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为名——历史断面里的人性密码

作者：北地舞者
我既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也不同意波普尔的观点。
第一，经济是政治的目的，不是马克思故弄玄虚说的什么什么基础，即便是经济非常不发达的环境下，也有政治存在。说白了，政治就是对利益的分配。搞政治的目的，就是为了拥有利益的分配权。
第二，波普尔显然是欠缺经济常识的，这点政委说的我非常认同。经济资源+技术力量才是经济发展两点必须因素，光有技术力量，而没有完整而健全的经济体系，想把经济搞起来，那是胡说八道。资源的积累与传递，这绝不可以忽略。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对资源的积累与传递不屑一顾，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意识到这个的重要性。
第三，波普尔说没有经济背景，也能研究“一个时期的科学思想”，我认为也很荒唐，如果没有必要的资源传承，难道这科学思想是凭空得出来的不成？任何宗教、政治、社会文化，都和当时的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契合点，如果没有经济资料的辅助，研究出来的什么文化思想都是瞎扯淡，都是空谈，都是闭着眼睛的YY。
就好比说，猜测火星上的生物文明多么发达多么优秀个一个样。
就我个人观点，连希腊神话都有其现实意义存在，西游记，也不是个神话小说，而是个现实小说。其影射现实中的成分直到今天都令人为之感叹震撼。
汉代的经济自由主义，其理论基础在于“黄老之术”。事实上“黄老之术”更侧重于政治理念而非经济理念。所谓的无为之治，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背后的是无所不为。说得浅显些，是用阴谋手段来巩固权力基础，而不论这权力的来源是否合理。从这个角度看，黄老之术的核心思想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如出一辙，都是对权力的目的性极为明确，且秉承着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想。虽然两者在诞生时间上相差一千六百多年，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核心理念上的异常相似。
任何一种在历史上流传，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出现，绝不可以孤立地认为是横空出世，其诞生的基础必然脱胎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的现实情况有着紧密的联系。黄老之术之所以成为执政者的政治理念，是由于与当时的社会状态有着足够的契合点。然而受限于黄老之术的起源背景，其理念中又有与现实情况有着不相吻合的部分。
《黄帝四经》与《道德经》起源的时代，其社会生产能力及社会群落所掌握的资源总量，与汉代相比有着巨大的差别。这意味着老子在理论中所建立的“小国寡民”模型，无法套用到汉帝国庞大的身躯之上。老子本人并未经历过帝国天下的时代，对经济富足并无深刻的理解，只能认识到政府少干预经济的好处，却不知道经济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社会群落中有经济积累的成员会要求政治权利。这是人的社会意识使然，因政治权利不足而对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缺乏信心以及安全感。
对更高政治权利的要求，是直接有悖于最高统治者核心利益的。这种政治权利归属的矛盾会因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持续升级，直到累加至社会无力承担而最终以极端的形式爆发。景帝执政期间的“七国之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以今日观点来看，黄老之术略微窥得了些经济发展规律的门径，但是理解并不深刻，对新技术作用于经济的效果，以及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的社会意识变化，并无前瞻性的洞察力和主动应对的法门。理论的天然缺陷，使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丧失了指导社会继续前进的能力。