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垦（邓小平胞弟）谈家世

我们家是个小地主，破落地主，只有四十亩地。四十亩土地，在我们那里叫两百挑。父亲长期在重庆不回来，家里很困难，经常欠债。父亲过去在成都念书，也担任过县联防团长、乡联保主任等地方小官。他属旧社会的人，有旧社会的一些坏东西，坏作风。但他对旧社会不满，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
我们这个家的组成是比较复杂的，我母亲生了五个孩子：老大是大姐，叫邓先烈，老二就是邓小平，在男孩子中排行老大，我们都称他大哥。接下来就是我二姐，邓小平走后不久她就死了。再下来就是我，一九一一年出生，行称老二。再下来是我三弟，叫邓蜀屏，解放后到重庆上革大，后到贵州地方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逼死了。
我的母亲生了我们五个孩子，同时要承担全家里里外外的繁重事务，得了痨病，吐血，一九二四年左右就去世了。父亲找了继母，生了老四，叫邓先清，在成都工作。第二个继母夏伯根，原来丈夫姓陈，陈死后再嫁我父亲，她带来一个女孩，就是邓先芙，现在成都工作。夏到我家又生了两个女孩：一个死了，一个是邓先群。
夏伯根，劳动家庭出身，很能干，身体也很好，她跟我大姐的年龄差不多。她任劳任怨，大哥家的几个孩子她都带过，后来又到江西待了三年。她会做四川泡菜，大哥喜欢吃。大哥家十几口人吃饭，四世同堂，每天吃饭要开两桌，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大哥家的几个孩子都很喜欢她，她也离不开孩子们，她对邓家是有功的，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们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都是单传，到我们这一代才发展起来。常到邓小平家的是邓先芙、邓先群两姐妹，因为她们的母亲夏伯根还在，经常去看母亲。①
①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个人简历。
①《话说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２004年８月出版，第3-５页。
附：邓小平撰写的个人简历
我曾在法国呆过五年半，在工厂做工近四年……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我）受过中等教育。至于思想的变迁亦甚简单，我十六岁以前在中国，小孩子当然无思想可言，及到法国后，受了经济的压迫，致不得不转到工厂作工，变成了工钱劳动者。
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地受了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再加上切身的痛苦，于是遂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总上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一九二五年四月入党--在法国"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一九二三年六月入团--在法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
在法国，曾人过团，在党中曾任过组书记（旅欧支部之下）即支部候补委员。在青年团中亦曾作过相当的工作。①
到法国，听先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的介绍，知道那时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年，所需劳动力已不似大战期间（即创办勤工俭学期间）那样紧迫，找工作已不大容易，工资也不高，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随着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也证明了确是这样，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①
我也是一个工人，一九二○年在法国当工人，那时才十六岁。当时是勤工俭学。勤工就是劳动，想挣一点钱上学。但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我在法国呆了五年半，其中在工厂劳动了四年，干重体力劳动。我的个子小，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当时工资很低。但也有个好处，这样的生活使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②
中国人对法国有特殊感情，这有历史渊源。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创始人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在法国受过教育，这包括社会知识的教育。我曾在法国呆过五年半，在工厂做工近四年。我同工人关系很好，但你们的资本家也教训了我，使我和我们这批人受到教育，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信仰马列主义。①
我一九二三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后，我曾在Ｂogon（现译为巴耶）支部任了两届宣传干事，同时受了团体的命令与传烈同志为华工会办理工人旬报。一九二三年底因执行委员会书记部需人作事，我遂向工厂请假，一月到书记部工作。
一九二四年八月，旅欧区第五届代表大会被选为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书记局担任财政及行政的工作。
一九二五年初第六届代表大会后，我又到里昂作工，后任宣传部副主任，并任青年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是年四月我又由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争取入党，并任党的里昂小组组书记。六月初，因在巴黎的负责同志为反帝国主义运动而多被驱逐，党的书记肖朴生同志曾来急份通告，并指定我为里昂克鲁梭一带的特别委员，负责指导里昂克鲁梭一带的一切工作。当时我们与巴黎的消息异常隔绝，只知道团体已无中央组织了，进行必甚困难，同时又因其他同志的催促，我便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到巴后，朴生同志尚未被逐。于是商议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不久便又改为非常执行委员会，我均被任为委员。同时又继续进行行动委员会的反帝国主义工作，我又被团体指定为行动委员会中方书记。
一九二五年八月第七届大会我又被选为区执行委员，同时又为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监察委员会书记，负责（国）民党一切工作，这也是团体指定的。
一九二五年底第八届大会后我便设法来此了。
以上便是我对团体服务的经过。①
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期间，前后做工约四年左右（其余一年左右在党团机关工作）。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一九二二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肖朴生、汪泽楷两人。
……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①
我加入共青团时，是和蔡大姐一起宣的誓，誓词是事先背好的。入党宣誓是一件很庄重的事，可以使人终生不忘。②
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就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①
我们那时候（指在法国--编著）生活很苦，职业化以后生活来源是公家，但只能吃点面包、煮点面条。我们那时候的人不搞终身制，不在乎地位，没有地位的观念。比如说，在法国赵世炎比周恩来地位高，周恩来比陈延年地位高，但回国以后陈延年的职位最高。陈延年确实能干，他反对他老子（陈独秀），见解也比别人高，他的牺牲很可惜。赵世炎回国后工作在他们之下，并不在乎。大家都不在乎地位，没有那些观念，就是干革命。这是早期共产党员的特点。
那个时候能够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在那个年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①
我在法国呆了五年多，一九二五年底离开。五十年后再去，感到法国变样了。我问了警察，我原来在巴黎住的地方已经找不到了，是在意大利广场。我看到法国的农村也变了，我喜欢你们过去的农村，很漂亮。②
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我十六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在法国一呆就是五年，那时话都不懂，还不是靠锻炼。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③
①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个人简历。
①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８月版，第８２页。
②１９８５年４月２４日邓小平会见欧文·比伯率领的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代表团和威廉·温皮辛格率领的美国工会领导人访华团时的谈话。
