到，虽说纪委那边有个底，但是具体很难一家一家找到。谁也说不好，到底有多少家多少人，很多外聘的，不好统计。”他举例说，比如开发区驻京办，国家级的开发区有50多家，每个省有7、8家，全国下来就得有100多家。
但一个在北京凯协宾馆办公的哥们说，他们那里也没收到通知。这让人有点奇怪。凯协宾馆是各地开发区驻京办最密集的地方，由中国开发区协会及26家国家级开发区和保税区共同投资兴建，大连、哈尔滨、广州、长春、连云港、上海浦东新区、南通、东营等开发区的驻京联络处，均曾设在这里。
3月10日中午，记者在凯协宾馆门前看到，挂着各省车牌的车辆，仍然将停车场挤得满满当当，宾馆销售部工作人员不肯透露入住的驻京办数量，只说“很多”，且都是长租，并没听说哪家要退房。她说，现在包租标准间一个月的价格是6000元，如果由协会介绍，还可以优惠，但不会仅仅因驻京办要裁撤而降价。
湖南汨罗驻京办位于北京分司厅胡同17号院的一栋居民楼，在一些报道中，这个办事处据说是属于“买了房产、赚了一大笔”的那种。记者两次造访，都没有找到人，不过，金色的“汨罗驻京联络处”牌子，依然摆在阳台上。
同在一个小区的湖南省国土资源厅驻京联络处也依然挂着牌子，有人办公。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没收到裁撤通知，而对于隔壁楼里的湖南汨罗办事处，则“没打过交道”。记者看到，这个联络处占据了整个单元楼的上下三层，装修豪华，按北京现在的房价，要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位合适的买家，并非易事。
四川凉山驻京办主任杜凉山也没有收到关于《意见》的正式通知。“两会”期间，正是驻京办大忙的时候，他每天要接待上访人员，抽不出空来与记者摆龙门阵。不过，凉山驻京办的“金色凉山餐厅”刚刚装修一新，即将隆重开业，。
这里是北京新兴的酒吧一条街，锣鼓巷。一家精致的、少数民族风味的餐厅，会非常讨白领和老外们的喜欢。记者在雕梁画柱的餐厅里坐了一会儿。午后的阳光从古色古香的窗棂透进来，屋里的电暖器烤得人想睡。新招来的服务员正纷纷赶来报到，她们扭着身段，消失在大堂后百转的回廊里。
“没有我们北京就麻烦了”
“我们地市级的驻京办事处不会撤，甚至还要加强。”朱鹏涛肯定地说。这位前湖南娄底市驻京办主任，如今已经退休，但仍是娄底驻京办的督查巡视员，和驻京联谊会的组织者。
网上风传地产价值超过3500万的娄底驻京办“湘中会馆”，就是他一手打造。他很坦然地说：“不止值这个数。我们买的时候花了两千多万，现在估计值个六七千万。不过，我们没腐败，那都是市财政投资，是国家资产。”
之所以肯定“不会撤”，原因很简单，地市级办事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维稳”。
朱鹏涛创造过驻京办的一个“传奇”。2003年，省里说要有驻京办，于是娄底下了死命令，2000万元，两年搞定。于是，就有了这处驻京办。
他总结了地市级驻京办的三个职能：一联两接三协助。一联，是联系当地在京名人，从将军到学者，甚至歌星，都有用处；两接，一是接待领导，二是接访，接待送返来京上访群众；三协助是招商引资、提供信息、服务在京务工人员。但最重要的职能是接访，也叫“维稳”。
在他的描述中，“维稳”是一件费时费力费钱的工作，甚至占了驻京办的绝大多数精力。每年的“两会”、国庆，或者像奥运等特殊日子，都是考验驻京办能力的关键时刻。他所在的驻京办最初只有5个人，遇到要接访的人多的时候，连在驻京办里的家属都得拉来当义务工。有一年春节，对接访的20多人，驻京办买好了车票送他们回去，到了站台他们又不上车了，最后每人发了100元送上车去。
“没有驻京办，那北京就麻烦了。”朱顿了顿说。
娄底现任驻京办主任周小平，平时相当一部分工作就是接待上访人员。现在，办事处有警车和警察，为了避免“发钱才上车”，还配了一辆17座的大巴车。
周小平给记者展示了一份今年3月9日的“维稳劝返每日专报”。报告上说，办事处人员常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白天则照常上班，正在对信息反馈已失控人员开展地毯式排查，同时加强对车站码头的布控盯守，并扩大到长沙机场排查。9日凌晨3点到下午2点，共成功拦截、劝阻、甄别5人，稳控人数5人，送返1人。
因为并无直属关系，周小平不太了解娄底下面其他县级驻京办的情况，他说，尽管并无明确规定，但目前来说，只有地市级以上驻京办才担负维稳职责，其他则无存在必要。“驻京办肯定有腐败的，也有不腐败的，正如党员有腐败的，也有不腐败的，不能一概而论。”对网上关于县级市在地市级办事处设常驻办事员的这一想法，他说：“不欢迎他们，人多了容易腐败。”
整顿，还是裁撤？
“政府的这个动作实际上是整顿办事处，而不是撤销。”汤锦程这样解释。作为中国文物学会会馆专业委员会会长，他关注驻京办已经多年，是《驻京资讯》报社的编委。他指出，需要注意的是，《意见》中使用的动词是“加强和规范”，并未像媒体解读的那样是“裁撤”。
“2004年之前，驻京办是神秘的，没有人了解它。但《驻京办主任》这本书的出现使办事处成了为人诟病的机构，但事实上，这本书中说到的贪污腐败问题哪个部门都有，不能单拿驻京办说事。”汤锦程说。“事实上，《驻京办主任》这本书里唯一的好人，恰恰是驻京办主任。”他认为，事实上，需审核后“可保留”地市级驻京办，最后肯定无一例外地会被批准。
