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历史：程天固修广州城

金羊网 2006-02-26 14: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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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在城市近代化的历程中，较国内大多数城市起步早；与上海等新兴城市比，又颇具自己的个性特点……
沈次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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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天固（1889年-1974年）———他是广州走向现代建设的开拓者之一。这位中山人，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经济学院，硕士。1915年回来办工厂，任广州商会会长，后聘为广东大学法学院院长，1921年—1923年，1929年—1936年，两度任广州工务局长。工务局是新式城市建设的职能部门，主持城市规划、交通设计、兴修道路等，由于成绩显赫，后任广州市市长。抗战爆发后的1941年任驻墨西哥、巴西大使，晚年寓居香港。

图：广州建市后，现代城市格局的开拓者之一———程天固。
1  是谁，打破广州城上千年的格局？
清末民初的广州城，有内城和外城之分，各城门有瓮城、月城、翼城等，后来，又出现老城和新城。老城从观音山经今天的越秀北、越秀南、文明路、大南路、大德路、人民中路（曾叫丰宁路）、人民北（曾叫长庚路）、盘福路回到观音山；新城从越秀南起，经万福路、泰康路、一德路，到人民南（即太平南）的太平桥上。广州属于南海和番禺共管，最初的大路是砌石条的，如西濠口到东堤是最长的石条路。其余全是石泥混铺的内街窄巷。这里没有街灯，晚上把街闸锁上，天明才开。街闸处悬点油灯，入夜后星星点点，巡逻警察也难行，治安当然混乱。其实早就有人提出改造广州城，如温宗尧在1902年当岑春煊总督的“洋务文案”时已经提出,将西长寿寺封闭拆平改建自来水塔和戏院等。后来朱庆澜也提出拆城筑路。到陈景华（前清举人，当过报社主笔，广东军政府成立被推上首任警察厅长位，后不肯与“皇帝”袁世凯合污，1913年中秋之夜被龙济光杀）当厅长后,下令拆除街内闸门，让电灯公司装上街灯，才开始打破上千年的格局。
对广东来说，西洋建筑最早出现在澳门。澳门从十六七世纪开始，为贸易和宗教服务，公共建筑和教堂都完全按照西方的正规样式。因此，建设新广州时，城市的许多结构，还有建筑样式，都参考西洋的先进经验，如大建骑楼，就能很好地解决热带地区雨水多的问题。
民国初期，广州还没有市政府，只有禺山市内市政公所实行管理，主管是魏邦平（1884年-1935年），香山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政府陆军部副部长、广东警察厅厅长、广州卫戍司令等职，后因涉嫌刺杀廖仲恺逃亡香港，病故广州。
作为军人出身，魏邦平管城市首先一个字：拆。1920年，市区内各古老的城门被动员的民工、监仓人员等拿起锄头镐头开始砸，从此不管刮风下雨，烈日暴晒，人们稀里哗啦把城门拆成一堆堆瓦砾砂石，城内到处堆着土坡泥山，把小路通道以及麻石小道都压住了，马车、大板车，挑担的、走路的，城里每一步都只能艰难地前行，一下起雨，泥浆四处横溢，路滑多坑，几乎全城怨声载道，可是魏邦平似乎也没有更多理会。拆，已经是城改的大动作，他甚至还做着市长梦。

图：连接五层楼的广州北城墙。
2  新建制的广州市，六个局长全是留学生，程天固骑上虎背，只管前行……
1921年2月，孙中山的儿子孙科被委派到广州当市政厅长（相当于市长）。他与程天固是老乡。早年留学美国，与程天固在美国加州政治经济学院又当过同学。因为对新式城市很感兴趣，到过美国各大城市考察，孙科1920年写过《都市规划论》，是我国第一部阐释城市建设的书。还在《广州市组织条例》中，第一次将市和县分立，才使广州直属省的管辖。而程天固对建设新城市也颇感兴趣，曾将三藩市的宪章翻译出来登在报上，让中国人认识新式市政规划。所以，孙科一当市长，马上请程天固当广州工务局长，这工务局其实就是管城建的部门。
程天固原并不想干，因为他已被安排在公用局，要发展电灯、自来水等事业，比较有把握，如今到不熟悉的部门，心中没底。广州市的六个局，全由外国留学生当局长，如财政局长蔡增基（中山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卫生局长胡宣明（福建漳州人，毕业于约翰霍金斯大学，医学博士）、公用局长黄桓（番禺人，毕业于巴黎大学和布鲁塞尔大学，电科学士学位）、教育局长许崇清（番禺人，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公安局长吴铁成（中山人，毕业于东京大学明治大学法律系），有人称市政府为“洋化机关”，坊间也议论纷纷。这时，广东教育会长汪精卫出来鼓励程天固，因为程天固也兼教育会的总干事。汪精卫说：“我虽誓不做官，但仍要负起革命责任，将来办大学，还是要请你出来襄助的。”
