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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政：土改学——算剥削账

（《南方周末》2007年6月21日，叶匡政专栏“非战国策”）

       新中国的第一门学问，我们应该给它取个名字，叫土改学。

       和老人们谈起土改，都说像一场梦。后来这梦醒了，但梦里的很多事理，我们还是要拿出来琢磨一番的。我们今天所思所想，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里是一个发端。现今很多潜在的社会心理，追根溯源，这里都能寻出一些踪迹。土改即使对于今天的中国，也是革命性的，革命得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理解，但那时还是发生了。

       阳翰笙的《柳城土改日记》，记录了他当年参加土改的工作。这里先引一段群众批斗地主杨朝达的对话：

       “你手放下来！我问你，你田从哪里来的？”

       “从我老子那里分来的。”

       “你老子分这样多给你吗？”

       “没有这样多，有些是我买的。”

       “哪来的钱买的？”

       “靠剥削来的钱呀！”

       “你为什么要剥削人？”

       “大家还不都一样么，那是从前的潮流！”

       “剥削”是土改的一个关键词，很多让人不能理解的行动，只有统一到这个词下，才能让人理解，才能让人敢做敢为。剥削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查了1989版的《辞海》，它的解释是：凭借私有财产无偿地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相信剥削的要点，是要认同“无偿”，也即自己的劳动没有报酬。

       本来租地耕种，收了粮食交一部分做地租，一部分留下当口粮，在农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几百年来日子都是这么过的。突然要把这事说成是坏事，老百姓心里一开始肯定是犯嘀咕的。就像现在，猛然有人说交房租是剥削，别说房东不理解，就是租房人一时也难接受。看史料记载，果然有农民疑问：“向地主要地，把别人腿肚子上的肉割在咱身上能行吗？”也有的猜测：“他们是先甜后苦，现在是先分土地，将来就要多交公粮，多出劳力，要受种种限制。”

       当年土改领导者是懂得农民这种心理的，一份冀中区的材料就总结道：“农民翻身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欲翻身必先翻心。只有翻透心才能翻透身，挖穷根吐苦水算总账是翻心的主要问题。”所以土改的第一步，往往是开“诉苦会”，找到生活困苦的人“挖苦根”，这些人被土改工作队称为“根子”。参加过土改的叶君健认为：“至于诉苦，这是提醒农民认清自己长年受苦和被剥削的悲惨命运的一种方式，目的是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自觉地起来和地主斗争。”

       然而，一个人生活真的困苦了，更多的还是埋怨自己，最多埋怨埋怨命运。真要这个人把自己的困苦对别人大张旗鼓地说出来，并把对困苦的怨恨转嫁给同宗同村的富裕者，培养出对他们的仇恨，应该是有很大难度的。

       阳翰笙日记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事，他是作为反面教材的：

       “天福的老婆最不觉悟。有人去串她，问她衣服为什么这样烂，她很生气地说：

       ‘你的衣服比我还烂，你为什么不买？’

       ‘你家连鸡笼都没有，还问我呢！’

       有人去串她，她常骂猪骂狗，说命不好，羡慕地主生活；说被地主剥削是命里活该。谁要与她多说就骂谁，吓得谁也不敢去串她。”

       他的日记中，还有农民诉苦道：“我一生一世替人做牛做马，生一世，做一世，做一世，苦一世，我的命真苦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典型而正常的中国人的思维。我相信，今天的很多农民合同工依然这么想，除非工头克扣他的工资，否则你让他仇恨工头也是不容易做到的。然而当年的土改工作队做到了。

       他们的绝招就是算“剥削账”。剥削账各地的算法不一样，名目很多。但大致是算经济账和政治账。经济账主要有农民代地主交的公粮账、地租账、劳工账、贪污勒索账等，那时的大多数地主并不富裕，这几个账一算下来，不仅自己的土地会被算光，甚至算到破产。另一个就是算政治账，包括汉奸账、人命账等，这个账更是对地主有绝对的震慑力。农民本来就没什么文化，被文化人这么一算没有不信服的。阳翰笙就记录了这样的事：“特别是杨泰木，当大家帮他算了剥削账，算出他四十年来，被地主剥削去了十万斤谷子的时候，他很激愤地跳了起来说：我要去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大家同他谈别的问题，他都听不进去了，他一心就想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假使当时有一个剥削他的地主在他面前，他一定一下就会把捏死！”一个人的阶级仇恨，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这种仇恨会让他模糊了“有偿”或“无偿”的界限，对困苦的怨恨终于被转移为对另一些人的仇恨。

       所以那时各地都提出了要防止“和平分地”，坚决拒绝地主自动交出土地。当年的执行者就总结了“和平分地”的很多坏处，如“经过清算分地，农民是理直气壮的，地主不仅交出了土地，而且他处处理亏，不杀他还算便宜……”“不经斗争，地主的社会地位不会下降……”“不经清算斗争，地主与农民的阶级仇恨不会明显，农民阶级觉悟不会提高，而只增加地主的仇恨。”这些策略从斗争角度来说，思路是非常清晰的，也确实获得了它想达到的效果。所有的商业行为，统统被归到“剥削”这个词下，变成了犯罪。一部分人贫穷，源于另一部人的富裕，这个逻辑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了。

       “剥削”可以说是当年支配整个社会运转的一个基本理念，有了这个理念支撑，每个人即使犯罪，也犯得心安理得了。无论是当年的农民，还是地主，没有人能对剥削说出个所以然来，然而这不会影响他们的行动。碰到绕不过的问题、解不开的疙瘩，谁都可以用这个词来搪塞一下，一切又都顺理成章了。

       叶君健在《土改工作半年》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当年真实的场景：

       “我犯了罪，”地主用很低的声音说。“我犯了罪！我对不起你们！”

       “你犯了什么罪？”另一个农民又跳上去，向他吼道“说出来！”

       “还不是剥削你们呗，”地主又瓮声瓮气地说，像是要哭的样子。

       “你是怎样剥削的？”一个妇女也跳上前，指着他的鼻子问。

       “剥削就是剥削嘛，”地主说，假装抽咽了一下，“你们知道得比我清楚，因为你们是受剥削的人。”

       叶君健继续写道:他这个回答一下子把农民的嘴堵住了，因为农民的脑子没有他的灵活，反应慢，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语言来制服他。他们只是本能地举起拳头，要上前去捶他那个诡计多端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