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交锋三十年－搜44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3 21:30:03
体制内的声音：民主是个好东西(2)
作者：马立诚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史天健把1978年到2006年的《人民日报》关键用词抽取出来，进行量化分析，比如“人权”和“民主”这两个词。
他的做法是，把这些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每年随机抽选三分之一，经过比对以后发现，从1978年到1988年，《人民日报》没有使用过“人权”这个词。直到1988年，“人权”这个词开始在《人民日报》出现。但报上大部分文章认为“人权”是有阶级性的，是“资产阶级的词汇”。2002年，情况有了变化，《人民日报》七成以上有关文章承认“人权”具有普遍性，同时表示中国正在努力改善人权。
“民主”这个词，1978年就开始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但是，“民主”被划分为两种“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到1988年，“社会主义民主”的提法比1978年少了，“民主”这个词前面的“社会主义”帽子逐渐消失了。报上的文章比较多地提到“我们也追求民主”。1995年，有关民主的程序概念开始在《人民日报》出现。2002年，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之后，情况更加进步，中国共产党开始承认“民主是追求的目标”。但由于经济条件和老百姓素质的限制，实现民主的时间表比较漫长。
从这种研究角度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史天健认为，俞可平的文章代表了党内对民主的态度产生重大变化。“从原来羞羞答答，到现在说是好东西，这是一个飞跃。”史天健说。
海外媒体说，这些年，中共在和国际社会打交道的时候，不再避讳“人权”和“民主”这样的词汇。俞可平文章的出现，其实已经具备了社会基础和心理准备。
我曾和俞可平多次共同参加过一些会议，其实他并不是暴得大名的“新星”，而是一位早就学有所成的资深专家。
1959年7月，俞可平出生于浙江绍兴。历史上，这里是一个盛产策划人、文件起草人和咨询专家的地方，过去把这种角色称为师爷。俞可平不喜欢师爷这个称呼，他说，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没有存在师爷的必要。
俞可平在农村度过童年和少年。1978年，他考取绍兴师专政史系。毕业后，他考取了厦门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攻读政治哲学。1985年，俞可平考取北京大学政治系博士生，导师赵宝煦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主要奠基人。俞可平的博士论文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打算留校，但北大没有房子。俞可平当时已结婚生女，其妻徐秀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和俞可平是同乡同学。当时中央编译局答应给俞可平一间房子，俞可平就选择了这里。1994年，俞可平应邀去美国杜克大学任访问学者，在这里他碰见了北大校友史天健。1995年，俞可平又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任客座教授。
俞可平的一些研究，曾经遭遇坎坷。他论述市民社会的一些文章，曾被人扣上“自由化”的帽子，他在武汉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也被人告发。上级单位几经调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他出版了《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社群主义》、《政治与政治学》、《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增量民主与善治》、《全球化与政治发展》、《民主是个好东西》、《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等著作。到2000年，俞可平已经成为中国国内重要的政治学家。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告诉我说，俞可平和中央编译局的团队接受了很多上面委托的课题研究。
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俞可平找到了同样致力于民主政治探索的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两位学者以各自单位的研究中心的名义，共同发起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王长江说：“一开始并不顺利，地方党政部门觉得，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评价我们？”王长江解释说：“地方官员之所以比较冷淡，因为这种评选对他们升官没有帮助，许多地方打电话咨询评奖事宜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你们要收多少钱？”俞可平说：“我们没有红头文件，我们凭着对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来做这件事，最终坚持下来，并获得了广泛认可。”何增科说：“俞可平的努力，是想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可以操作的东西。”
十七大结束之后，俞可平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件“应当”的事，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他说，中国要达到的不应该是一种传统的稳定，而应该是一种现代的稳定。传统稳定以“堵”为主，现代稳定是以“疏”为主。
作者：马立诚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史天健把1978年到2006年的《人民日报》关键用词抽取出来，进行量化分析，比如“人权”和“民主”这两个词。
他的做法是，把这些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每年随机抽选三分之一，经过比对以后发现，从1978年到1988年，《人民日报》没有使用过“人权”这个词。直到1988年，“人权”这个词开始在《人民日报》出现。但报上大部分文章认为“人权”是有阶级性的，是“资产阶级的词汇”。2002年，情况有了变化，《人民日报》七成以上有关文章承认“人权”具有普遍性，同时表示中国正在努力改善人权。
“民主”这个词，1978年就开始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但是，“民主”被划分为两种“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到1988年，“社会主义民主”的提法比1978年少了，“民主”这个词前面的“社会主义”帽子逐渐消失了。报上的文章比较多地提到“我们也追求民主”。1995年，有关民主的程序概念开始在《人民日报》出现。2002年，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之后，情况更加进步，中国共产党开始承认“民主是追求的目标”。但由于经济条件和老百姓素质的限制，实现民主的时间表比较漫长。
从这种研究角度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史天健认为，俞可平的文章代表了党内对民主的态度产生重大变化。“从原来羞羞答答，到现在说是好东西，这是一个飞跃。”史天健说。
海外媒体说，这些年，中共在和国际社会打交道的时候，不再避讳“人权”和“民主”这样的词汇。俞可平文章的出现，其实已经具备了社会基础和心理准备。
我曾和俞可平多次共同参加过一些会议，其实他并不是暴得大名的“新星”，而是一位早就学有所成的资深专家。
1959年7月，俞可平出生于浙江绍兴。历史上，这里是一个盛产策划人、文件起草人和咨询专家的地方，过去把这种角色称为师爷。俞可平不喜欢师爷这个称呼，他说，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没有存在师爷的必要。
俞可平在农村度过童年和少年。1978年，他考取绍兴师专政史系。毕业后，他考取了厦门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攻读政治哲学。1985年，俞可平考取北京大学政治系博士生，导师赵宝煦是当代中国政治学主要奠基人。俞可平的博士论文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系统分析》。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打算留校，但北大没有房子。俞可平当时已结婚生女，其妻徐秀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和俞可平是同乡同学。当时中央编译局答应给俞可平一间房子，俞可平就选择了这里。1994年，俞可平应邀去美国杜克大学任访问学者，在这里他碰见了北大校友史天健。1995年，俞可平又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任客座教授。
俞可平的一些研究，曾经遭遇坎坷。他论述市民社会的一些文章，曾被人扣上“自由化”的帽子，他在武汉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也被人告发。上级单位几经调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他出版了《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社群主义》、《政治与政治学》、《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增量民主与善治》、《全球化与政治发展》、《民主是个好东西》、《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等著作。到2000年，俞可平已经成为中国国内重要的政治学家。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告诉我说，俞可平和中央编译局的团队接受了很多上面委托的课题研究。
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俞可平找到了同样致力于民主政治探索的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两位学者以各自单位的研究中心的名义，共同发起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王长江说：“一开始并不顺利，地方党政部门觉得，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评价我们？”王长江解释说：“地方官员之所以比较冷淡，因为这种评选对他们升官没有帮助，许多地方打电话咨询评奖事宜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你们要收多少钱？”俞可平说：“我们没有红头文件，我们凭着对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感来做这件事，最终坚持下来，并获得了广泛认可。”何增科说：“俞可平的努力，是想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可以操作的东西。”
十七大结束之后，俞可平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说，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件“应当”的事，而是一件“必须”做的事。他说，中国要达到的不应该是一种传统的稳定，而应该是一种现代的稳定。传统稳定以“堵”为主，现代稳定是以“疏”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