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溪大雨: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是怎样出台的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之后，陈伯达连续5天主持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等一系列评论，将“文化大革命”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
在这些评论中，《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具有特殊的地位，它虽然只是评论员文章，在新闻评论规格上比社论低一级，但它的权威性、号召力和影响所及，都大大超过上述几篇社论。原因就在于毛泽东给这张大字报以极高评价，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二十世纪６０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
1966年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的大字报，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是1957年反右以来北大第一次出现大字报，并且矛头直指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成为当时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北大校园大字报铺天盖地，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最初支持者居多，但是维护校领导、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很快占了上风。有的大字报甚至指责聂元梓等人是“反党大阴谋家”。按观点不同逐渐形成了两派——造反派和保皇派，双方各不相让，辩论到激烈时推推搡搡，局面相当混乱。前来观看大字报的人参与其间，刹时间北大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当北大这把火烧起来的时候，本是玩火者的“中央文革”两大头目——康生、陈伯达却慌了手脚。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他们疑虑重重，毛泽东能容忍北大采取这种形式开展运动吗？为避免火烧到自已身上，他们决定先灭火，再伺机而动。
当晚，陈伯达打电话给刚刚改组的北京市委新领导李雪峰，说北大“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联。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怕人们上街游行”，要他前去制止。李雪峰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隔一会，陈伯达又打电话：“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做工作，不要上街。”李雪峰还是没有答应，认为此刻非中央说话不可。
中央改组北京市委虽已定局，但尚未正式公布（正式公布是6月3日），李雪峰不能以华北局第一书记身份前往北大，推辞是有充分理由的。陈伯达急了，第3次打电话对李雪峰说：“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李还是不肯答应，陈说：“我们一块去。”陈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话说到这等程度，李雪峰再也无法推辞了。
这时，康生也通过国务院外事办给李雪峰打电话，要他和蒋南翔一起去北大，说大字报可以贴，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接着康生又亲自给李雪峰电话，要他去北大。
临出发前，李雪峰与陈伯达联系，陈伯达变挂，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
李雪峰心里窝火，事已至此，也不好倒退了。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已经先到，党团员干部会议也已开过了。李雪峰坐下听汇报，说“会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南翔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再开一次。”于是，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李只好将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要有领导，有步骤，不一定开大会声讨等等再讲一遍。
正当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等人陷入被动的时候，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情况，并通过正在北大蹲点的曹轶欧要来大字报底稿呈送毛泽东。６月１日，毛泽东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求当晚在电台广播，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６０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并且写了如下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
毛泽东给予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如此之高的评价，是康生、陈伯达当初没有想到的。他们原先担心大字报可能给他们带来麻烦，心急如焚，逼着李雪峰去灭火，现在看到毛泽东支持，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摇身一变，争做支持大字报的“功臣”。
康生情不自禁地说，“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陈伯达也兴奋起来，这天傍晚，他早早来到人民日报，向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等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布置起草评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评论，随即带几个人到北大看大字报去了。
回报社后陈伯达一面看已经写好的评论草稿，一面向起草评论的人盛赞北大大字报有点“革命火药味”。他对评论内容和文字未作大的修改，只做标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定署名：本报评论员。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联播节目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６月２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称，“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攻击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文章号召，要“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大字报全文公布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发表，使许多人感到意外。北大学生愤怒地说，“不要盲从！”，“把中央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气焰压下去！”校园内又刷出一批新大字报。不仅北大学生感到意外，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也感到惊愕。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周总理说，他也是在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通知。刘少奇、邓小平事前同样不知道，除毛泽东外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常委都蒙在鼓里。谁也没有想到，这是毛泽东又一战略部署。从此，全国高等院校纷纷仿效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党组织，混乱局面，一发不可收。
