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陈毅和毛泽东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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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光明日报  19920606
【作 者】丹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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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才能看清一个人”
从1930年开始，江西苏区发展很快，红军不断扩大，根据地也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了全国革命的重心中央苏区。但是中央的左倾错误路线一直没有得到纠正，先是立三路线，进而发展为王明路线。中央对各根据地的干预和批评也越来越多，在中央苏区左倾路线打击的目标就是毛泽东，陈毅也无可幸免地被卷入到这场严重的党内路线斗争之中。
1930年2月红六军成立了，由黄公略任军长，陈毅任政委。6月，陈毅又奉命组建红22军，并任军长，12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1932年任江西军区司令员。这样陈毅逐步离开了红军主力，而致力于地方武装的建设和指挥，从江西苏区的核心领导圈中退了出来，成为独挡一面的战区指挥员。陈毅虽然从毛泽东身边离开了，但在已知的他们的几次交往中，仍然可以看到他们推心置腹的信任和支持。尤其是在左倾错误路线的高压下，这种友情就显得更加珍贵。
1930年6月立三路线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8月中旬派周以粟到江西苏区，要求红军攻打武汉。毛泽东认为红军根本没有这个力量，不赞成中央的决定，周以粟就批评毛泽东是机会主义，从此“机会主义”这顶帽子就一直在毛泽东头顶上转悠。11月陈毅在吉安见到毛泽东，两人住在一个绸缎铺里，一面喝酒，一边聊天。又大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慨。毛泽东就讲周以粟来后的争议。陈毅说：“你看中央来一个人就掀起一个风潮。将来中央搬来了，就怕要推翻你。”虽是私下的知心话，却不幸被言中。
1931年1月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局，项英任书记，还来了不少中央的工作人员。他们对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建设没有实践经验，又是以中央的左倾思想来指导工作，自然在中央苏区党内引起了思想分歧。4月毛泽东在吉安又见到陈毅，叹息道：“你上次讲的话是有道理的，现在中央来的人越来越多，意见分歧越来越大。”
6月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毛泽东特地带着两个洋铁箱找到陈毅，郑重地交待：“这是我们在建宁打仗时筹的二十万元款子，是我们的命根子。第三次反围剿之后就要靠这笔款子了。现在要打穿插，没有前方，也没有后方了。就重托你保管。你不管别的事，只要管好这件事就行了。”他还说：“我还有一件事，我写了一些油印单子，这些都是历史，留到将来也有好处，也请你保存着。”
陈毅接受了这件重要的委托，组织了两班人日夜守卫着。直到11月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才把款子和文件“完璧归赵”，亲自交还给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说：“我现在就靠你这二十万元的战争费好扩大红军，不过这也只能维持4个月，以后怎么办还不知道呢?”可见当时根据地的困难地步。
在11月的会上，中央来的同志和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同志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主要是：国际形势估计，敌我力量对比，红军行动方向和土地政策四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当时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的，不一定先爆发反苏战争；红军力量还很弱，有胜利的可能性，也有失败的可能性。红军像一把刀，砍竹子可以，但不能砍大树，要损伤刀子的。因此只能在苏区摆战场，诱敌深入，不主张出苏区打大城市；应该给地主、富农分田地。中央左倾代表认为“九一八事变”之后，帝国主义反苏战争即将爆发，因此要动员起来保卫苏联；认为国民党统治阶级腐败，内部矛盾重重，而我红军十分强大，要打出苏区，夺取中心城市，正规作战；不分田给地主、富农，提出“消灭地主”的口号。他们还批评毛泽东夸大敌人的力量是保守主义，夸大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机会主义，非阶级观点，不打大城市是农民意识，土地政策是富农政策。
陈毅在会上极力支持毛泽东，和中央的同志激烈地争论着。他说：“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别看现在苏区方圆几千里，红军几万人，打两个败仗就要垮台。”
中央来的人批评他：“你眼睛就只看到这几个县，是机会主义。”
陈毅反驳道：“你们说上海无产阶级强大，你们为什么不在上海，跑到苏区来干什么?”
中央来的人说：“我们就是来动员红军去打上海的。”就这样会议吵了好几天，没有吵出个结论来。会后毛泽东只好又称病休养了。
毛泽覃和谢唯俊则找到陈毅说：“还是你敢讲话，讲得彻底。我们都不好讲话。”
陈毅说：“其实平时我和他们都相处得比较好，我跟他们谈苏区情况，也是希望他们了解苏区。可是我发言也没有用，你们不讲话也难怪了。”
1932年2月博古将中央搬到中央苏区，毛泽东的领导权只好全交出去了。
5月蒋介石开始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苏区形势日益严重。但中央领导层仍在没完没了地批判“右倾保守主义”。10月中央局开会研究第四次反围剿的方针，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宁都会议。一部分中央来的同志主张打出去，御敌于国门之外。毛泽东则主张吸取过去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把敌人放进来，像叫花子打狗一样，背靠一堵墙。双方争论不休。
陈毅发言支持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方针。他认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现在提得还太早，将来红军力量再大些，根据地联成一片了，就可以打出去了。他还提出党内的团结问题很重要，希望上海来的同志和苏区的同志都要团结在一个中央委员会内，把中国革命搞好。他说：“南昌暴动后的残部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合，经过千辛万苦才打出这样一个局面。现在有人认为苏区干部只有打仗一点才可取，其它都不行，这是不正确的，苏区主要是政治方面正确。再提个促进团结的方案，让毛泽东到前方指挥作战。现在，前方战士、干部都在问毛泽东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领导我们打仗。这就是统帅和部队的联系。”在这种激烈的政治争论中提团结是没有用处的，但是陈毅的讲话，既能讲自己观点，又能呼喊团结，这正是他的思想风格。
中央的顾作霖批评说：“你这个人老是讲旧的东西，没有一点马列主义。”结果会议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把他调到后方专做政府工作，从此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发言权也被剥夺了。
会后陈毅回到驻地，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悄悄对他说：“你在会上还是坚持那些老经验，中央对你印象很坏，你不要再讲话了。现在形势变了。”
陈毅有气地说：“现在总是唱高调，打出去，打出去，你打到哪儿去。”
李富春说：“你就是消息不灵通。这次开会，项英、顾作霖他们主要是要批判毛泽东主义，周恩来不同意，你连开会的意图都没弄清，就乱发言，中央同志不高兴，说本来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你一讲就泄气了。”
陈毅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就是说我是拥毛的了；那也好。其实我就是担心第四次反围剿不能打破，不打破我们就没有存身之处了。”
又过了一个月，陈毅正发疟疾。毛泽东来看他，谈着谈着又谈到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事。
毛泽东焦急地说：“敌人布置得很紧，我们却不充分准备，很危险。最好还是让敌人进来，选择一路打。你在宁都会议上的讲话，我很同意，你能不能再和他们讲讲，起些作用。”
陈毅无奈地说：“你讲话人家都不听，我讲话更没有用了。何况有人还想抓我是AB团的总头头呢?”