理论支持上的无以为继，令统治者和整个社会都陷入迷茫之中。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利要求，与帝国统治者维持至高无上皇权的要求，这两者间存在的矛盾根本无法调和。文帝的权术，景帝的暗杀，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评判执政者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刘恒还是刘启，在执政中的表现至多是处在一个合格的水平线上，并没有任何举措超出其应尽义务。说得通俗点，他们只是将本职工作中规中矩的完成而已。因此后世给予他们过高的评价是有失妥当的。若以尽职就该受到歌功颂德的礼遇作为标准，那么依据这种逻辑，玩忽职守就该是种被默许的常态。正是这种低标准松要求被社会所认可，才使畸形变成了常态，并在无意识中对后世的文化产生了的深远影响。
如何施政才能既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保证极权体制不变更，是文、景二帝在有生之年都无法破解的迷局。这是一个死结，经济泛自由化会导致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同时催生了社会成员对于政治权利的要求。这是自身经济能力的使然，因为只有具备同经济地位相吻合的政治权利才能进行自我保护。而这恰恰又与极权主义下的皇权有着绝对的抵触。皇权要求自身具备给予社会群落内一切成员的伤害能力而不受限制。
不妨这样理解，民权与皇权是对立的，民权的前进，意味着皇权的后退。而皇权的后退，则代表着极权体制的根基被动摇。这是最高权力执掌者所不能容许的，更是极权体制下特殊利益群体所不能容许的。事实上，这些特殊利益群体才是极权体制下的政治主体，以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同皇权作为联系纽带，从而形成的大约五百个特殊家庭的联盟。社会群落中，一切优势资源被他们所垄断，一切的利益皆以他们为核心。可以说，整个社会都在围绕着他们的利益运转。他们不会容许其他人轻易染指这属于他们的特权。而强大的皇权只不过是他们共同利益的集中代言，是他们利益的保护伞而已。这些特殊利益群体致力于维护皇权的目的就在于此。倘若皇权的掌控者个人不愿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换掉掌权者，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一句话可以概括这本质：帝国时期的最高权力掌控者其执政是为了特殊利益群体，而绝非为民。
由于这些特殊利益群体从中作梗，在民权与皇权产生剧烈的矛盾时，历史选择的道路往往是最坏的方向。每当需要维护既定统治的时刻，他们的反应都是极其暴烈的，包括不惜动用一切极端手段，如政治打压、血腥镇压，甚至连破坏经济秩序都再所不顾，哪怕大开历史倒车，将自由而具有活力的经济重新纳入高压管制之下。
不幸的是，汉武执政的年代，就是这样一个倒行逆施，逐渐步入黑暗的时刻。
一句“对平凡的掌权者之拥戴，起源于对无能人士的不满”，就把核心的问题点了出来啊。
关于人口的增长，闷烧兄不知是否考虑过这样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人口的增长速度往往超过食物获得的增长速度，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就是说，受生产技术所限，现实的经济资源未必能转化成满足所有人口的经济所需给养，这必然会造就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贯穿起来，就是历史，就是兴衰变化。
关于人口的问题，我深有同感，其实不光是宗族社会，只要在同一社会群落里，一个利益团体中所占有人口数量越多，其在群落中的力量就越大，这道理在今天依然适用。比如说，奥巴马所获得总统，其实就是利用现代科技将群落中松散的普通民众的意见凝结到一起的缘故。
当理清了“文景之治”及其前后的经济脉络，我陡然发现，这样的情形在历史中比比皆是，而且千百年来一直是如此的一个死循环：每经历过一个乱世，人口大幅度减少后，都会有所谓的圣君仁政，而经历过经济复苏之后，则重新出现苛政猛于虎的现象，再之后重新天下大乱。而这核心围绕着的无不是特殊利益群体的特权，至于缘何此种现象会周而复始，则是另一个话题了。