忙于“维稳”的，并不只有正式的驻京办。汤锦程说，很多办事处都还是在亏损经营。像承德办事处就因为经费问题被撤消了，现在已经承包给个人，叫上东国际宾馆。个人承担办事处原来的债务，将宾馆盘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稳的作用，代替办事处执行这一任务。现在，有能力的情况下，承德市又在申报，希望可以重新建立办事处。
“我们现在谈这些，是希望老百姓能够明白，对于办事处不是在撤销，而是在整顿，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并非突然袭击的大规模裁撤，与腐败问题关系不大。只是办事处牵扯到跑项目拉钱的事情，比较敏感，所以引人注目。”
而传媒一拥而上解读的“裁撤驻京办”事件，看起来也有想当然的成分存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一直在等待“撤销县级驻京办正式文件”的安徽桐城驻京办主任梅安平，主任的帽子仍然戴在头上。传说中，他的两个部下已经黯然离京，据南都周刊记者调查，事实上一个早在两年前就已离京，另一个则是因为家人在京，主动调到了北京市某街道办。
“大部人对驻京机构的想象还是停留在文学作品当中，加之个别驻京办出现问题，老百姓越来越觉得驻京机构存在问题。”《驻京资讯》报社社长李罡是圈内的消息灵通人士，他是驻京办“可改造”的支持者，一直在积极推进驻京办的立法和规范发展。
此前，因为以“还原一个真实的驻京机构，客观、真实、公正的报道驻京办”为宗旨，《驻京资讯》在网上遭到了一些攻击，但李罡并不以为意，在回复记者的邮件中，仍然坚持支持县级驻京办。
“这次整顿县级驻京办，从内心来讲，我抱有深深的同情。县级驻京办在北京是最累的驻京办，维稳、招商、接待等等，撤销整顿500余家县级驻京办对我们的读者群也有影响，但是国家从大局考虑，整顿一些不规范的驻京机构是对驻京机构健康发展的一次洗牌。”
在邮件中，他甚至提出，下一步要扩大驻京的服务范围，把报纸发行范围扩大到“驻京企业、驻京投资机构、驻京社团、驻京协会以及艺术团体、协会、商会、地方政府”。
但3月5日以后，情况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李罡拒绝了记者面访的要求，并在短信中透露说，“领导刚给我们开完会，现在是敏感时期。”接着，他又发来消息，“稿子不要发了，现在是敏感时期。”
此后，他在媒体表示，据了解，各级地方政府对于国务院的裁撤通知均做出了积极反应，已经有10多个省级政府驻京办在研究裁撤事宜，有些县级驻京办已经悄悄摘掉了牌子。
究竟是怎样的敏感时期？原贵州驻京办主任江明藻考虑再三，同样在见面前一刻拒绝了采访，他的担心是，“3月18日上面会再次开会讨论，怕自己讲的和精神不一致”。
周小平甚至不用等那么久。他透露，湖南省驻京办将在3月12日研讨裁撤问题，到时候，撤还是不撤，很快就可以见分晓。
聚光灯下的《驻京办主任》已经出到第四本，作家王晓方已经不再就作品的真实性发表意见。王的夫人表示，王晓方认为关于驻京办他对媒体谈的已经足够多，没有必要再三重复。王正在创作新的小说，但并非《驻京办主任5》。
薛冬的郁闷仍在继续。他刚刚从老家回来，和开发区管委会就裁撤问题的沟通并不愉快，而更糟的是，妈妈已经为他相中了一个本地女朋友，一旦驻京办被裁撤，他恐怕今年就要返乡结婚，再也不会回到北京。
驻京办数字解读
第一类是地方政府部门的驻京办，包括各省、自治区、地级市、县级市的驻京办，以及这些政府机关所属部门的驻京办；
第二类是企业的驻京办，近年不仅国企设立驻京办或联络处，一些大的民营企业也开始在京派驻联络人员，这一类驻京办的性质最为复杂，有的属于经营性质，有的则属于非营利性质；
第三类是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驻京办，绝大多数高等院校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这些办事处有的属于兼职性质，有的是典型的驻京办事处。
52个省级驻京办  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和中央驻香港、澳门联络办公室以及一汽、东风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驻京办事处，其中正厅级30个、副厅级3个、市正局16个、正处级3个。工作人员约8000人，其中就职于机关约1300人，就职于所属宾馆、饭店、招待所约6700人。
520家市级单位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单位驻京办。目前，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
据《2003年北京工业统计年鉴》统计，政府驻京办仅2002年在购房、建房的投资和日常经费开支就达43亿元，平均每家482万元，比上一年增长了23.5%和21%。这还只是经北京市同意设立的近800家驻京办。
有专家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驻京办每年的经费保守按100万元计算，所有驻京办每年需要的全部经费就在100亿元以上。 (据《瞭望》新闻周刊等媒体公开资料整理 牧牧)