1921年2月，新任的广州政府官员宣誓。会上，省警察厅长魏邦平充满了轻蔑的眼色，被程天固觉察到了。程天固也是非常敏感的人，1918年2月，他陪一帮外国人在香港看赛马，感到空气混浊，领来宾们提前离场。走开只几秒钟，仅几秒，场内起火，瞬间蔓延，结果场内大乱，烧死了600多人，成为著名的惨案，而程天固就靠一瞬间的灵感却幸运地躲过了，所以他的“先知”也出了名。这时孙科安慰他说：“魏邦平是怕你初出茅庐，也不服你夺了他政公所的差事，所以警告过我。没关系，市政虽然初搞，还要靠你，努力吧！”魏邦平所为“乃中国政海中人患得患失之常情”，程天固不放在心上（当不成广州市长的魏邦平，后来从不参加市政府每周例会，连市长孙科都被轻视了），他倒认为，外国留学生虽没有经验，但只要给了机会，经验始终会有的。既骑上虎背，只管前行！
3  一批外国建筑师来到这里，不少留学的土木工程师归来，为岭南的现代化建筑倾注大量心血……
两次鸦片战争条约的签定，使岭南成为开放的门户，所以一批批外国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也来到这里，从1863年奠基、建了25年才于1888年建成的石室大教堂，令广州人眼前一亮，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甚至没有想过有如此高大雄伟的建筑，才知道外国人在建筑艺术上的不同凡响。所以，当越来越多外国设计师从香港来到广州，给这片古老的岭南大地增添异彩时，广州的人们并没有感到陌生。中国人学西艺的建筑师，最早是从到西方留学的那批幼童中产生，从学“西文”到学“西艺”，是个很大的转变。广东番禺的胡栋朝是最早取得西方学位的土木工程师之一，他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取得土木工程硕士。在1934年广州工务局的名册中，具有新式学堂工科背景的还有梁学海、郑裕尧等，此外，部分华侨里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回国参加建设。其实，广州或广东的留学生还有不少，如巫振英、朱彬、梁思成等，但早期广州城建最出名的是杨锡宗，这位中山人也在1918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当年就成为广州的中央公园（即人民公园）的设计者，后又为岭南的现代化建筑倾注大量心血。
孙科还请了美国设计师墨菲（也译“茂飞”）来广州，他于189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三十多岁来到中国，到北平、南京等地提倡“中国复古设计”，是旗手的地位。在广州，他设计了以市政中枢（后来的市政府）为传统宫殿式的公共建筑，被接受了。还设计了执信中学等，与他另一个作品———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惊人相似。他还有一些设想，因为“陈炯明叛变”而搁浅，后来到南京等地实施了。
4  面对“经纪式的冒险的流浪美国商人”，要借债一千万美元给广州作市政建设基金，他望望孙科市长那激动的表情，慢慢说：“我不同意。”
程天固上任后，要做好第一件事，表明自己的决心和证明自己的能力。面对广州余泥成山，百姓怨声载道，程天固首先是召集拆城的承建商商议，订合同，限期将余泥全部清光。而腾出的地面，待城建人员对新马路规划划定之后，将路基两旁的地变卖，或由承投拆城的商人承领，作为今后清余泥的收入。商人们当然了解地价，十分乐意。出于这种利益考虑，各自都想方设法去干，不出数月，全城的余泥尽数清理干净，砖石用来修马路。整个广州城才好像从梦中苏醒，潮湿的大地见到了阳光，宽敞明亮，空气也清新多了。老百姓松了一口气，对程天固也给予赞许，另眼相看。
孙科市长不止高兴，更是雄心勃勃，想大干一番。可那时候，市政收入每年200万元，仅够维持日常费用，建设资金基本没有，孙科为这事一筹莫展，终日愁眉不展。这时，来了两三个美国商人，说可以借债一千万美元给广州作市政建设基金。孙科一听乐不可支，及时雨下得及时，立即同意了，告诉了程天固。程天固却皱起眉头，美方提出的建设计划、还款计划，相当不切实际。十年还清债，每年还100万，简直是天方夜谭。他看出，那些所谓“美商”，其实没有钱，不过是“经纪式的冒险的流浪商人”，还要广州政府先发“信任状”，他们再到美国筹资。他望望孙科那激动的表情，慢慢说：“我不同意。”