之所以其它多数重建秩序期间的“盛世”不如“文景之治”广受好评，一方面是客观条件成就了一段时期的社会环境稳定，从而促发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这给予了唯数据论者充分的根据；另一方面是后世儒生人为的吹捧，尤其在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之下，谣言得以被重复成了真理。而现实中，我们并无明确证据可以证明，当时的民众在这两个执政者统治的时代有着强烈的愉悦感和幸福感。由于眼下可供参考的史料，都是来自汉政府官方而无半点民间文献佐证。实难排除的一点可能是，史官迫于政治压力，因而在历史记录中粉饰太平，所撰写内容仅供统治者自娱自乐而已。
所谓的汉之盛世不外如是，论其被追捧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之原因，恐怕除了意淫的快感外，大概就只剩下些文人们的一厢情愿吧。
看来我没说清楚。以经济控制政治的目的是什么，是首要考虑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保障自己经济利益不受损害的办法，其次是可以控制权力为自己服务，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如果你不认为这个也是目的为经济，那我就不需要再解释了。
以暴力控制政治，核心目的也是一样，只不过不够文明而已。或者说，暴力控制政治可以自己定规则，实际上是无规则，随意耍流氓。而且有趣的是，越耍流氓，成本就越低，这就是所谓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但是以经济控制政治，基本是基于一种既定规则，是多方达成共识的规则，起码具备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既定规则体系下，如果触犯了规则，是要支付成本的，而且往往非常高昂。
秦帝国时期，始皇帝嬴政曾派大将蒙恬远逐匈奴，占领了曾属于匈奴人的领地——河套地区。河套地区旧称河间，其位于北纬37度线以北，黄河‘几’字弯流域，囊括了银川平原以及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这里土地肥沃、水草繁茂，可以说是天然的粮仓。曾有俗语说的好：黄河百害，唯富一套。
河套地区的富饶是由其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这里的气候、土壤、水源等天然条件均适宜农作物的生长，是当时游牧民族的主要栖息地。
前文中曾介绍过秦帝国的军国体制，这是秦主动对匈奴用兵的一个关键理由，即必须不断对外战争才能驱动国家机器，使社会的经济稳步有序地运转起来，同时夺取新的资源以供社会群落内成员使用。在秦帝国尽灭关东六国到对匈奴用兵前，前后有大约七年时间是没有战事的。军国停摆，意味着社会要面临一个运转惯性的问题。多年来习惯于征战的军人接近职业化，在社会分工中从事其它职业并不比长期处于社会工作中的人更有优势，说得更严重些，他们已经难以在常规的社会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获得他们期望中的经济收益。经济效益驱使了这些无处觅封侯的职业化军人拥有再次从军的需求，若不能满足，则可能成为社会的一大安全隐患。安抚这些退伍军人的成本也是非常高昂的。
另一个点燃战争导火线的因素是经济压力，准确地说是人口压力。秦帝国统一天下之时，除去必要的军人伤亡外，并无大量杀戮平民的现象，而是将旧时六国的人口和土地一起接收过来，整合成一个大帝国。旧社会群落解散并融合进新社会群落中，得到最大限度保全的人口，会成为人口继续增长的基础。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无序的人口增长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令社会感觉到经济的压力。前文记录过，公元前216年，秦帝国因政府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土地资源分配不合理，直接引起了经济危机的爆发，通货膨胀率奇高无比，具体表现为粮食价格飙升。
公平地说，即使秦政府当时在土地制度上处理得体，预留好缓冲，也无法彻底根治人口压力的痼疾。也许矛盾不会表现的如此尖锐，呈爆发事态出现，可总有一天问题会呈现在眼前。归根结底，是生产技术的更新总无法跟上人口的增长速度。
两者的压力都迫使秦帝国政府做出决断。在河套地区水土肥沃、宜耕宜农的诱惑下，在军事技术、力量上佳的前提下，秦帝国政府选择了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式来解除这种经济压力——输出暴力，即战争。
在无新技术更新生产能力的前提条件下，有这样一个公式可以说明帝国政府的决策需取决于什么：
