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全运会四十六年运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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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5-10-27 12:01:39
□本报记者 许峰
全运会的时代烙印
195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际奥委会断交，国际上所有奥运项目的比赛中国都无法参加，全运会就是这种特定时期的产物。13个月后，1959年9月，首届全运会在北京举办。
起初全运会并没有严格的年限规定，第二届全运会于1965年举办，而第三届则是时隔10年后的1975年。“从第三届开始才有4年一届的年限。”中国体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军介绍。
五运会第一次移到北京之外的上海举办。从第六届开始的设想是，以后每个省轮流办一次，于是当时六运会的承办城市广州的口号就是：办好百年一遇的盛会。
但考虑到各地的承受能力，为充分利用现有体育设施，便又更改为只在京、沪、穗三市间举办。
仅仅十几年的时间，改革开放下的中国经济全速腾飞，东部经济较发达省份也开始有实力承办全运会。而且，国家重“奥运战略”，地方搞“全运战略”，全运会的金牌更能展现地方荣誉与利益。一些省份开始主动提出办全运会。
于是，全运会的举办方式再次调整。2001年初，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了《关于取消全国运动会由北京、上海、广东轮流举办限制的函》。举办地限制取消后，江苏、辽宁、浙江、湖北、陕西5省正式提出申办十运会。
中国体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军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一、二、三、四、七届在北京举办外，其他几届的全运会都是东道主的金牌数排名第一。这也折射出全运会作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上重要一环的特有魅力。
举国体制的不仅仅是全运会。1980年代，我国恢复和创办全国性运动会出现高潮。一度中断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复苏，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和全国农民运动会先后问世。城市运动会是最后一个推出的全国性综合运动会。
体育理念的流变
追溯新中国体育史，会发现建国之初采用的，并不是现在这种源自苏联的体育制度。
当时的全民体育运动风起云涌，上海、武汉、广州、青岛等地纷纷举办普通百姓参加的“市民体育大会”、“女子体育大会”，北京召开的体育大会干脆就叫“人民体育大会”。
一件似乎是偶然的事情，促成了国家体育委员会的成立，并迅速改变了中国体育发展的方向，促使体育与为国争光紧密相联。
1952年，第十五届奥运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参加了，中国也在仓促间组队参加。结果苏联团体总分和美国并列第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绩也都不错，相形之下，中国代表团倍感震撼。
中国代表团考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后发现，这些国家都有主管体育的政府部门，于是回国后立即向中央打报告，提出成立国家体委。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国家出钱办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开始确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治上严重孤立，经济上隔绝，军事上准备斗争，体育几乎成为冲破这一重围的惟一突破口。”北京体育大学易建东副教授说。
1970年代初期，中美乒乓外交的成功，促成体育成为最重要的对外交往路径。“当时运动员出国最方便，时间最长。从南斯拉夫打到拉丁美洲，有些运动队一出去比赛就是半年。”中国体育博物馆的王军介绍，当时提出的新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979年重返奥运体育大家庭后，中国代表团在国际赛场上成绩不佳，教练们抱怨队员“习惯了友谊赛，技术生疏了”。
重新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体育界无比焦虑，竞技体育的发动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急速开动了。
1980年左右，国家体委的各运动队为了在奥运会等国际比赛上出成绩，开始了分金牌“指标”的尝试。很快这一中国特色的体育激励方式自上而下，被各省体育局采纳。
在举国体制的背景下，体育官员们的政绩和升迁前所未有地和竞技体育的成绩连在一起。每次全运会赛场上，紧张的除了队员和教练外，便是各省前来督战的官员。
竞技体育成绩发展到极致的同时，体育部门自身也意识到单纯竞技体育的弊端。
到了1990年代，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提出了“生活化、普遍化、法制化、社会化、市场化”等体育方针。但是，“整个体育体制、整个社会对体育的认识和期待，都不支持你花过多的力气去抓群众体育。”《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主要起草人董新光也承认，目前公共体育设施严重欠缺，群众体育事业费占体育事业费比例过低，很多地方体育部门对到2010年实现基本建成全民健身体系已经很少提及。
北京体育大学一位教授告诉本报记者，现在谈由为国争光的竞技体育向全民体育回归还言之过早，面对公众对2008年奥运会夺金目标的现实期待，国家没有理由对举国体制作出任何大的改变。