郑焕明，曾任北京市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负责全国各地驻京办事处审批及管理，1998年10月退休。现任《驻京资讯》名誉总编辑、中国地区开发促进会会长等职。摄影_王旭华
驻京办演化史
从内蒙古在1949年设立新中国第一个驻京办算起，驻京办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机构，已经生存了一个甲子。驻京办以前的形态如何，功能怎样，又怎么演变，在弊病丛生的今天，又该如何治理？前北京市经济协作办公室主任、负责驻京办管理的郑焕明讲述了他眼中的驻京办演化史。
南都周刊记者_齐介仑 北京报道
随便挂个牌子，就成“驻京办”
南都周刊：你管理驻京办有好几年了？
郑焕明： 我是1998年退休的，在(北京市经济协作办)主任位置上做了8年。当时这个办公室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驻京机构管理，当然，还有其他内容，比如全国经济技术协作、对口支援等等。对三峡库区、内蒙古、西藏等地区扶贫性质的支援，也因为北京市没有扶贫办，这一块也由我们来负责。
对驻京机构的管理，当时我除了在行政职务上是北京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直接管理驻京办，同时，我有另外一个职衔，我还是各地驻京办事处、联络处联谊会会长，当时叫理事长，实际上等同于现在的会长，而这个会长我一直担任到了退休那年。
退休前，国务院每年开驻京办主任会议，我都参加，通过工作上的相互支持，我与很多驻京办负责人关系搞得都挺好。一直到现在，一些地方上的老同志还经常会找我，聚聚会什么的。
成立联谊会，这和我们国家管理体制有关，而这又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媒体记者不认真，在发出报道前，往往对驻京办概念是认识不清的。
南都周刊：正确的理解应该怎样？
郑焕明：首先，办事处是什么含义呢，它是经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批准，由它下面的驻京办事处管理司直接负责管理的这么一个机构。驻京办涵盖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特区的驻京机构，而所谓特区，并非传统意义上深圳等经济特区，而是经过特别批准的地区。当时600多家驻京机构里，只有3个县级市，这3家，是由重要政治人物特批的。
除了特区，还有两个特殊的，一个是一汽，一个是东风，这是两个汽车企业。本来企业不应该成立驻京办，但它们上面都有特殊人物，所以，先是批准了东风，而批准了东风后，老大哥一汽不干了，一汽找到了更高级别的官员。于是，一汽、东风都成立了驻京办。
除此之外，其他都是省、直辖市以及副省以上城市，比如东部地区的省会城市。
按理说，驻京办属于国管局职能范畴，北京市好像管不着，但驻京办却是在首都北京展开工作的，它又必将与北京方面发生关系。这样，我们就通过民间社团的方式，将北京市政府与驻京办之间衔接了起来。名义上是社团，实际上很多活动都是市政府出面，比如开大会，基本都是以北京市政府的名义来操办的。
办事处和联络处是不同的概念，两者的核准机关是不同的，办事处需国管局批准，而联络处划归北京市政府。
南都周刊：这些驻京机构是怎么产生的？
郑焕明：这不是我们现在社会的专利，而是古来有之，两广、湖广会馆从很早就存在了，当地政府到京城办事，都是通过这些机构与朝廷发生往来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驻京机构职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和调整，以便适应派出单位的要求。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脑，信息闭塞，与过去相比，现在当然是截然不同了。
有人说，驻京办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不对，它比计划经济早多了。还有人说，驻京办是搞市场经济后才冒出来的，也不对，更早。现在媒体上炒作得挺响，说什么撤销驻京办，这是误导。
南都周刊：为什么？
郑焕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文件里用的可是“加强和规范”这样一个说法，至于撤销，撤销的是什么呢，是县一级驻京机构。之前，我一直认为县一级驻京机构并没有经过政府批准，最近我得到确切说法，是给予批准的，数量已经很多了，不止最早的那三个特区了。
针对驻京办，最早我们用的词汇是“整顿”。那时候，有些人随随便便就在北京某个地方挂了个牌子。记得那时候我住在方庄，政府的楼嘛，就在那小一片竟挂了好几块牌子，从他外面挂的牌子，我就能判断出他是不是规范的、是不是经过合法审批的。
有时候，有些地方政府看到人家挂了个牌子，于是他也挂个牌子，但他对这里面的情况并不清楚。而我们那时候已经提出，不但驻京办的名称要规范，牌子规格也要规范，尺寸多大多小、写怎样的字体都有标准。这是当时的状况，所以，当然要整顿，不整顿就乱了。
维稳，驻京办的首要任务
南都周刊：县一级驻京办，能否这样总结：它的管控路径基本是这样走的：禁止—放开—再收紧？