①１９８５年８月３１日邓小平会见法国对外关系部部长罗朗·迪马时的谈话。
①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自传。
①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111页。
②１９８０年２月５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对《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二月三日稿的意见。
①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118、119页。
①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138、139页。
②1987年５月５日邓小平会见法国外交部部长让-贝尔纳·雷蒙时的谈话。
③1993年１月３日邓小平给孙辈们的信
附：
邓垦谈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
一九一九年下半年，大哥已在念中学了，由于欠了很多债，我父亲长期不在家，上学交学费都很困难。当时吴玉章几个人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我的父亲在重庆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写信回家，要他去读留法预备班，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我父亲呢，极力主张，我母亲舍不得，不赞成。大哥很愿意去，加上家境困难，听说能出去留洋，也都做母亲的工作，家里还有一场争论，他就跟母亲又讲道理，又争论。最后还是说服了母亲，同意了，母亲是很勉强同意的。我那时只有几岁嘛，但是他走的那个情景，我知道。家里都集中啊，欢送他嘛，然后他就很简单地走了。行李，那个时候，四川农村出个门，背个包袱，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就行了。我们家离重庆还有二百多里，要经过一个合川县。
大哥到重庆读书，在重庆念了一年多一点，就动身去法国。同行的有三人，一个邓小平本人，一个叫邓绍圣，是我们的堂叔，我们称他"幺叔"，另一个是远亲胡伦（胡明德）。这几个人既是同县（广安县）人，又是同乡（协兴乡）人，又是有些亲戚关系的，家里人还比较放心些。走的时候，大哥年龄很小，只有十六岁。我记得走前，他由重庆回到家里看了看。
我当时还很小，只有八九岁。他走时家里借了一笔钱。
我清楚地记得，他去法国两年后，家中突然收到他从法国寄来的一封长信，内容是说他参加革命了，参加了什么革命组织，要为国家富强，为天下穷苦人翻身解放而努力，不能回家了。从事革命活动就不能回家了，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家里。当然，家里嘛，父母特别是我的母亲很着急，很伤心的。我的母亲非常爱邓小平。她是那个旧社会的妇女嘛。邓小平是长子，母亲当时维持那个家庭是很困难的，她就很希望邓小平长大了以后，来管理家事，就盼望他回家来。旧社会嘛，老太婆嘛，希望他回家。这一下子不能回家了。
他在信中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从此不能回家，也不能照顾家了；二是要求废除旧式婚约。当时四川农村很兴娃娃亲，他很小就跟一个姓唐的家庭订了娃娃亲。他来信提出这两条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母亲急得要死，急出病来了。大儿子不能回来，不能见面了，从此一直发病，过了大约两年多就吐血死了。唐家也很着急，后来慢慢说通了，那个姓唐的女孩子，我见
过，很老实，在我家呆过一年多，她后来也同意出嫁。她出嫁，由我们邓家办全嫁妆，是作为邓家的女儿嫁出去的。
大哥在法国参加革命后，曾在赵世炎、周恩来指导下办过一份杂志叫《赤光》。他经常往家里邮寄，寄了有七八期。我参加革命，我的思想是受他的影响，我当时才十几岁，还念小学，什么都不懂，只看到封面有光身子小孩，里面内容看不太懂，当时政府也不懂，也不管，我就存放在家里。到我念初中后，逐步看懂了，什么帝国主义侵略、劳苦大众、劳农
政府、剥削被剥削、苏维埃、人人平等、为穷苦人民谋利益等。
一九二九年我在家乡上中学，高中时代，我在南充。一九三○年我到成都，一九三一年春赴上海去上大学。我由"赤色群众"逐步走上革命道路，最早最初受的革命思想影响，就是大哥寄回的《赤光》杂志。①
① 《话说邓小平》，第５-7页。
3.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我们那时在法国是一批一批去莫斯科的，我算是 第一批。当时我们在法国的党员
有三百多人，大体上有二百多人到莫斯科中大。①
我没有访问过你们那里，但是我去过你们那里。那是一九二五年，从巴黎经过柏林，住了一个星期，受到德国党非常热情的照顾。二十几个同志分住在德国同志家里。当时德国
工人生活很困难，德国同志夫妇只有一个房间，让我们睡床上，他们睡地板，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真是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除了参观，还专门请我们看了红色赤卫队的训练。所以，我对德国共产党不生疏。那个时候我们从接触中了解到，德国党对中国革命抱有很大的热情。我们两党、两国工人阶级、两国人民声息相通，历史很久。我们要相互关心，发扬
那个时代的友谊。①
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我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
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有革命的行动，终能证验出革命的理论。"由此方知，革命的理论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所必须的。所以，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①
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错误中去改我的错误的决心，使自己得到进步。②
①1983年10月21日邓小平会见高理文、罗亚南夫妇时的谈话。
①1986年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时的谈话。
①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自传。
②1926年1月19日至22日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
1
当时，焕章（冯玉祥）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来了二十人。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
在中大(指莫斯科中山大学--编注)呆了一年，我们二十几个人回国了，说是冯玉祥要人。结果交通不通，只有我们三个人随运子弹的车到宁夏。一路走沙漠，骑骆驼，一个月老晒太阳，很热。①
这个学校（指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编注）是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的于右任办的，于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这个学校的主要职务都是由党派人担任的。校长史可轩是党员（后牺牲），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我们在法国就熟识，李后在中央苏区牺牲），我同时担任校党的书记。学校经过短期筹备，很快办起来，学生不少是党团员，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等项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在西安，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这个学校在一九二八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①
今天我们在一起纪念焕章诞辰一百周年。焕章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李德全大姐（冯玉祥的夫人--编注）是很好的同志，我们也很怀念她。
弗能（冯玉祥的大女儿--编注）是我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她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当时有两个人是我们班上最年轻的，一个是冯弗能，一个是蒋经国。
当时，焕章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来了二十多人。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记得一九二六年跟李大钊的弟弟一起经过大沙漠，坐的是运军火的汽车，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在库伦呆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内蒙古。②
①1983年10月21日邓小平会见高理文、罗亚南夫妇时的谈话。
①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157页。
②1982年９月14日邓小平接见冯玉祥将军亲属时的谈话。
2.