舆论普遍认为，2008年以后，中国将改革体育体制、推进全民体育，使体育真正成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许峰
全运会的时代烙印
195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际奥委会断交，国际上所有奥运项目的比赛中国都无法参加，全运会就是这种特定时期的产物。13个月后，1959年9月，首届全运会在北京举办。
起初全运会并没有严格的年限规定，第二届全运会于1965年举办，而第三届则是时隔10年后的1975年。“从第三届开始才有4年一届的年限。”中国体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军介绍。
五运会第一次移到北京之外的上海举办。从第六届开始的设想是，以后每个省轮流办一次，于是当时六运会的承办城市广州的口号就是：办好百年一遇的盛会。
但考虑到各地的承受能力，为充分利用现有体育设施，便又更改为只在京、沪、穗三市间举办。
仅仅十几年的时间，改革开放下的中国经济全速腾飞，东部经济较发达省份也开始有实力承办全运会。而且，国家重“奥运战略”，地方搞“全运战略”，全运会的金牌更能展现地方荣誉与利益。一些省份开始主动提出办全运会。
于是，全运会的举办方式再次调整。2001年初，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了《关于取消全国运动会由北京、上海、广东轮流举办限制的函》。举办地限制取消后，江苏、辽宁、浙江、湖北、陕西5省正式提出申办十运会。
中国体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军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除一、二、三、四、七届在北京举办外，其他几届的全运会都是东道主的金牌数排名第一。这也折射出全运会作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上重要一环的特有魅力。
举国体制的不仅仅是全运会。1980年代，我国恢复和创办全国性运动会出现高潮。一度中断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复苏，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和全国农民运动会先后问世。城市运动会是最后一个推出的全国性综合运动会。
体育理念的流变
追溯新中国体育史，会发现建国之初采用的，并不是现在这种源自苏联的体育制度。
当时的全民体育运动风起云涌，上海、武汉、广州、青岛等地纷纷举办普通百姓参加的“市民体育大会”、“女子体育大会”，北京召开的体育大会干脆就叫“人民体育大会”。
一件似乎是偶然的事情，促成了国家体育委员会的成立，并迅速改变了中国体育发展的方向，促使体育与为国争光紧密相联。
1952年，第十五届奥运会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参加了，中国也在仓促间组队参加。结果苏联团体总分和美国并列第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绩也都不错，相形之下，中国代表团倍感震撼。
中国代表团考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后发现，这些国家都有主管体育的政府部门，于是回国后立即向中央打报告，提出成立国家体委。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国家出钱办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开始确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治上严重孤立，经济上隔绝，军事上准备斗争，体育几乎成为冲破这一重围的惟一突破口。”北京体育大学易建东副教授说。
1970年代初期，中美乒乓外交的成功，促成体育成为最重要的对外交往路径。“当时运动员出国最方便，时间最长。从南斯拉夫打到拉丁美洲，有些运动队一出去比赛就是半年。”中国体育博物馆的王军介绍，当时提出的新口号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979年重返奥运体育大家庭后，中国代表团在国际赛场上成绩不佳，教练们抱怨队员“习惯了友谊赛，技术生疏了”。
重新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体育界无比焦虑，竞技体育的发动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急速开动了。
1980年左右，国家体委的各运动队为了在奥运会等国际比赛上出成绩，开始了分金牌“指标”的尝试。很快这一中国特色的体育激励方式自上而下，被各省体育局采纳。
在举国体制的背景下，体育官员们的政绩和升迁前所未有地和竞技体育的成绩连在一起。每次全运会赛场上，紧张的除了队员和教练外，便是各省前来督战的官员。
竞技体育成绩发展到极致的同时，体育部门自身也意识到单纯竞技体育的弊端。
到了1990年代，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提出了“生活化、普遍化、法制化、社会化、市场化”等体育方针。但是，“整个体育体制、整个社会对体育的认识和期待，都不支持你花过多的力气去抓群众体育。”《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主要起草人董新光也承认，目前公共体育设施严重欠缺，群众体育事业费占体育事业费比例过低，很多地方体育部门对到2010年实现基本建成全民健身体系已经很少提及。
北京体育大学一位教授告诉本报记者，现在谈由为国争光的竞技体育向全民体育回归还言之过早，面对公众对2008年奥运会夺金目标的现实期待，国家没有理由对举国体制作出任何大的改变。
舆论普遍认为，2008年以后，中国将改革体育体制、推进全民体育，使体育真正成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