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土改学—挖浮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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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政:土改学—挖浮财
(2009-06-08 10:31:37)(载《南方周末》2007年7月26日,叶匡政专栏“非战国策”)土改时,农民诗人王老九分到了地主的一只樟木箱子。王老九常对着它发呆,他知道光靠力气是搬不来这只箱子的。他在一首诗中,就发问道:箱子箱子你又没长腿,怎么会跑到我家里?这说明王老九是个喜欢想
这只樟木箱子,便是地主的浮财。相对土地、房屋这些不动产,那时把金钱、粮食、首饰、衣服、日用杂物等动产称为浮财。这个词在土改中用得多,后来似乎很少用了。土改中,“挖浮财”是一个重要
土改领导者非常清楚,分了地主的土地,是无法让地主经济立刻垮下去的。东北通肯县的一个地主,被清算了土地后就说:“算就算,你也富不了,我也穷不了,把犁杖挂到房檐上,也吃他几年。”当年的东北局曾通过文件指示,地主除土地外,尚藏有大量的金银珠宝、布匹、衣服、粮食,这部分财物,常常比地主全部土地的价值还要大几倍,如果只分配土地,对地主的经济
把别人的财物拿回家,在大多数老实本份的农民看来,肯定是不合法的。土改被称为一场革命,就在于它不但催生了一种迥异于往日的民众情感,它还改变了人们对非法行为的观念。这种观念是通过政策导入民众的。夺取别人的财物,这在过去是任何社会阶层都不能容忍的事情,现在被合法化了。它成了贫农、雇农享有的权利。拥有财物成了一种犯罪,拥有财物的人成了整个社会的对立面。
当时东北松江省委的张秀山指导土改时就说:大胆放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不留丝毫余地,任何地主的哀求与叫骂,我们都毫不同情,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哀求与叫骂,是封建地主阶级向群众斗争的一种方式。整个斗争是尖锐激烈的,但对于广大农民来说,这个斗争是最人道的。要像园丁培育花苗一样,善于引导和培养群众情绪走向斗争。在斗争中,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和拘束。有人担心大胆放手会不会违反政策?张秀山回答道:不会的,放手是根据政策来的,放手本身就是政策,就是政策的主要部分。
山东莒南县委还规定出具体办法:“开始采取暴动形式:逮捕、监禁、戒严、扫地出门;抓住全区性或数村的封建恶霸展开斗争,清算、追究、挖掘出所有
既然有了政策,各地农民们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口号:“没有马,没有牛,斗出财宝就不愁。”“挖大树根,油水要光,威风要倒,天下是咱们的!”,东北安东县还提出“每人起码穿上一条棉裤棉袄”的口号,让妇女
山东大店的一份
这种从天而降的
地主、富农、中农们,如何对待挖浮财呢?果然有地主说:“过去都是暗土匪,现在都是明的。”在当时原始的生产状况下,除了少数恶霸地主,可以说大多数地主都是靠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点财富,他们往往把财产看作自己的命根子。他们能如何保护将被剥夺的财产呢?无非有两个办法,一是藏起来,二是尽可能的吃光用光。
《东北日报》总结过东北的地主隐藏财宝的
许多中农“懊悔当年太会过”,说“老鼠不吃,给猫攒的”。山东莒南县一个中农听说要挨斗,“把一窝小猪、果子饼都卖了,果子种藏起来,把卖的钱给一家大小买了布做了衣服”,说:“八路军斗争,总不能扒衣服吧!”各地还出现了宰杀耕牛、大吃大喝的现象。山东莒南县邢家水磨子村抗战时有80头牛,1948年春有12头牛,1949年1月只有6头牛了。莒南县小坊前村的一个农民卖地4亩,地也不锄了,连“驮架子”也卖了,到处宣扬:“我卖光了去要饭,看谁还说我是富农。”
浮财挖来了,分配也是有戏剧性的。比如东北的游民比关内多得多,这些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到处游荡,是真正的赤贫阶层。但他们的游荡经历,使他们比普通农民更善于应付逢迎、见风使舵。土改工作队刚下乡时,不了解情况,往往挑选了这样的人做骨干,甚至成了乡、村干部。这些人敢作敢为、不怕得罪人,是真正的积极分子,在分浮财上
至于那些老实巴交的贫、雇农,对这突然到来的好事倒真有些手足无措。阳翰笙的《柳城土改日记》中就记下了这样的事:“有些贫苦的家民,却偏偏选择不好,譬如韦光英,大家帮他选了不少衣服,他却仍然不知选什么东西的好。一个奶姥上场去选衣服的时候,她看到满眼花花绿绿的东西,不知该拿什么才好;她站了好久好久,嘴唇抖着,总不敢走进场子里去;最后还是人家给她选了一件,才笑着走了。”农民诗人王老九看到农会会员抬来的樟木箱,也是想了好久想不通,他后来蹦出的诗句,也不能说他就找到了答案,他的答案是:“想想这道理,全凭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