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陆陆续续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最后走的，在这里待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
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陆陆续续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最后走的，在这里待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当时政局变化很大，决定一部分人举行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开这个会议。
八七会议前，我住在武昌三道街，那是党中央所在地。会后，武昌局势紧张，我搬到汉口，和李维汉同志住在一个法国商人的酒店楼上。那时我不是党中央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底我才当党中央秘书长。这个时候我是秘书。那个时候，陈独秀要搞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一个，以后没搞齐。
首先要讲八一南昌起义。会议是号召举行全国武装起义，会后在全国各地相继组织武装起义，虽然八一南昌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南昌起义也是体现八七会议方针的。①
① 1980年7月15日邓小平参观八七会议会址时的谈话。
3.
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
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媛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
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①
①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193、194页。
附：
九三一年我到上海求学，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要求我，说"你到上海去找找你哥哥"。因为胡伦曾给家里来信，说大哥可能在上海。我到上海就找吧。我父亲当时对旧社会也是不满意的，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父亲知道小平在干什么。
我当时不到二十岁，到上海后到处找老乡打听，上海有广安老乡几十人，打听不到他的下落。上海情况很不熟悉，语言不通，熟人也不多，找来找去没着落。我找得没有办法，突然想出一个幼稚的办法，当时我看到报上有很多"寻人启事"。结果我就到当时的《时事新报》登了"寻人启事"。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当天该报只出半张报，启事内容就讲：邓希贤兄，我现在已到上海，住在什么地方，希望你见报以后来找我。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用这种方法抓人的也有，登报用亲戚的名义，结果你去找会碰到特务。后来据他们讲，他们先派了地下交通化装了之后，到我登报的那个地方来了解，看有没有几个四川人在那读书，其中有没有一个邓先修，房东说有，后来他自己亲自来找我。有一天下午，我们四个青年人，都是四川我们的同乡、同学，正在一个小房子里聊天，突然间进来一个人敲门，他登门时穿着长衫，戴着便帽，学者样子，一进门就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邓先修。当时我想，我在上海没有熟人啊，怎么会有人找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登的报，一看这个面孔还有印象，因为他走的时候我只有七八岁，隔了十三年，变化很大，他那时二十八九岁，还
有点印象。我就看出来了，我说我是邓先修。他说：好好好，你登了个报我们知道了。你收拾收拾跟我走，马上跟我走。我就跟他走。他在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预定一间房子，跟我谈话、接触。那个地方流氓、妓女、叫花子成堆，特务也不管。我们在一起，他先简单地问了一下家庭情况，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父亲还在。简单地说明一下，我这次到上海来，是求学的。我知道他早就是共产党员了，讲了我想参加革命的愿望。他说："不要多说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你赶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那三个同学都要搬，全部离开这个地方。"并要我搬了新的地方后告诉他。我就知道了他的意思。因为我也参加了共青团。当时东西很少，一包东西，一张小铁床，我就搬到了一个同学家。
登报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他来找我是五月中旬，五月至七月他去过几次，我也去他熟人家见过他，一边打牌，一边谈话，别人不注意。此时一个姓戴的同志介绍我参加一个国际组织"赤色互济会"，救济狱中的同志。有时参加游行、集会，还搞"飞行集会"那一套。
几个月之后，大哥就去江西中央苏区了，我们分开了。在这期间他带我到张锡媛的墓地看了看。从这以后又过了十五年，"七大"以后我们又在延安见了面。①
①《话说邓小平》，第7-９页。
红旗飘过左右江（1）
1.