郑焕明：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他所谓的放开，放得太开了，结果暴露出了这样那样很多问题。我当然是赞成整顿的，不光现在赞成，我当时就赞成，不整顿就会不规范，一定会出问题。当然，不能管得太紧，太紧会阻碍发展，所以，这个度要掌握好。
南都周刊：驻京机构这些年来干了些什么呢？
郑焕明：我看了下最近国务院关于驻京办的红头文件，虽然它对驻京办的功用只是扼要地讲了几句话，但我觉得还是总结得不错的。比如它说，改革开放以来，办事机构在加强地区间协作、服务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处置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话不多，不到两行字，但已经概括出了它的基本职能。当时我作报告时，关于驻京办作用，我是把“维护首都北京稳定”放到了第一位。
当时包括到现在，全国各地到北京上访的老百姓非常多，不能说他们来北京就是为了闹事，这里面自然有深层次的问题。
对于访民，之前是由北京市和中央来管的，但是，你想把这些访民送回去，首先他说没钱，你得拿钱出来，可当你费尽气力刚把他送回当地，他就跑回来了，而且比你跑得还快，周而复始，苦不堪言。
南都周刊：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郑焕明：他没有组织上的保障。驻京办在维稳上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功不可没、无可替代。现在，一旦了解到有访民到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查清到底是谁的人，然后通知所在地驻京办，让他们赶紧把人接走。人领回去之后，当地政府衔接好、安置好，这样，解决了他的问题，他就不再回来了。
光这一块，北京市就省了不少钱，还不要说省了多少事。当然，中央也省钱省事。
公安也好，武警也好，中央政府部门也好，其实都不如驻京办解决问题来得更顺畅。
国务院这个文件里，有一条没有写进去。现在的两会，是谁接待的？现在可都是驻京办负责啊，河南驻京办接待河南的，山东驻京办接待山东的。这样，驻京办缓解了北京市政府和中央很大压力。
南都周刊：除了这一点，驻京办的主要任务还有哪些？
郑焕明：还有一个是招商引资，针对的目标是两块，一块是外国人，一块是上级政府部门。
北京是首都，外国人到了北京，并不知道各地具体情况，当时信息又不像今天这么畅通，现在的一台电脑，比过去一层楼甚至一座楼的作用还大。技术进步太快了，现在一条信息上网后，几分钟几秒钟就传遍了全世界，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可即便到现在，信息是畅通了，只了解信息还是不够的，还得接触，还得当面谈，地方政府还要向上级申请项目，要到北京跑项目，不跑往往就做不成。所以，这些驻京机构并不是没事干了。发改委、财政部等，都聚集在北京，他不来北京，去哪里？他不找你，找谁？不找你，能批到项目吗？撤了驻京办，他还会来，临时性多次地派人来，因为项目总得有人跑啊。
腐败透顶？简直耸人听闻
南都周刊：可是驻京办弊端日显，在你看来，最佳解决途径是怎样的？
郑焕明：撤销驻京办是不可能的，至于用什么方式管理它才是最好、效率更高的，这个问题则可以探讨。
驻京办承载的任务不可能消失，除非中央进行体制改革，改到他不用跑到北京来找你也能办事的程度。权力过于集中，他必然来求你，要看你脸色行事，一旦你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他自然要想办法让你高兴。好吧，你还不高兴，干脆我从包里掏出点什么送给你吧。
要我说，这都是逼出来的，他不这么办，又能怎么办呢？怪不得他们。记得我在任时，河北驻京办出问题了。首先是省委书记程维高出了问题，进而牵出一大帮人，当时河北省驻京办主任王福友跟着出了问题。
可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上级那个样子，他交给驻京办的任务，他能不去办吗？当然，王福友也的确是有个人问题的。我的意思是说，不能孤立地看待驻京办弊病。
现在有些人，连驻京办概念都没弄清楚，就洋洋洒洒说了些时髦话，什么驻京办腐败透顶了，说它一无是处，简直耸人听闻，我觉得是夸大其词。
南都周刊：但驻京办的腐败已是众所周知，你不觉得很严重吗？
郑焕明：谈到腐败，不能一面之词地责备下面。如果你上面清廉、办事果断，他何必给你送钱呢，他有钱没处花了？我还没见过哪个傻瓜无缘无故给人送钱送东西的。他总是有点原因的，而且总觉得送了比不送好，即便不是马上让你给他好处，也是为他以后铺路。
要解决这个问题，上面要做出样子来。在这个方面，我自认为是做得是比较好的，我从来不向驻京办索取或者接受任何好处，绝对不会，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呢？我记得当时我下面有个处长，他总是变着法儿向人家要钱、要东西，我就不点名了。一怒之下，我把他调离了。
我赞成整顿驻京办，但不能夸大它的弊端，而且单纯斥责驻京办有问题，也是不公道的，至于出了问题的驻京办，就该处理它，这也不能回避，但不能因此以偏概全。驻京办问题的解决，要从体制上寻找答案，要深化改革，否则总是解决不了，怎么说都没用。
而且有些驻京办的撤销与否，还将涉及到民族、宗教以及所在地区的稳定。
南都周刊：可是那么多驻京机构，不裁撤该如何办？
