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影响中国--全国最大社区媒体-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项英和陈毅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项英和陈毅
博古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后犯过许多错误，但在留项英、陈毅在中央苏区领导坚持斗争这件事上，算是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万余人在瑟瑟秋风之中，迈着沉重的步履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漫漫战略转移的征程。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项英、陈毅奉中共中央之命留了下来，分别担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南方办事处主任，率领留在根据地内的红军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坚持斗争。
项英，原名项德隆，1898年5月生于湖北省武昌县一个职员家庭。18岁开始当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岸铁路工会书记。因在报刊上以“夏英”的笔名发表文章，入党后遂将自己的姓和化名中的英字结合起来改为“项英”。大革命时期，他一直做工运工作，是著名的工人领袖。大革命失败后，项英短期做过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8年参加中共六大。因共产国际强调中共领导机构的工人成分，项英是工人出身，且一直做工运工作，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中央的核心成员。大会期间，斯大林亲自将一把手枪赠送项英，足见对项英的厚望。这把手枪成为项英的宝贝，一直佩带在身边。
1930年底，项英到中央苏区后，先后担任过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劳动部部长、财政委员会代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代主席、代副主席。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项英的这些任职说明，无论是在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之前还是之后，他一直处于领导核心层。因此，留项英在根据地内支撑局面，决非偶然。
与此同时，陈毅在红军队伍里也有非凡表现。1930年春，29岁的陈毅任红六军政治委员。7月，任新成立的红二十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1931年1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区委书记。由于陈毅在创建人民军队、领导武装斗争中的贡献，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他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授予他代表红军最高荣誉的“红星奖章”。1932年1月，为集中统一指挥江西红军地方武装，中革军委决定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之下的军事部取消，改设江西军区总指挥部，任命陈毅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负责指挥独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师及江西所有地方武装。江西军区的设立，是人民军队有军区建制的开始。陈毅可以说是担任军区军事、政治首长的第一人。
陈毅既从事过军队政治工作，又当过军事领导，还负责过军队党的工作，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指挥艺术，属文武兼备型人才。
以项英、陈毅二人相比，项在1928年就进入党中央的核心层，论党内地位、威望，陈毅无法比。但项英多年做工人运动和白区秘密工作，军事方面是弱项。进入中央苏区后，项英处在高层，军事工作虽然参与了一些，但多属部队建设和后勤方面，军事指挥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此，项英、陈毅二人搭配，项主党，陈主军，可以说是优势互补。博古自从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后犯了许多错误，但在留项英、陈毅在中央苏区领导坚持斗争这件事上，算是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对于被留下来坚持斗争，项英没讲二话，表示服从中央决定，勇敢地挑起了重担。10月7日，项英遵照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在筹建中央分局机构的同时，命令留下来的红二十四师和各军区独立团、营等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务，让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脱离原先阵地，开赴指定地域集结，准备实行战略转移。在接防过程中，红二十四师和各地方独立团、营，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迟滞敌人的行动，严密封锁消息，为红军主力集结，进行出征前的准备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中央红军主力加紧准备战略转移时，陈毅正躺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国家医院里治疗腿伤。
1934年8月下旬，身为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西线总指挥的陈毅，在兴国县西北老营盘指挥作战时大腿受了伤。由于当时江西军区医院的条件很差，陈毅在这里住了一阵子，不但未见好转，反而出现了化脓、发高烧等恶化症状。于是，他被送到了瑞金国家医院。经瑞金国家医院医生的治疗，陈毅的伤情有所好转，高烧退了，但仍不消肿。医生推断，造成伤口红肿不退的原因可能是大腿骨头被炸弹片打碎了。后来，还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关照下，将已经装箱了的Ｘ光机重新打开，为陈毅拍了片子，找到弹片的位置，做手术取出了弹片，伤口才逐渐好起来。
