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幸福”问题考量生活质量价值取向

“伪幸福”问题考量生活质量价值取向
日期：2010-03-29 作者：潘益大 来源：文汇报

潘益大
城市经济愈发达,中产家庭幸福指数愈低——“伪幸福”命题的提出，反映出当下弥漫于相当人群中的对自身生存状态不满的焦虑情绪。要改变“伪幸福”，除了政府最大限度地改善经济社会环境，建立完善的社会运行机制，更需要我们从“未富先奢”的消费主义冲动中解放出来，实现精神上的自我调节、减压和救助。
一部题为《老大的幸福》的电视连续剧刚在央视播完，引来好评如潮。
该剧情节并不复杂。傅老大含辛茹苦把四个弟妹从小带大，如今弟妹们都过上了好日子，决定把老大从外省接到北京，也让兄长幸福一把，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有型有趣有情有味的故事。范伟扮演的傅老大动作、表情虽略显夸张，却因此平添了许多喜剧色彩，也使傅老大淡定从容的幸福追求更加暖人心扉。
人们对一部探讨幸福要义的电视剧的热议，往往折射了对现实生活幸福愿景的憧憬，或者是对自身生活欠幸福的一种表达。当人们沉浸在足够的幸福之中时，自毋需清议幸福二字；而当幸福成为街谈巷议的热词，却一定是幸福打了折扣。
“伪幸福”命题的提出，反映了对生存状态的焦虑
凑巧的是，就在《老大的幸福》播出当口，近日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在沪上正式发布。
该白皮书的调查结果显示，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有近半数的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现状表示满意。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者称为“伪幸福”。
这多少有点出人意料。按常理，经济社会愈发达，生活改善愈显著，幸福指数应该愈高，可这项覆盖全国10个省区市35个城市，涉及10万人的大型调查，却给出了另一个答案。而“伪幸福”命题的提出，更反映了当下弥漫于相当人群中的对自身生存状态不满的焦虑情绪。
深圳等城市之所以幸福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列于首位因素的，是由高昂房价造成的沉重家庭经济负担，这倒非常契合“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家庭”的流行语。收入看似不低，可扣除每月无情的高额还贷，日子过得一点不轻松。正如一位当地的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的那样：“年赚20万元又如何？在别人眼里，你有这么高的收入，就应该房子、车子都好一点，但是算一算，其实根本不够花，却依然要表面风光，这样做人好累！现在外人形容我的幸福生活，都是假象。”外表体面光鲜，骨子里缺少安全感，这种疑似幸福难免有点“伪”色彩。
挤压人们幸福感的，还有工作压力大、岗位竞争激烈、交通拥挤、生态环境非宜居、子女教育成本高等因素。本来，幸福源自内心的平静，可世事喧嚣、瞬息万变，凡此种种既非个人可控，也就难以按部就班地规划人生和未来。当生活前景日益受困于不确定的预期时，不安的心绪时时袭扰而来，此时此刻，要说真幸福谈何容易。
幸福作为一种主观感受评价，或许更在于探寻生命意义
这种“伪幸福”现象，与《老大的幸福》中描述的场景颇为相似。傅家四弟妹自以为可以安排傅老大的幸福生活，殊不知自己的幸福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地产富豪老二貌似财大气粗，到头来却因资金链断裂弄得死去活来；老三生性心平气和，却因官场升迁受阻难以摆脱家庭情感危机；公寓房住得好好的老四，竟为买大别墅拼命加班而不惜阻止太太生育孩子；一心想嫁富翁的老五，心计用尽反处处碰壁自讨没趣。具有讽喻意味的是，凡此幸福表象下潜伏的种种窘境，竟被京城人眼里并不幸福的傅老大一一化解。
其实，傅老大并无解危济困的独门绝招，他有的只是平凡人生的平和心态。他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安健康；不求有权有势，只求安居乐业；不求锦衣玉食，只求粗茶淡饭。在他看来，追寻幸福的路上，得到了是因为没苛求，所以失去了也不必太在乎。九九归一：得到是福，舍得是福，知足最幸福。令人欣慰的是，备受“伪幸福”折磨的弟妹们，在历经物欲和情感的起落不定后，终于对曾经错过的真幸福有了新的感悟。
幸福作为一种主观感受评价，对它的理解总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涉及许多复杂的分析层面。很难说，傅老大对“伪幸福”的精神救赎，能得到现实生活中所有中产人士的认同。不过，即便如此，傅老大的幸福观在探寻生命意义的路途上，依然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期待基于生活质量而非只是个人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文明
这使我想起了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学术畅销名著《欧洲梦》。这位享誉国际的社会批评家认为，尽管视财富为个人成功通行证的“美国梦”曾是世界钦羡的理想，如今却因过度沉迷个人物欲而导致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乃至生命再无任何崇高目的可言。“欧洲梦”则更强调整体的生活质量和安定和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可持续的普遍幸福感。“活着为了工作”还是“工作为了生活”？里夫金如此叩问，并期待“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只是个人财富无限积累的可持续性文明”在未来中国出现。
耐人寻味的是，里夫金向往的“欧洲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有很多相一致的地方。这恐怕也是我们在看《老大的幸福》时，自然而然联想到《欧洲梦》的缘由，进而希望尽可能地消除当下普遍存在的身心背离的“伪幸福”状况。
“伪幸福”现象影响人们真实的生活质量，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国民生活状态的软指标，我们不能不对幸福指数予以高度关注。而除了政府最大限度地改善我们的经济社会环境，建立完善的社会运行机制，改变“伪幸福”，或许更多地应诉诸我们自己，从“未富先奢”的消费主义冲动中解放出来，实现精神上的自我调节、减压和救助。（作者为本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