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个大问题

人性是个大问题　2009-07-15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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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
救世先救人，救人先救心，所以人性是问题
问：咱们不是讨论“救世”吗，怎么说到人性了？
答：很简单，就因为先秦诸子发现，国家和社会之所以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心和人性出了问题。所以，要“救世”，就得先“救人”；而要“救人”，又得先“救心”。
问：好像有道理。
答：当然有。就说今天的金融风暴吧，表面上看，是经济出了问题，市场出了问题，但说到底，恐怕还是社会出了问题，人性出了问题。所以，要“救市”，还得先“救世”。
问：救市先救世，救世先救人，救人先救心？
答：正是。世道在人心嘛！
问：谁最先发现这个问题的？
答：孔子。孔子不是痛心疾首于当时的“礼坏乐崩”吗？那他就必须思考礼为什么坏，乐为什么崩。孔子不是希望“克己复礼”吗？那他就必须回答什么是礼，什么是乐。孔子曾经反问，礼，难道就是礼物，就是玉器和丝绸吗(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难道就是乐器，就是金钟和皮鼓吗(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当然不是。
问：那是什么？
答：爱呀！比方说，三年之丧，就是为了表达爱心。孔子说，一个小孩子，长到三岁，父母亲才不抱他了，这就是“三年之爱于其父母”。所以，父母去世，做子女的，也要披麻戴孝，守丧三年，作为“三年乃免于父母之怀”的回报。
问：所有的礼都是爱吗？
答：本质上都是。乐，就更是。没有爱，又哪有音乐，哪有快乐？所以孔子说，明明是个人，却没有爱心，那他会拿礼怎么样(人而不仁如礼何)，又会拿乐怎么样(人而不仁如乐何)？不当回事呗！不当回事，可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是可忍孰不可忍”嘛！
问：“是可忍孰不可忍”，是这个意思吗？
答：解释之一吧。孔子的原话，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话通常的解释，是“这样的事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但也有另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事都能忍心做出来，还有什么狠不下的心、做不出的事”。总之，一旦没了爱心，就礼也没了，乐也没了，礼坏乐崩。所以，问题的根本在人心。
问：孔子之后，墨子也这样认为吗？
答：也是。墨子说得很清楚，当时的社会问题，全都“以不相爱生”。不同的是，孔子认为，因为没有爱，所以“犯上作乱”。墨子认为，因为没有爱，所以“弱肉强食”。因此，孔子主张有差别、有等级的“仁爱”，墨子主张无差别、无等级的“兼爱”。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的“症状”不一样，开出的“药方”也不一样，但认为问题出在人心，一样。
问：孔、墨之后呢？
答：庄子也有类似看法。不过，庄子并不认为问题出在“没了爱心”。
问：那他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答：没了真情。这里说的“情”，是“性情”，也就是天生的、自然的、真实的人性。庄子认为，“真性情”这个东西，人类原本是有的。但自从黄帝治天下，历经尧、舜、禹一路折腾，再加上儒家、墨家摇唇鼓舌，蛊惑人心，就弄得一点都没有了。
问：这事你前面好像说过。
答：对，在《不折腾，才有救》一文里。
问：这就是说，庄子认为问题出在“失真”，孔子、墨子认为问题出在“失善”？
答：是的。不过，孔、墨对“善”的理解又不同。孔子讲“君臣父子”，墨子讲“人人平等”。至于庄子，则讲“天性自由”。所以，儒、墨、道三家，虽然都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人心、在人性，但他们的“救世主张”却不会相同。
问：法家呢？
答：法家当中，主要是韩非涉及到这一点。韩非也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人心、在人性，但他不认为是人心和人性“出了问题”。
问：那是什么？
答：人心和人性本来就有问题。
问：有什么问题？
答：恶，而且本来就恶，天生就恶，永远都恶，即“人性本恶”。
问：性恶论？这不是荀子的观点吗？
答：不！说荀子主张“人性本恶”，是误读。真正主张“人性本恶”的，是韩非。正因为韩非有此主张，才会认为“制度比人可靠”。制度为什么可靠？因为制度不是人。人为什么靠不住？因为“人性本恶”。不过这样一来，问题就大了。
问：怎么问题就大了呢？