郑焕明：我们曾研究过，希望让省办管理下面的联络处以及地市、部门驻京办，并希望他们统一起来进行管理。但有些省这样做了，有些省则不愿意这样做。也曾设想，像使馆区一样，专门开设驻京办专区，但后来发现不现实，有些驻京机构希望活动私密性好一点，不必要的沟通少一点。
也试图集中管理过，有过一个“穷七家”，包括宁夏、甘肃、青海等，集中在和平里，而马甸那边也集中了七家，“富七家”，山东、福建、浙江等。当时办公已经相对集中了，有些公用设施是共用的。但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各省办都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大厦，而这些大厦的产权，现在都归各地所有了。浙江大厦、四川大厦、河南大厦等，基本都是驻京办所在地，我都去开过会、吃过饭。
南都周刊：你曾提到，驻京办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这个观点是如何得出的？
郑焕明：西部大开发是国家大政方针，西部地区要发展，就要和全国发生联系，要对外招商引资，要到北京报批项目，人家在北京设立个窗口还不行了？大家要知道，首都，那可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啊，人家有这个权利啊。于是，我说，驻京机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为有些西部地区，从来没有在北京设立过这样一个窗口。
关于驻京办，笼而统之谈撤销，那是媒体的误导，简单“堵”的办法不是上策，我经常拿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为例，大水来了，一下子截住，水位上涨，肯定要决堤、要崩溃的，而通过疏导的方式，四川成了天府之国。大禹治水也是同样道理。
但无序又是不行的，要规范起来。
现在看，县一级的、开发区的、某些政府部门的驻京机构可能要撤销，而即便撤销，也必须给予引导，不解决引导的问题，它必将变换形式卷土重来，堵是堵不住的。
驻京办历史
驻京办起源可以追溯到历代王朝的同乡会和会馆。设在京城的同乡会和会馆的功能不外乎沟通家乡与京师之间的联系，接待来京出差的地方官员及进京赶考的家乡学子。
内蒙古自治区驻京办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驻京办，开设于1949年，最初的功能是方便京蒙两地的交流。
在1958年至1959年之间共有28个驻京办事处相继成立，且全是省一级的驻京机构。20世纪80年代以后，驻京办的数量迅速增长，驻京办的主要任务也逐步发生变化。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驻京办的热情更高，各省市、区、县纷纷兴建集联络、接待和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办公大楼，这些占据京城黄金地段的驻京办事机构一般以省命名。
驻京办功能
“跑部钱进”  2006年，前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将一些驻京办职能形容为“跑部钱进”。驻京机构主要职能是承办各种中央指定项目所需的手续和文件，通过运作，在中央和各部之间，争取地方发展所需项目、指标、物资和资金等。
维护稳定  在一些重大活动期间，如每年的“两会”，驻京办首要工作就是做好信访工作，接待劝返当地非正常上访人员，维护稳定，是驻京办主要政务工作之一。
商业平台  一些政府机关招商引资，甚至直接经商，驻京办成为招商平台。随着资产膨胀，一些驻京办还建宾馆、开酒楼、经营地方土特产等，甚至涉足开发房产。
接待服务  过去主要承担迎来送往等任务。有的还会想办法安排当地领导会见一些在京“重要人物”。
转型服务民生  近年来处于风口浪尖的驻京办，也在尝试转型把百姓进京看病、进京农民工的培训以及各种协调服务等列为工作内容，有意识地强化为民服务的职能。
驻京黑户的未来
驻京办未来如何生存，一名没有在京注册的苏北某县驻京办的主任说，“无非就是换个名字开展工作，本来就是黑户，也就无所谓撤销。”他发现搞一个项目经常要好几个部门审批，如果不熟悉，“时常连门都找不着”。如果没有驻京机构，地方怎么办？
南都周刊记者_陈庸 北京报道
3月7日，李强与记者在靠近北四环的一个小区里碰头，一直走到小区的拐角才能看到他们挂出的牌子。他是苏北某县的驻京办主任。令人惊讶的是，走进房间，除了两张桌子和一台电脑，看不出任何办事机构的意味。李强告诉记者，这个驻京办只有两个人。
从2005年到北京，李强换过四五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再把县里的那块牌子挂上来。和省市级的驻京办相比，县级驻京办并不如想像中那么风光。
2010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各省下发了“国办发〔2010〕8号”文件，全名为《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中提出撤销县、县级市、旗、市辖区政府以各种名义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
