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苏小和

“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苏小和
《独立阅读》成立的时候，兄弟们曾经定下一个规矩，主要就新出版的好书说话。这么做的好处，当然是贴近当下，同时也贴近国内的出版动态，但不好的地方也越来越明显。由于国内当下的出版总是乏善可陈，好书寥寥无几，多半都是迎合读者的口水快餐，少数有点学术价值的书，也经不住细究。况且，由于人们都在梦里黄金，得过且过，因此见之于出版的书根本无法解读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我的阅读基本上一半是已经确定的旧书，一半才是花花绿绿的新书。而且总体来看，我想阅读的旧书可谓汗牛充栋，一本接着一本，让我无暇多虑；但对纷至沓来的新书，我却像一个刻薄的妇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总觉得都是垃圾。
旧书的魅力由此凸显。对于当下繁复的中国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我向来坚定地认为，那不是一些真正具有所谓中国特色的新问题，早就有各式各样的旧书给我们准备了答案。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中国人现在所走的路，很多年之前早就有人走过了，而且还留下了一批大好文献。只是我们面对常识，总是以特色之名虚以委蛇，面对陈旧的错误，却依依不舍。此情此景，导致中国人一直在某种低级的错误中原地打转，当然也导致我们的阅读视野持续一百年不动摇的狭窄。
比如关于最近热炒的所谓“国进民退”现象，我看见各路学者吵成了一锅粥。事情真的有那么复杂吗？“国进民退”真的是突然冒出来的现象吗？或者说，我们这些年的经济发展真的一直在国退民进吗？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10月26日在上海说：“中央没有‘国进民退’的政策”。窃以为这句话含金量甚高。黄先生的言下之意，第一乃是肯定现在的“国进民退”已然是一种发展态势，第二则是告诉我们，这种态势虽然并不是中央政府有意为之，但很有可能是30年来“国家能力建设”和“重商主义”交替作用的意外结果。
这实在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无论如何，我相信30年经济发展的基本面，都是政府有意识地退出部分市场领域，让民间力量切入，引入产权清晰的市场主体，形成有限度的自由竞争，才促成了30年的发展。这应该是各个阶层能够接受的共识。否则，30年前所谓解放思想也好，改革开放也好，就没有具体的历史意义了。换句话说，过去30年，有条件的国退民进，才是发展的主旋律。而现在，如果我们看到的“国进民退”成为了当下发展的方法论，甚至成为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内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到了一种反向操作的时候了？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高层继续改革继续开放的口号言之凿凿，岂有走回头路的道路。所以，沿着黄先生的话说开去，我的问题只能是：既然中央政府并没有倡导“国进民退”的政策，那么为什么实际的经济演进竟然背离中央政策而去呢？
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也许是政府好心办了错事。由政府信贷扩张引起的经济繁荣，不可能继续用信贷扩张的政策医治萧条。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一旦中国政府执意要用信贷扩张的政策应对萧条，那些发放出来的巨量货币，并不会像洪水一样均匀地流向市场的每一个环节，恰恰相反，这些信贷货币具有醒目的黏附效应，它必然只流向政府信赖的、具有垄断地位的，行政色彩浓厚的行业，或者我们干脆就直接说，这些巨量的信贷资金必然只能流向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超大型的，由中央政府直接操控，能够体现国家能力的国有企业。
一个饶有意味的局面由此形成：当国有企业们一夜之间拥有大量的信贷资金，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变得财大气粗，但同时也发现自己并不知道能够将这些钱用在哪里！人类的条件反射开始起作用，房地产、股市、能源、矿山当然成为国有企业的猎物，而并购，尤其是并购海外企业、并购国内私人企业，就成为他们的首选的企业经营方法。
这正是今天“国进民退”的景象！不过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金融危机。事实上金融危机只是“国进民退”的一个引子。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始终围绕着“国家能力”和“重商主义”的路径在发展，所谓的“国退民进”就是一个局部想象，所谓的“国进民退”才是必然轨迹。
基于这样的判断，我开始再次阅读王绍光的著作《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十几年之后，他所倡导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终于以一种国进民退的方式登场。今天的中国，财大气粗的政府真的可以“将自身意志(preference)转化为现实”，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真的与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形成了正比。无论是汲取财政的能力，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都看上去理所当然了。但可惜的是，这种不断强调的政府主导经济的方式，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一直坚持的个人价值自愿选择和自由企业市场竞争观念背道而驰。当看上去无比正确的“国家能力”被彰显到一个极高位置的时候，国有经济的比重必然要大幅攀升。我的意思是说，30年来的经济发展，虽然民营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在与国有经济发展的比例上，民营经济所占规模却是落后于国有经济的。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这些年我们是看到民营企业如火如荼，但比如火如荼更加火热的，是国有企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高歌猛进，是几乎所有有价值的资源和行业，全部集中在国有企业手里。
另一个导致“国进民退”现象的经济学因素，是重商主义经济学。
国内有一本这方面的书，就叫《重商主义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瑞典人马格努松的著作，重商主义制度最初出现在15-19世纪的欧洲，并成为当时普遍的国家经济政策。最经典的重商主义国家包括了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解释为：“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有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显然，威尔逊的表述成为重商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驱动下，政府给与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
历史证明，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体制的过渡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人企业发育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群团几乎绑架了国家。
重商主义的细节在今天的中国比比皆是。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比如，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还比如，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权力，准确的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那些拥有特权的组织和个人，总是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为了持续享受这种服务，他们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价值。在这样的经济学意义上，我固执的认为，当重商主义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方法论，我们看到的“国退民进”可能就是一种优美的想象，是一个看上去很严肃的伪命题。事实是，国家从来没有真正退出过经济领域，中国经济30年来的发展，几乎就是一部政府主导的经济史。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如果还继续纠缠“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就多多少少有点缺乏基本的实证勇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