答：很简单，如果人性是善的，哪怕不善不恶，或者无所谓善恶，这人心就还有救，世道也还有救。相反，如果“人性本恶”，那可就真是没救了。
孟子的“人性向善”，为仁义道德提供了人性的依据
问：那么请问，人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
答：这可说不清，我只能把各家各派的观点简单说说。结论嘛，请大家自己去做。
问：行，愿闻其详。
答：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性问题的人，是告子。
问：告子是什么人？
答：不太清楚。但他在《墨子》一书中出现过，又和孟子辩论过，因此其年龄应该比墨子小，比孟子大。他和孟子的辩论，主要就是谈人性问题。
问：告子是什么观点？
答：人性无善恶。告子认为，人性原本就没有什么善不善的 (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人性就像水(性犹湍水也)，东边开了口子，它就往东流(决诸东方则东流)；西边开了口子，它就往西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哪有什么善恶之分？
问：孟子怎么说？
答：孟子说，不错，水流确实无所谓东西(水信无分于东西)，但难道也不分上下(无分于上下乎)？既然水不会往高处流，那么，人也就不会不向善。“人无有不善”，正如 “水无有不下”，这就叫“水性向下，人性向善”。
问：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答：是啊，难道还有问题吗？
问：有。人既然是“无有不善”的，为什么还会有人作恶呢？
答：环境所致，条件使然。孟子说，丰年人多懒惰，灾年人多强横，难道是人们天性懒惰，天性强横吗？不是。是什么？环境和条件“陷溺其心”。这就好比水，原本是往低处流的。如果你把它堵起来，也会上山(激而行之，可使在山)。但是，你能说这就是水的本性吗(是岂水之性哉)？
问：这么说，人性本善？
答：不，只能说“人性向善”。
问：为什么？
答：因为孟子的说法，是“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也就是说，人性的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只是一种趋势，一种方向，一种可能性。更何况，孟子根本就不承认人有什么天性，或者讨论这天性有什么意义。孟子曾经问告子，你说天生的就叫“性”(生之谓性)，好比白就叫白(犹白之谓白与)，是吗？
问：告子怎么说？
答：告子说，是。于是孟子又问，白羽的白就是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就是白玉的白吗？
问：告子又怎么说？
答：告子又说，正是。于是孟子再问，那么，狗性就是牛性，牛性就是人性吗？
问：什么意思？
答：意思很清楚。第一，不要抽象地谈人性。抽象地谈，羽毛、雪、玉，可能都一样(都是白的)。但是，它们当真一样吗？单单拎出一个“白”来讲，有什么意思呢？
问：第二呢？
答：第二，也不要谈什么“人的天性”。论天性，人与动物没什么区别，无非就是告子说的吃东西、生孩子(食、色，性也)。可惜这些事，动物也会，也想，也能。如果这就是“人性”，岂非“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所以，要么别谈人性，如果一定要谈，就得谈人的社会属性，不能只谈自然属性，更不能把人性等同于人的自然性。所以，没什么“人性本善”，而只有“人性向善”。
问：孟子的这个说法，又有什么意义呢？
答：意义就在为儒家主张的仁义道德提供了人性的依据。这是孟子对儒学的贡献。不过孟子也有不足之处，也有问题。
问：什么问题？
答：第一，人性当中向善的可能性，是从哪里来的？孟子的说法，是“我固有之”而“非由外铄”，这不还是“天性”吗？难怪许多学者认为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了。但是，如果人性“本来就是善的”，那么请问，以何为本，又从何而来？这可是孟子回答不了也说不清楚的，这就留下了第一个漏洞。
问：第二个呢？
答：就是人的向善，既然“犹水之就下”，那他怎么又会作恶呢？孟子说，是环境和条件使然。说白了，也就是“逼良为娼”。但我们知道，环境和条件，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于是我们就要问，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向善的人，为什么又会创造出一种 “逼良为娼”的环境和条件呢？这个问题，孟子也回答不了。
问：谁能回答？
答：荀子。
荀子的“人性有恶”，为礼乐制度提供了人性的依据
问：荀子怎么回答？
答：荀子说，孟子主张“性善”，是并不真懂人性(是不及知人之性)。因为他不知道应该把人性分成两半，区别对待，也就是“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
问：什么叫“性伪之分”？
答：就是人性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叫“性”，一个叫“伪”。