经济资源总量/人口总数=人均资源数量。
当人均资源成为一个额定数字，低于这个数字将无法保障生存时，那么能作为变量而进行变动的，只有经济资源总量或人口总数这两个条件了。换句话说，要缓解这个压力，办法可以是增加经济资源总量，也可以是消灭人口，更可以两者皆有之。如此看来，战争是唯一的出路，虽然有悖文明及人道。
对外，如果打赢，可以获得经济资源，打输，可以消灭人口。在不至因战争失败而遭对方反噬并导致灭国的前提下，对外发动战争是个好的选择。若无能力对外征战，那么对内镇压因经济给养不足而由民众自发组织的暴乱行为，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由此可见，民族尊严、大义都不是发动战争的根本理由，至多是一种借口。实实在在的硬理由，是与经济完全挂钩的，来不得半点虚假。
经济是政治的目的，政客的目的就是多捞经济利益。当然，这不局限于自己，要看到他背后的一个利益群体的利益。无论是何等政客，性格如何与人品如何，皆不能做出有悖于其利益团体的事来。所谓抱负，是说给外人听的，自己不能信。
所以，抱负一点假设靠不住，也可以说不靠谱。
汉武时期的黑暗政治环境充分地说明，基于专制思想下的帝国制度绝非僵死而不知变化，然而究其变化方向，却是令人大跌眼镜。执政理念上的频频倒车，使得刚见起色的经济备受打击，原本应该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有所进步的生产力被压制在低水平处徘徊。说制度一定会为生产力让路，厚道点评价，这显然是个以偏概全的说法，不厚道的评价，这就是个赤裸裸的骗局。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专制政治下，制度不但不会为生产力让路，反倒是将其活活地扼杀在了摇篮里。
至此，帝国文明就已经抵达一个无法突破的瓶颈了，无论在体制内做何等努力，都无法挽救帝国的迅速衰败。哪怕再行泛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都无济于事。
原因在于经济与社会随时都处在动态中，而没有一刻停止。专制权力的横行，扭曲了经济运转的平衡，使得资源分配不再以效率为优先原则，经济与社会的环境会因此急剧恶化，于是导致了其发展方向迅速由良性向恶性转变。当资源配置已经完成时，重新再降低权力的干预，就为时已晚了。因为泛自由化的制度并不能改变即定的资源分配格局，所以无助于从深层次上调整社会结构。资源延续的惯性使得马太效应再次露出狰狞而冷漠的面容。这不仅使经济难以驶入正轨，更不能使经济重新步入高峰，反倒是令扭曲而畸形的社会有了强烈的重新分配资源的诉求，哪怕矫枉过正不惜。暴力、流血、动荡……一幕幕人间惨剧再次在历史上重演而永无休止。
可以说，自汉武帝发动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起，汉帝国就注定了死去的结局。这说法恐怕要引来唯物史观者的攻讦与反例。首选的反例必然逃不过“昭宣之治”。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汉宣帝时期看似辉煌无边的繁荣，其实只不过是汉帝国将行就木前的回光返照，而绝不是枯木逢春。之所以后宣帝时代，汉帝国仍旧维持了四十年的时间，无非是在选择一个土崩瓦解的时机而已。
至此，西汉王朝的整个兴衰剖面的脉络大致被展示出来了，若我们以冷静、淡定的心态去审视它，却发现，所谓“盛世”不过是场自欺欺人的骗局，无不是文人们添油加醋的结果，以供后人们拿来瞻仰及自我陶醉的闹剧罢了。
据史而言，曾有一段匈奴对汉帝国屈膝臣服的历史，我已经不愿意去挤这其中的水分了。只想点破一点奥秘，称臣者却反要汉帝国政府大量提供经济给养，其中粮食、布匹、棉花一应俱全。除了感慨这“臣子”当得太幸福了外，还能说什么呢。
深追究其内在缘由不难发觉，这决不是汉帝国的“天威浩荡”所致，而是接连的天灾沉重地打击了缺乏弹性的游牧经济，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变故的结果。看似匈奴人的屈服，实则是靠汉帝国提供经济给养换来的平安，这依然是对社会安全的一种赎买，通俗的说法叫支付保护费。匈奴政权的续存足以标志着两个社会群落并未进行有效的融合，而反向的经济供养，恐怕只能徒买一个附属国的空名而已。
文临末了，突然想到两个细枝末节的问题，其一是有关双边贸易，其二是有关匈奴不事耕作。
凡是边贸，难免会有摩擦，而史上并未有过关于此的明确记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就今天而言，贸易的摩擦往往会引起双边外交形式的紧张，想来古时亦然。联系到汉高祖执政时期的抑商政策，个人推测，很可能会成为诱发边贸摩擦的因素。由此继续推论下去，是否会有这样一种可能，因贸易流通的障碍而最终形成了战争的导火线呢？这就不得而知了，只作为一种猜想供读者参考。
