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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漫论
2009-04-01   作者:江北区“中国清官文化博览园”课 来源: 西安市莲湖区北院门街道办网站
贪污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公害，是公共权力腐败的突出表现。自从国家产生以来，贪污腐败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挥之不去的梦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官员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利欲熏心，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利用职务之便，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利用人民赋予的神圣职权大作权钱交易。这些行为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而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与完善，执法力度的加强，贪官污吏纷纷被绳之以法。然而，在此过程中，一大批清正廉洁、洁身自爱、以身作则、刚直不阿，敢于向恶势力开火的正直官员也纷纷涌现出来，他们点燃了我们对社会正义的企盼，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表率。他们的感人事迹也鼓舞着国家和社会的建设者们。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反腐倡廉成为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热点，惩恶扬善，歌颂正义成为了媒体报导的主旋律，一些历史上名标青史的清官的事迹以及现实题材的小说也纷纷被整理出来，搬上了荧屏，成为善良人们寄托美好愿望，表达爱憎情感的载体。一时间，包拯、刘墉、况钟乃至高长河、李高程都成为街头巷议的话题。所有这些，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清官这一话题的思考。
一、清官的标准
在二十四史中没有清官的类别，在史书上他们往往被称之为“循吏”、“良吏”、“廉吏”，太史公司马迁的名著《史记》中就有《循吏列传》，而名列第一的就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名相孙叔敖。然而，循吏在一些行为上与清官有相似的地方，但和清官相比还不是一回事。司马迁认为循吏就是奉职守法，不好大喜功的官吏。而清官的要求标准似乎更高一些，更看重道德操守，清官应该是古代循吏、良吏和廉吏的理想化的集合体。三国时期，司马懿曾说：“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把清廉放在首位，从此，“清”成为为官的一种标准。至少到宋代，“清”已经成为官吏必须予以重视的首要政治准则。不过，清官这样的称呼最早应当是来自民间，以清廉、清明、清正为内涵的“清官”一词是受宋元民间清官文学的影响，由民间用语转而被吸纳至官方法律文书中的。
我国历史上被民间称颂的清官不计其数，历朝历代多有涌现，揆诸史乘，比比皆是。而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被百姓誉为“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包拯以及敢于责备嘉靖皇帝的刚峰先生海瑞了。
然而，民间对于怎样的官员才能被誉为清官却众说纷纭，并没有统一的意见。那么，清官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呢？
综合考察历史上清官的事迹，我们看到，尽管他们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及同时期的不同部门或地区，然而作为清官，都具有以下的一些共通的品质：
１、严以自律、洁身自好
生活俭朴是诸多清官的共同特点。唐代的冯元淑，任县令时，单骑上任，从不带家眷。自己与仆人，每人一天只吃一顿饭，自己的俸禄却经常赠给穷人。
明代的海瑞，一生淡泊俭约。在任淳安知县时，衣食非常节俭，穿布袍、吃粗粮糙米，让老仆人种菜自给。母亲过寿，才买二两肉，以至于被作为谈资。海瑞去世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去吊唁海瑞，只见海瑞家里用葛布制成的帏帐和破烂的竹器，有些是贫寒的文人也不愿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
