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协调和阶级斗争（《告别革命》片断）

阶级协调和阶级斗争
再论《告别革命》之二
刘：您所谈到的马克思主义忽视科学技术和忽视政治机制独立性的根本缺陷之外，我想还应当补充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上的缺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历史完全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到了毛泽东，说得更绝对，几乎把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这种历史观便导致对革命、对阶级斗争的崇拜。这一观念的缺陷在於它从根本上忽视了非阶级斗争因素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例如经济活动等因素。实际上，决定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还是经济活动，即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力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确实存在着阶级冲突和阶级矛盾，也确实存在着种种不公平的现象。如何解决这些冲突和矛盾，历史上有两大方式，一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即暴力革命的办法；一是通过阶级调和、阶级妥协，即改良的办法。而生产力的发展并由此而体现出来的人类的进步和历史的进步，往往是在阶级调和时期，即社会处於良性运作的时期。这一点你在《告别革命》中也已道破了。
李：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裏就强调阶级斗争，把它作为历史的动力和主线，并以为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很快就能实现无国界的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国际歌〉里唱的是“这是最後的斗争”，其实，按照唯物史观，当时世界才处在资本主义的前夕。马克思主义在这种策略思想（革命）的错误，与它的基本历史观念（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主线）的错误有关。
刘：我们的对话是在新旧世纪之交中进行的。当历史就要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所作的告别，其意义在於，我们不要带着二十世纪一个最痛苦、最沉重的包袱，即革命的包袱跨入新世纪之门。我们可以把它放下，说声再见，以期待下一个世纪，不必重复这个世纪的战争、厮杀、政治运动，以创造一种更富有肯定性、建设性的存在方式。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以往革命的理由和它所起的作用。我至少声明过十次，我研究历史的态度不是追究历史罪责，而是以同情的态度去对待历史，以求对未来有个更清醒的选择。
李：我们只是“告别”革命，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或否定过去的革命。因为像革命这样重要的、复杂的历史事件和问题，持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态度都是不妥当的。以往是简单的肯定，凡是革命的都好，所以我们才讲革命带来的负面作用，我们反对或否定的是过去那种对革命的无条件的盲目崇拜和歌颂。但这不是说，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只有负面价值，也不是说革命在任何时期都缺少理由。我完全不这样看，因为革命也确实可以带来许多好东西，例如发生过革命的地方，平等、集体、社会正义等观念都比没有革过命的地方强烈得多。这便是革命的好遗产，可以继承和发扬。我们之所以要告别革命，是为了避免下世纪重复用大规模暴力流血的方式来更换政权（这是《告别革命》开宗明义对“革命”一词的界定）。因为今天中国社会正开始处在转型期，千百年来的传统社会开始真正进入现代化，各种社会矛盾会越来越突出，亿万农民脱离土地进入城市，贫富县殊、阶级分化日趋剧烈，千奇百怪的现象到处可见，旧有秩序或动摇或崩溃，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各种不满都会呈现，甚至每个阶级阶层都会有各种不满，它们就是酝酿革命的温床。记得托克维尔（Tocqueville)  一百多年前便说过，革命（不是指传统的农民革命）不是在最贫穷的时候，而是在经济起飞、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的时候最容易爆发。今天对现实经济政治体制不满，想要革命的情绪仍然存在，所以我们才觉得应该总结本世纪的经验来“告别”革命，指出连那个万口称颂、少有异词的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也未必必然、未必必要，它带来了许多负面价值；从而指出历史本可以有另一种选择（改良道路）的可能性。这不是追究过去革命的罪过，或把革命当作“贬词”。为甚么非褒即贬呢？这一种非此即彼、以价值判断替代事实分析的思维方式，大概还是你所说的一元化模式”吧？！
刘：革命留下的後遗症实在太大。在二十世纪，从辛亥革命开始，尽管都有当时的客观原因和根据，但是，到了今天我们作反省的时候，完全有理由认为不一定必然要选择革命的办法。因为暴力革命总是流血，而流血的结果总是再流血或留下血的大阴影。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後，我们为甚么还不断地搞政治运动？为甚么不停地搞革命大批判？为甚么崇拜火药味很浓的意识形态产意识形态为甚么那么脆弱？这就是革命阴影的影响。革命通过大规模流血的方法夺取一个政权，夺取了政权自然是胜利，但是胜利以後作为胜利者的心裏总是有一种阴影，即害怕那些被打倒的阶级用同样办法“复辟”。所以，尽管政权很巩固，意识形态仍然是很脆弱的，总是神经兮兮，夸大敌情，结果总是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反右派一下子就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阶级敌人，文化大革命当中更是横扫一切。革命带来的问题如此严重，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现在正要进入现代社会，经济要往前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包括劳资矛盾一定还会激化。在劳资矛盾以及社会其他矛盾激化的时候，是采取英国式的阶级调和、妥协的改良办法（即所谓“光荣革命”），还是采取法国式的大规模暴力流血革命的办法解决矛盾，确实需要作一选择。我们过去都是崇拜法国革命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付出的代价太大。邢文在批评我们的时候，竟然把英国式的变革和法国式的变革混为一谈，笼统地称之为“英法革命”，并歪曲地批评我们否定“英法革命”。其实英法情况及性质很不相同。
英国在十七世纪，即克伦威尔建立共和时期也曾发生过暴力行为，处死查理国王，但那之後，它一直采取比较温和的、调和的方式，因此在十八世纪下半叶欧美发生革命高潮的时候，英国一直采取改良的办法，走君主立宪的阶级协调之路。因此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英国的国内比较稳定，英国人民免受许多内战的灾难，避免了法国式的大流血革命。尽管我们应当尽可能避免流血革命，但有一个问题也常让我感到闲扰，即如果统治者连最起码、最平和的改良要求都加以拒绝的话，那么，人们使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是否就是合理的了？所谓“逼上梁山”，也是这一意思，当统治者把林冲逼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林冲选择了革命，应当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在《告别革命》中并没有说明这个问题。许多批评意见都与这问题相关。
李：据说邢贲思的文章也是或主要是针对左派〈万言书〉（〈万言书〉的原题好像是“关於国家安全问题……”，记不完全了）的，但是他又不敢像我们这样理直气壮地回答〈万言书〉，躲躲闪闪，遮遮掩掩，漏洞很多。其实〈万言书〉提出的许多事实是现实存在的，不必否认，例如贫富分化，资产阶级出现等等。问题是如何办，〈万言书〉没有明说。但按它的逻辑推论，当然是回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老路：剥夺剥夺者，继续进行各个领域裏的“革命”，亦即回到毛的道路上去，认为这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但这样做，行吗？这符合今日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和人民大众的要求吗？官方的左派和非官方右的激进派一样，都可以利用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在某种情况和条件下鼓动革命。而革命，如我们前面所讲，不管是哪种旗号，在今天中国是不可取的。但我也再三讲过，搞改良并不比革命容易，需要更多得多的耐心和毅力，更少得多的情感用事，所以，尽管我们这种最温和的主张也遭到最粗暴的批判，我也仍然坚持改良，更应该置个人利害荣辱情绪於度外。何况，就整个社会和广大群众说，今天也远没有到没路可走、没法可活而“逼上梁山”的时候。
本文发表於一九九六年七月三十日香港《明报》
选自《告别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