随着这纸文件的下发，县级驻京办的走向也引起关注。驻京办多大程度上会发生改变呢？
本来就是黑户，无非换个名字
驻京办整顿的话题在最近几年被频频提起。
2005年底，国家审计署时任审计长的李金华一句“驻京办‘跑部钱进’”，激起社会对驻京机构的讨论。
2006年1月5日，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的吴官正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明确指出，要“防止和解决一些地方和企业驻京办事机构存在的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自此，整治驻京机构一事逐渐提上日程。
随着《意见》的发布，一些地区终于有所动作。
据媒体报道：河北省的30多家省直部门和县级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将在3月中下旬开始全部撤销。山东省烟台市年后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驻京办事机构清理工作的通知》。其中特别强调，严禁被撤销驻京办事机构变相存在。列为清理范围的机构，今后不能以任何名义和形式在北京开展活动。江西省农业厅驻京办已基本确定撤销，驻外机构撤回，归入政府办，现驻京办主任由于年近退休，直接办理内退，待遇不变，相关工作人员撤回后安置在政府下辖的事业单位。
但在李强看来，《意见》基本没有什么影响。“无非就是换个名字开展工作，本来就是黑户，也就无所谓撤销。”李强所在的县从2004年起在北京建立驻京办，多次尝试过注册都没有成功。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县级驻京办截至2006年底有436家，另有数据认为，包括李强所在的这种没有登记的工作站，县级驻京机构有超过5000家之多。有相当数目的驻京机构并未注册，而以商业公司等方式在北京生存。撤销此类驻京机构的难度可想而知。
在行政管理上，目前各驻京办基本实施“双轨制”管理，即省级驻京办的由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驻京办事处管理司、派出地政府双重管理；副省级以下的驻京机构，归派出地政府和北京市发改委双重管理。
在李强的讲述里，“黑身份”给他们开展工作增加了不少麻烦，“别人可以正经地跑部招商，我们做事情就要相对低调一点，去部委办事如果没有熟人，别人见都不见你。”据记者了解，大量的县级驻京办处于未注册的局面，生存状态尴尬。
县级驻京办人员还有另一个尴尬，大部分工作人员没有编制，在北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河北某县的驻京办主任吴琦介绍：县里每年拨的经费是3万元，只够通讯和租房，而每年的招商引资任务是2000万。
县级驻京办的“黑身份”和省、市级驻京办的风光形成鲜明对比。一些省级和部分地级市驻京办都有自己的宾馆。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实地考察的结果是：“很多省级驻京办的宾馆都是四、五星级的。”
在李强看来，干活最累、同时声名最不好都是县级驻京办。“很多人看了文学作品，一提驻京办就以为是个美差，其实是要看你是不是省级的，有没有注册，是不是发达地区。”
撤不了的需求
谈及驻京办的未来，吴琦并无焦虑。他解释自己现在主要的任务是维稳，“只要首都维稳需要我们，我们就肯定会在这儿”。
与记者见面前两天，吴琦见到了县里来北京开两会的领导。领导告诉他，外面怎么传不要紧，你要安心工作，全力做好维稳和接访工作。
吴琦介绍，由于离北京较近，当地每年到北京上访的群众有数百人之多。在接到北京市公安局通知后，24小时内要领人，三天内遣送原籍。“这个工作又苦又累，一旦驻京办都撤掉了，公安机关的成本将十分巨大。”
1月29日，全国信访局长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在会上评价驻京办，“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社会各界化解信访问题的作用，使大量的矛盾问题及时得到了有效化解和解决，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而李强从经济建设的角度补充了驻京办继续驻扎的必要性。
“现在财权集中在中央，项目审批权都掌握在部委手中，没有驻京办根本办不下来。要撤驻京办，除非把这种状况先改变了。”在李强刚到北京的第一年，他发现搞一个项目经常要好几个部门审批，如果不熟悉，“时常连门都找不着”。后来通过几年的工作，他才慢慢地和各部委的工作人员保持了联系。“有一阵子我想辞职不干了，县里的领导不同意，理由就是短时间里没有人能接得了手。”
而人脉熟络带来的好处是可以及时地了解政策、帮助当地政府及企业准备材料、跟踪项目审批情况。例证之一就是李强去年给县里拉来了将近一个亿的项目资金。
在争议最大的驻京办“跑部钱进”问题上，大部分驻京机构工作人员和专家都有一个共识：“根源在于中央政府的财政分配问题。”吴琦对一位驻京办主任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感同身受：“说驻京办有多腐败这是一棍子打死。从好的方面来理解，起码表明地方有了主体意识，主动参与或者希望影响中央的决策。”