（我）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
我对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时期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斗争的情形，简述如下：
（一）一九二九年，广西俞作柏、李明瑞领导的反李（李宗仁）、白（白崇禧）斗争，于当年七月失败。失败时，我党同志领导的武装警备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于南宁起义。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大队长）同志率领到广西右江百色地区，于十一月在百色揭起红旗，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五大队由大队长、党员俞作豫同志率领到广西左江龙州地区。李明瑞当时不是党员，亦随到龙州。于一九三○年四五月间揭起红旗，成立了红军第八军，俞作豫同志任军长，我兼任政治委员。其时，李明瑞同志被中央批准加入了我党，并被任命为红军第七、八两军总指挥，我兼任政治委员。
（二）红八军成立的时候，约两千多人不到三千人，其时，我正在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当我一九三○年七月底由上海经越南回到龙州时，敌情开始比较紧急了。我同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商量，由于当时左江群众基础很薄弱，红八军也比较孤单，人数也不多，乃决定靠向右江红七军。我在龙州只住了几天，即由红八军派一个连护送，先到右江与红七军取得联络。我到右江后，十月才与红七军会合，其时第八军已在左江失败，失败的时间大约在八九月间。由于警惕性不高，被李、白部队突然袭击，大部分被打散了，俞作豫同志去香港，由香港当局引渡到广州，被国民党杀害了。由李明瑞、袁也烈（当时名袁振武）等同志收集了八九百人于十月辗转到达右江与红七军会合。
这些人被编成为红七军的一个团，由袁振武同志任团长，李明瑞同志仍任红七、八两军总指挥，随红七军到了江西，后在江西中央苏区牺牲。
（三）红八军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警惕性太差，特别是由于迷恋于龙州的税收，没有按照决定迅速向右江红七军靠拢。①
一、我是中央的代表，任务是做上层统战工作和领导广西全盘工作，七月到南宁。二、我在广西时，广西特委（不是省委）没有设立军委。三、一九二九年底中央电令我回上海报告工作，途经香港住了两三天，那个报告（《关于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的补充报告--编注），谈了左江的发动，从内容看，可以确定是我作的。②
我是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对俞作柏、李明瑞做统战工作的。同时对广西党（当时是特委，而不是省委）有领导责任。在第四、第五大队撤向左、右江时，就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并派龚饮冰同志回上海，向中央报告。到百色后，即得中央电示，予以批准，遂决定于十月革命节打红旗，建立红七军。河池会议改选了前委，我仍是前委书记，陈豪人是前委的成员。③
我对广西很熟悉。
川军不能打，四川军战斗力最差。云南兵能打。那个时候他们（滇军）打广西，分两路，
卢汉（滇军总指挥）带两个师往龙州那条路，他（滇军师长张冲）就带一个师往百色这个路，三个师就要打广西啊。
那个时候中央提出三个口号："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红七军、红八军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决定，他们打仗很勇敢，但是，敌强我弱，红八军最后拼到只剩下七八十个人的一个团了……
特别是李明瑞。不仅勇敢能吃苦，又会带兵打仗。七军北上开往江西的时候，李明瑞从来没有骑过马。我和他带一个先遣连（又叫特务连），一直走在队伍前面，李明瑞是个艰苦奋斗的人。
我同李明瑞第一次见面，我是从百色到龙州，他们驻龙州，八军。那个时候还没有打红旗啊，那个时候见面。……
不要宣传我，要多宣传李明瑞，他英勇善战，北伐时期已会指挥打胜仗。李明瑞健在的亲属，你们要多多关照他们。
百色起义后，红七军在平果附近和滇军张冲打过一仗相当激烈。
在百色、龙州起义过程中，有一天我在百色地区活动，在一条偏僻的小山路上遇到几个拦路抢劫的土匪。土匪拔出尖刀顶住我的额头，头皮被刺出了血。后来，抢走了我二十块光洋，才幸免脱险，终于摆脱了歹徒的纠缠，顺利到达目的地。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很大的便利。①
云南军队能打仗，最沉着。但是每个兵都是两杆枪，一个是步枪，一个是烟枪。抽鸦片烟走不动路，所以滇军是打防御战打得好。我曾经与张冲打了一仗，在百色东面平马附近。张冲是云南的战将，滇军三个师就要打广西！后来张冲参加了革命，他是彝族人，解放后才死的。②
我同李明瑞第一次见面是从百色到龙州的路上，李明瑞入党是我到上海请中央批准的，我们两人一路走向江西。李明瑞是红七、红八军的总指挥，我是总政委，苏维埃主席是雷经天。八军被打垮了，七军能打。俞作柏跑到香港去了，李明瑞是坚决的！①
①1972年６月20日邓小平对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斗争的回忆。