根据《汉书•匈奴传》中的记录，公元前65年，也就是虚闾权渠单于即位的第三个年头上，匈奴曾在右地屯田给以乌孙施加军事压力。这里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屯田行为，这几乎可以完全推翻“匈奴不事农耕”的说法。这说明匈奴人的食物构成中不可回避地有植物类食品，而且也是通过农业手段获得此类食品。至于生产方式，也许有别于南方的农耕，而是一种更为粗犷的农业种植方法，亦或是通过双边经济文化交流而吸收了南方的农耕技术。在未有考古佐证前，这也是个悬而未解之谜。有对其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另行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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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委呵，你可知汉律是秦律的山寨版？你可知汉武时期的汉律比你认为的秦律还要“简单”？光是死刑就四百零九条，其他伤人肢体的刑罚比秦多出无数。
按理说，这机会成本更高才对，汉武时期的确也有多次叛乱，但是没有将暴汉推翻，这是为何？
所以说，我不认为暴政是亡国的根本。相反，只看经济能不能维系住社会运转，就可以断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当然，很多东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就不能孤立地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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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了。走得仓促，没来得及细说。
关于“礼”那一段内容，其实我想说，这就是种社会的经济活动。讲什么礼仪规范什么的，都是表面现象，是外在的糖衣，内在的，还是经济交换。今天我们所讲的“人情”过去不就叫这个“礼”么？
这种经济行为不是从今天才产生的，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究竟这种经济活动起源于啥，我猜不准，姑且先不猜。咱只由它延开聊聊。
其实史记里说得很绕，东拉西扯的，我不认为那是水平或者文化的象征，我认为是那个时代汉语言的表达能力比较弱的一种体现，因为同时期的一切文字记载，无论是文艺还是官方政治文献，都不是很有条理地将事情记录清楚，更谈不上抓住要点切中主题。
扯的远了，我还说史记礼书里那段话的意思，其实无非就是说，人与人交往，要严格按照双方的社会层级来履行经济活动的责任。这么说太抽象，具体些说，你要是送礼，给省级干部和市级干部肯定是不同的，除了衡量你自身的经济能力外，也要考虑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古文里说得比较隐晦，或者说，以我们今天的理解看，也许所谓的“君子”什么的，是比较模糊的道德概念，但是在当时可能是指具体的阶层，比如今天的省市级干部。
同理，同样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交往，更要注重这些经济交互的标准，这就是所谓的“礼仪”。
用这个角度来思考今天的腐败，是不是会有种别样的体会？
最后说说圣人，圣人是指统治者，他的“于是中焉，房皇周浃，曲得其次序”，说白了就是向社会承诺的政治诺言，可以随时耍流氓不承认，答应给社会的福利，可以找借口说不给就不给。
道理是这么码道理，只不过史记里说得好听，我说得红果果一点。
有关皇权是否占主动性上，我个人保留意见。因为我当年也是如此考虑，但是后来发现，这种塔尖权力的形成，必须有相对的背景。
老实说，皇权和宗教的神权其实道理相通，都是造就一个不受侵犯的权力。究竟是谁来掌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哪个利益集团的工具。
说皇权可以继承，我不否认，但这只是个低成本的选择，而不是必须的选择。权臣废帝的事，在历史上少见么？不能因有人继承了皇权，就一概认定皇权理所当然要世袭。如果皇帝断子绝孙怎么办？怎么继续延续皇权？这就有了出入。不然也不会有继嗣继统的历史故事了。