李强也说：“驻京办是连接地方与中央的纽带，只要行政权力和资源仍集中，驻京办的问题就得不到根本性解决。”
为了防止驻京办改头换面后继续存在，《意见》中规定：“除按规定保留的驻京办事机构外，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和任何形式在北京设立新的办事机构，或者派驻人员以驻京办事机构名义开展活动。”
这样的规定有无实际意义？对此，李强、吴琦等人都持否定看法。(李强、吴琦均为化名)
驻京办未来形态猜想
改名换姓
列入裁撤范围的驻京办可能只是撤了一块牌子，换个称呼继续在京城“跑部钱进”、为地方政府穿针引线，比如更名为“招商办”、“行业会馆”、“商务酒店”、“股份制企业”等。
借壳寄生
这次被裁撤的是县驻京办，地市级地方政府的驻京办经核准后允许存在，这也许给县驻京办继续在京生存提供了一线生机，它们可能挂靠到市驻京办内，以有实无名的形式维持原来的驻京功能。
桃僵李代
有些县驻京办的机构也可能撤走了，不过驻京的功能转移到某些企业的驻京机构上，由这类机构出面“办事”。事实上，据说“北京已形成专为各地跑部委的‘黄牛党’，按争取资金5%或10%抽成”。
易地干活
部分驻京办也有可能迁移到天津、廊坊、三河等地，成为“驻津办”、“驻廊办”等。因为这几个地方离北京都很近，“办事”也方便。只要有利益驱动在，就有可能出现新的“驻某办”。
黑户潜伏
现在为数众多县以下的地方驻京办本来就是没有经过批准的“黑户”，如果清理力度不够大，它们就可以继续以灰色身份“潜伏”在京城，凭借在京人脉资源偷偷摸摸地干活。(整理 那五)
美国为何没有“驻京办”
美国是一个国土辽阔的大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类似“驻京办”的机构？这与美国的权力架构及游说机制有关。美国各层次的政府之间是相互隔离的，各管各的，这就把地方政府驻华(盛顿)办的必要性给抹掉了。而联邦的议员与游说集团则发挥了“驻京办”的某些功能：向中央争取地方利益。
文_林达(旅美作家)
最近看到中国在裁撒驻京办，才一拍脑袋想，美国没有类似的驻华(盛顿)办。那么，美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如何协调？
美国曾经没有“中央”
美国确实是个独特国家，这和它的建国过程有关，建国之初，是北美13个英国殖民地联合造反。当初闹独立，就是它们嫌自己的中央——英国，在税收上不公。虽是1770年代的事情，可已经可以看到，古往今来都一样，中央、地方需要处理好的最关键问题，是利益分配。
当时英国国内协调，由各地代表，最开始当然是各领地贵族，在伦敦的议会商议，再和皇上讨价还价。北美殖民地远归远，从道理上说，也就是中央下面的一个“地方”。英国对北美殖民地没有平等对待，英国议会没有他们的代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殖民地利益也就无法保障。由中央拍板，叫收多少就收多少，任人宰割，税收越来越高。而英国对北美最不了解的一点，就是离群索居的蛮荒之地，理性的现代政治学观念，反而在那里成熟普及，“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成为中央地方关系的断裂关键。假如聪明点，英国应该立即接纳殖民地代表进议会，修补不合理的二者关系。可惜，英国与其说太傲慢，还不如说是不够“现代化”，也就是论现代政治学水平，中央低于地方，北美独立大势就变得难以扭转。
当时所谓联邦政府，也就是临时各州来一些协商代表，总共几十人。各殖民地认为，合众国的“众国”们，就是自己，之所以要“合”，因为独立是个战争过程，打仗需要合力需要钱。当时联邦政府和地方的关系，是联邦政府向州政府摊派税收作军费，可所谓地方政府，一开始有原殖民政府和造反政府两套班子，有些造反政府根本收不上钱来，也就没钱交中央，国库经常是一分钱没有。
一旦脱离英国中央，各“地方”想的是，现在总算把乱收税的中央踢掉了，还没傻到要自己弄个新中央再来收税的地步吧。这样一个历史背景，给新建立的美国自然带来“反中央”倾向。所以，刚立国的美国没有联邦宪法，联邦政府是个空架子，大家叫自己的州是“我们的国家”，把地方派到华盛顿的代表叫做“大使”。众国哪天说不合了要散掉是很正常的事情。最后，是在各州相互协调以及对欧洲信用出现双重危机的逼迫下，才下决心彻底“合”，开始建立联邦宪法、认真构架联邦政府，可是，这个不得已而为之建立的“联邦政府”，仍然是越小越好的概念。
“中央”和“地方”
大家都熟悉美国强调个人自由，美国的保守理念就是从个人自由往上扩展的层层“地方”自由，从一个小镇到一个小城到一个州，只不过个人叫“自由”，地方称“自治”罢了。私有财产制和自由贸易是它的基础，保障就是民主制度。所以对美国人来说，自由是性命一样的根本，民主只是保障自由的一个手段。制度保障都是从宪法开始的。
建国13年后的联邦立宪，彻底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首先就是税收。以前联邦政府向各州摊派费用，就是今天各国和联合国的关系，各州欠税也和今天联合国的成员国欠税情况类似。负责联邦收税的汉密尔顿收不到纽约州的税，只好在《纽约邮报》自己刊登署名广告：“本年度纽约州应缴税款，本人尚无收到分文。”华盛顿曾经描绘说，这是“国会怯怯地请诸州解囊”，它们还爱理不理。