②1984年８月29日邓小平对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办公室来函的答复。
③1985年６月20日邓小平通过办公室给中共广西百色区委员会党史征集办公室的回信。
①1986年１月27日邓小平游览漓江途中的谈话。
②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２４２页。
①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73页。
附：
一 八军的经过
（一）我去年由中央到龙州是二月七号，到后知道龙州已于本月一日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八军全部正在出发会同七军攻南宁，我仅与留守后方的宛旦平同志会面，得知八军及左江工作大略：１左江政权仍在动摇时期。２革委虽然成立，然尚无实际工作。３．大军出发后，留守后方的是极靠不住的收编的队伍。４八军本身的基础完全在旧军官手中，甚至有好些同志都没有分配带兵的工作。根据中央不打南宁的决定及这些条件，乃停止了下南宁的行动，并电七军亦停止此行动，并指出从主客观的条件上来估计，攻南宁必遭一个失败的结果，特别是第八军本身更为危险，如到南宁打了败仗，有全军覆灭的可能。
（二）停止了攻南宁之行动的第三日即得到七军由右江来的电报，报告已在隆安失败，同时我们召集了一个干部（包括地方党部）会议，决定八军暂时组织一个前委，因为当时我的计划是与七军汇合后八军即取消，健全七军实力。在会议中我根据中央指示作了一个口头报告，决定了八军及左江工作方针：１．以龙州为中心发动左江土地革命，一方面分配所有的同志到下层群众中去做实际的工作，反对机关的工作方式；一方面分发队伍到龙州附近几县游击，发动土地革命及建立苏维埃、农会等政权及群众的组织，我们是这样进行了。２．八军的总方向是与七军汇合向外发展，应多方设法与七军联络，八军的发展方向应向右江推进。３加紧八军本身的改造，肃清旧的军官，分配同志以主要的工作。这一工作因作豫同志执行不力发生了极大的困难。４．迅速解决地方有反动可能的武装（因技术上不完善只解决了大半），武装农民（发了三百多枝枪）好组织工人农民赤卫队，以为扩大红军之基础。５．此外对于党、政权、红军的工作均有相当具体的决定。
（三）上面这些决定，在短期内作出了相当成绩，但因干部的缺乏（地方工作干部简直没有）收效仍然不多，发动群众方法完全不懂，不能回答群众的问题，斗不过敌人的把戏。
（四）同时我们注意到反帝国主义的工作，因为左江与法占地（指今越南，当时为法国殖民地--编注）接壤，一般群众反法的热情很高，"打倒老番"的口号每一个群众都懂得都热烈地拥护。不过过去反法的运动为流氓及封建势力所领导，所以我们将反法运动与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与反帝、反国民党联系起来，作广大的宣传，收到了相当结果。在二月中旬群众大会中通过了没收海关、领事馆、教堂财产并驱逐法领事出境（当时并不懂得可以讲一讲外交政策），群众甚高兴，游行时亦甚热烈。我们并利用了无线电发英法文通电于全世界。后法政府曾派飞机一架到龙州附近之上金县侦察示威，适我军一营开往游击，当即号召了千余群众，口号之声震天，士兵开枪，司机慑群众威，致飞机跌下，得机关枪一挺、手枪几枝、炸弹十余个。三法人，一死二重伤（住医院医治）。后阅报载，法政府曾将此事向南京政府抗议，结果不知。总之帝国主义对龙州赤色政权非常重视，特别是对安南（今越南--编注）革命的影响，给法以极大之恐慌，故敌军之迫不及待地向龙州进攻，与法帝之催促有很大的关系。
（五）在龙州工作不久，即确知我七军已退出右江，何往不知，并得探报，桂系将以重兵犯龙州。我们当时考虑龙州是绝对不能守的，敌来必退，同时八军如不与右江七军联络将感极大之困难，故决定速下靖西，加紧龙州附近的群众工作，地方政权有相当基础时八军即全部向右江推进。决定后我即率一纵队攻靖西，因为与右江联络我自己去比较好，同时八军第一纵队的改造也要我自己去才有办法，靖西有电话，指挥龙州工作不成问题。
（六）攻靖西数日不下，适右江向都县委书记来到，报告右江沿岸还有果化在我们手中，故我决定带一连人去联络，转达中央指示。临行时电告龙州务须照前决定原则进行，如敌来即向右江前进，即敌不来，左江工作有相当基础时亦须照前决定迅速向右江推进，求得与七军整个的联络。
（七）我一连人冲到右江，始知沿岸完全为敌占领，七军已退入东兰一带，惟沿岸还有几个赤色乡村，故得偷渡右江，在一乡村（赤的）住了半月之久，始得机会冲到东兰，其时已是三月下旬了。
（八）到达东兰之第二日，适作豫派了两个卫队（东兰人）亦到，报告龙州已于我离靖西之第三日失败，因侦探不好，敌人到了城边还不知道是桂系主力，以为是土匪，及至接触了两小时后听到大炮机关枪声才懂得，但结果是被敌人冲散，全部无法退右江，只得逼退安南方向之凭祥，又受敌追兵打击（旦平同志即于此时牺牲），曾一度冲向右江但无效，乃又退回粤桂边企图去玉林一带工作（作豫家乡，过去有相当的基础），但中途即发生部队叛变（叛变官长是作豫始终不肯撤换的），作豫仅得几十卫队，曾一度冲向右江来联络不果，后闻将武装交给地方同志，只身到港遂被捕。攻靖西之第一纵队（龙州的为第二纵队）得到龙
州失败的消息，乃经滇边向右江前进，企图到东兰与七军联络。到右江之凌云（接近苏区仅数十里），因技术上及侦探不好，受了敌人极大打击，损失三分之一，乃退贵州边界，受编于贵州一个土匪队伍（改组派收编的），仍与东兰设法联络，几次不成功，直到七军回右江才取得联络，更于七军第二次向外发展才汇合起来，此时该纵队仅存二百枝枪了。这部队能得到这样的结果还是改造得比较好的原故。八军失败，龙州政权亦失败。
（九）八军开始成立时的武装约枪一千枝（内坏枪约有三百枝），组织两个纵队，每纵队两营六连，另有一挺机关枪，一门迫击炮，还有一个手枪连。
（十）以上就是八军的成败兴亡史。
二 七军的经过
（一）由百色转变到隆安之役。