问：什么叫“性”？
答：天生如此的就叫做“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问：什么叫“伪”？
答：但凡“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事在人为(在人者)的，就叫做“伪”。可见所谓“伪”，就是人的社会属性。所谓“性”，则是人的自然属性。两方面加起来，才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人性”。这个分析，在荀子那里就叫做“性伪之分”。
问：分清楚这个，又有什么意义呢？
答：就能回答恶从哪里来，善又从哪里来，以及怎样把恶变成善。
问：那么，恶从哪里来？
答：从人的自然属性来。因为人类先天的那个“性”，是“恶”嘛！
问：善又从哪里来？
答：从人的社会属性来。人的社会属性，就是“伪”。伪，就是“人为”。所以，只有社会的、人为的“伪”，才是“善”。自然的、天生的“性”，则是“恶”。这就叫“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是荀子“人性论”的核心观点。
问：自然的、天生的“性”是恶的，这不就是“人性本恶”吗？就算要讲“性伪之分”，那个恶的“性”，也是与生俱来、在“伪”之先的呀！难道不是“本”？
答：你这样说，也有道理。问题是，荀子讲的“人性”，是一个整体，其中既包括“性”，也包括“伪”。而且，在荀子看来，这个后天的“伪”，才真正称得上是“人性”。因为说到底，先天的、恶的“性”，只是人的“动物性”。
问：动物性就不是人性？
答：当然。在《非相》篇，在《王制》篇，荀子甚至明确指出，人之为人，决不仅仅因为他双腿直立，身上无毛(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而是因为他不但有物质、有生命、有感知，还有道德(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这才“最为天下贵”。人的高贵既然在于道德，荀子怎么会认为“人性恶”？荀子既然已经能够区别 “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与“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又怎么会把动物性看作人性？顶多也就算是人性的一部分，还是次要的。
问：那又该怎样表述荀子的观点？
答：人性有恶。而且，还必须强调三点：第一，人性有恶也有善。第二，人性中的恶是非本质的，善才是本质。第三，人性中非本质的恶，可以通过本质性的善来战胜和克服。
问：怎样战胜？怎样克服？
答：荀子的说法，是 “化性而起伪”。化，就是改造。化性，就是改造天性。起，就是兴起。起伪，就是兴起善心。荀子认为，只要改造了性，镇压了恶，人就会变善。这样一来，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 (恶从哪里来，善从哪里来，怎样把恶变成善)，便都解决了。
问：孟子留下的问题，也解决了。
答：而且殊途同归。孟子说，只要一心向善，则“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只要认真改造，则“涂之人可以为禹”。显然，他们都认为普通人也能变成圣人，只不过方式和途径不同。孟子的办法是“学习尧舜禹”，荀子的办法是“改造世界观”。
问：那么，请问靠什么来“改造人性”？
答：礼乐教化。礼，是改造性的。乐，是改造情的。性和情，都是“性”；礼和乐，都是“伪”。既然“无伪则性不能自美”，那就非有礼乐不可。所以，荀子的“人性有恶”，就为儒家主张的礼乐制度提供了人性的依据。这是荀子对儒学的贡献。
问：孟子提供了仁义道德的人性依据，荀子提供了礼乐制度的人性依据？
答：正是。仁义礼乐，都说全了。所以到了荀子，先秦儒家也就终结。而且，从儒家发展到法家，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也因此，荀子这个儒家大师，就教出了两个赫赫有名的法家学生。众所周知，他们就是韩非和李斯。
问：为什么只有一步之遥？
答：就因为礼乐是制度，而法家最看重的，也是制度。不过，韩非的制度与荀子的制度是不一样的。荀子主张的，是“礼乐制度”；韩非主张的，则是“刑法制度”。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对人性的看法不同。荀子只是认为“人性有恶”，韩非才真认为“人性本恶”。
问：“人性有恶”与“人性本恶”，又有什么不同？
答：人性有恶，就意味着同时还有善。这就还有希望，可以礼乐教化，以德治国。因此荀子走得再远，也还在儒家门内。人性本恶，就没那么好说话了，只能依靠制度，依靠法律，甚至像韩非主张的那样，依靠威胁利诱，严刑峻法。所以，“人性有恶”与“人性本恶”虽然只有一字之差，由此产生的分歧却是水火不容。
问：儒法之争的根本，就在这里？
答：对！争论的核心，则是要“德治”，还是要“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