清代名臣汤斌，贵为封疆大吏，但在生活上却安于清贫，一日三餐十分简单，他经常采拾巡抚衙门后园的野菜供膳，在市场上买回的菜中，每天必有一味是豆腐，并常以豆腐汤佐食，百姓誉为“豆腐汤”。
２、为政清廉，两袖清风
东汉大科学家张衡曾两度任朝廷太史令，永和初年又出任河间相。当时，河间风气败坏，弊政甚多，但张衡法治严明，着力打击那些地方豪强劣绅。为此，有的豪富便派人暗中送来“金错刀”，进行贿赂。然而，张衡并没有被金钱所诱惑，他愤然拒收“金错刀”，使这些富豪的阴谋彻底破产。张衡坚持“法治不失志”，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过了不久，河间上下肃然，民风大正，百姓安居乐业。
明代正统年间，宦官专权。官吏们纷纷贿赂他们，以取得好处。而于谦从不给当权者送礼。当人们问他为何不送礼时。他说：“吾惟有清风而已。”并赋诗云“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不仅不送礼，还不收礼。他过生日，不许亲戚朋友祝贺，也不许送礼。
清代康熙年间，张伯行担任福建巡抚期间，为杜绝行贿，特意写了《禁止馈送檄》张贴在巡抚衙门的门前，内容是这样的：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膏脂。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有了这样的告示，那些送礼的人，谁也不敢自讨没趣，纷纷悄然离去，行贿之风得到了遏制。
３、刚正不阿，疾恶如仇
明代英宗时期，朝臣都争相巴结皇帝宠信的权阉王振，而唯独于谦不趋炎附势，而且“视诸选要大臣，勋旧贵戚，意颇轻之。”大将石亨为了巴结于谦，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进京师为官。于谦却不领情，并坚决予以拒绝，并批评了石亨这种以权谋私的行为。石亨的侄子为官贪婪暴虐，于谦就上奏将其贬出京师，以示惩戒。
海瑞是中国古代不畏权贵的典型。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县，嫌地方招待不够丰盛，就向驿吏发怒，把驿吏倒挂起来。海瑞说：“过去胡总督按察巡部，命令所路过的地方不要供应太铺张。现在这个人行装丰盛，一定不是胡公的儿子。”并派人乘马报告胡宗宪，胡宗宪没有怪罪海瑞。都御史鄢懋卿巡查路过淳安县，酒饭供应的也十分简陋，他虽然非常生气，然而忌惮海瑞刚正廉洁的名声，只得收敛威风而离开。但他还是指使自己的爪牙诬告海瑞，海瑞因此被贬官。尽管受到了挫折，海瑞的秉性却并没有改变，甚至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直接上书指摘嘉靖皇帝的过失，海瑞料到自己的行为将会激怒皇上，他抱定必死的决心，在家里准备了棺材。结果，海瑞被关进了监牢，恰好这是嘉靖皇帝驾崩，海瑞这才死里逃生。
清代左宗棠，在担任闽浙总督时，命令严惩贪官污吏周大健、周式濂，并指出：“国家好好地方，好好百姓。尽为若辈搅坏，殊深发指。”最终将二人撤职查办。在他任陕甘总督时，官场风气败坏，贪污成风。为了扭转这种不良风气，左宗棠果断地处置了一批贪官污吏。将侵吞赈粮的甘东兴于军前正法，将知县杨国光撤职查办，并对包庇杨的官员给与处分，扭转了官场的风气。
4、体察民情，执政为民
宋代陈希亮在担任凤翔知府期间，发生了饥荒。陈希亮准备用官仓粮食赈灾。主管官仓的官吏却还怕朝廷怪罪而疑虑重重。陈希亮就以官职担保开仓放粮，将粮食借贷给百姓，百姓由此度过了饥荒。这年秋天，粮食丰收，百姓感激知府的信任，络绎不绝的来偿还粮食。
明代海瑞从知县到巡抚一直体察民情。在以右佥都御史身份巡抚应天十府时。属吏害怕他的威严，贪官污吏很多自动免去。一些显赫的权贵把门漆成红色，听说海瑞来了，立刻改漆成黑色，以示收敛。宦官在江南监织造，因海瑞来减少了舆从侍卫。海瑞一心一意兴利除害，请求整修吴淞江、白茆河，通流入海，百姓得到了兴修水利的好处。海瑞早就憎恨大户兼并土地，全力摧毁豪强势力，安抚穷困百姓。贫苦百姓的土地有被富豪兼并的，大多夺回来交还原主。宰相徐阶罢相后在家中居住，海瑞并不因此给予优待。推行政令气势猛烈，所属官吏恐惧奉行不敢有误，豪强甚至有的跑到其他地方去躲避的。平民百姓听说海瑞解职而去，呼号哭泣于道路，家家绘制海瑞像祭祀他。在他死后，南京市民还以罢市来表示哀悼。
明代的况钟在担任苏州知府时，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铲锄豪强，扶植良善，民间将他奉若神明。苏州卫所将士军卒，时常欺凌百姓。况钟到任后，都敛迹不敢再放肆。
当然，历史上的清官的优点并不仅仅是以上四点。他们的行为也很难整齐划一。通俗地说，清官即指那些廉洁清正、奉公守法、刚正不阿、体恤民情的官吏。由于这些清官们的高风亮节，为民请命，因此而得到了百姓们的爱戴而流芳千古，为人津津乐道。由此，民间衍生成出大量的清官戏来歌颂这些为民做主的清官，千百年来常盛不衰。他体现了百姓对社会正义、公平的企盼和美好愿望。