毛泽东和陈毅只能默然无语地对视着。
1933年5月中央政治局又在江西军区开会，陈毅是军区司令员，做为东道主也列席参加了会议。一天陈毅在写毛笔字，项英看了他的字很奇怪地说：“你这个人不仅政治上、军事上迷信毛泽东，为他吹嘘，连写字都学他，还挺像的。”
陈毅就顶他：“你说我迷信毛泽东，那你为什么迷信博古呀。你们就是排斥毛泽东，动辄就说不佩服你们就是反国际。”陈毅就是这样总和中央谈不到一起去。
有的同志好心劝他：“你是老党员，最知道苏区的优点和缺点，应该好好地摆一摆，增强党内对中央的信任。你就是政治上不开展，如果你做点自我批评，就可以去当军团政委，省委书记，何必在地方部队里干。”这是明显的说客了。
陈毅答道：“要我抹煞苏区的成绩，造谣生事，我不干。苏区的情况不要找我谈，要找毛泽东谈。至于说当什么政委、书记，我不在乎。”
会议期间晚上没事，陈毅就到毛泽东住处聊天，问他身体情况。
毛泽东说：“几次想到前方去，也去不成。只好到瑞金去休养一下。”
陈毅说：“你反正不管事了，前方能去更好，不能去也要经常和群众联系。有机会你也要公开发表一些意见，使群众能听到你的声音。这次我先安排一下。”
陈毅就和李富春向中央提出，会后请中央领导和毛泽东见见江西党政军的干部，讲讲话。结果博古决定只由他和洛甫出席，不准毛泽东参加。从这以后中央的会议就不让陈毅列席了。但毛泽东则接受了陈毅的建议，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做了3天报告，保持对群众的影响。
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红军一败再败，主力被迫于1934年10月撤出苏区，开始了长征。
1934年8月陈毅在兴国老营盘指挥作战时大腿受重伤，10月被任命为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辅助项英，坚持苏区斗争。陈毅上任后即提出要承认失败，立即组织退却，迅速转入游击战争的意见。但项英仍然沉溺于红军的正规化作战，批评陈毅悲观失望，历来对中央领导不满，迷信毛泽东的一套。拒绝了陈毅的正确意见，丧失了有组织退却的时间。
就这样毛泽东和陈毅甚至没有来得及告别就分手了。倒是毛泽覃和陈毅却留下了一段真挚而又悲壮的话别。
毛泽覃也被中央指名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他在突围之前专门找到陈毅谈形势。
陈毅说：“主力红军长征有可能被打散，但如果毛泽东领导，可能有办法。苏区顶多保持一个游击战争的局面。”
毛泽覃问：“你说经验教训在哪里呢?”
陈毅说：“很简单，就是把过去苏区的一套丢掉了，就是没有听毛泽东的话。要是毛泽东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失败得这么惨。”
毛泽覃非常感动地说：“没有想到你现在还是这样真诚，十年才能看清一个人啊!”
陈毅也沉重地说：“你还有两条腿，我连腿都受伤了。咱们从此分别，也许有见面之日，也许见不着面了。”
毛泽覃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他的血洒在神州大地，孕育着一个新的世界。但他没有想到他看清的一个人，他哥哥又足足看了二十年。
陈毅与毛泽东的友谊就是在红军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凝结起来的，是在患难中升华的。这种珍贵的友谊不仅体现在他们政治上的一致，而且特别体现在可以像普通人一样地促膝长谈，这恐怕是毛泽东生活中很少见的现象。这段珍贵的友谊对他们来讲都是刻骨铭心的，并在最后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陈毅在人生的最后弥留之际，虽然还没有得到毛泽东已经谅解的消息，他仍然记得毛泽东的生日，仍然动情地要吴桓兴院长准许他吃面，为毛泽东祝寿。在他陷入昏迷之后，仍喃喃地说道：“红军，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而毛泽东在陈毅逝世后，终于压不住自己藏在内心的炽热般的感情，参加了追悼会。他在对陈毅家人的谈话中，深情地怀念道：“陈毅是井冈山的老同志。”可见红军在毛泽东和陈毅的心中都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毕竟是他们事业的起点，毕竟是他们最艰难又最光辉的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