一九二九年十月革命节日，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及东兰农民武装为基础转变成了第七军，转变后兴奋了右江的群众，百色、平马的群众大会到的群众非常之多而热烈，红军本身的情绪非常之好，战斗力亦甚强，在隆安作战中充分表现出来。
惟当时前委没有将中心工作摆在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上面，而决定了打南宁的行动。当时前委的估量是打南宁极有把握，桂系主力在前线没有开兵回来的可能，轻视了攻坚和敌人的力量，结果到隆安即与敌人接触，经过三天最激烈的作战，敌人的损伤虽比我们为大，我们的损伤亦不小，好几个很得力的干部亦于此役牺牲，加上作战的指挥太差，双方都成为各自为战的局面，结果是我们失败了，耗费了子弹不下五十万发。
我们对于此次行动指出了不但轻视了敌人，主要的还是忽视了发动右江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右江苏维埃政权的错误。当时右江群众情绪虽已开展起来，但过去并没有经过斗争，始终是暴发户，纯粹由红军弄起来的。如果不注意用正确路线来发动群众，群众的情绪是不能保持下去且易走到失败情绪上去的。打下南宁固好，打不下，一失败下来则必给群众一个很大的打击。同时，当时作战完全没有运用群众的战术，单凭红军的力量，深入白色区域去打硬战，处处受敌人（豪绅民团）的扰乱。如果当时作战不在隆安而在赤区的果化，很有消灭敌人三团的可能。我们更指出这次幸好在隆安失败，如果有一个小的胜利，直追南宁，有全部或大部被敌人消灭的可能。
（二）由隆安失败到向外游击时期。
隆安失败后，完全放弃了右江沿岸。平马为敌占领，我军曾一度进攻平马，但无最后决心，故未成功，乃向东兰退去。此次攻平马没有决心是一错误，因为如果攻下了平马，可以保持群众的情绪。事实上是可以攻下的，攻下后可以得敌人不少的辎重。后敌人追至亭泗与我接触，战甚烈，双方损失均不小，结果双方均同时撤退。这次军事上如果有最后决心，可以全部消灭敌军两团，因在作战中我较占优势也。亭泗作战时我军士气仍好，失败后则大不如前了。
亭泗战后，前委即讨论行动问题，决定向外游击一时期，乃留第三纵队在东兰右江工作，一、二纵队向河池方向游击。本来是一步步发展的计划，后来变更了，一直经怀远到思恩，在思恩因不小心被敌人袭击，受了一个小的挫折，后又向贵州之古州（贵州三大城市之一），结果攻下古州，子弹得到相当补充，经济也得到相当解决，士兵情绪也比较提高。本来他们当时欲直出湘南，但因未与第三纵队联络好，故又折回河池。
我们攻下古州，消灭了敌军大部（四五百人），对敌军俘虏的官兵均非常之优待，对贵州军队有不少的影响，甚至不少中下级官长，对进攻红军问题表示动摇。这是我们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来证明的。后来王家烈之始终不愿与我们接触，这也是原因之一。
（三）河池会议与回右江的决定。
一、二纵队回到河池时，我已到东兰近一月，得消息后即赶到河池与他们会面，召集了一个党员大会，报告中央指示，同时讨论到行动问题，认为：１．当时湘南驻有重兵，不易通过。２．右江群众自红军去后，失败情绪非常之深，对红军表示不满。在发展、巩固右江
工作上，需要红军回右江一时期。３．回右江可以发展第七军。４．回到百色可以解决服装、经济的问题。因此决定回右江一个短的时期，在这时期的主要工作是深入右江土地革命及发展改造红军，但总的方向还是迅速向外发展（此时是阴历五月初）。
（四）回右江后的工作。
回右江后即恢复了沿岸的城市和政权，在百色解决了敌军五六百武装。在百色仅十日，适滇军一师经百色到南宁攻桂，我军在力量上不能与敌人正面作战，故决定暂时退到平马，准备在平马运用群众战术扰乱他，打击他的一部分。结果在果化作战有五日之久，敌人损失
甚大，团长死一伤一，营长死二伤一，士兵死伤五六百。我军亦死伤官兵六十余人。但因军事技术上的缺点，没有能实现打击敌人之一部的计划，仅得到两万发子弹而已。算起来我们还是吃了亏，虽然滇军对我们再不敢轻视，攻南宁失败后再不敢与赤色区域为难。
与滇军作战后即回师攻百色，因等大炮问题及被一个连长领导一营叛变（当土匪）问题牵延了一个时期，后百色加了兵（滇军），难攻下，故又改变，不攻百色，而在平马、田州、思林、果化一带加紧工作，相当创造右江的基础，改造七军发展七军，并在经济上准备向中心区域发展的出发伙食费。
统计在右江约有三月半之久，没有一天停止武装行动，与豪匪武装的作战简直成了家常便饭。
至于在右江的群众工作，以后专门讲。
（五）向中心区域发展问题之讨论。
回右江时即已决定在右江仅是短的时间，与滇军作战后又提到此问题，因为：1.经济未解决。2秋收快到，如果红军离开，则农民的收获必全被豪绅抢去，必使农民发生反感，并且农民分得了地主反革命的土地，必定得到了秋收才能深刻地感到土地革命之意义。故当时决定"相当保护秋收"的原则，计时九月底可出发。结果实现了这个决定，定在十月一日出发。出发之前一日，南方区代表邓拔奇同志赶到，故改在四日出发。
十月二日在平马开了一个前委会议，拔奇同志出席，报告六月十一日政治局的决议。我们接受了这个路线，决定：１．改变军队编制为三个师，留二十一师在右江作为发展一军的基础，由韦拔群同志任师长，十九、二十两师（每师两团）出发。２．因恐东兰士兵逃，同时与在桂黔边之第八军的一部联络，故大部由凌云转向河池。我及拔奇同志同到东兰布置右江工作及率原第三纵队出河池。３在河池集中全军举行全国苏维埃代表（拔奇）的阅兵礼以鼓士气，并开全体党员代表大会。
（六）河池的全军党员代表大会（十月革命节日开的）。