10月10日下午，陈毅被人用担架抬着来到中共中央驻地。由于中共中央准备于当晚离开瑞金，陈毅到时，看到这里放着很多箱子、包裹，显得很凌乱。见到陈毅，博古说：这次红军主力转移，中央本想把你用担架抬走，但考虑到你在江西已经搞了好几年了，有威信和号召力，党内军内都听你的。我们走后，留下来的同志要打游击战，项英同志到这里后，没有打过游击，所以留下你来帮助他。
陈毅表示，对于中央将自己留下来坚持斗争，自己绝对服从。
10月10日至12日，驻瑞金的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编为两个野战纵队，相继撤离。项英送走最后一支队伍后，于次日上午赶到医院，同陈毅会面，商谈以后的工作。自此，项英、陈毅携手，带领留在根据地内的红军和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开始书写人民军队历史上的光辉篇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是集中兵力死打硬拼，还是分散开展游击战争，陈毅与项英刚开始共事，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有红二十四师及地方部队共1．6万人，此外，还有伤病员1万多人（另一说为3万多人）。项英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守阵地的指示，决定依靠上述有限的部队在这里同敌人死打硬拼。
陈毅则认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根据地的形势会更加严峻。他指出，蒋介石召开了南北将领会议，一方面调动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主力红军，一方面又以十几万大军包围中央革命根据地，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要不了多久，国民党军就会大兵压境，大风暴随时可能袭来。
项英对形势估计比较乐观，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没有失败，要坚决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陈毅提醒项英：“我们要老老实实承认失败，赶快走，赶快收容，赶快退却，撤出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要经得起这个失败，以游击战争的形式，积蓄和保存力量，主要是保存力量和保存干部，适当地利用机会发展，改善装备，扩大游击队，扩大根据地。”
项英认为陈毅“情绪不好，悲观失望”。陈毅反驳说：“我对革命从不悲观失望，但是对那种不清醒地估计当前形势，不承认反革命力量暂时强大，看不到革命低潮到来的错误认识，才大失所望呢！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
项英把希望寄托在红军主力在转移后取得作战的胜利上。他说：“红军主力会在湘西或湘黔连续打几个大胜仗，建立新的大块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国民党军的兵力会被吸引到那里去。待红军主力回师，我们就能粉碎敌人的进攻，恢复已失去的革命根据地。”
陈毅给项英耐心地分析道：“红军主力转移，虽能吸引敌人的大多数兵力，但蒋介石的兵力大大超过我们。留在这里对付我们的兵力远远超过我们留下来的力量。我们不能依赖主力打胜仗，他们在转移中人生地不熟的，又是无根据地为依托的作战，困难很大。我们应当独立自主，作长期斗争的打算。因此，要迅速把干部和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
陈毅具体建议道：“红二十四师和游击队应立即分散到中央苏区各个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可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力量。高级干部如瞿秋白、陈正人、周以栗等都有病，身体很虚弱，不能适应游击战争的艰苦环境。还有一些不能走的知名人士，在苏区内目标很大，最好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隐蔽起来。”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后，项英是执行这个错误路线的。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需要改变战略的情况下，项英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过去。因此，他没有接受陈毅的正确主张，而是热衷于大兵团作战，提出要“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并把“准备配合红军主力，进行反攻”作为部队的宣传口号。他有一个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即再搞起一个像原来中央苏区那样大版图的根据地。为此，他打算办军事学校，建兵工厂，不愿意把得力干部分配给地方，不愿把好一点儿的武器分配给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相反，他却把地方的许多游击队升级为独立团，将勉强出院的伤病员都用来补充他直接指挥的红二十四师，以便同敌人打硬仗。他对陈毅说：“我们有主力第二十四师3个团，再加上7个独立团，这10个团形成一个拳头，能一次消灭敌人1个师。”
陈毅摇了摇头说：“我们要牢记教训啊，正是这种死打硬拼的战术，才造成中央苏区今天这种局面的。”
项英不以为然。由于项英是中央分局书记，重大问题还是由他来决定，陈毅只好保留自己的意见。
陈毅未雨绸缪，才使后来突围时的损失得以减少。对由于自己没有及时转变战略方针而造成的失误，项英深感痛心
虽然项英未同意转变战略方针，但陈毅未雨绸缪，积极做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中央苏区盛产钨砂。钨的硬度高，延性强，是最难熔的稀有金属。可用于特种钢，属于战略物资。苏维埃政府对外贸易局将钨砂出口到白区，换回了大量的现洋和苏区急需的物资。为了不使珍贵的钨砂落入敌手，陈毅带领群众把收割后的稻田的稻根拔掉，将钨砂包好埋进去。他告诉群众，无论如何不要让敌人知道，这是革命的财产。
当时，中央苏区还有兵工厂、被服厂、印刷厂、材料厂等，这些家当也是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为了保护这些家当，陈毅布置厂里的干部、职工，将机器拆开装箱，埋到山里。同时，对留下来的一些档案材料也进行了处理。
