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产生的心理动态简析

——09:高官落马值得高兴亦堪忧虑
据成都日报2010年01月08日报道:
09年17位副部级以上落马高官多从基层干起
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了王益、米凤君、陈少勇、朱志刚、皮黔生、黄松有、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等大案要案，目前正在立案调查的有许宗衡、黄瑶、宋勇等。各地也查处了一批有影响案件。
2009年，高官密集落马，我国掀起了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反腐风暴。记者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统计，2009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看了此消息，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一年内17名副部级以上高官落马,这说明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决心和打击腐败力度的加大,对贪官毫不手软，这不是坏事，它使老百姓（包括官员本身）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反腐斗争的前途与希望。这是值得高兴的事。
但是，从这些贪官的共性上来看，我对反腐的未来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担忧。据该报分析：
这些贪官的三大共性之一是：多半是研究生；共性之二是多来自基层；至于共性之三“大多有情妇”，——但那不仅是09贪官的共性，而是所有贪官的共性，此处不作分析。我只想分析一下共性之一、之二。
共性之一“高学历”。 17名高官学历都很高,大多是研究生学历。一般认为，高学历本应具备更高的修养，不仅是政治修养，还要包括道德修养。但是“高学历”贪官的来源有两种情况:一、正规学历。现在学校的学历教育主要是知识的教育，很少有人格修养的教育。加上一些求学者也主要是以学历做敲门砖，急功近利，所以根本谈不上提高修养。二、现在某些官员的学历水分比较大，很多是真的假学历。
由此导致一些政府部门成为最大的博士硕士聚集地,同时也成了高学历高贪腐的重灾区。因此，人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高学历不一定不腐败，说不定腐败得更快。今后,进入国家公务员序列的高学历者将会更多,届时货真价实的高学历也必将占据多数“席位”,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高学历未必高素质、高道德修养,若按照目前的路子走下去,腐败分子一定会继续大量催生,打击腐败的工作必将是任重而道远的。
共性之二“从基层做起”。 17名落马官员中多从基层干起，贵州省原政协主席黄瑶和福建省委原常委、省委原秘书长陈少勇，二人为中小学老师；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前财政部副部长朱志刚则为工人或技术人员。
原以为,没有经过基层锻炼的人会经受不住“糖弹”的考验,但现在活生生的实例说明,经过基层一步步提拔上来的官员,也未必经得住“糖弹”的考验,甚至有些人还被动或主动地去找“糖弹”而成为腐败分子。许多腐败官员原本是贫寒出身，从基层干起，很能体贴民生疾苦，但是随着权力的扩张、地位的提高，思想、信念、作风都会悄然发生变化，从廉洁自律的好官变成了肆无忌惮、贪污腐败的坏官。由此看来,今后治理官员队伍在很大程度上还得是反贪,这样会不会使一些官员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规避“反贪”上来,那么,官员们的正常工作效率究竟会如何?
从贪官的两个共性上来看,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对其进行有效的遏制,这就很难保证今后不会产生还具备此种共性的大量贪官。
笔者认为,应该立即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与创新,以有效遏制贪官产生的机制。因为,靠“高薪养廉”几乎近于扬汤止沸;而靠官员自我修养与控制也万难抵御金钱美女的巨大诱惑。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看有必要从人的本性谈起。
贪官产生的心理动态简析
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说道：“我们对人性，需要更多的了解，因为现存的唯一真正的危险是人类自己。……我们对人类一无所知，实在是知道得太少了。应该研究人类的心理，因为我们是一切即将到来的邪恶的根源”。从他说这话到现在，已经50年过去了，人们对自己的认识几乎没有多大进展。
我们大家生来都具有差不多相同的人性，最终的贪官与清官在初期都是一样的，只是到了堕入贪腐境地才显出结果的差别。这种人性以潜在的形式，包括诸如怜爱的慷慨、同情、利他主义、勇气、耐心和智慧等品德的能力。它同时还包括诸如硬心肠的、自私、贪婪、妒忌、懦弱、残酷、小气、破坏性暴力和固执的无意识等其他品质的潜能。
