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一场战争的两种纪念（二）

死者
很多年以后，戈叔亚依旧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松山战场的阵地遗址时受到的惊吓。
那是20多年前，出于对这段隐秘历史的兴趣，还在昆明一家公司上班的戈叔亚独自来到了松山。当他精疲力尽地爬到山顶，猛然展现在眼前的场景，吓得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在那个有着温暖阳光的午后，在那片寂静无人的松树林里，当年的战壕和弹坑清晰可见，上面长满了茂密的野草。偶尔有微风吹过，野草微微晃动，戈叔亚仿佛看到，一个个正做着战术动作的日本兵正向他扑来。
他一刻也不敢再待下去。在慌慌张张下山的路上，他甚至还产生了某种幻觉，脚下那些密如蛛网的战壕里，仿佛有着一具具戴着有飘带的日本军战斗小帽的骷髅，正伸出一只只没有皮肉的手，来抓他的脚。
戈叔亚的第一次松山之行，就这样演变成一场彻底的逃窜。
至今，这个现年56岁的云南民间学者，已经先后来过松山30多次，他和余戈一起，担任这次松山战场普查的顾问。在这座被炮火耕犁过无数次，浸透了近万人鲜血的大山里，他有着自己的感触。
“因为我那样丢人地逃跑过，所以我更可以想象，当年我们的父辈，迎着日军坚固的阵地和密集的火力网，仰着头冲上山时的心情。”他说。
的确，无论是参加过战斗的老兵，还是见证过那场战役的乡民，当他们向普查队的工作人员回忆起那场惨烈的战役时，死亡都是永远的主题。
在那个年代，中国士兵的单兵作战装备十分落后，他们穿着粗布制成的灰色军服，穿着自扎的草鞋，没有钢盔，虽然刚刚配发了新式的美式武器，但大多数士兵在开战前还不懂得该怎样使用。
不仅如此，对于山地进攻作战，中国军队也缺乏足够的经验。此时正值滇西的雨季，阻扰中国军队向日军阵地冲击的，除了密集的火力、连绵不绝的铁丝网和地雷阵，还有滂沱大雨和泥泞的山路。
住在松山青木寨的杨德方，松山战役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他和许多当地农民一样，为中国军队运送弹药、食物，抢救伤员和埋葬死者。在老人的记忆中，中国士兵在进攻时，似乎不懂得隐蔽自己，“洋号一吹，他们一窝蜂地叫喊着往上冲，日本人机枪一扫，他们像柴垛一样一片一片倒下……”
不过，正如美国人说过的那样，“中国士兵的吃苦耐劳是第一流的，只要有良好的装备和训练，可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媲美”。在松山，中国军队显露出了令人赞叹的顽强与勇敢。
崔继圣，是当年主攻松山的中国军第八军荣誉第一师第三团的代理副团长。老人向戈叔亚回忆，松山的许多阵地，都反复经过多次争夺，中国军队前仆后继，付出极大代价。他的步兵团担任主攻松山主峰任务，战前有1600多人，完成任务后，仅存200多人。
崔继圣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战斗，是团部组织了一支敢死队，每人发法币5000元，如果拿下阵地，再发5000元。在当时的昆明，一碗米线的价格是20元法币。
钱用蓝色的布包包好，敢死队队员们把钱背在背上，流着眼泪向日军阵地出发了。过了一阵，消息传来，敢死队占领了阵地。随着后续部队上去的崔继圣，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钞票和包钱的小蓝布包撒满了整个阵地，双方士兵的尸体层层叠叠，许多扭在一起厮打的士兵还在呻吟和蠕动。活下来的士兵，在不断地踢打日本人的尸体，甚至用枪托砸，用刺刀扎，一个士兵扎着扎着，突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因为他的全家都被日本人杀死了。
在清理战场时，士兵们还发现了一具日本军官的尸体，躺在一个炸开的地堡里，一脸络腮胡子，双手绑着绷带，右脚的大脚指头，还紧紧地扣在一挺机枪的扳机上。人们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注视着这个可怕的对手。
在昆明一家公司当看门人的洪绍坤，当时是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训练教官。松山战役结束后，司令部派他和几个参谋到前线，清点和收集松山战斗中缴获和剩余的军用物资，并及时上报。
