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针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运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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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临雅 朱正

一些社教的亲历者说,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糊里糊涂,懵懵懂懂的,有的人平时是连报纸都不看的,除了一些年龄比较大、比较关心时事政治的人比较敏感外,大多数人根本就不懂得领导人想要他们说的那些问题。就是那些被作为积极分子的同学,也没有觉得是在干什么特别的事情。认为还是像原来在学校的时候那样,老师布置下来某项工作,就去做就是了。知道每个班写多少大字报是要统计的,还多少有点着急,想办法使自己的班级搞得好一些。而那些实在想不出该写些什么的同学,害怕一点也不写会显得很落后,于是,有的人绞尽脑汁地想出些题目来写,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有的人赶紧去看别人写的大字报,东抄一点,西抄一点,或者就在别人的大字报上签个名、在班上开会的时候,对某张大字报表示赞同等等。以此来表示自己也有所动作了,并不是什么也没有放。即使是在班上辩论,提出一个观点的时候,也只是认为是两种意见,没有认为那一边的论点就是正确的,另一边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曾经有过现在看来是笑话的事情,辩论“今不如昔”的观点时,有人说,就是今不如昔嘛,伙食团的饭菜今不如昔,有人说,现在买不到花生了,今不如昔……
总之,在耐心、细致、反复、具体的引导下,年轻的人们被激发起来了,出于对党的信任,出于追求进步的考虑,也有的甚至是出于一种表现的欲望,他们打消了顾虑,放心大胆,口无遮拦地发言了。
运动组织者所期望的鸣放高潮终于来到了,三个学部所在的学校都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据简报第13号记载,九中高58级四班一次就贴出大字报100余张)。有的班级还办了油印小报,还有大大小小的鸣放会、演讲会,各种形式的自由辩论,想要登台发表演讲的人争先恐后地报名。在内容上,比较前一时期那些只涉及学校本身的一些意见,学生们“鸣放”的范围也大大地拓宽了:
“中苏合办企业,苏联赚中国的钱,苏联一个普通大学生到中国来拿高薪。”
“苏联为什么要买波兰的廉价煤,吃波兰的欺头?为什么搬走东北工厂的机器?苏联的外交政策是一种手腕。”
“国际公约规定,任何国家不能干涉他国内政,既然苏联都可以出兵匈牙利,哪帝国主义国家又未尝不可出兵支援资本主义国家呢?”
“中国有自己的黄继光,何来马特罗索夫式的英雄;中国有自己的伟大作家鲁迅,何来中国的高尔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编审局,何来尽是苏联的教本;中国有自己的祁连山油田,为何总称中国的乌拉尔山;中国电影应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为何硬要搬套苏联的风格习惯;中国有自己创造的好成绩,为何事事学习苏联?……”
“党天下是对的,以往这样想,现在还是这样想,到处都是党团员一手遮天,但是共产党偏偏不让提这个意见,我就认为党天下提得对,提了对共产党改进工作多少还是有点好处。说青年不爱国,简直就是冤枉,难道只有党团员才爱国?在我们国家里党团员到处吃干,白丁就没眼,这不是宗派主义是什么?”