孙科不太高兴了，两人争辩起来，但孙科说不过程天固。在省政府，孙科又与程天固进行过两三次辩论，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当省长的陈炯明让政务厅长古应芬出来调停，古应芬也是番禺人，日本法政大学毕业，见过世面。他好言相劝，侃侃而谈。程天固见局面难以收拾，心平气和找到孙科，说：“这件事其实也没什么难处，如市长一定要签，可以———我辞职！”然后，交出一份整理成一万多字的意见，加上辞职书，另外也送陈炯明一份，自己到香港去了。
刚开始的城市建设就遇到如此的困境，孙科也不舒服。他仔细地想了几天，感到还是要尊重程天固，于是派人到香港，诚恳地邀请程天固回广州，并说改造城市的事情可以从长计议。程天固心中其实一直放不下刚开始的事业，也回广州复职了。次日，几个美国商人来了，解释说计划不够完善，请多多指导。最终，这项提议也不了了之。尽管新政府里有些小人说程天固炫奇立异、破坏市长声誉之类，但他认为“止谤莫如自修”，只有努力从公，误解自然会冰释的。
5  把许多历史用地都砸成平地，快是快，但那是简单的快，不保护历史建筑，就是不保护广州人的感情和传统……
程天固制定市政计划时就很清楚，如从平地开始建设，像美国那样，容易得多；广州是老城市，动辄是公私建筑，许多还是有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要拆谈何容易？他考虑找些专家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一了解，中国这方面的人才绝无仅有，而外国的，如孙科介绍一位美国专家莫非，要求10万美元。程天固并未轻举妄动，考虑多时，花时间与对方深谈几次，经过深思熟虑，进行反复的衡量，结论是专家想得不太切合实际，全是从平地做方案。换句话说，按洋专家的办法，只能把许多历史用地都砸成平地，快是快，但那是简单的快，不保护历史建筑，就是不保护广州人的感情和传统，于是决定不请他了。
其实，那时也有借鉴。沙面的租界的建筑，全部由两间外国建筑公司设计的，一间是英国列奥伦设计公司，一间是法国东方设计公司。上世纪初时，澳大利亚的帕内尔在广州沙面一轮建设热潮中扛起大旗，和他的设计所承担了广州一系列的设计，如广九铁路的站房（已拆），河南士敏土厂（孙中山大元帅府旧址）、河南新广州俱乐部（已拆），沙面安利洋行新楼（今沙面50号）、五仙门发电厂、太古行等，岭南建筑由殖民地外廊式过渡到西方正统建设式样。但到上世纪20年代，外国建筑师的风云时代基本结束，转回中国设计师的天下。
6  广州这座老城光拆不行，而新城计划遭到豪绅和百姓的强烈反对，都想留下自己的房屋和门前那片小小的空地，斗争因而是残酷的……
市民们毕竟没见过世面。当时广州城内街巷曲折迂回，路径狭窄不直，小街还没有排水沟，一遇雨天就四处积水，非整不可。但居民住惯祖宗留下的传统格局，对建新城也意见多多。增加税饷、提倡卫生、改良交通工具等，虽是新式城市的建设，总有一批人反对，新旧的矛盾演化得甚至很激烈。修筑太平路（今人民路），便是一个例证———
太平路南端本来是一条河沟，从西关通向长堤。若修路，拆毁的民房不多，只要沟上加盖就成了路面。但在往日交通不便的时候，这条沟却用来当西关和长堤的水上通道，小艇来回穿梭，凉风习习，诗意盎然，“春来绿莎成绣幕，夜来新月作琼钩”（作者为南宋状元张镇孙，广东番禺人）。拆城后，市政公所曾考虑将沟填平，改成马路。不料一班西关的旧绅士，联合全体西关百姓，极力反对。魏邦平执政时已经遭过此劫，使工程停顿多时。程天固接任后，当然面临这个问题。那帮人不但请愿，而且请出后来当广东省长的大绅士徐绍桢出头，还有西关的文澜书院的各种势力出面阻拦。绅士们气势汹汹，誓死抵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些人当然是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目的，将来一动工，家可能要搬，甚至东西可能要毁坏，再说，搬到哪里还是个谜，适不适合自己住也不知道。祖宗留下的房产，谁愿意因修路把它丢弃？总之，一千一万条，不动自己的东西是第一条。

图：1931年扩建的广州宝华路。
7  当大路展现在眼前时，老百姓才感到眼前一亮……
程天固开工修广州的路时，最早还没有考虑太平路。因为其费用不少，政府刚成立，处于初创阶段，危机四伏，财政十分困难，哪有钱？何况清余泥等都是大项的开支。上任四个多月后，城基马路已经完成大半，马路两旁的余地代价，除给承建商外，还有剩余，程天固开始把目光转向太平路的建设。
旧绅士一听要开建新城的风声，立即组织人兵分两路，到省和市政府请愿。同时，对程天固进行不遗余力的攻击。那段时间，接到不知多少的匿名信、恐吓信，旧绅士们还派出各路人马，向陈省长、孙市长说项，修一条太平路，弄得全市鸡犬不宁。但幸亏省市上司还贤明，对程天固说，那些人无理取闹，你自己做主吧！心中有了底，程天固一方面做好动工的各项准备，一方面让一位黄先生代他写一份告全市人民的信，阐明开太平路的意义。那位先生也是高妙写手，写得入情入理，发表后果然把西关的绅士们镇住了，百姓也感到说得有理。由于文章写得好，有的绅士甚至可以把这篇文章全背下来，可见其感人的力量。后来，有少量的无赖之徒，在筑路时不时进行骚扰，多方阻挠，发传单，声称与工人“暴力相见”，甚至放空枪吓唬工人。为防万一，程天固不得不在工地上派武装警卫，乌合之众才老实了。