还有人指出，清官出现在乱世，只有乱世才会彰显清官的高风亮节。此言差矣，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都会出现这样的清官。象唐代的徐有功、狄仁杰，宋代的包拯，康熙年间的汤斌、于成龙。清官的出现和时代有一定的联系，但更主要是官员个人的德行与自律。只是由于乱世，清官们的行为更容易彰显他们“世人独醉我独醒”的魅力罢了。
二、清官的作用
近年来，对于清官，有些学者有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清官的出现维持了封建统治，麻痹了百姓。更有人认为清官比贪官还可恶，是人治的代表。我们必须承认，不应该过分夸大清官在封建社会的积极作用，但不能因此而矫枉过正，否定清官的行为。清官，是行为符合当时律条，又很自觉的那些官吏。即使不谈清官的法律意识，只以人格论，他们的存在为百姓生存带来的益处也是不容忽视的。对整个专制体制的旧帐，不应算在清正廉洁的清官头上。
尤其在集权专制社会，官官相护，权大于法。所谓“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贪官污吏们只手遮天，而民众的政治力量却极度薄弱，百姓们遭受苦难却申诉无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此情景之下，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盼望有朝一日能有一位体恤民情和为民作主的清官出现，以便获得“拯救”。而一些清官挺身而出，出污泥而不染，执政为民，顶着压力为百姓伸张正义。他们不贪不暴，为国为民，难道有罪吗？让百姓遭受贪官的压迫而忍受苦难，而为贪官的行为大声叫好是不恰当的。牺牲百姓的利益而换取社会所谓的“进步”，并不是正确的历史观念。
通过以上所举的例证，我们不难看出，清官们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之下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如清官们洁身自好、清正廉明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扭转了地方的不良风气，并为其他人作出了表率。如张衡不受贵重礼品就很好的净化了河间官场的风气。再如左宗棠雷厉风行的惩贪倡廉行为也对一些官员形成了威慑。
而不畏权贵，则显示了邪不胜正的正义力量。如唐前期，武后企图利用刑狱来消灭异己政治力量，告密之风大行。因此酷吏如周兴、来俊臣受到宠信，他们乘机诬陷了许多无辜者。而当时的司刑丞徐有功不畏强暴、执法守正，从他手里解救了许多遭到诬陷的人。
一心为民则减轻了统治者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缓解了百姓身上沉重地负担。抑制豪强地主也有利于调动劳苦大众的生产积极性。像战国时期的西门豹、西汉的赵广汉，东汉的董宣，宋代的包拯都为百姓带来了福祉。尽管清官的本意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但他们的行为客观上维护了百姓一部分利益，暂时地缓解了百姓的苦难。
尽管清官有一定的社会历史作用。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封建社会，清官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实在是有限的。一般只能在他们力所能及的圈子或地区造成影响，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包拯、海瑞的出现并不能根治封建官僚体制的弊端，更无力“挽狂澜于既倒”，挽救统治者灭亡的命运。而且，清官在阶级属性上就是统治集团的一分子，以维护现存的封建统治、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为己任。这种内在的思维观念和思想方法，使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为下层百姓给与更多的实惠。因此，我们应该肯定封建时代清官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不应该盲目放大这种作用。
三、清官的局限性
清官本身亦带有明显的人治色彩，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特殊表现形式，具有道德决定论倾向。因此，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深入清理“清官”的实际价值，剔除其糟粕，继承其精华，为当代吏治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确有必要。