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的还有一些领导人和一些干部的家属，其中有毛泽东与贺子珍的3岁的儿子小毛，贺子珍的父母贺炳文、温吐秀，毛泽覃的妻子贺怡，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傅连暲的妻子刘锡福。项英、陈毅、梁柏台等中央分局和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负责人的家属，当然也都留了下来。
部队要转入游击战争，家属随部队行动是不方便的，陈毅决定带头动员妻子赖月明回兴国从事地下工作。赖月明起初不愿离开陈毅，表示“死也要死在一块”。陈毅从心眼里讲也是不愿意和妻子分离的，但为了党的事业，强硬下心来，苦口婆心地劝说赖月明离开自己，并安排女干部万香同她一起回去。在送走了赖月明之后，陈毅又布置可靠关系，将毛泽覃的妻子贺怡、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儿子小毛和贺子珍的父母送到赣州郊区隐蔽起来。
在陈毅的布置下，这些工作做在了前头，才使此后的突围减少了损失。
敌人在一步一步地向中央苏区迫近，项英仍旧无视敌人的强大，热衷于集中兵力，同敌人死打硬拼。11月21日，占领瑞金城的国民党军向会昌发起进攻。项英为了“兴奋中央革命根据地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调集红二十四师和瑞金、会昌县的两个独立营，集结在谢坊的湾塘岗一带，伏击了国民党军东路的第三师。这一仗虽取得了歼灭敌人半个旅的战果，但自己的部队也受到了损失，尤其是暴露了红二十四师的目标。国民党军发觉仍有战斗力较强的红军部队后，立即集中4个师的兵力，对红二十四师进行合围。红二十四师的处境非常困难。11月23日，国民党军攻占会昌。至此，中央苏区的县城全部落入国民党军之手。
接着，国民党军从北、东、西三面向内紧缩，以集团的兵力据守各个县城和交通要道，用堡垒封锁的方法，将广大地区分割成许多小块，企图将各部红军围困在越来越小的地区里，然后分区“清剿”，进而把红军和游击队彻底消灭。
1934年11月底，形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南路军由广东边境回防赣南，从东、南两面向中央苏区“最后坚持的阵地”进攻，与国民党北路军配合，南北合围，企图将留守根据地的红军一网打尽。在敌人优势兵力围攻之下，红二十四师、独立第三团、第十一团在宁都、瑞金交界处进攻敌军一个团，激战两天一夜失利，红二十四师伤亡4０0人。在接着的牛岭战斗中，红军以5个团的兵力去攻打1个团左右的敌军，因战术失误，被敌人各个击破，遭到严重损失，“最后坚持的阵地”也失守了。
12月中旬，项英在宽田主持中央分局会议，讨论目前的形势。陈毅在会上提出了要迅速地全面地转入游击战争的意见，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决定派张鼎丞到福建龙岩、永定、上杭地区，领导闽西南游击战争；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调任闽赣省委书记，阮啸仙调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成立中共瑞西特委，将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调任特委书记，领导瑞金、瑞西、西江三县的游击战争；并抽调部分武装组成特委独立营，由赖绍尧任独立营营长；派胡海到吉安东固地区，担任中共公（略）万（安）兴（国）特委书记；派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部长罗孟文到杨殷县、赣县一带，任杨赣特委书记兼杨赣军分区政治委员；派李乐天、杨尚奎等率一个独立营，挺进赣粤边的油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但是，这种转变只是局部调整，还没有完全转变战略方针。
12月底，项英、陈毅率领党政军机关转移到黄龙的井塘村。这时，项英才下最后决心，让陈毅起草一个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指示，通过电台发给各地。然而为时已晚，由于敌人的分割包围，交通断绝，中央分局同湘赣、赣东北、闽北、闽赣、赣南等地的电台联系不上，分局的指示无法传达下去。
对于自己没有及时转变战略方针造成的失误，项英深感痛心。1937年12月，项英在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在书面汇报《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中曾这样写道：
“当着野战军（注：指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主力）由南方突破敌人封锁线后，广东军队全部向广东边境撤退，南方大块地区都空出来了，最有利于我们的发展，特别是开展以后游击战争新的基础。……可是我们的主力和基干部队仍然集结在‘三角地区’周围作消极的防御，没有转向这一带实行进攻，消灭这一带地主武装，争取群众造成将来开展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根据地，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失策。……由于在战略上及整个军事方针上不能及时彻底转变，等到敌人新的进攻到来，在遭受不断打击中感觉自己的错误而力求转变的时候，在空间、时间上都来不及了。表现手慌脚乱而遭受了最大的损失，这种损失是我们最悲痛的损失！是我们不能忘掉的血的教训！”
在向中共中央汇报三年游击战争的光辉历史时，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项英的可贵之处。
突围在即，项英连电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而不得回音，心情不免焦虑。终于收到复电，陈毅说：“中央这个来电好哦！”
1935年1月下旬，国民党军沿着贡江于都、会昌段两头推进，企图将红军留守部队压缩在贡江东北狭小地区一举歼灭。
突围在即，项英于1月连电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请求指示行动方针，然而一直到2月初仍未得到回音。这时，形势更加紧张了，项英着急起来。2月4日这天是农历大年初一，心情焦急的项英哪有过年的心思，又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去电报，报告“粤敌有企图以三个团配合瑞会之右路向我围攻提议”，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项英在电报中抱怨道：“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极不妥当。”要求“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