西门口一带原是旗产（旗人的公产），拆城最初经费从变卖旗产入手。衙属、衙属所属的马圈、马房、空地等，最高价是西瓜园（今广州日报社一带），若住客不搬，由消防队拿上挠钩套索前往督拆，若抵抗还会被强制。工程进展基本顺利，当大路展现在眼前时，老百姓才感到眼前一亮……
至于沙基（今六二三路）的马路，除市民之外，洋人也强烈反对。沙面与沙基只是一涌之隔，但沙面内道路畅通，水路通达，做生意非常顺心。而沙基还是一块空地而已，里面堆满污泥浊土，碎石烂泥。洋人只怕沙基的路一修好，华商得利，外辟市场，所以推出粤海关税务司的一个英国人出面坚决反对。当地居民也有小心眼，沙基那一带地方小，不能建货仓，只留一些小地盘自己放货。就为这块小地方，人们就要反对修路了。知道洋人也反对，小市民便越加猖獗，终日大吵大嚷，声色俱厉。有一个在路上有两家产业的业主找到程天固，哀求说，能否将修路的地段缩窄四尺，以免自己损失太大。程天固也不急，反而安慰他：“你是否知道，新马路建成后，地价一定涨。那时涨价所得，一定比现在你失去的多几倍。如果为了你，将门前马路设计缩窄，那整条路一定缩窄，不是笑话吗？”
为何程天固下定了决心？因为他看到沙面岛里外国人建筑的整齐划一，道路纵横，与沙基中国居民的破旧简陋的房子形成天渊之别，国家的面子也不好看，非达改建目的不可。除驳斥外国人的谬论之外，他对沙基居民下了命令，按照马路设计图，限期每人拆毁自家地段的建筑。然而，业主们好像早有预谋，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却没一个人动弹。程天固前去一看，一切照旧，看来还得来个下马威。
春节那天，广州城到处鞭炮齐鸣，人们都高高兴兴游玩去了，业主都在家过节，商户大门紧闭。这时来了一队公役，拿着工具、梯子，到沙基那段商铺前，一声令下，公役分头爬上一家家业主的违规房子上，乒乒乓乓，刹那间，一大溜的房子屋顶百孔千疮，围在附近的一大群看客想不到街头多了一个春节节目，乐不可支，有的拍掌，有的惊恐。房顶砸了，业主们目瞪口呆，无话可说，终于明白了，政府的口不是软的。第二天，只好收拾店铺，乖乖就范。于是，沙基路也就在这样的反抗声和打砸声的交替中顺利地筑成了。
程天固从两条路的成功中断定，虽然有反对，但因为根本还是造福百姓，以后只要政府把路线预先规划好，两旁的店铺要拆卸公平，加上财政公开，市民不但不会反对，还会拥护的。
清理城市总渠——六脉渠
建新城不光整地面，也要整地底下。广州城有条“六脉渠”是暗渠，几百年前，是城市的总渠，砖石结构，承接全市的用水流入珠江，每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广州的老人讲，清兵进攻时，广州人拼命抵抗，最后兵尽粮绝，为避免清兵杀戮，纷纷躲到六脉渠里，有数万之多。恰巧大雨连绵，连下数日，山洪爆发，使躲藏的难民多半淹死，成为广州一大惨案。民国初以来，十多年没有修了，里面污水横溢，蚊蝇成群。昔日的广州，泄水的坑渠有明有暗。明渠为露天，上面不能盖楼房，两旁还要留出一丈多的地面做道路；而暗渠虽用砖石盖地面，但不准建房和他用。程天固发现，那些年广州人流兴繁，几乎所有的明暗渠上面已被占用，如暗渠上已经建了许多木屋，东一栋，西一幢，高高低低，挤得乱七八糟，有些乱石泥土也塞了渠里，一有大水就淤塞，秽水上侵地面，横入屋内没膝，令人不胜其烦。由于乱建房子，六脉渠甚至不知怎么走向。为此，工务局费了许多精神，才终于把走向弄清楚了。但是，好多主人不准施工人员进场清理。考虑到百姓的意识还没有跟上，工务局边派人疏通，边下去做工作，半硬半软，居民看见整条渠已经清理了大半，也只好服从了。有位姓梁的军长有间大屋，开始就是不肯清理，程天固几次找他的家人，好说歹说，才答应待他们回家乡过年才可以清理。至于极少数的顽固派，政府还是有力量让他们就范的。但这类麻烦事耽误工时，政府一律要给工役们发工资。
广州筑路实验
1923年，广州工务局进行筑路材料实地实验。第一方案为石灰黄泥各一成，粗沙两成，白碎石六成，用水和透，筑4寸厚路面。一周后，路干至八成，用碾磙压实，湿水淋透，再碾，过7天后通车；第二方案用料一样，不用水和，用干料匀，铺路程序也一样，但再碾后5天通车；第三方案较复杂，筛出石碎铺路底，再铺2寸厚的白石。碾磙压实后，用匀和的泥、沙各一份铺路面，再碾实，随即通车；第四方案，用筛出的石碎铺路底，再铺旧泥，上铺白石碎二寸，用碾磙压实，再用匀和的泥和沙铺路面，再碾实然后通车。
经过试验，第一、第二方案优良，但费时；第三方案工易料简，但泥沙不能黏结石碎，通车不久即自行松散；第四方案工料简便，节省时间，成绩优良。因此，广州的筑路在通过试验的情况下，采用了第四方案。
新骑楼带来巨大方便
20世纪初，拆城拓宽商业街时，为充分利用土地，适应岭南气候特点，将西方特别是地中海古典建筑中巷廊等形式与广州传统形式相结合，成为广州特有的建筑文化。