河池会议完全是在接受立三路线下开的，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三大口号。在此三大口号之下，消灭两省军阀，阻止南方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进攻，完成南方革命。执行此任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迅速打到柳州、桂林，向北江发展。不过我们认为，执行此路线
不是先下柳州，而是要先取得桂林，因为下桂林后才能与外面政治影响联系起来。同时估量到打柳州的困难，也必须以桂林为中心向柳州推进才有可能。不过在庆远、融县应创造相当基础，对柳州取一个包围的形势。
这次会议改选了前委，批评了过去的错误，并特别提到了敌军士兵运动的问题，组织了一个兵委，豪人同志为书记。
（七）由河池出发到攻长安。
由河池出发时经过一个鼓动，士气颇好，到怀远与敌一个小时的接触即占领了怀远，敌人退到对河与我隔河相持。当时发生一个是否攻庆远的问题，有两个意见：一方面赞成，以为在执行新的路线，应攻庆远，且很可能。反对的意见认为庆远是敌人重镇，敌必出死力守之，没有攻下的把握，如攻不下，攻回甚难，并且我们到桂林有一条大江相阻，如不迅速渡过，敌一注意很难通过。后一意见不但不赞成攻庆远，且不赞成攻融县。我及李明瑞同志是后一意见，结果通过了不攻庆远，攻否融县到天河再看情形决定。
到天河时讨论，始终以渡河问题决定不攻融县，而经三防转移敌人视线，还占长安渡河。次日忽得报告说融县有一小河可徒涉到长安，故又临时决定到融县。行不四十里，即在四把与敌接触，后面敌人追来，前后作战，前胜后败，结果在天河附近与敌相持三日之久。最后乃决定脱离敌人，仍由三防到长安，沿途均有民团相扰，到三防因天雨休息数日即到长安，其时长安已有重兵驻防了。敌人有两师，名义上六团。我们攻长安有五日之久，打得敌人胆寒，只有死守城内。白崇禧亲到指挥，斩断浮桥背水死守。后得报告敌人又加一师兵力，故决定撤退。退得非常之好，致敌不敢追出一步。长安作战的确建立了七军的威风，敌人称我军是全部的北伐老兵，但从实质上我们还是吃了亏。
（八）进攻武冈。
长安撤退后，至福禄渡江，向古宜前进，原拟经古宜到桂林，后因古宜已有敌军教导师守对河（又一小河）无法过，乃改经绥宁、武冈到桂林。到武冈时原本决定不攻，后因得报告说只有点民团守，故决定攻城，攻下后可以解决七军的服装、经济问题（都是当时的急迫问题）。攻了四日夜，仍决心攻下，当时估量敌援兵不会来得这样快，故一切布置忽视了这一点。到第四日已发觉不当，决定重新布置，但马上接到报告说再三四小时即可攻下，因城上敌人已无子弹，我已架好楼梯也，故未改布置。孰知城尚未攻下，敌援兵已至，以致失败。此次损伤不小，士气大挫，乃向新宁退去，又转到全州，在新、全交界之"八十山"中又受了敌人追兵一个小打击，结果算好，安全地达到全州，此时已由四团而缩为三团了。武冈作战时阵亡了一个很好的团长何子礽同志。
武冈失败后，大家认为攻桂林已不可能，七军的迫切需要是迅速找一个地方发动群众，休养补充，安置伤兵，故决心到湘南，估量湘南总有点党和群众的组织。
来武冈敌人的援兵，报上载名义十团实则约五团，宝庆两团，长沙用汽车运来一团，还有两团新成立的游击队，飞机两架。如果当时我们军事布置缜密，以战斗力论，决不致失败得如此之狼狈的。
（九）到全州后直到攻连州。
到全州后开会讨论，结果都感觉到要休养补充之严重。当时估量江华、临武一带最少可以休息一下，发动群众，故决定到江华一短期仍向小北江发展。豪人、拔奇两同志即于全州离开来中央。
在全州驻了三天，筹了点款，发了点零用钱。此时士兵失败情绪很深，逃兵亦甚多，逃的不仅是老兵，而且许多是农民。
后知敌人（桂系）来全州，故我们即照决定出道州，一路只有小的接触。到道州后已是空城一个，仅有贫民还在，城周围几里路就是豪绅的武装，侦探都难派出。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到了三四百人，都表现还好。仅驻两日，知湘军已从三方向道州前进，此时我军决不能作战，仍照原计划到江华。当天奇寒，苦极，士兵冻死数人。江华的环境比道州还坏，一点党和群众基础都没有，仅没收了大批布匹发给士兵，但无处成衣。
原来对于江华一带的估量成了幻想，宁远亦不能去，只得离开江华，想到湘桂边之桂东桂岭一带工作（皆山地），得到一个被囚在江华狱中的前县长带路达到了桂岭。离江华时四面八方打起来，我军又受了小的挫折，失去枪二十余枝。
到桂岭后即布置工作，但该处豪绅力量太强，强迫农民守住炮楼不出来，如果桂系重兵来，将大不利于我，故计划又不成，乃决心继续到小北江。在桂岭驻了四天，将部队整顿了一下，缩编两团。为提起士气起见，以主要官长兼团长，李明瑞及龚鹤村两同志任之，两团组织比较完密，原来团长皆任营长，营长任连长，干部亦较前充实，故战斗力又恢复了一些。
行军三天到了连州属之东陂圩（离连州六十里）。当时讨论到是否攻连州的问题，认为如果攻连州，就一定要在连州工作，因一攻连州，北江即不易通过，同时估量北江此时还无重兵，如能迅速行军，通过北江干路是可能的，故决定到北江湘南宜章一带工作（该处过去是经过斗争的，且多险要山地，鹤村同志很熟悉）。军行至星子圩（离连州八十里），得报说离此三十里之黄沙埠已有湘军千余人到来，名义上是两团。据鹤村云，该处有一山坳甚险，如有千余兵力守住，难通过。故又决定去连州一次，最少可以解决一些经济问题。到连州后并未决心攻城，仅作了小小的尝试，不到五分钟伤死二十余人。武冈的教训使我们不能再攻。在连州因筹款问题逗留了几天，做了一点群众工作。因为敌人放火烧街，我们救火给了城市民众甚至于商人以很好的影响。后得报告粤军邓辉一团到连州来援，乃决定消灭该团之布置，并退入一好布置阵地之山地。此时我们计划仍然是要到北江。在山地驻三日，一面做群众工作，一面休息兵力，但结果又得报告说并无敌人来，故决定仍出星子经黄沙埠到北江。在星子方知邓辉团亦于是日由星子出发到连州，以致失掉了一大机会，因为从力量上说来，消灭该团是有把握的。
到黄沙埠果有湘军千余驻守，但不敢与我作战，仅一小接触即退守圩场，我即绕过圩场向北江前进。