当然，僭越，也是取得皇权的一种形式。你所提出的明太祖和红太祖的故事，只能产生于僭越的君主中，这和个人能力有一定关联，但是更大的根源在历史条件中。他们看似呼风唤雨，然而脱离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就是官僚或者各大利益集团形成之后，即便他是天纵之才也难以搅起大风浪。因为利益集团会主动将自己的运作成本降低，比如废掉皇权执掌者。
我再多说一句，有的时候，政治风暴形成，已经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了，也不是可以列入理性判断范围中的了。说句不中听的话，恐怕这两位太祖在事情开始前，可能也没有料到事态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这里推荐一部电影给你，可能从中能找到些曲线解释这个的道理。片子名叫《浪潮》，是德国片子，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无论是外戚，功臣，宦官还是文官，如果把它们统一看做利益集团，而不去区分它们由什么人员构成，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敢问有哪一个时代不是利益集团在操纵？
利益集团与社会的缔结点只能是单一的么？这又是个疑问。说利益集团的利益不能继承，那么一门三宰相的故事又从何而来呢？这里面的利益纵横交错，非常复杂。
所以说，皇权的拥有者反倒是最被动的，他被关在黄金打造的囚笼里。这才是帝国的主流和终极形态。即，皇帝只是一个象征。
然而，皇帝是一个人，不是个泥塑木雕，不是个工具。他也有意志，也有想法，所以，绝不排除有皇帝在博弈中掌握主动，将各大利益集团玩弄于股掌之中，但这在历史上是极个别现象啊。
我还是重复自己的观点，皇权继承是优先成本考虑的。之所以选择同宗同姓，是因为重新打造一个新皇权的社会成本要高于同姓继承，那要营造太多的社会声势，要重新造神。历史上用异姓人改姓的办法，也就是偷梁换柱的方式来继承皇权的例子，也不是绝无仅有。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跳出一些表面现象的窠臼，而深入实质去考虑，你说呢？当然，我并非一定要你接受我的意见，我只是就我的理解说一下问题的症结点。
说红太祖能估计到未来局势，我认为这说法有点过，过于神化他了。因为我们过去所接触的信息，一直是把他神化的，所以，容易让人误会其无所不能。其实，他只不过是肉体凡胎一个，是历史的潮流将他推到了一个高度。
昨天夜里被河蟹了一个短贴，回头我回放在公共信箱里，这个相传的问题，其实很能说明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也是人，有贪婪有恐惧。
西方神权的丧失，是因为他们缺乏像东方这么富有欺诈智慧的人，所以败了。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太聪明了。这聪明看似长板，却有的时候阻碍了人类的进步。
记得阿里巴巴的卫哲写过一篇东东，内容大概是说，柯达胶片能力第一，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市场，结果它被历史淘汰了，因为走进了数码时代。这个故事是否能说明些问题呢？
汉武时期的黑暗政治环境充分地说明，基于专制思想下的帝国制度绝非僵死而不知变化，然而究其变化方向，却是令人大跌眼镜。执政理念上的频频倒车，使得刚见起色的经济备受打击，原本应该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有所进步的生产力被压制在低水平处徘徊。说制度一定会为生产力让路，厚道点评价，这显然是个以偏概全的说法，不厚道的评价，这就是个赤裸裸的骗局。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专制政治下，制度不但不会为生产力让路，反倒是将其活活地扼杀在了摇篮里。
至此，帝国文明就已经抵达一个无法突破的瓶颈了，无论在体制内做何等努力，都无法挽救帝国的迅速衰败。哪怕再行泛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都无济于事。
原因在于经济与社会随时都处在动态中，而没有一刻停止。专制权力的横行，扭曲了经济运转的平衡，使得资源分配不再以效率为优先原则，经济与社会的环境会因此急剧恶化，于是导致了其发展方向迅速由良性向恶性转变。当资源配置已经完成时，重新再降低权力的干预，就为时已晚了。因为泛自由化的制度并不能改变即定的资源分配格局，所以无助于从深层次上调整社会结构。资源延续的惯性使得马太效应再次露出狰狞而冷漠的面容。这不仅使经济难以驶入正轨，更不能使经济重新步入高峰，反倒是令扭曲而畸形的社会有了强烈的重新分配资源的诉求，哪怕矫枉过正不惜。暴力、流血、动荡……一幕幕人间惨剧再次在历史上重演而永无休止。
