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当所长条件是“不宗奉马列主义”

陈寅恪：当所长条件是“不宗奉马列主义”

1969年10月7日，国学大师陈寅恪被批斗至死。
陈寅恪先生(1890～1969) 名动国际的中国史学大师之一，为本世纪学界所公认。自从一九四九年以后，他蛰居广州中山大学，当时铁幕低垂，消息隔绝。直到一九五八年他的「论再生缘」油印本流传海外，然后透出他的一点消息。在「论再生缘」一文中，字里行间，随处流露出他怀古伤今的感慨，从而可以窥见他当时苍凉的心境。首先为文指出这一点是余英时。后来寅恪先生的诗文流出渐多，英时又写了几篇有关的文章。八五年，英时赠我「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寅恪先生的诗很隐晦，又多用曲寄意，所以解读不易。英时独具慧心、绅绎先生的诗，把先生悲惨的生活，与沉痛的情怀表而出之。我虽佩服英时观察的敏锐入微，但总觉得心有不忍，甚盼英时所言，只是先生一时的心境而已，其伤心或不至如此之甚。不料最近读到陈键东新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他根据不少中共档案资料，具体叙述陈寅恪先生的生活，我把它与英时之文相对照，一则叙事实，一则述情怀，两者契合若符节。乃不得不承认英时所言不虚。
寅恪先生最动人一节是一九五三年拒绝接受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一番话。当时中共科学学院成立中古史研究所，聘寅恪先生为所长，特派先生的弟子汪钱带聘书南下广州接先生北上。时先生双目已盲，乃口述覆信，由汪钱笔录，他说: 「我的思想，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所以我说: 独立之精神、自由的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正如碑文所示: 「思想而不自由，无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岂庸鄙之敢望」……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所学……因此我提出以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寅恪先生的，句句掷地有声，他当时发此议论，能不被整肃，一由于他学术声誉的崇高，同时得到陶铸的保护。但到了六十年代，风声渐紧，他被学生指为反动派的祖师爷。学生们说: 「鉴于他已双目失明，终日卧床不起，决定把他养起来，作为反动教员，继续批判他的反动言行。」寅恪先生终于惨死于红卫兵折磨之下。六九年他自分夫妻必死，乃预制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伤哉! 在大陆，学术界的大名硕学，能以义命自持，不阿谀政权的，寥寥无几，唯熊十力，梁漱溟、陈寅恪三先生而已。读寅恪先生晚年的诗文，不禁使人为之千秋洒泪。
附录：陈寅恪之死
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死了，“论交三世”的俞大絪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钻入了湖底。躺在南国病床上，在“文化革命”狂潮的洗礼与巨大冲击中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是在劫难逃。
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南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住居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继续活着，为做到名符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住居。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 “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关于陈寅恪在生命旅程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创伤而死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的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这是陈寅恪心中“大师”的经典性标志，也是一个大师对另一个大师的敬仰感佩之语。只有开一代风气和示来者以规则，才堪当大师之任与大师之名号。此点在陈氏《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说得更加清楚明了:“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名言，不仅是龚自珍的自白，也是陈寅恪的志趣和自道，他没有在任何场合自命为大师，更未在任何时候端过大师的架子。——这是陈氏的自谦，也是他的自尊自重之处。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陈寅恪自甘寂寞，不动声色，唯以身示范且以皇皇巨著昭示来者。陈氏一生在学术上开创的名山大业，以及在乱离之世闪耀的人格光辉，令后人高山仰止，脱帽为之鞠躬致敬。
陈寅恪业归道山的许多年后，有研究者云，在学术领域，像他这样的大人物，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如果不是因为战乱纷扰、颠沛流离、命途多舛，陈寅恪的学术事业将更加磅礴盛大，气冲霄汉，会使沧海涌动、群山位移……
然而，假设毕竟是假设，像梦也毕竟还是梦一样。早在1933年早春，鲁迅对《东方杂志》发起的“新年的梦想”征文中，就曾清醒而理性地说过:在这个社会上，“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想来陈寅恪于孤独凄苦之中，除了梦到“大同世界”，更多的应是梦到了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或者电刑外加享受乘坐“喷气式飞机”的待遇吧。只是属于他的好日子迟迟没有来到，至少他在死前未能看到那一天的到来。假如鲁迅地下有知，面对这位少年同窗的不幸遭遇，当情何以堪？
晚年失明膑足的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时，曾提及少年时在南昌住居期间，一日偶随父亲三立夜逛书肆，购得尚有钱牧斋（谦益）序文之《吴梅村集》，寅恪读之竟至入迷，经年不忘。后来陈氏对文学兴趣大增，并致力于钱谦益与柳如是关系的研究，与少年偶遇的一幕有很大关系。进入生命的晚年，在肉体与精神陷入无限痛楚之中时，明末清初宁死不屈的一代奇女子柳如是便成为他生命中幻象和唯一的光亮。陈寅恪以惊人的毅力口述完成了洋洋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这一“ 鸿篇巨制”的萌生问世，发轫于少年，志成于人生暮年，是陈寅恪所构建的托其心志，明其理想的又一心灵丰碑。此一巨大成就，正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所言:“若非有无比坚毅之心力，焉能完成此大业？人类文化史数千载，失明史家之能撰大著，其类殆罕；陈先生之业绩，称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这一大奇迹无不可也！”
事实上，《柳如是别传》的写作，只是陈氏晚年精神的寄托，并未能代替和了却作为一个伟大史学家的心意和志愿，与陈氏“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的俞大维曾云: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为沉湖而死的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文，也是自己一生为人为学的生动写照。（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