远隔数千里之外的项英哪里知道，这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已发生变化，没有回电也是有原因的。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伟大的转折。但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要就多年来党的工作中所有重大问题的是非展开讨论，在这时候从各方面讲都是不可能的。同时，遵义会议后，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汇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汇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中央红军。军情紧急，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领导人的精力，主要是放在摆脱国民党军新的围攻上，因此，对于项英屡电请示也就无暇顾及了。
2月4日，中共中央仍然没有按照项英的请求回电。于是，项英又以中央分局的名义，于2月5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一）根据目前形势确定我们的行动方针，我们两个意见：（1）为保持有生力量，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东河。但目前情况能否过了，尚成问题。（2）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主要方向如湘赣、饶和浦、闽赣。分局随部队行动，继续在中区领导斗争。（二）对各苏区的领导，以后成大问题，如何解决？”电报最后要求：“以上请立复。迟则情况太紧张，则愈难。”
2月5日这天，中共中央转战到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做“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对项英屡次来电要求决定行动方针问题进行了讨论。当日，中央书记处以“万万火急”复电项英并转中央分局，指示：“（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盼望已久的中央指示终于来了，项英兴奋地把陈毅等人叫过来，高声喊道：“中央来电了！中央来电了！”
陈毅也十分高兴，从项英手里接过电报，迫不及待地看下去。看着电报，陈毅的浓眉舒展了，这份电报明白地告诉他，他又有参与军事决策和指挥权了。
看罢电报，陈毅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中央这个来电好哦！”
不过，陈毅也有些纳闷，从电报的内容看，不像博古的僵硬教条的语言风格。他在内心里问自己，是不是毛泽东同志又指挥部队了？如果是这样就好了，这是红军之福哇！
项英面带惭愧地对陈毅检讨说：“老陈，中央的指示精神和你过去几次提出的分散打游击的意见是不谋而合。我过去没有接受你的意见，搞大兵团作战，造成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这是血的教训呀！”
陈毅爽朗地笑道：“老项，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咱们要向前看。眼前，咱们要开个会，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
项英表示赞同，立即在他住的小屋里召开了中央分局会议。会议决定中央分局只留项英、陈毅、贺昌三人，实行集体领导，其他领导干部立即分散到各地领导斗争。鉴于分局成员瞿秋白身体虚弱，原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代理部长何叔衡年近六旬，难以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坚持，中央分局决定他们随邓子恢一起突围，向福建转移，准备经广东、香港赴上海就医。由于项英的妻子张亮此时有孕在身，行动不便，项英安排她随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一起去福建。
1935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来一份详细的指示电，指出：“放在你们及中央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电报要求：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干队的普遍方式。较大的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仅在几个更好的地区设置更精干的独立团。将多余的独立团、营，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时集中起来，不利时分散下去。同时普遍发展群众的游击组，把多余的弹药分给群众，最好的干部到游击队去。电报还提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都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将秘密工作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干，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电报还指示：“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地方领导机关亦然。”
陈毅在拿到这份电报后，反复阅读、体会，心情十分振奋，认为它为中央苏区以后的斗争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正确的方法。这份电报使陈毅更进一步相信自己在看到中共中央2月5日电报时的猜想。以博古、李德的思维方式和水平，不可能发来这样的电报，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上了，因为只有他才能作出这样的决断，发来这样的指示。
接到中共中央指示电后，项英立即主持召开有陈毅、贺昌等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反复讨论中央的指示，领会其精神。