人出生后不久，就开始了解到我们人性和表现的某些方面（比如“好”的行为）赢得了我们信赖并尊崇的人（包括父母、祖父母等长辈和从间接知识中得之的社会历史上的伟人与圣人）的赞同，这些方面在小孩子的心目中得到了强化，可是其他要素（如“坏”的行为）就不那么受欢迎了。由于我们需要别人的爱，也需要自尊，凡是作为“好的”而被奖赏的东西，我们自己便将它们培养起来；凡是不被赞成或作为“坏的”而被处罚的东西，我们就试图从我们的行为和自我意识中摈弃。这种通过强化赞成与不赞成、奖励与处罚来使孩子适应社会生活和塑造孩子的过程是普遍的。分析心理学将这种通过赞成与奖励得到的人的性格倾向，称之为“人格面具”，人格面具是与集体标准相一致的表面人格，是一种道德外表。在此面具下,人们尽力发挥自己人性中最大的优点。总的可以概括为人发挥自己善的一面。
但是分析心理学同时认为，每个人都不仅存在善的一面,还存在着恶的一面,分析心理学创立了“集体无意识”的观点,认为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主要是原型。阴影是极其重要的一种原型。阴影即先天倾向，它是人性中阴暗的、未被意识的一面。它包括一切激情和不道德的欲望和行为。它是本性中的原始部分。人身上的一切邪恶的根源存在于阴影之中。心理学家埃利希·诺伊曼明确指出:“所以，人若要避免邪恶。就必须压抑和排斥阴影中的兽性一面。然而，阴影却惊人地坚韧不拔，它是决不会被彻底征服的。人格中被抑制和压抑的阴影总是暂时退隐到无意识之中，并且伺机进行反扑。阴影一旦进行反扑或突破，就会导致人格的分裂、乃至包括战争在内的灾难。而自我一旦接受了阴影并把它整合到整个精神中去，就会显得富有活力并且极具创造性，甚至显得疯狂”（摘自诺伊曼《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
笔者认为，这种靠自身简单的抑制不足以维持一个人的美德感和优越感，如有的孩子就经常犯“错误”，甚至到长大了也要犯错。——被排除的阴影的内容应有某些去处，应具有外形，应使之人格化，这是必要的。
现代人最需要的是认清邪恶，首先是认清他自身内部的邪恶：他自己“黑暗”低劣的人格和他自己的阴影。这一面极经常容易地从别人身上(被投射到别人身上)看出来——这是一种为自己的缺点找替罪羊来满足大家所熟知的需要的方法。
认清邪恶对个体提出了挑战：他不得不学会认识、承认和接受他自己的黑暗面。阴影必须整合，而不是抑制或压制它，结果将其投射在外头。只有这样，现代人才能取得更完全的意识和一个更高级的整合；人们自己的存在含糊不清，对个体和集体内部的积极力量和消极力量的认识，成了通往一个新的道德态度的出发点。
笔者认为,不可能要求任何人都做到严格意义上的“表里如一”。或者说任何人,只要他是人,就一定存在着“自我”与“阴影”时时刻刻地进行着的“你死我活”地争斗。无庸讳言,伟人、圣人也是如此。作为平常人,无论是草民还是白领还是有很高职务的官员，一律如此。我们只能希望以个人精神领域内的“自我”能够最大限度地接受自己的阴影,并把它卓有成效地整合进自己的精神中去,使自己显得有活力并且极具创造性，想要消灭“阴影”必将是徒劳无益地想法。诺伊曼没有特别强调的是，阴影有时是十分强大的，倘若强大的“阴影一旦进行反扑或突破”，那么，阴影“整合”“自我”也是可逆的，这时的人格就会分裂，导致贪腐“乃至包括战争在内的灾难”。
作为学者的诺伊曼，显然过分强调人们用“自我”来认识和“承认”、“接受”自己人性中的阴影，强调要用“自我”去对阴影进行强有力的整合，他强调的仅仅是“自我”的努力，并没有为我们提出舍此而外的任何办法。这样的单向思维是很危险的，我想，这远远不够，这仅仅是唯心论的张目。
我认为，在“自我”整合“阴影”的斗争中，尤其是在各种外力“诱惑”十分强大的时候，也必须施以外力,才能使这场斗争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向着“自我”彻底整合阴影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相反。这时，必须要使“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以达到目标。
那么，这个“外因”究竟是什么？根据人的职业、场合等等的不同，外因也不尽相同。就官员而言，这个帮助他自我抵御外界诱惑的“外因”无疑就是几乎无懈可击的制度约束。
反腐渠道最主要的应是制止腐败在前,惩治腐败在后。“制止”的作用十分重要，有效地制止会将多数“想”犯错误的官员拦住，至于极少数不顾死活硬顶过去的必定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处罚。那时该处理的贪官真的就会大大减少。
因此，我认为还是要在制度内形成卓有成效的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机制,严格杜绝一些人的权利处于无控制状态。这样就能在媒体监督、群众揭发、官员财产申报之前就堵塞住腐败发生的可能,官员们也就不会再悲惨地落马。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落马的贪官并不是在一开始腐败就落马的,而是在其胡作非为到一定程度了,才由媒体或群众揭露出来而使之落马。
我的疑问是:为什么他在贪腐前期就敢于毫不避讳地"大干”?身边的人或组织怎么都处于“失言”状态？非要等到贪腐到一定程度才把他一下子打倒呢？——若在他贪腐前期由相关部门提出严重警告，那他一定会有所收敛，说不定还会幡然悔悟，以后一直做个清官，也未可知。
我的结论是:贪官本来未必是贪官,是由于制度与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惯”成了贪官，要制止贪官的大量产生，必须要在制度的某些漏洞上入手。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教”者，管教也，对官员一则以管、一则以教，贪官必然大减，此谓反腐之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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