可以说，自汉武帝发动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起，汉帝国就注定了死去的结局。这说法恐怕要引来唯物史观者的攻讦与反例。首选的反例必然逃不过“昭宣之治”。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汉宣帝时期看似辉煌无边的繁荣，其实只不过是汉帝国将行就木前的回光返照，而绝不是枯木逢春。之所以后宣帝时代，汉帝国仍旧维持了四十年的时间，无非是在选择一个土崩瓦解的时机而已。
至此，西汉王朝的整个兴衰剖面的脉络大致被展示出来了，若我们以冷静、淡定的心态去审视它，却发现，所谓“盛世”不过是场自欺欺人的骗局，无不是文人们添油加醋的结果，以供后人们拿来瞻仰及自我陶醉的闹剧罢了。
据史而言，曾有一段匈奴对汉帝国屈膝臣服的历史，我已经不愿意去挤这其中的水分了。只想点破一点奥秘，称臣者却反要汉帝国政府大量提供经济给养，其中粮食、布匹、棉花一应俱全。除了感慨这“臣子”当得太幸福了外，还能说什么呢。
深追究其内在缘由不难发觉，这决不是汉帝国的“天威浩荡”所致，而是接连的天灾沉重地打击了缺乏弹性的游牧经济，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变故的结果。看似匈奴人的屈服，实则是靠汉帝国提供经济给养换来的平安，这依然是对社会安全的一种赎买，通俗的说法叫支付保护费。匈奴政权的续存足以标志着两个社会群落并未进行有效的融合，而反向的经济供养，恐怕只能徒买一个附属国的空名而已。
文临末了，突然想到两个细枝末节的问题，其一是有关双边贸易，其二是有关匈奴不事耕作。
凡是边贸，难免会有摩擦，而史上并未有过关于此的明确记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就今天而言，贸易的摩擦往往会引起双边外交形式的紧张，想来古时亦然。联系到汉高祖执政时期的抑商政策，个人推测，很可能会成为诱发边贸摩擦的因素。由此继续推论下去，是否会有这样一种可能，因贸易流通的障碍而最终形成了战争的导火线呢？这就不得而知了，只作为一种猜想供读者参考。
根据《汉书•匈奴传》中的记录，公元前65年，也就是虚闾权渠单于即位的第三个年头上，匈奴曾在右地屯田给以乌孙施加军事压力。这里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屯田行为，这几乎可以完全推翻“匈奴不事农耕”的说法。这说明匈奴人的食物构成中不可回避地有植物类食品，而且也是通过农业手段获得此类食品。至于生产方式，也许有别于南方的农耕，而是一种更为粗犷的农业种植方法，亦或是通过双边经济文化交流而吸收了南方的农耕技术。在未有考古佐证前，这也是个悬而未解之谜。有对其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另行考究。
前文谈起过，经济进入复苏期人口会产生激增的效应，尤其在政治鼓励之下更是如此。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里，完全可以繁育出一批具备再次繁衍能力的新生人口。事实上，在景帝执政时期，人口的压力就应该初显端倪。这点从晁错的屯田奏折上就可以看得出。
晁错算是个有远见的人，但是作为从政者，他显然政治上不够成熟，所以最终遭至杀身之祸。
武帝执政时期的人口爆发性增长，是社会群落内不堪承受经济压力重负的开始。而经济实力膨胀的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则是危及专制统治的潜流。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成了武帝时期严刑峻法的源动力。然而仅仅是这还不够，严峻的形式逼迫着武帝必须以更激烈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在经济上要国进民退，维护住统治。毫无疑问，以战时名义是最好的办法。只有将国家军国化，使得整个国家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才能保证这个社会群落中的一切资源都能随意地供统治者加以调拨、使用。制造对外矛盾，并开动战争机器，从来都是强化集权专制统治的有效手段。
其次是消灭激增的人口，降低社会群落内经济的压力。战争，毋庸置疑的绞肉机，人口正增长的天敌。令统治者更为津津乐道的是，这种消灭人口的方式，大多不会令其受到诟病，反倒是好处多多。尤其是在战争胜利后，获得的经济资源如土地，则成就了他们开疆拓土的美名，更是被载入史册的光辉政绩。