陈毅在会上表示：“事到如今，只有突围，冲杀出去，才有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项英点头说：“陈毅同志的意见和中央的指示精神是完全符合的，我同意。我们研究一下如何突围。”
经过大家讨论，会议决定将被围困在于都地区的红军部队分成九路突围。
中共中央接连致电中央分局，就下一步的行动作出指示。项英最终采纳了陈毅的建议，决定到赣粤边的油山打游击
就在突围行动马上实施时，2月23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央分局，就突围问题作出明确指示，要求：“所有出发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任何笨重的东西、行李都不应拿，以便利于迅速地运动。一切供给均应取之于活动地区。”“每一部队不要拥挤很多的干部。即分局的一个团，也不应把分局的人都集中在一起。除项英、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可独立领导一个独立团。分局带的工作人员全部不应超过十人。”“苏区干部除分散到游击队去的外，应有一部分派回到被占领区域去，可能时最好是自己的家乡，隐蔽在群众中，进行与建立秘密工作。”“白区干部应尽量分散到白区，特别是邻近白区去。游击队携带的多余的干部，应留给地方党加强他们的领导。”“在游击活动中，必须特别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机械地使用老苏区的一切办法的倾向，广泛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知道利用一切开始时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共中央的这份指示电吸取了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初期的教训。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没有在广大干部和战士中对战略转移的目的和当时的形势进行充分的解释，所以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红军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形成一支庞大、累赘的队伍，造成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这种状况使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从长征开始，特别是经过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但这些情况，项英、陈毅等人是不知道的。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分局在突围时注意这些问题，并特别要求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可以说是“及时雨”，为中央分局布置突围指明了方向。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项英在离禾丰圩不远的一个大屋里，召开了各部队负责人参加的动员大会。项英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电的精神，并告诉大家：“我们要分散突围，以后要单独作战，不能靠上面指挥，因为条件困难了。要保存有生力量，不能硬打硬拼。中央分局还在这里，不过作战要靠你们。”
2月28日，中央分局又收到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电报分为11个部分，简要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项英、陈毅、贺昌等对中央的决定表示一致拥护。这份电报对项英本人的触动是很大的。项英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执行者，博古、李德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推行的错误军事指挥方针，他是赞成的。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他仍然坚持“左”的一套，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针，节节抵抗，没有及时将留下来的红军部队分散行动，使部队有生力量遭受严重损失。看着这份电报，项英深为自己的错误而感到痛心。
3月9日，项英、陈毅、贺昌等率领由中央分局机关及红七十团编成的4个大队，准备从于都南部的上坪突围。在突围前，项英坚持要给中共中央发电报，报告突围情况后再走。这时，由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天天行军作战，电台联系十分困难，从下午1点开始直到下午3点，仍然没有联系上。这时，国民党军已越来越近，到处都是枪声，情况十分危急。这时，部队已经集合完毕，都等得十分焦急。不能再等下去了，再等下去就会贻误突围时机，贺昌决定带第三、第四大队先行出发，抢在天黑前渡过濂江，冲出敌人的包围圈。项英、陈毅则继续等中央的电报。到了下午5点多，终于和中央联系上了，项英指示立即给中央发电报，报告突围的消息。
报务员以最快的速度，将突围的部署发给了中共中央，并很快收到了回电。然而，回电译不出来。显然，中央的电报密码换了。项英当然这时也想不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正在大踏步地和国民党军兜圈子，中革军委二局频频侦破国民党军的电报，为了不使自己的电报密码被敌人破译，自己也频频更换密码。负责发电报的机要部门大概疏忽了中央分局没有新的密码，结果使项英等电报白等了一下午。
时间已不允许再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说明译不出电报内容，项英只好忍痛命令埋掉电台，烧毁密码。从此，项英、陈毅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
项英、陈毅率领着300余人的部队刚一下山，就遭到了国民党军猛烈的火力封锁。不久，前面探路的战士回来报告：由于山洪暴发，濂江水猛涨，无法过河。陈毅和项英商量后，决定将部队转向安远田心圩。不料，敌人在田心圩一带埋伏了重兵，部队一下子被打散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又汇合，部队还剩下200多人。由于渡河受阻，部队转来转去，只好退回上坪。
在上坪地区，项英、陈毅率领剩下的几十个人，又试着进行突围，但敌人包围得很严密，都未成功。