骑楼马路从旧墟镇集市发展而来。那时地中海一带的街上站满购物的人群，阻碍交通，店铺只能后移，留出人行道。为避免日晒雨淋，店主加大屋檐，并向外延伸，以后演变为骑楼，这是最适合于亚热带高温多雨地区的特点。广州骑楼最早出现在一德路及石室一带，随后很快扩展到全市，最有气派的是西濠路一带的新亚大酒店附近的骑楼建筑。当广州城骑楼蜿蜒，不管风雨烈日都可逛街时，人们深深感到广州新城所带来的巨大方便。在大家努力下，先后开通惠福、德宣（今东风路）、维新（今起义路）、越华、文德、永汉（今北京路）。
今日，仅越秀山五层楼附近还保留一段城基，其余城墙已经荡然无存了。经过拆城筑路，全市面貌为之一新，路网结构较合理，街道宽15米以上。这段时间，也装上路灯。1928年，广州路灯6700盏，其中40瓦白炽灯733盏，25瓦147盏，多头路灯121盏，炭挂灯3盏；内街路灯5657盏，瓦数更小，走在街巷，好像拿一支蜡烛，昏暗摇曳，步履艰难。到后来1929年，旧路灯被淘汰，上下九先装上新式路灯，每盏150瓦，十字路口300瓦。
工务局旗开得胜，市民纷纷注意起这个部门。改建或拆迁某幢房子，要到工务局去领批准的证件，才能开工。但动房子，有时会影响邻居或附近房子的债权人，通过司法才能解决。市民便要求工务局帮忙疏通，使工务局也变成了“衙门”。
有位妇人拿来一封介绍信，是市长孙科的夫人写的，大意是请帮助解决妇人的问题。程天固拆信一看，怒火升腾。原来，妇人的告状信称，她是一个寡妇，有儿女数人。在东山自置产业，结果让恶邻居霸占，使家庭陷入了困境……（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周日《羊城沧桑》版）

图：现代广州城市格局的开拓者——程天固

图：1930年原打铜街建成光复南路
上期讲到：有位妇人拿来一封介绍信，是市长孙科的夫人写的，大意是请工务局长程天固帮助解决妇人的问题。程天固拆信一看，怒火升腾。原来，妇人的告状信称，她是一个寡妇，有儿女数人。在东山自置产业，结果让恶邻居霸占，使家庭陷入了困境……
妙计惩处霸地恶人
程天固对妇人说：“如果此事属实，我会为你打抱不平，你也不必顾虑产业收不回来！”然后，派一些比较可靠的办事人员前去调查。可是，调查回来的人说，情况好像不是这样，还劝程天固对此事不必太认真。程天固有些糊涂了，但既然孙科的夫人也如此重视，为稳重起见，决定再派另一组人加上自己的秘书一起去调查。情况终于清楚了：那妇人其实并非寡妇，产业也没有被邻居侵占。因为开路，被占去部分自家的土地，于是自己又霸占邻居的土地，以便为自己多建一间小屋。而邻居是南美的一位华侨，怕事，不敢声张。而妇人的丈夫是教会的教员，已退休，妇人便通过孙夫人想搞小动作。程天固这回真的愤怒了。不过，他并没有意气办事，想了一个办法———让局里的人监视妇人丈夫的行踪。等他在街上闲步时，马上把他扣留起来。然后，传令把妇人抓来局里，让她看看“死”了的丈夫。妇人知道谎言被拆穿，脸如土色，毕竟纸包不住火，只好认错。结果，程天固要妇人把霸占的土地退回原主。凡事都不会是孤立的，妇人表现出来的问题毕竟是其中之一。此后，他派人彻查东山一带的房屋，不但发现此类情况相当普遍，还有所谓“山狗”，专门侵占、冒领那里的荒地，其中有教会的人、外国籍的华侨参与串通。一位教会牧师，霸的地卖了，在长堤又开了一家西餐馆，然后人就“失踪”了，他以为可以享受治外法权。程天固得到风声，派人埋伏在东山僻静之处，等那人又来移界占地时一下将他拘留，押到警署，进行审判。后来，美领事还是来求情放人，才算罢休。
图为上世纪30年代的沙面，当时不少住在这里的外国商人，还想把手伸得更长
与外国人斗智斗法
广州很早就是开放城市。满清时期，签定很多不平等条约，其中相当部分涉及广州。虽然外国人得利，但广州人也开了眼界。
住在广州的外国人，非常注意当局的城建举措是否会危害他们的利益，而中方也要处处考虑保护民族利益，所以也有诸多的摩擦———
广九铁路的修筑，是清末时借英国的钱而建的。但清末财政拮据，加上利息不少，难以准时还贷。英国以此为口实，在当时广州铁路终点站的河边，圈地一幅作为装起重机卸煤炭以及堆放沉重货物的地方。政府计划要在江边建长堤，从东山游泳场伸延到黄沙荔枝湾，但因为中间一段英国人在占用，难以连贯。当年两广总督张鸣歧已交涉过要收回，但英国人拒不接纳，以后十多年交涉也没有结果。警察厅长魏邦平想诉诸武力，因顾虑重重也未敢动手。英国人之所以不还，还因为利益所在，那段堤坝与大沙头小岛相对，将宽广的江水汇成小涌，舟楫来往，便利无比。程天固知道，英国人尝到了甜头，再讲还是白讲，不如想个办法。 当时，英国人霸占的那段地与大沙头之间，有一段中国人建的木桥，一直被英国人使用着。那天，中方派一些工人过去，三下五去二，一下把木桥拆了，建一座仅能被行人过的小竹桥。英国人看了莫名其妙，找到程天固问什么缘故。程天固说：“我们的计划还不止于此，拆木桥仅是初步的动作，我们准备把大沙头和岸边连成一片，把涌填平。填涌之事属我国内政，也不用向你们打招呼了。”英国人听了心中不安，把涌填平，以前从外海运输到这里的便利就没有了，必须兜着大沙头从另一方向进来，多费了水程，货物的价值以及起重机的作用均受影响。越想越不对，也没有好的办法，只好找到程天固，要求取消填涌，他们宁愿把仓库迁个地方。结果，长期霸占的这段地，被一番话吓得交出来了。“实则我并非立意填涌，乃故以智治英人耳！”程天固后来说。他这一手，其实是在美国留学时，读《巴拿马运河成功史》所得的启发，法国霸占巴拿马时，美国叫法国让渡，法国要价甚高。美国的罗斯福却不要了，声称另建一条运河。法国人无奈，把运河让给了美国。