“选举不民主,被选的人认都认不到。居民在人民公园选举,要别人举起手来,如果不举手就好像犯错误一样,强迫别人选举就是不民主。”
“报纸报喜不报忧,但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仍不免要东猜西疑。”
“我们国家的新闻出版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自由,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可以发表言论,在我们国家只要和共产党不同的思想和言论,就要遭到禁闭。”
“现在的文学作品口号空洞,什么都是共产党万岁、英雄模范、幸福快乐等写实性薄弱的东西。反映党的错误就不行。如果是写实的就说是反党,那不是冤枉吗?我羡慕资本主义的文学,西方的文学比东方好,东方的(指印度、日本等)又比一般民主主义国家好。解放前的作品比解放后好,翻开解放后的作品我就不想看。”
“贺炳炎的作风坏,农民的鸡公车放在他的公馆门口,被他骂了一顿,外出坐汽车,要几个女的打扇,和解放前的军阀有什么区别。”
“个别干部作风不好,充老资格,动辄就说,老子打的天下,就应该享受,我革命的时候,你还在吃奶。有的老干部居功自大,盘踞中央要职,对别人的批评是打击报复,文艺部门的少数人,把各地把干了。”
“在革命战争中很多共产党员受得起考验,但在和平环境中有的变了质了,什么党性、特殊材料都消失了。政府的高级首长中,有的人生活逐渐堕落。”
“斯大林都有缺点,毛主席就什么都对,我看不见得。”
“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是虚伪的。”
“三反五反是吊打出来的,肃反是断章取义,反右是拉拉扯扯出来的。”
……
各个点上都出现了一些“有分量”的大字报和演讲,诸如:《南共纲领之我见》、《达尔文主义的社会意义》、《评统购统销政策》、《红楼梦的现实意义》、《作家与生活》、《民主与自由》、《马尔萨斯和共产党的人口政策》、《抨击党的文艺政策》……内容涉及到了前面公布的那些“右派”的观点,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同观点的论战问题、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问题、斯大林主义问题、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问题、“党天下”的问题等等。所涉及的问题之宽泛,观点之深刻,分析之老到,令人吃惊。说实话,好多同学看了那些大字报,听了那些演讲都自愧不如,觉得同是高中生,人家咋个那么得行哦,有那么成熟的见地,那么深刻的思考,说的那些事情,自己连晓都不晓得,希望自己也能写出出色的大字报,好好地表现一番……写出那些大字报和发表了有分量的演讲的同学都受到了肯定和表扬,被派到各班介绍经验,于是又激发了更多的人写出更有份量的大字报、发表更深刻的言论的热情。
第三学部的同学都还记得全学部开大会鸣放的情景。十三中礼堂是当时成都市数一数二的条件好的礼堂,有一千多个座位,不像有的中学的礼堂,开会还要自己抬凳子去。可以想象,在那个台子上发言,面对着领导、老师和好几个学校的同学,而且是在受到鼓励、夸奖的情况下,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年轻人有表现欲,好强,希望得到表扬和很多人的羡慕,哪怕就是那么一时的光荣,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何况,能够登上台去演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想发言的人必须先写好讲稿,交上去通过审查后,要你发,你才能上台。有的人的稿子通过了审查,但是由于发言的人太多,只能等到下一次。有个人在多年后说起当时的心情时说,那个时候就是想出风头嘛。哪个想得到会因此而遭呢。有人庆幸自己没有轮到发言,否则的话,操行分就可能从三分变成二分,后来的结果就又不一样了。
成都三中有个姓严的同学在第二学部的演讲大会上登了两次台,第一次是谈政治问题,他说:“所谓‘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错误是难免的,’虽然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现在这个话却成了某些干部掩盖自己缺点错误的遮羞布,成了某些干部遭到群众批评回不到神的时候的灵丹妙药……”讲了下来,他受到了鼓励,于是在极为兴奋的状态中对另一位讲演者说,我们几个可能要提前考大学。他所在班的政治指导员对他说,敢于暴露思想是进步的开始,鼓励他继续“深挖”。于是,这位严同学又第二次报名要求讲演。讲了一个解放军战士在藏区因为打死一只老鹰,引起喇嘛闹事,不得不被处死的事情。他高喊着为烈士报仇的口号走下台以后,情不自禁地说,这下子可能入得到团了(后来的结果是,他被划成了四类,考大学的资格被取消了,入团的梦想也破灭了)……
有的人虽然上了台,其实连自己讲的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在运动的总结报告中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女生上台发言,说“反右斗争是大兴文字狱”。下了台,她问同学:“文字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看得出来,她上台说的那些话都是从什么地方看来的。
这些年轻人根本不可能知道举办这样的演讲会的目的,在第11期《简报》中是这样说的:“为适应鸣放深入发展的需要,采取讲演会的形式让三、四类分子系统发表其反动言论,以彻底暴露其面目。”就在同一期简报中,记录了由第一学部领导小组主持举行的全学部的讲演会,“主讲人是四中高58级六班的董文虎(四类)。他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据我所观察的人民生活和民主生活;第二,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第三,教育方针在我国执行情况。”领导小组对他的评介是:“讲演内容极端反动,并捏造了大量‘事实’,造谣惑众,恶毒地污蔑新社会,诅咒共产党,把新社会说得一团漆黑,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董文虎的反动讲演,暴露了各类学生的态度,政治分野现已很分明……董发表讲演后,部分四类学生反动气焰很嚣张,另方面,类似董文虎的人,并没有充分暴露。因此,鸣放还需要继续深入……因此,决定再加一把火,向学生说明讲演会是一种很好的鸣放形式,鼓励大家彻底地放……”
── 原载 王建军个人博客“沧桑六十年”
Monday, June 25,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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