两个月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同一天，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写了如下一段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这使人想起此前毛泽东说过的一些话：
1965年10月10日，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同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谈话时，康生进行挑拨，说彭真查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同中宣部打招呼。毛泽东责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却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并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4月，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还说，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
毛泽东为甚么如此看重并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他看来，过去搞的种种斗争，无论工厂、农村、文化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需要找到一种方式，发动广大群众，自下而上地、超越正常组织、制度、纪律的约束，冲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司令部”，解决以往用常规方式没有解决的问题。北大大字报正是他要寻求的那样一种方式，完全符合他的心意。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孤立刘少奇，打倒刘少奇，毛泽东本人使用的也是这种非常手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40年过去了，关心“文革”历史的人至今还在谈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一些出版物和报刊上的回忆录，在这方面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但也有一些不实的东西，尤其是至今尚未结束的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争论，对我们认识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比如，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就有三种说法。
一说，康生接到毛泽东赞扬北大大字报电话后，“找了王力、关锋和曹轶欧，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他们按照毛泽东的精神写一篇评论员文章”。康生虽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但他不管宣传，宣传方面的事是陈伯达管，曹轶欧与评论员文章更无关系，这样说不知有何根据？
二说：“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当即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排，打算明日见报。陈伯达还准备亲自到北京大学去看一看，考虑能否为大字报配发一篇评论。王力和关锋自告奋勇前往北大，让陈伯达留在《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晚上，王力、关锋从北大回来后，说北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于是连夜赶写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叶永烈:《陈伯达传》下429页）事实也完全不是这样。
三说:“6月1日傍晚，陈伯达提前来到人民日报。他先布置王力、关锋，还有自愿支援<人民日报>的唐平铸、胡痴等，集体起草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陈伯达说，他要去北大看看大字报，等他回来定稿。陈伯达带了秘书、警卫，并要工作组的军队同志去一个。”“陈伯达要司机将汽车停在校门外很远的地方，他步行进了校门”。“我们跟着陈伯达走马观花看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晚9时许，陈伯达驱车回《人民日报》。途中，他一言不发，我估计他可能在思考怎么写评论的问题，也不便打扰他”。评论小样出来了，“陈伯达向他们盛赞北大的大字报，有点‘革命’的火药味。他看完评论小样，没有大的改动，最后将标题定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署为本报评论员”。这是朱悦鹏在他的《陈伯达利用〈人民日报〉煽风点火见闻录》（《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下725—726页）中说的。
朱悦鹏就是陈伯达说的“要工作组的军队同志去一个”的那一个，是陈伯达工作组成员，是随陈伯达去北大看大字报和参与评论员文章的起草者之一，是当事人，他说的自然是无可争议的了。
这三种说法只是各说各的，不是什么实质性问题，也未引起过争论。但这毕竟这是件大事，澄清一下也很有必要。“第一张马列宁主义大字报”情况就不同了，它比评论员文章要复杂得多，争论至今仍未休止：一方认为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在幕后策划指示的，是个阴谋；一方说不，大字报虽得到曹轶欧支持，但并不是她策划的，是受党中央“5·16通知”精神鼓舞的“自发行动”，没有阴谋。
如前所述，康生、陈伯达对北大大字报的态度，本来是有助于解决这种分岐的，但事实上并没有解决，原因可能是：一是康生、陈伯达对大字报的态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揭示得如此清楚，退一步说，即使揭示了，由于我们对“文革”中重大历史问题透明度极差，很多人还是看不到它的真相；二是“为尊者讳”，避重就轻，不愿触及最敏感最本质的问题；三是离开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气候，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当时的人和事。许多现在看起来荒唐透顶、毫无理性的事，在那时却被相当普遍地看作是为了崇高目标的革命行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这些问题都会逐渐得到解决的。现在，牵头署名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已是85岁老妪，她不久前写了一本书，对一些事情其中包括第一张大字报作了辩护和澄清，对自已给别人造成的不幸和痛苦作了忏悔，当然也有对她遭受的一切的倾诉。她的辩护是否有理，她的忏悔是否坦诚，她的倾诉是否真实，有待读者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我相信，听取当事人的申诉，乃是了解事实真相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