老人向戈叔亚回忆，车子还没有到山脚，一股浓烈的尸臭味就扑鼻而来。一个战斗部队的军官带着他们，沿着大垭口部队进攻的路线上山，几个大兵走一路哭一路，因为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第一是尸体，第二是尸体，第三还是尸体”。
沿途，到处都是还保持着临死时各种姿态的尸体，以及被炸飞的残骸。活着的士兵，胡子和头发都长得吓人，有些人在尸堆中走来走去，收集枪支，寻找失踪者或活着的战友，更多的人麻木地坐着，在一面破烂不堪的青天白日旗下抽烟和发呆。
洪绍坤在松山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都听到推土机“突突突”的声音。那是工兵部队在掩埋尸体，他们用推土机把尸体推到挖好的大坑里，不辨认遗体，不清点人数，也根本不登记死亡名单。有时候，尸堆里还会发出呻吟和蠕动，司机就停下来，拉出还活着的人，然后再继续干活儿。
战后，在松山，流传着各种版本的闹鬼故事。一个当时在滇缅公路开车的司机向戈叔亚回忆道，当时所有的车队，都不敢在夜里过松山。因为据说每逢夜里，山上总会传来阵阵叫声、哭声和歌声。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的，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松山，中国人是胜利了，可胜得这样凄楚；相反，日本人是失败了，却又是败得那样悲壮。我该如何赞美这个在人力物力上占几十倍优势，却付出了难于启齿的代价才取得的惨胜呢？”在一篇文章中，戈叔亚这样感叹道，“这场战役，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纪念碑，它记载了中国军队的荣誉与耻辱，喜悦与悲伤，丑陋与美丽，胜利与失败。”
挖山人
60多年过去了，但在松山，关于那场战役的记忆似乎从未走远。
战后被炮火炸得只剩两棵松树的大山，如今已经是满山遍野的松树林，昔日的壕沟和弹坑也爬满灌木和荒草，偶尔还长出几株稀疏的桃花。农人和水牛代替士兵与火炮，在山路上慢悠悠地行走。但这里的人们，却依旧生活在随处可见的与战争有关的细节里。
被日军烧毁的房屋的残垣断壁，至今仍然耸立着；日军用来修筑堡垒的铁皮，被老百姓当成瓦片，盖在屋顶上；在许多老房子的立柱、窗棂和门板上，还可以看到枪眼和弹痕；没有爆炸的大口径炮弹，可以用来做捣碎谷物的臼；高射机枪的弹壳可以做成随身携带的烟锅；甚至坦克履带，也可以用来搭建炉灶。
对战争，松山人的情绪十分复杂。战争一度破坏了他们的家园和赖以谋生的稻田，但另一方面，战争留下的这些“遗产”，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全新的出路。
松山太穷了。战争之后，滇缅公路被逐渐弃用，这个两国军队付出近万人生命反复争夺的要地，就这样成为弃儿。这里的农民除了种植粮食和烟草，很难找到别的谋生方式。而开始收购废铜烂铁的供销社，成了他们几乎唯一的生财之道。
曾有一个男孩带戈叔亚去看过自己的收藏品。在这个男孩家的菜园里，戈叔亚惊讶地看到，沿着篱笆墙，放置着几十件不同型号、不同口径的子弹、炮弹、手榴弹、爆破筒、掷弹筒和地雷，完全可以开一个小型的弹药博物馆。更让他吃惊的是，这个男孩十分准确地向他介绍，这些弹药是哪个国家制造的，用什么武器发射，威力有多大，俨然是一个军事专家。
不止是这个男孩，几乎每一个松山的居民，都有在山上挖掘战争遗留物品的记忆，走访这些“挖山人”，也是普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曾经有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在中国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部队一个军在一次战役中所消耗的弹药数量，参加松山战役的第八军排在第一位。而究竟消耗了多少弹药，这些“挖山人”有着最为直观的判断。
50岁的护林员杨金满还记得，小时候，母亲每天都背着背篓带他上山，用一尺来长的小锄头在山地里四处挖掘弹片。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捡到三四斤废铜和六七斤的废铁。他甚至还听说，有一个外地人牵了3头毛驴，在松山上挖了一个月，挖出的弹片，整整堆满了租来的一间房子。