有些事很小，但能看出是非的冲突从而引发的斗争，的确在考验双方的智慧和胆略———
有些事必须智斗
有一位英国人在广州大新街（按：还未建路）购买古玩三百元。那时大新街非常繁荣，醒狮、乐器、象牙制品、工艺品应有尽有，整日人流如织。英国人与店主说好，把货送到沙面时才收钱。当古玩送到时，恰巧英国人外出了，两位外国伙计把货收下了，但声称主人不在而没有给钱。商人不懂英语，在人家门口也不敢多话，怏怏而退，但事后一直不见英国人来结账，才知道上当了。几个月后，那位英国人再到大新街，一下被老板发现，立即上前提及欠钱的事情。当时争论激烈，围观如堵，地段的警察也过来了，把两人一起带回警署。公安局长邓某知道情况后下令，收押英国人，定为钱债案犯。英国领事詹臣闻讯赶来，交出抗议书，出词严厉。邓局长没想到事情闹大了，心有些虚，立即请程天固帮忙处理，因为程天固是外交部的顾问，专门帮忙处理广州的外商之类的问题。程天固了解案情经过后，对邓局长说：“这个英国人确实可恶，但我们处理也不够明智，因为外国人有治外法权。是否可以先把人放了，我再与他们周旋。”邓局长连声答应。
詹臣是个酒鬼，性格刚烈，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不容易打交道。那天，程天固找到他，詹臣开口就骂：“贵方已知所拘的人是我国公民，为什么不尊重条约拘留？”程天固不慌不忙：“请你稍安勿躁，我们也有自己的道理。那位中国人怕第二次被骗，先抓了送警也有道理。不过，如今住广州的欧洲人很多，他们的容貌相似，本地人很难分清国籍，加上欧洲有些骚乱分子也来了，煽动人民起来对抗政府，我们也十分小心，且路人也有检举这位是骚乱分子。虽然你们那位自称为英国人，但大家不信，我们的警察先把他带回去，保护他的生命安全。公安局得知他是贵国公民，马上就放了，不是说明我们遵守中英友谊的协定吗？问题可了则了，不要斤斤计较他项要求，我劝你把抗议收回，否则对你们也不利。因为你们的人已经被人说成行骗，还有人说他是骚乱者，你们却处处包容着他，不是对英国的声誉有极坏的影响么？”詹臣虽是酒徒，听了这番话，老实了，只好撤回了抗议，避免了一次外交纠纷。
右图：现代广州城市格局的开拓者———程天固
有些事不可妥协
而日本人专门利用“中国通”，熟悉中国人情风貌，施行阴谋伎俩，有时需要铁的手腕。那时，日商在广州河南洲头咀设立大阪株式会社，仿效某些市民的恶习，在江边建立仓库，仓库向江中伸出去，搭一排支撑的“脚”，时人称为“骑盖”，既占了河道，也阻碍了船只的通行。程天固派人前去让日本人拆掉。日本人知道，一拆以后装卸货物就不再便利，所以迟迟不动。中国方面一再警告，日本的经理带着翻译来了。翻译开始态度生硬，言辞也强硬。但中方据理力争，毫不妥协，翻译又变成个羞答答的妇人，摇尾乞怜。程天固更不宽容，宣布罚款六万，建在江上的仓库要立即拆毁。
此外，日本人建的博爱医院，也得到了中国人的“施政教育”。医院设在广州东堤大马路，因为原规模不大，日本人买了周围的地，大加扩展。这时，我方正在开二马路以及相连的横路，一有与日本人挨边的，他们就跳出来大喊大叫，还让日本领事出来交涉，说这块地既然已让日本买了，要承认地权属于日方，不能让中国政府侵犯。程天固知道日本人的无理，也佯装好言好语地说，“你说得完全正确，不过路政属于全体市民的交通权益，执行了对你们也有好处。如今大家严格遵守权界，互不侵及。而且，我们也已经有改变街道的计划，不涉及你们医院半寸土地，请看———”说着拿出一张设计图交给日方。志得意满的日本领事一看，笑容尽失，脸上由红变紫，由紫变白。原来，新的街道图的确没有占日方一寸地方，但日本医院周围的全部通道的尽头，都被一幢幢新建筑封死了，使日本人无法进出。日本领事苦笑说：“这……这……我们不是没有进出的路了吗？”程天固这回更加笑了：“这可要你们自己想办法了。不是要各守权界吗？既然你们不让中方超过你们的线，我们也只有实行这个办法。建街道属我们的内政，外国人也是无权干涉的。”日本领事摇摇头，无话可说了，只好说服日方医院让出地方给中国人修路。
程天固当工务局长才一年多，已经了解许多城市建设的规律，正想进一步完成改造广州城的时候，陈炯明叛变革命。因为陈炯明与程天固一向关系还不错，叛变之前曾与他打招呼，请给予支持，事成后可给予广州市长一职，但被程拒绝。结果陈炯明炮轰观音山后，次日晨程天固的家就遭到搜查。见势头不对，程天固辞职赴港去了，离开了建得半拉子的广州。
上图：上世纪30年代的上下九路
程天固到香港不久，孙中山从上海来电，请他到荷属爪哇筹10万元。尽管遇到波折，但华侨们还是捐了12万元。叛乱平息后，孙科又回广州当市长，程天固干其他工作去了。当邹鲁任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时，程天固提了一个建议：把广东高师、公立法专、省立农专、公立医院四所院校合并，成为国立广东大学。邹鲁认为很好，呈请当局批准。1924年6月9日，孙中山任命邹鲁为广东大学校长。孙中山去世后，改名为中山大学。