鉴于到福建长汀这条路已几经失利，陈毅建议到赣粤边去。陈毅对赣粤边的油山十分熟悉，早在1928年前后，他就在这里战斗过。提起陈毅，当地群众几乎都知道。
项英听了陈毅的建议，没有马上表态，拧着眉毛，背着手，在树林里转着圈思考起来。
陈毅见项英犹豫不决，又耐心地说服道：“分局在1934年11月就指示成立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由李乐天、杨尚奎在那里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几天前，又派蔡会文、阮啸仙、刘伯坚率独立第六团前往。从目前敌情，从地理环境，从群众基础以及部队力量等几个方面综合起来看，突围到那里去是上上策。”
项英停下来，把手握成拳头，下定了决心，说：“老陈，行，看来现在也只有到油山了。”
于是，项英、陈毅决定到油山去，与李乐天、杨尚奎领导的中共信康赣雄特委，以及刚突围准备到油山的蔡会文率领的赣南省党政军机关及独立第六团汇合，重新开展斗争新局面。
长岭会议，项英?陈毅着手解决红军游击队中存在的思想混乱，确定了在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
1935年3月下旬，经过十分艰苦的突围行动，项英?陈毅等率领突围人员，在油山游击队交通员的带领下，进入油山腹地，同中共信康赣雄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等汇合。
过了几日，蔡会文?陈丕显也率赣南省党政军机关和独立第六团突围到达油山。
油山，地处江西的信丰?大庾和广东的南雄三县交界处，主峰海拔1073米，四周峰峦起伏，山上高大的古松挺立，翠竹茂密，油茶树郁郁葱葱，并有齐腰深的茅草。进到山里，只见山山相套，山湾相环，好像进入了迷宫。熟悉这里的红军游击队，像是鱼在水中;不熟悉这里的国民党军，像是熊瞎子掉到深坑里，有多少劲都使不出。这里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地方。
项英?陈毅?蔡会文?陈丕显先后突围到达油山后，国民党军即以超过红军游击队数倍的兵力，对这里进行严密包围和封锁。
敌情紧张，突围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油山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情绪出现了混乱:一种是盲目乐观。这主要表现在赣粤边原有人员中。他们原有八九百人，项英?陈毅和蔡会文?陈丕显等率领部分红军突围到这里后，使这里的部队人数增加到1400多人。特别是项英?陈毅等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主要领导到了油山，他们认为可以在项英?陈毅领导下大干一番，把赣粤边搞成第二个革命根据地。另一种是死打硬拼的盲动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受王明“左”的错误路线影响较深的人员中。信康赣雄军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后叛变)对指战员们说:“中央苏区失败了，我们在山里打埋伏是可耻的。不如出去拼个痛快，拼掉几个算几个。”早在项英?陈毅及蔡会文?陈丕显率领突围部队到油山前，向湘林就曾经不顾实际，坚持采用正规红军大部队活动的方式，把军分区的部队拉出来，吹集合号，点名出发，要和敌人硬拼。结果，大队人马一行动，很快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马上派兵前来“清剿”，搞得部队天天转移，十分被动。还有一种是悲观失望。这些同志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认为中央苏区这次失败，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更严重，把好端端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葬送了。他们主张打埋伏，找个山深林密的地方蹲起来，不露面，不做工作，不进行战斗，等待长征的主力红军回师和新形势的到来。
项英?陈毅一致认为，不克服这三种情绪，不把大家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方针上来，要在赣粤边坚持长期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
1935年4月初，在广东南雄县境的大岭下村，项英?陈毅召集中共信康赣雄特委?军分区和部队领导干部会议。会议先由李乐天汇报了部队突围经过和当时的敌我情况，杨尚奎汇报了当地党组织的情况?群众情绪和特委的打算。项英?陈毅在听取汇报后，对赣粤边局面的开展和保存革命力量等方面给予了表扬，同时指出国民党即将对赣粤边地区进行“清剿”，机关要精简，部队必须立即进行分散。
大岭下村会议还决定将中共信康赣雄特委改为赣粤边特委，仍由李乐天为书记，杨尚奎为副书记，陈丕显参加特委领导。
大岭下村会议后，针对国民党军即将对油山地区全面进攻的形势，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和刘新潮等人，带着侦察排，从油山转移到北山。
4月上旬，项英和陈毅在大庾县河洞乡的长岭村主持召开会议。李乐天?杨尚奎?蔡会文?陈丕显?刘新潮和赣粤边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国兴及机关?部队的连以上干部约70人参加了会议。
项英在会议上首先作形势报告，传达了中央有关决议的精神。项英强调要正确认识革命形势，反对失败主义情绪，指出:红军主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受到了挫折，但红军主力的存在和游击战争的进行，必将推动新的形势的到来;中国革命正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那种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的悲观情绪是错误的。他还针对指战员中存在的游击主义倾向，指出游击战争应以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单纯打土豪。打土豪要严格执行阶级路线和政策。
接着，陈毅讲话。陈毅针对那种悲观失望的情绪指出:“红军主力转移，我们突围到油山，这是革命的低潮，是暂时的退却。但是，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革命前途是光明的。因为形势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矛盾，这便是日益增长的民族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一定要进攻华北。他们占领了华北，一定要进攻全中国。一个全面的民族战斗，或早或迟，是一定要到来的。”