这冷眼看上去毫无关联的两者，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目标：战争。于是在汉武执政年间，就有了同匈奴近三十年的战争。
事实上，汉武时期的战争并未如后世人们想象的那样，凭借武力打造了一个盛世，也没有令生存在游牧经济环境中的异族屈服，更没有让他们恐惧到不敢来犯的地步。只是在耗尽国力，人口折损过半之余，兀自多了些空旷的土地。人口的锐减，使得经济资源宽松起来，被破坏的经济秩序需要得到重新的构建。于是新的仁政又来了，所谓的“盛世”再现了。而那巡睃在中华大地上空的专制灵魂，却一直茁壮地成长着，直至步入成熟。
作者：回形镳　回复日期：2009-08-04　14:48:32
所以说汪一哥啥都不懂，还纸上谈兵地扮“战略家”呵。
他根本不知道“产业”与“资本”是咋回事，更不知道“资本流动”是怎么回事。
国际上任何一个区域，搞成广东07年下半年那样的“集群产业”，最快也得10年功夫——就算内地有地方能搞得像07年广东那样，这10年间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变数十分大。
而只有“集群产业”，才能吸纳最大量的资本，才能自然过渡到“资本金融时代”。
——这个过程，是一环扣一环的“产业升级”过程，容不得人揠苗助长。
特别是这个“产业升级”，并不能理解为是“淘汰落后力”的过程。因为工业发达的地方，都是一个大品牌、大制造进行组装整合，然后一大堆中小企业围绕着这个大品牌、大制造，进行生产与流通的。即，每个小企业都有自己的独有优势或低价半成品，提供给大品牌、大制造进行组装、整合的。
——这在广东话来说，叫“成行成市”。
你赶跑中小企业，则运费是最直接的成本开支之一，原来1元钱一个螺丝的，现在必须加上2角钱运费。而这2角钱，可能是这个螺丝可以带来的全部利润所在，现在转化为成本开支了。
则，大企业也难以生存。
因此，日本十年前，北海道制造业基地，有个很著名的奇观，叫“厂连街”——一家一家厂子，连成一条街的。
由此形成“集群产业”。
咱东莞也费了七年的时间，才形成这种景象，从而使制造业的成本降至最低。
汪一哥一来，就瞎搞。
先是拿着《劳动合同法》的鸡毛当令箭，竟然派劳动局的干部与省总工会的工纠，跑到东莞、深圳去，对各工厂进行“监管”，还要搞啥“工厂民主改革”——靠~，厂子又不是他汪一哥的，大多数是私营企业，也就是他动用他的“公权”，跑别人私家物业去，愣说别人家的装修很“土气”，在别人家里面乱糊一气，就说很“现代”。
搞得珠三角企业一下子就鸡飞狗走。
结果吧，国际上最大笔的实业投资资金，一下子被倒逼回华尔街。天量资金没有了出路与通道，只好进入投机市场，进行“巨赌式流动”，把国内的房价炒得高高的，使国内的民生问题又突显——连高官都不买不起私人物业了。
当国际资本搞投机终于搞出个金融风暴来的时候，这汪一哥还傻愣愣地不晓得应变，还在搞啥“就是不救落后生产力”。
——这世界性经济危机，本身就有汪一哥的责任在里头。没汪一哥，这经济危机还不会来得这么迅速、这么猛烈。
还有啥“完胜”可言呵？
不是说啥，他不知道他一来，一大群实务经济人，就在观察他了。
仅观察3个月到半年，几乎这帮子实务经济人，全都暗自里嘀咕：“完了，完了，这回广东经济要完蛋了。”
咱没被估错汪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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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用秦国历史讨论土地国有还是私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简直就是把特殊案例扩大化，不懂经济学基本精神。这个世界只在一种情况下会出现真正的国有化和社会主义，那就是战争！就象二战时的德国，产品配给，所有财产备战充公，土地也是一样，为了集体的生存，国家的意义才出现；秦国也是一样，为战争，商鞅实际上在推行一种“战时模式”，不仅没有经济形态的普遍意义，更谈不上对社会经济的促进，因为这些大量创造的物资无法用市场定价，他们的价格是国家规定或者调控的，就象前苏联和计划时代的中国，生产的东西是很多，但毫无价值。
第二，除了战时的国有化是真正的国有化外，剩下的所谓国有化，本质上都是少数人的私有化。他们以国有化为幌子，行私有化之实质。你如果还认为我们这些大国企是真正的国企的话，那我不想再说什么了，少数人获利，而大多数人为了国企而买单，而且是规避许多市场风险下的获利，这要是也能算国有化，那就算好了，反正官家是什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