国民党定都南京之后，程天固又升为全国税务总处处长，到过日本、美国、欧洲考察。林云陔任广州市长时，找到了他：“我有一事，早想向你请教，但开口恐有侮辱之嫌。”程天固淡然一笑：“但说无妨呀。”林云陔脸上掠过一丝阴霾：“你知我自接事至今，工务局方面，已数易局长，尚未得一位堪为我之臂助而稍得成绩者，故此市府成绩平平。现在之局长左氏，乃以全市建筑商人所抵制，一事不能举办。今想请你出来帮忙，未知允否屈就？”程天固离开才七年，这个位置已换过不少人，只建成十七甫十八甫两条路，当年拆好的仓边路、大南路路基至今原封未动。他哀叹如今当官的“只慕高居其位以邀荣幸，而不计及其所司何事，更不计及任职后之成绩或建树如何”。记起美国一个驻中国大使庄臣完职后，派去澳洲当了级别低得多的公使。美国人认为官阶之高下，与官职中应做的事无关。程天固知道林云陔被承包商消极对抗，可能会有某些问题要求帮忙，所以说：“我只想问，是否有事要办？”“好极了，”林云陔高兴地说：“工务局如何办，你负全责吧。其实，前几天我接古应芬来信，力荐你担此职，请你为梓里着想。”
程天固愣了，想起当年没有经费的困境，问：“市里的城建经费……”林云陔皱紧了眉头，想了一下说：“目前只是维持各项工作而已。”程天固答道，“建设一定要筹划经费的。此事繁重，等我考虑几天再答复。”
回去之后，程天固想，孙科任市长时犯了一错，因财政枯竭，变卖了所有官产和公产，流弊甚多，市民怨声载道，最后孙科也被迫离开广州。
正当程天固在考虑时，林云陔已按捺不住，干脆打份报告给省主席陈枢铭推荐。省长对林云陔上任后的政绩早有烦言，一见推荐程天固，立即批准并下了委任令。这样，程天固也只好接受。虽官位比全国的税务官要小，但感到自己对城建有兴趣，这时的上海还是洋人在管，广州却是唯一纯粹的中国城市，又是自己的家乡，没有理由不去干好。
程天固再次当上广州工务局的局长兼广州城市建设委员会主席。
前任的工务局长左氏还留下五万块钱，程天固将钱送回市政府，算是清了前任手续，从头做起。他对林云陔提出要求，以后城建的资金，一定要准时拨出。此外，工务局也准备自筹资金，并声明政府不得挪作他用，林云陔都答应了。
上任后，第一件事裁去工务局多余的十多个人，但局内五位技术人员全部照用，只是略为调整。裁去的人多出来的薪金，转为给自己物色的五个新人，一位是姓袁的工程师，刚从德国毕业；一位是早年已从美国耶鲁大学回来的胡某，还有在英国学建筑工程的郭某、在法国学工程的林某，还有一个勇于研究市政设计的青年徐某，还专司局内文字工作。这时，广州人才其实不少，岭南的126位职业工程师中，有77位从外国留学归来。
程天固一开始就确定，建设城市要有个交通网的概念。广州市大小街巷不下千条，横直错纵，宽狭不齐。什么路线要改，定什么宽度，都要有事前的打算。过去没有这类的计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星建筑多，不依照城市管理的原理，多不实用。世界许多城市，开始起建时没有仔细筹划，到扩大时难以更改。又想到十八甫路开始设宽为十三米，这一带人口稠密，店户栉比，走起来摩肩接踵，饱尝拥塞之苦。再说，这只是市内交通，若与市郊的路连接起来，又如何去接？如今，他打算要做好这件事。（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周日《羊城沧桑》版）
上图：现存的广州西门瓮城之墙基(在“西门口”西面)，仍可让今日的广州人追远怀古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程天固起草了一份《广州市政两年计划案》，除了交给市里通过后，还印了3000份在市面出售，每份1元。广州正值大建设时期，当时建筑行业内外共五六十万人，家家户户都很关心。不到一个月，《计划案》全部售完。老百姓都争相阅读、讨论，对广州的前景充满期待。程天固更为高兴，老百姓把城建当作自己的事，就是成功的开始。还有一个小秘密，印3000册材料花了1000多元，卖完还赚了1000多元。
计划书里都是大项目：1，建设横跨河南河北的珠江铁桥；2，开辟东堤一带的山坟区，如竹丝岗，马棚岗（按：今中山医）等为住宅区；3，建设河南洲头咀为内港；4，发展四郊马路；5，整个市内交通网；6，全市沟渠计划；7，石牌公园；8，石牌跑马场；9，市政公署（按：今天的市政府）；10，建海珠堤岸；11，建筑平民住宅区。
在所有的计划中，程天固把建道路网和清理全市沟渠为急需的前提，前者两年完成，后者要四年以上。他保证，两年之内一定完成计划书的一半任务。而最重要的有三项：建海珠铁桥、开辟东堤住宅区、建设内港，都是有利可图的项目，要特别注意。
建海珠铁桥，抵偿美方建桥经费后，中方还有余钱赚……
建海珠铁桥（即今海珠桥）早在四十年前已经提出，但一直没有完成。旧的广州以珠江北岸为一边，以河南、花地、芳村为另一边，被珠江隔开。开始，《总理方略》提议，填起来使南北连成一片。后来觉得填塞不容易，才决定架桥。程天固制定计划时，海珠铁桥连接河之北的维新路口（今起义路），到河之南的堑口。