在连州附近之山中时并与土匪代表有一度接洽，原因是我们如果不能由大路去北江，必经乳源大山（匪巢）运动，接洽的目的是使他们不妨碍我们的运动，同时想派人打入进去做点工作，结果因时短，土匪心多疑忌，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十）到北江后至乐昌渡河。
到北江后即在宜章、乳源交界之梅花一带工作，一切布置均是在创造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斗争并补充红军。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几天内有相当的成绩，并即刻武装了几十个农民（发枪六十枝）。但不几天即得报告说，邓辉一团追来，我们认为是大好机会，仍决定布置消灭该部，谁知一经接触方知侦探报告之误，敌人有三团之众，且有两团系由乐昌赶来之生力军，结果经过五小时的最激烈的作战，我们不能不失败了。此次作战的损失为向来未有，重要的干部如李谦（龙光）、章健等皆死，鹤村、振武、李显等皆伤，全军干部损伤过半，真令人痛哭。
作战失败后即退入山中，兵力疲极，失败情绪甚增，伤官兵不下二百，最难处置不过此时，后经多方设法才勉强将伤兵官安置。决定速出乐昌，向江西前进，找到苏区作一相当时期之休息。本定拂晓渡河，因兵疲足痛不能实现，至午前十时前卫团才达到河边，本部两时后才到。又因前卫团没有达到掩护渡河的任务，结果敌人由乐昌、韶州两处用汽车运兵来，致后卫团仅过一连。七军从此分散两股，我及明瑞过了河，张云逸同志未能过河。未过的一团即由他率领，过河的一团由明瑞同志兼团长。那边的消息从此割断，后经多方设法均不得达到联络目的。
在梅花时与湘南特委会了面，他们得到三中全会文件及中央的紧急通告，因作战关系我仅看到一个紧急通告。
我们决定在梅花一带工作是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创造成了一个巩固的基础，影响湘粤均极大，因该处离乐昌、韶关、宜章均近也。
（十一）由乐昌分散到退出崇义。
乐昌分散后，我们一团（五十五团）即经仁化边界到江西大庾属之内良，当时因不知大庾情况，更不知何处是赤区，故不敢冒险去，乃向崇义前进，估量如崇义一带找不到，再深入到遂川一带总可以找到。
到崇义后敌已退，知离城二十五里有红军三十五军的独立营，有苏维埃政府，经三日才联络到，并会见赣南行委之一路行委（管大、南、上、崇四县工作），当即决定在该处工作。因我们看见过中央的紧急通告，知道一点新的路线，故企图以崇义为中心创造巩固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同时加紧创造党的工作及整顿发展红军。发展方向是粤赣大道，实现
扰敌后方的任务。
在这样的方针之下，在崇义做了二十日许的工作。因当地向无党及群众的基础，即赤区也是没有的，加之干部的缺乏，故仅创造了几个区乡苏维埃政权，开始提出分配土地的问题，故只能说群众是开始起来，但如达到巩固的赤色政权，还要一个时期的艰苦工作。假使没有敌人重兵来犯，这一前途在当时用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有可能的。
在敌军未来前几天，我们得到了敌人准备来的消息，但当时赣南行委书记及一委员亦到，讨论结果认为敌如来，群众基础极薄弱，七军力量亦不厚，很难站住，同时信丰自三十五军去后无武装掩护赤区，赤区逐渐失败，如七军去，可以巩固当地赤色政权，更易实现扰敌后方的任务，作用且更大，故决定到信丰去。但方决定于次日出发，敌人两团及一些民团已来攻崇义城了，因侦探不好，敌人到了城边才知道，故未与作战即向过埠退去。我即于此时来中央（时为三月初）。后知他们是向营前到遂川界，大约可以与独立师之第四团会合。近阅报载，大约他们还是在遂川一带。
我在临行时曾告他们仍须设法到信丰去，即使暂时不可能，不能不到遂川一行，也必须经过一时期到信丰，因到信丰作用较大，且七军不能独立行动，必须在信丰这样的地方与群众会合起来才能实现其任务也。
（十二）七军的力量。
由右江出发时有六七千人，二千七八百枪，机关枪八挺，迫击炮三门，山炮二门，子弹平均约六七十发。到乐昌渡河时还有枪约千八九百枝（给了湘南特委约二百枝），迫击炮两门，机关枪七挺，山炮藏了。在乐昌虽被分散，但武装无大损失。五十五团到崇义时，有枪近八百枝，迫击炮一门，机关枪五挺，子弹平均二十五发，机关枪子弹每挺不过百发。到崇义后，曾交步枪约八十枝给独立营及苏维埃政府。
（十三）组织。
出发前是三个纵队，出发时编两师（二十一师留右江不计），每师两团，取三三制，另有一教导队特务连，每团有一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到武冈失败后编三团，到桂岭又编成两团。
（十四）党的工作。
七军因干部缺乏，工作不很好，前后发展同志虽不少，但每次作战死伤的大半是同志。还有一很大缺点就是士兵同志比例太少，约占十分之四，因好多士兵同志均陆续升作官长也。
（十五）士兵成分。
出发时还有一些老兵，经过一时期打的打死了，逃的逃了，到现在老兵已到极少处，五十五团不过二十人。旧军官五十五团没有了，五十八团亦然，但现在的营连长十之八九皆南宁教导队的老兵升任的。
（十六）七军党的组织。
总指导机关是前敌委员会，下有师团营委，连有支部，每级均有士兵同志参加，但极弱。前委在河池代表大会改选名单为：邓斌、陈豪人、张云逸（军长）、李谦（师长）、袁振武（团长）、许卓（团政）、许进（师政）、李朝纲（士兵）、黄一平（团政）。候补为：龚鹤村（师长）、胡鹤林（士兵）、杨英（营政）。现在还在军中的，五十五团方面有许进、许卓、李朝
纲，在五十八团方面的仅云逸一人。
我们到崇义决定取消前委，仅组织一团委，我兼团委书记，后决定组织上受赣南特委指挥，我去后团委书记为佘惠同志（团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