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超麟谈毛泽东和红军

关于红军的起源，我知道得很少。五次大会前中国共产党诸领袖中，我仅识面而不深知的，只有李大钊和毛泽东两人（8801评：也就是说中共其他的领袖人物他都“深知”）。李大钊始终在北京；毛泽东，当我初回国时，还在上海，似乎没有担任什么党内工作，因为中央开会没有看见他参加。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他在湖南并不长久，似乎也没有担任什么党内工作。后来，我从广东区委报告或来的人知道了毛泽东在广州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部长汪精卫很看重他；他又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4.我在武昌大会场看见他，向他传递了他弟弟毛泽民托带的信。恰在那时，我看见了他著的一本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他是党内重要干部中第一个主意农民运动的。他亲自到湖南各县去实地调查农民运动状况。这本书出版未曾经过中央宣传部审查，但当时宣传部并未实行党内出版物审查权。五次大会以后，毛泽东奉命去湖南代替李维汉做省委书记，但至“马夜（8801注：原文如此）事变”之后才接了事。那时湖南的党已走入地下了。
唐生智回长沙时，湖南省委布置党员们张贴“欢迎劳苦功高的唐总司令！”贴标语的同志竟被唐生智部下的士兵拖去痛打。何资深向毛泽东抗议这个标语，毛泽东才收回命令。当时人们还希望拉拢唐生智来抵制许克祥或何健哩！
五大以后，党内种种阴谋中，毛泽东扮演了什么角色，俺不知道。他当然不满意陈独秀，但与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也是不融洽的。他是个独立的人，他有独立的见解和主张，与当时共产党其他领袖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枪杆子上出政权”。这是一个轻视工人运动的工人共产党领袖；他不仅轻视工人运动，而且轻视一切与“枪杆子”无关的运动。一个参加创立共产党的人，在革命高潮当中郁郁不得志，只担负一些不相干的工作，直至革命已落于退潮的时候，才露出头角来，到了斗争改变了方式的时候，才一跃而为全党领袖。直至今日----这个貌似离奇的现象，其实完全可以拿他本人的性格和思想来解释的。
“7.15”前后，张太雷交卸湖北省委书记职务时候，曾向我们报告了几个领袖的动向，其中提到毛泽东，则说：“润之准备入川去做石达开。”8.7会议，毛泽东也出席，他发了言，我不记得说的什么，似乎不是提出入川计划。从这日后，我就没有看见他了。（8801注：毛泽东去发动著名的秋收起义去了，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的道路！不管今天人们如何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他指引了一条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最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光辉道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假如还是按照那些死啃马列书本的书呆子们的办法，现在的中国没准还是军阀混战哩！）
何资深同他关系很密切，他们二人在“马夜事变”后在湖南省委共同工作了一个时期，颇投机，因为二人都是对前任省委书记又一间，这个共同点联系了他们。1927年末或1928年初，二人都在上海。毛泽东要回湖南去时，何资深已经知道他的志向，临行送他一部亚东图书馆王原放标点本《水浒传》和几幅湖南省各县邮路地图。毛泽东很重视这两件礼物，尤其后者，因为这是高潮时邮工同志送给党的，本非卖品，也很难得，其中所记村镇及相互距离当然比它种地图可靠的多。
毛泽东到湖南团结了过去各县农民协会残余的武力，使之脱离了农民群众，而自己保存起来。这就是后来“红军”的一种来源。
其他方面，当8.1叶挺和贺龙在南昌暴动时，听说参谋部方面关于这个暴动军的去向曾发生一场争论。刘伯承主张把军队开往湖南去，到那里“干土地革命”，其他人则主张开往广东去，占领广州，组织政府，扩充军队，然后开始“第二次北伐”。后一种主张占了优势了。叶、贺军队的命运大家知道，无需在这里说。但其中一小部分军队，归朱德[1]带领，未曾陷于溃灭的命运，这小部分军队转徙于广东、江西、湖南边境，曾有一个时期依附于范石生带领的国民党军队，后来不知怎样同毛泽东带领的农民军残余部队合流了。如此构成了“红军”核心，以后渐渐扩大起来，中间经过许多挫折，直至现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那是后话。
红军不是中央或国际有意造成的。初起时，中央对于红军不感兴趣，因为认为没有前途。在李立三时代，共产党还没有决心完全放弃大城市工作。可是，那小小的军事核心居然能够发展起来，朱毛居然继叶贺所为人称道；他方面共产党在大城市也渐渐不能存身了，于是把力量移到红军去，把整个希望寄托在红军身上，即使在城市工人中做工作，那也只是运动工人准备响应红军的，如同当初响应北伐军一般。
我们接受托洛茨基主张时候，全党就是处于这个状态下。我们和其他同志讨论政治问题时，往往谈到最后遇着一个论据，即说：无论中央和国际如何错误，但红军力量一天比一天发展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既然只能依靠红军夺取政权，要国民议会作什么用呢？毛泽东主义于是支配全党了。
有一次，向忠发和周恩来两人到陈独秀家里谈话，那是已离分裂不远了。话题自然转到红军去。陈独秀问道：“照马克思主义说，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向忠发信口回答说：“当然是农村支配城市！”可是，周恩来修正说：“伦理是城市支配农村，然而......”
我们都感到了红军问题的危险性，害怕党徽因此抛弃正当的革命工作，完全去做军事冒险，结果离开了无产阶级，而成为代表农民，甚至土匪的党。那时候我们还未曾料想到这个党徽堕落到今日的程度！
陈独秀写了一片长文反对红军运动。这篇文章影响很大，不用说，斯大林主义的中央是大发雷霆的。当时，所谓“调和派”，项英和罗章龙领导下的人，也认为老头子“老糊涂”。我们以外的反对派同志向托洛茨基攻击“机会主义者”陈独秀这篇反对红军的文章，托洛茨基回信指出红军发生的意义及其积极的方面，不能完全反对。在各方面攻击之下，我们几个人，当初同意这篇文章的，也怀疑起来了。尹宽以为措辞不好，后来蒋介石把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在江西散发，是否篡改，我不知道。我手头没有这篇文章，忘记了其中反对红军的论据，但是，革命应注重城市工人，革命应依靠广大群众势力，军事力量只有辅助意义，这几点无疑含在里面的。这是陈独秀从武汉失败取得的教训。他以此教训为基础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的。
[注]：罗亦农任江西省委书记，与朱德认识。朱是滇军中一个将领，曾去德国留学，似乎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罗亦农调来湖北后，又一次曾约我去某旅馆会见一个军官同志。到那里，我才知是朱德。我们匆忙谈几句话就走了。除了觉得他是个瘦子以外，我别无印象。
----摘自《郑超麟回忆录》   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   1986.1.印刷   工本费 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