珠江铁桥设计好之后，由美国商人马克敦承造。他的公司一向在我国东北建桥梁筑港口，富有经验。当签合同时，马克敦公司要求，用金本位为工料给值，程天固火了：“这是我国政府自己的事业，当然以中国大洋（即国币）为本位，币制为国家体面及经济所关，也为国际间所承认，我们不能忽视。”马克敦理屈，不敢做声，以103万元与我方订下条约。到奠基期近时，世界金价突然猛涨，马克敦公司坐失了20万元。而中方却从桥下的堤岸，取得巨大地价，足以抵偿建桥经费还有余数十万。
然后再设计第二座桥，北由黄沙车站，南到花地、广三路站。这桥在两年计划中没有列入，但海珠大桥建好后它已经开始动工，以便尽早使河南、花地、芳村连起来，以配合孙中山先生把黄埔建成世界大港的目标。广州也可以借此得以发展，可惜未待完成，程天固就另有他职，以后无人再接，最终放弃。
建筑内港，竟有大笔的收入，成为又一项建设经费的来源……
总理建国大纲把广州作为中心，是从经济地理上来考虑。大港定在黄埔，因为那里水深可以容纳巨舶，距广州中心也不远，三四千吨以上的船舶也可进广州市内。但当时白蚬壳、洲头咀、芳村的白鹤洞以及沙面以外一带，所有河面全部让给外国人用，他们除轮船停靠，还要修筑码头、仓库。由于不平等条约约束，无法收回。当时，外国船停码头，而本国的船在江中心停，不能单独起卸转驳，靠别的船帮忙起卸，更难与外国人抗衡，使中国河运业连连失败。程天固因而新建一个内港，有两重意义：1，打击洋商侵占我国海权，在河南洲头咀建设内港供四千吨的货轮起卸，将来可与黄埔港内外呼应。届时，条约之外的洋人码头仓库全部取缔，因属我国主权范围，洋人也无法抗议。2，内港完成之后，濒港一带可以大量建造仓库码头租卖，而附近新填地段，建设纵横街道分段变卖。有钱可以补充河边诸项建设，还可以支援其他项目。
结果，内港建成之后，真的有了大笔的收入，成为又一项建设经费的来源。
看程天固做事：既要有道理，又要有办法
市内人多地窄，把坟场用地改为住宅区是最好不过的了。在两年计划中，把此列为一项。那时广州的面积不大，所谓郊区，许多是今天城市里的商业旺地，如中山二路以东。
首先，在白云山脚的燕塘附近，开辟一个新的宽大的公共坟场，然后政府出公告，限令附近山冈的坟主限期迁出，由政府发少量的迁坟费。当时广州有一个善堂，名为“坟山公所”，代表死者出面说话的。得知要搞迁坟，跳出来大吵大嚷的事，是程天固从筑路以来遇到的纠缠中闹得最厉害的。有人说，如果要迁，我们将死者的尸骨全部烧掉。程天固说：“你们道理是说不通的，已经有了新的坟场，为什么不能搬呢？”他们又拿出风水的理由说不能迁，最离谱的是，坟山公所收买一批流氓无赖，散布各条街道之间，大声呼唤“程天固”的名字。说如果迁坟，程天固会被鬼神谴责。当然，更主要是坟主的固执，布告屡次延期，仍然不迁。最后一天，程天固派了工程队及苦力数十人，拿着锄头铁铲，来到坟上，不管好歹，就要动手挖。刹那间，站在一边的坟主的心理防线崩溃了，马上上前来，争先恐后自己动手。准备看热闹的善堂的绅士，反而无法制止了。
几个月后，这里成为了净土。迁移的坟墓，共有十万之多。那些期满无人领的，由政府代迁。新坟排列整齐，观瞻既胜，云山照眼，幽静清雅，使思有灵。其实，今天东山的竹丝岗、马棚岗等，过去都是荒冢。把地清出来后，工务局前去铺渠架线，由政府划段出卖，市民得地，国家得利。市民后来给了程天固一个外号：“迁坟大王”。
有些东西是谁也料想不到的，居然也能筹到款，文澜书院产业案就是其中之一。
文澜书院在文澜巷、下九路和恩缘里之间，巷内的星泉井虽然是广州四大著名古井之一，但文澜书院所有的资产全部是捐募而来的，到民国已经达到时值一百几十万元。此时科举已经废除。也讨论过资金走向，一是资助贫困学生，二是疏通渠道，但绝少实行。因为主持该院的是位大绅士。孙科虽然两任市长，变卖公产，但对文澜书院敬而远之。自清朝以来，历任督抚到广州，都先来文澜书院拜望主持。文澜书院因为有各种势力撑腰，外来的官吏都敬他三分。即使孙科、伍朝枢等也对他们表现得客客气气。
程天固当然知道，当年筑太平路，就是文澜书院派人来捣乱，不但请大绅徐绍桢，还动用到陈炯明，幸亏当时他秉公办事，才把路修好了。这次，程天固也想解决这个拖了好久的老大难问题，收回文澜。决心一下，首先要调查现今的主持是什么人。
经过一番密查得知，院事叫罗崧藩，把持书院已经十几年，该院收入多用来自肥。此人面孔赤黑，状貌狰狞，大家称他为“红面阎罗”（属于最严厉而寡恩的冥王）。他有两个儿子，一个任职公安局侦缉处，一个是市井无赖。父子同恶相济，如虎添翼。文澜书院每年改选一次，两个儿子带着一帮不三不四的人进场，拿着铁尺大棒，大家也心知肚明。等父亲选上，他们才告退。所以，他“连续当选”十余年……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周日《羊城沧桑》版）

图：这是当年落成的海珠大桥

图：现代广州城市格局的开拓者——程天固
（侯颖／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