针对盲动主义情绪，陈毅深入浅出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如果我们跟敌人硬拼，拼掉一个少一个，正符合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目前主要是保存力量，现在留下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保存下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当省委书记，怎么能把他们放在炮筒子里轰呢?我们要十分珍惜党的这些财富。革命红旗不会倒，斗争一定要开展!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
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陈毅还提出了迅速转变斗争方式和工作作风问题。并且针对一些从中央苏区来的同志习惯于正规战的一套做法，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等情况，陈毅提出了虚心向本地同志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求本地同志向外来同志学习。他说:“两方面的同志各有长短，要加强团结，交流经验，互相取长补短。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一方面要防止脱离政治的倾向，加强政策学习，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转变老一套的作风，采取新的斗争方式，迅速适应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胜利。”
项英?陈毅的讲话，像春风一样，吹散了油山的云雾，使与会的同志在迷惘中看到了光明的未来，看清了全国革命斗争的风云，顿感心胸开阔，极大地增强了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的勇气和信心。
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长岭会议确定的斗争的方针是:“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长岭会议和会议精神的贯彻，实现了由苏区工作作风到游击区工作作风的转变，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坚持赣粤边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新起点。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项英和陈毅结下了生死友谊
项英?陈毅带领部分红军初到油山时，还可以在一些偏僻的地方找到小房子住。后来，敌人搜山，为了不让红军游击队有地方栖身，就把这些房子给烧了。有一段时间里，项英?陈毅和游击队只好风餐露宿。雨天，大家撑把伞在大树底下，背靠背互相以体温取暖坐着睡;晴天，就往古墓前的石板供桌上一躺，仰卧着看天上的星星?月亮。
赣粤边的春天，几乎天天下雨，靠一把伞遮雨，人整天泡在雨里，夜里很难入睡。特别是深山密林里，温度自然比平原低得多，春寒长，秋凉早。即使在夏天，夜里也是很凉的。游击队员穿得很单薄，晚上经常被露水打醒。
靠在大树下撑把雨伞过夜毕竟不是办法，日子久了身体是吃不消的。项英?陈毅就带领大家搭棚子住。棚子有竹棚?杉树皮棚和布棚。搭竹棚子费工比较大，同时破竹子时声音很大，容易被敌人听见，后来就改竹棚子为杉树皮棚。但是，杉树被剥皮后，白花花的一大片，也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于是，大家就开动脑筋，“创造”出布棚。搭布棚比较省工，成本也低。发给每人一块蓝布，蓝布的四角缝上一个襻，往四周树枝上一挂，便可以遮露挡雨。搬家时也很方便，只要把布的襻子一解，把地打扫干净就是了。游击队每个班都有一把勺子，搬家时只要用勺子往地上泼些水，就可以把地上的痕迹冲掉。有时，游击队在转移途中遇到山洞，就在山洞里过夜。相比较而言，住山洞还是暖和点。但不是哪里都有山洞住。
在艰苦的日子里，项英?陈毅和大家同甘共苦，患难与共，上下亲密无间。
一次，项英?陈毅和警卫员被敌人冲散，天亮后又在一个毛竹山窝里聚集到一块。他们7个人，除项英的一名警卫员曾忠山外，其他人都一天一夜没有吃到东西了，个个又困又饿。曾忠山被冲散后向群众买了一斤米，煮了吃一顿。他把剩下的几两米带了回来，这几两米就成为大家的“宝贝”。
住下之后，大家轮流值班放哨，项英?陈毅争着值班放哨。警卫员不让他俩参加，他俩坚持要值班。无奈之下，大家只好让他俩值头一班，其余的人睡觉。大家决定，凡值班者可以抓一把米放在茶缸里煮点稀饭吃。由于谁都怕后面值班的同志吃不着米，都只抓一点点。7个人都轮了一遍后，米竟然没有吃完。于是，大家又用剩下的米煮了一茶缸稀饭，可是谁也不肯吃。最后，大家到水沟边采一点野菜放进去和着煮。煮熟后，大家一起用树枝当筷子，你一口，我一口，才把这一茶缸稀饭吃完。
项英和陈毅的感情十分深厚，特别是他们分开行动或遇到大事无人商量时更为突出。1936年初，他俩分开行动，项英负责以油山为中心的信康赣地区的领导工作，陈毅负责以北山为中心的南雄;大庾地区的领导工作。项英有一段时间没有得到陈毅的消息，便念叨起来:“大老刘(陈毅突围到油山时称‘老刘’，由于有好几个同志姓刘，都称‘老刘’，所以大家称陈毅为‘大老刘’，以示区别)最近也不知怎样了，有些日子没见面了，不能和他聊工作?下围棋，心真是想得慌!”
其实，他俩没有见面的时间并不长，最多也不过3个来月，但相互之间总是惦念着。一次，项英接到交通员送来的陈毅的一封信，知道陈毅这一段工作特别忙，也很想念他。于是，项英决定到北山一趟，并建议陈毅召开一次干部会议，谈谈工作，交流交流情况，顺便也和陈毅聊聊。
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项英和陈毅结下了生死友谊。
项英?陈毅决定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不久，项英从报纸上得知了这个消息，立即给陈毅写信，派交通员火速送到南雄。陈毅接信后，立即赶到项英这里。两人商议之后，迅速召开了中共赣粤边特委会议，确定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联合抗日的方针。
根据特委会议的决定，项英撰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的高潮》一文，号召:“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反对一切和平妥协”!表示:“我们愿意联合抗日，为保卫祖国而奋斗!”