联邦立宪，开始确立了联邦政府对公民的直接税收关系。现在我们都缴几层互不相干的税，县、州、联邦，各自决定自己税率，各收各的税，“中央”与“地方”相互之间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求谁。无形中，“美国人”概念也因此确立：“作为公民，我直接花钱养了合众国政府”，当然也就是合众国的人。同时也确立了现代公民观念：“我直接花钱养了三级政府，养谁来为我服务当然我要决定”，所以宪法有两层，除了税收方式，就是直选权利，权利义务并举并存。
这样一来，从行政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脐带就彻底切断了。话说回来，原来有联系，也是地方神气中央受气。美国此后经济发展和它的构架很有关系：高度自治和包产到户刺激创造力积极性，应该是一样的道理。
美国层层政府都是同构的三权分立，人们常常注意是三个分支之间的隔离、独立，很少注意，就每个分支来说，它的上下之间也一样是隔离的。上面说的行政分支如此，中央并不领导地方，司法、立法也一样。就司法来说，只有案子在上诉的时候，案子本身一级级往上走，而上下级法院之间没有任何领导和被领导关系。立法的议会也一样，联邦一级的参众两院，和地方的州议会没有任何关系，前者立联邦法，后者立州法，风马牛不相及。在美国人原来的构想中，联邦政府就是为地方解决一些他们不想管的麻烦事，诸如外交、军队这样的劳什子，其他，我们管自己，自己挣钱自己花。这种横向纵向都切割的设置，就把地方政府驻华(盛顿)办的必要性给抹掉了。
立法者与利益团体的协调
但是，全球化时代的国与国之间都利益纠葛很深，更不要说美国的各州之间、州与联邦之间了。联邦立法显然可能影响各州地方利益。在一个法治社会，这种地方与“中央”的沟通，也就集中在立法的国会议员身上。各州争取自己州的民众权益的诉求冲突，主要发生在电视直播的国会大厅，这些由各地选民直选的议员，在议会的公开辩论中，拚命为地方、也就是为自己选民的利益大声疾呼，用公开的立法投票告诉选民，我是帮你们说话的，以争取下次连任。
那么，背后的运作呢？政府直接面对民众的构架，显然有面对一盘散沙的问题，所以在各种方式之外还有这样的思路：民众总是可以归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例如企业、工会、环保等民间组织、少数族裔等等，他们可以合法公开出钱雇人，专业地为他们整理材料、提供策略，为他们向国会议员陈情，也就是承认各利益集团(包括外国利益集团)政治游说的合法性。普遍认为，大量民众如若没有专业的游说协助，他们无法快速有效让立法顾及自己的利益，这也使得议员们在立法之前，多了许多了解详情的渠道。
可是，如何防止游说者行贿议员？这和综合监督环境有关，游说者必须依法登记、公开自己，他们和参众两院总共几百个议员，也就在无数家媒体、民间组织监督之下，立法辩论过程又在电视直播，如若发现贪腐必有司法惩治，如此等等，局限了非法行贿犯罪的空间。这些年最大的游说犯罪，是阿波拉莫夫欺诈案，主要罪行是欺诈自己的印第安社区顾客，拿的钱和游说服务严重不成比例。此案牵涉收受钱财的政府官员，有一名共和党众议员和一名前行政官员，前者涉及接受5万多美元的国外高尔夫俱乐部招待等，后者涉及接受了几百美元的音乐会运动会门票没有申报。这在美国已经是非常轰动的贪腐案件了。
除弊必须依靠整体制度设置
美国的游说和立法这部分协调运作，仍然是公众最不放心的一环，监督也一直在讨论中。尤其它不仅涉及民众与立法的关系，还涉及国外利益集团。例如日本丰田公司就具有庞大游说力量。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开始了解公开合法游说在美国政治中的意义，例如中国近年来用于对美国游说的花费翻了好几倍。那么，如何保证美国立法者不被收买？仍然依靠监督制度的整体设置。例如丰田这次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之前大张旗鼓游说，最后还是不能改变国会对丰田造成39人死亡的故障原因和处理过程穷追猛打的追究。因为听证会是电视直播的，议员只能对选民负责。所以，游说沟通方式的存在，和运作透明、监督机制健全、严格法治分不开。假如没有这些先决条件，这种沟通协调方式早就不能生存。
裁撤驻京办，固然因其弊端横生，滋养贪腐。可是，我们在反贪廉政建设中，往往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陷阱。结果是头痛脚痛轮番发作，始终没有一个根治的方式。假如记者像狗仔队一样盯着娱乐圈一样，盯着驻京办和官员们的蛛丝马迹，有违法行为拿到证据眼睛都不眨就可以见报，证据确凿法庭立即严办，那么，驻京办贪腐也可以大为缩减。再进一步说，假如中央和地方、省和地区、地区和县，不是一个如此严格自上而下的体系，许多由制度性弊端引出的问题，也就自然消解了。今天大家看到的体系，是一个官构架，实际上没有民众的位置。更不要说，一些驻京办成为土皇帝的代理人，逾越界限，到了侵越法治的地步了。
所以，归根结底，改革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必须是对整体制度设置的逐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