“他发大了！”杨金满颇为羡慕地说。
松山人对于死人骨头没什么畏惧心理。通常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弹壳是最多的，死人骨头也最多。杨金满小时候和小伙伴常玩儿的游戏之一，就是拿着死人头骨往山坡下滚，看谁滚得远。如果这天挖山的收成不好，他们也会拿死人头骨出气，拿着锄头用力砸下去，“啪”地一声碎成几块。有时候，能在一些头骨里发现金牙，把它撬下来，便是一份“不得了”的收获。
杨金满小时候，一斤大米的价格是1角3分5厘，而供销社收购的价格，铜是1元5角钱一斤，铁是3分钱一斤。供销社不收购尚未爆炸的子弹和炮弹，一些“脑袋灵光”的松山人，开始学着拆卸尚未爆炸的炮弹。
这显然是一份危险的工作。在人们的记忆中，几十年来，在拆卸炮弹时被炸死的人有10多个，被炸伤的人不计其数，有一家的父子两代人先后因此丧生。
被炸死的那个父亲，是松山远近闻名的“拆弹专家”。人们都说，他手上拆过的炮弹，先后有数万枚。上世纪60年代，出事那个晚上，老人在堂屋里拆卸一枚中国远征军使用的20毫米战防枪弹。这是一种小型炮弹，老人或许是不太在意，拿着劈柴的砍刀就直接下手了。
杨金满是这次事故的目击者之一。他的家离这个老人家不太远，在隐约听到传来的巨响声后，当时只有10多岁的杨金满跑到老人家，看见老人躺在一片血泊之中，头部被炮弹炸出了一个大口子。
时隔40多年后，2006年春节，在同一个地点，悲剧再次发生。有邻居送来一枚没有爆炸的日军75毫米山炮弹，希望老人的儿子帮忙拆卸，当地人经常把这种炮弹的弹壳，作为捣碎谷物的臼。
那天傍晚，杨金满刚护林回来，准备吃晚饭，突然听到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连忙冲出门去。他看见，这户人家的房子已经浓烟滚滚，房顶被炸飞了，老人的儿子被炮弹炸成了两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60多年后，这个老人的儿子，或许是这场战争最后一个牺牲者。
这些年来，随着松山被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儿已经不再允许私人性质的“挖山”活动。但让人们感到兴奋的是，多年来早已熟视无睹的昔日战场，一夜之间成了城里人趋之若鹜的旅游景点。
如今，在松山，有商业头脑的人们已经开起了各种小型超市，这里除了买卖各种食品饮料，还开始代售起与松山战役有关的书籍和地图。一家名叫“松山随宜餐馆”的小饭店，也挂出了“松山羊肉汤”的招牌，售价着实不菲，一份70元。
杨金满的生活轨迹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这个护林员总是穿一件带橘红色荧光条的制服马甲，每天蹲守在山下的停车场，看到有游客前来，就兴奋地迎上前去招呼，他已经成了这个尚未完全开发的旅游景点里最早的导游员。
在邻居眼里，杨金满并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因为生活懒散，他是村里唯一一个没有盖新房的。但他家保留下来的这座破旧不堪的老院子，将来却有可能成为松山人气最旺的景点之一。
普查队的工作人员通过老照片的比较发现，杨家的老屋，正是当年日军野战医院的所在地，这是60多年后唯一保存下来的日军营舍遗址。从老屋墙璧和窗棂上的累累弹痕，人们可以推测出当年在这儿发生的激烈战斗。门框上的一节已经发黑的旧电线，也是当时日军使用的“原装货”。
护林员的工作，使杨金满对松山比其他人更为熟悉。他的收费也很便宜，游客们可以按照他服务的质量任意给钱。从春节至今，他已经有了2000多元的收入，这抵得上他原本大半年的收入了。
因为长期在松山“蹲点”，戈叔亚和杨金满的关系很好。看着这个老朋友现今的生活，戈叔亚说他很难形容自己的心情。
这仿佛是时光对战争的一种嘲弄。在这座大山里，日本军队曾经耀武扬威地据守过，中国军队也曾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但最后，活下来的士兵成了匆匆的过客，死去的士兵，白骨被弃诸荒野，无人收殓，只有这些最不起眼的农民，才是这座大山真正的主人。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林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