项英和陈毅还决定，将赣粤边游击队改名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广泛开展抗日宣传。
7月下旬，中共赣粤边特委通过同情者，得到了一些香港出版的进步书刊。项英?陈毅仔细地阅读这些书刊，希望从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找到中共中央的消息。果然，他们从一本叫《新学识》的杂志里找到一篇介绍中国各党派的文章。文中引用了1937年5月上旬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项英?陈毅同党中央失去联系快三年了，通过《新学识》这本杂志间接地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如获至宝，高兴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7月底，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和刘新潮等开会，学习毛泽东的讲话，领会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认真研究形势的发展。这次会议之后，项英以个人名义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革命已发展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新阶段。现阶段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共合作必须坚持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原则，即在特区和红军中党的领导权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的保持;抗日战争领导权的争取。游击队必须遵照党中央路线争取合作抗日，在上面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谈判;必须彻底转变工作方式，力求公开半公开地开展群众工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并争取其中的领导权。
 
为了使赣粤边游击区各党政机关和红军游击队了解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项英和陈毅立即派人赴各地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中共赣粤边特委的贯彻意见。他们还确定，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正式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
当时，赣粤边的干部和红军游击队的思想一时难以扭转过来，接到特委的指示时，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国民党和我们打了十年内战，还能跟他们合作抗日?”有的说:“同国民党合作，可不能上他们的当。”有的则说:“这下可好了，不用打仗了。”
这些议论说明，在历史转折关头，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统一认识是十分必要的。为此，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于8月初召开了赣粤边游击区干部大会。项英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指出: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党的中心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级干部必须尽快实行由反蒋到“联蒋”?由内战到抗日的思想转变。
陈毅在这次会议上指出:现在中国革命形势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抗日高潮已经形成，大家要鼓起干劲去迎接新任务。
在项英?陈毅等的领导下，经过学习和讨论，赣粤边游击区的广大干部逐步弄通了思想，提高了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停止敌对行动和联合抗日的信心。
8月8日，项英?陈毅和特委的其他领导研究后，决定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名义，正式发表《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
《宣言》指出:“最近卢沟桥事件爆发，使整个民族的危亡，达到最后的生死关头。”强烈呼吁:“全国民众应在争取共同的民族利益下，团结一致，整齐步调，集中一切力量，予敌人以沉痛的打击!”并认为“这是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前提”。表示:我们赣粤边共产党和游击队“为争取民族的解放，挽救中国的危亡，放弃一切敌对政府的活动，停止游击战争”。同时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停止对游击区‘清剿’”。“更望政府当局为动员一切力量，保证抗日胜利须尽量允许民众抗日运动的自由，采取最低限度安定民生的必要处置。”
为使广大人民了解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赣粤边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广泛深入群众，开展抗日宣传。他们把抗日的口号写到竹片上?木板上，插到交通要道处。投入江河中，漂流到大庾?信丰?南康?赣州等地。随后，中共赣粤边特委分别给国民党大庾?信丰?南康?南雄县政府和第四十六师写信，并把《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和告民众书寄给他们，呼吁团结合作，共同抗日。
但是，顽固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当局和国民党军队却借机大肆造谣，说什么“油山***要求投诚”，游击队应迅速下山让他们“收编”。并发出书信，要游击队负责人下山“自新”?“归顺”，如不接受“改编”，可以回家种地，等等。一些反动豪绅地主也乘机诬蔑红军游击队，挑拨红军游击队同群众的关系。
针对国民党当局这些卑鄙的伎俩，项英?陈毅主持召开了党组织和游击队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对国民党当局造谣中伤和破坏合作抗日的行径，给予坚决的回击，为双方谈判创造条件。于是，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继续进行武装活动，严厉打击国民党保安团。
项英任新四军副军长，陈毅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赣粤边游击队编入一支队。
在项英?陈毅领导下，赣粤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再加上“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蒋介石集团在东南的利益，迫使赣粤边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停止反共，承认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之后，国民党军开始陆续从游击区撤走。
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和大庾?南康?信丰?南雄等县的县长，联合署名发表《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欢迎红军游击队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
1937年9月，陈毅?项英先后到大庾?赣州?南昌，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达成了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等协议。
11月上旬，项英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项英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当天就前往项英住处看望，对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指战员表示亲切的慰问。
到延安后的一个来月时间里，项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对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和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和总结，向党中央写出了长达6万字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项英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报告作了补充说明。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项英的报告，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高度评价:“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12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改编问题。
项英在会上作了报告，其要点是:南方各游击区的主要情况，红军和游击队当时的分布，改编的原则，改编为新四军的初步意见等。
项英作完报告后，毛泽东首先发言，称赞项英的报告很好，提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主要负责人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主席均由项英担任。
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主要做地方工作，以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为委员，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主席(后称书记)，陈毅为副主席(后称副书记)。
12月下旬，项英到达武汉，同已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的叶挺一起组建新四军。新四军组建后，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编入第一支队。从1938年2月至5月，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相继集结于皖南岩寺。与此同时，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到安徽立煌县(今金寨县)流波疃地区集中。至此，新四军全军1.03万余人集中完毕。5月中旬，陈毅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主力，高唱着嘹亮的战歌，从岩寺出发挺进苏南抗日前线。
在携手胜利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后，项英?陈毅又率领新四军，驰骋在抗日战争的疆场上，去完成历史赋予的新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