清官的局限性在于过分强调官员个人的道德力量。而吏治只依靠道德力量的约束的非常苍白无力的。约束官员的行为的因素有两种，一种是外力因素，即法律制度，是基本要求是强制性的；另一种是内力，即自身的道德修养和自律，他应该是更高层次的要求。我们不能要求官员们个个都去作包拯、海瑞，这是不现实的。但是最基本的底线，法律的约束的必要的。只有外在的一切久而久之又内化为自觉的行动，转过来推动外部力量发挥作用。至此，外部和内部的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产生良好的效力。
清官是专制社会集权制度下的产物，百姓没有基本权利，只能受到统治者的宰割而逆来顺受。这种环境下，百姓没有任何的主动性，只把自己看作承受者，寄希望于出现几个青天大老爷来，向他们叩头祈求自上而下的救苦救难。这种对清官的盲目迷信与崇拜直到今天还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他非常不利于社会法制化和民主化。
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并不能仅仅依靠几个清官来完成，清官解决不了整个社会的诸多问题。现代社会的正常运作依靠的是法制，而不是人治。靠伦理道德来治理国家，约束官吏的时代应该过去了。著名作家张平曾无奈地说：“在整个制度没有健全时，我们党内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他们还能靠什么？我们这些文人坐在沙发上聊天时，有什么权利指责百姓们的清官梦？”但是，几个清官个人的力量无疑是微不足道的，他不能遏制由于整个国家体制的缺陷而导致的恶果。诚然，对清官事迹的宣传有助于我们的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然而，试问，贪污腐败蛀虫就会悬崖勒马，幡然悔悟了吗？作为一种健康社会成熟的机制的运行，我们更需要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虽然法治的社会也仍然无法全部根除一些社会的病垢，但却比人治要有用得多。而如果法治都起不了作用，那么想用人治来改变无异于天方夜谈。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民主政治的建设尽管不否认清官，但反腐败不能单靠清官，而应该跳离“清官政治”的框架，在民主政治体制的范畴内，去解决腐败现象和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病。政府的廉洁是不能靠清官的个人品质来维系的，要在全社会建立一种廉政机制。首先必须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与约束机制，使官员们不愿、不敢、不想去腐败。由此可见，消除腐败，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需要多少清官，而是在于对官员们的监督与制约。如果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又没有一套强有力的约束监督机制，清官也有可能会堕落成贪官的。
在法律日益完善的今天，无论是发展也好还是反腐败也好，如果没有法律的健全和完善，想通过清官来改变什么是不现实的，而清官的塑造更多的也需要依靠法律和制度的完善来塑造。法律得到完善，想贪污腐败的人没有空子可钻，只能遵纪守法，贪污腐败的源头才能被有效的杜绝。而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清官上本身就是愚昧的，单纯靠几个清官去治理腐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真正？
上面谈了这么多，那么，我们的社会需不需要清官？答案毋庸置疑，当然是需要的，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出现许多清正廉洁、大公无私的清官当然是好事。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也不要过分寄希望于清官的出现。我们提倡官员们廉洁自律、执政为民，但过分夸大清官的作用又是不恰当的。过分宣传它实际与当今民主、法制精神背道而驰。在当代中国，如何处理好民主、法制与道德的关系，仍是在不断探索的重大理论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全面反思传统“清官”现象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有裨益。
我们对于清官的态度应该是赞赏而不膜拜，应该是超越而不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