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老蛰：此土改与彼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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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蛰：此土改与彼土改时间:2010-07-27 09:43 作者:老蛰点击:385次
几年前在翻捡旧报时，无意中瞥见一则不起眼的消息：北平《新民报》1948年10月，标题是“土地改革在大兴”。这条新闻最终被淹没在纷纭的战报中，没有了下文。
按说土改向来是解放区的事。内战初期，国军收复失地，便总有还乡团尾随其后，对共产党实施土改的结果进行反攻倒算。怎么才过了不到两年，国统区北平的大兴县也搞起土改来了呢？联想到当时南京政府整顿官场社会风纪，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傅作义在河北搞土改就不奇怪了。正如后来一位中共将领所说：他想学我们，但是已经晚了。上述举措，都是为了收拾人心，挽大厦于将倾。不撞南墙不回头，想回头时已枉然。中国的事情历来如此。
虽然都叫“土改”，但此土改不是彼土改。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均贫富，重建一个公平的现代化起点；不同之处则在于，一是赎买一是剥夺，一是改良一是革命。前者是和平的，后者是暴力的。前者就是目的本身，后者则另有其目的：鉴于“自发的小生产势力”会产生新的不公平，因此最终要废除“耕者有其田”。一句话，就是要废除土地的私有制。
另一篇文字是对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的批判。此时土改已成天下大势，居然有人逆势而动，真不知今夕是何年。
董时进不但反对共产党的土改，也反对国民党的土改，他只不过弄错了时代。国共两党都认为原有的土地和租佃关系是“封建的”，他却认为是“自由买卖”和“自由契约”，因而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句他没敢讲，他只是质疑，为什么地主剥削就要被清算，而城里的房产主和资本家剥削就受保护？要么是他不懂，按照阶段论，资产阶级虽然剥削，但它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和用处，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要受到保护，而封建地主阶级全然是过时乃至反动的。
按照马克思的阶段论，标准的历史被划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到了列宁那里，为了革命的需要，这一阶段论被修改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因为按照马克思的阶段论，社会主义根本不能在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俄国发生。于是就有了列宁的“薄弱环节论”：帝国主义全球一体，革命只能在它的“薄弱环节”发生。中国的国共两党遵循的是列宁的阶段论，因此，秦以前是奴隶制，秦以后是封建制。
但是，按照传统的理解，秦以前才是封建制，到了秦始皇就废了，即所谓“废封建，置郡县”。这大概也是董时进的理解。而这样一来，跟阶段论就对不上了，秦以后两千年的历史也无以名状（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式的”，意思大概是“土著的”、不入流的，低于一般社会发展史水平的。西方中心主义可见一斑），社会主义革命则无从谈起。所以，要走历史必然性之路，“封建”必须等着社会主义革命来消灭。
那么，“封建土地制度”为什么要废除？换言之，地主阶级为什么要消灭？按照作者的意思，因为它又罪恶又无效，阻碍了历史发展。记得小时候，地主被当作故事里的“大灰狼”，贪婪凶残，激起孩子们的恐惧和仇恨。
许多年前，在凤凰卫视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记者到四川大邑县采访大地主刘文彩的家人、佃户和当地居民。大伙对老东家不乏缅怀之意。刘文彩庄园展览馆的一位负责人笑着解释，刘不是坏人，庄园展览的内容也有造假。他又补充说，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应该退出历史，意思是过时了。但是，仅仅因为过时，就要受到后来如此令人发指的清算？
在传统社会，地主-士绅几乎是惟一受到教育的阶层，可谓文化传承的主体。另一方面，中国在历史上的繁荣强盛，亦以此种土地制度为根基。可以说，农耕制度把土地效能发挥到了最大，但仍无法摆脱马尔萨斯人地关系的循环律。要打破这一循环，则有赖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实际上，中国土地制度与地主阶级的转型，早在清末民初就已经开始；而农村的困境与其说是由于地主阶级的抗拒，倒不如说是连年战乱与外敌入侵所致。
关于这两则旧闻的后续。国民党败走台湾后进行了土改，跟傅作义大兴土改的方案大同小异，并为台湾日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大陆土改后不久，农民的“胜利果实”又被收了回去。如今的新东家正在崛起，圈起地来比老东家强了岂止五倍。
董时进先生的言论虽属不识时务，但也不是不知利害。道不行桴于海，他随后辗转去了美国。而那些批判他的同人们，结局又如何呢？
1948年10月10日
北平《新民报》
土地改革在大兴
（本报专访）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家，土地问题，在周秦以来，一直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问题，尤其是“戡乱”战事深刻化的现在。
华北剿总与冀省府为配合中央施策，联合组织土地改革工作队，解决华北绥靖地区内的土地问题。工作队成立整整一个月了，队长周北峰（剿总土地处理委会主委）领导五十二个队员住在大兴县，日以继夜的工作。队员们是本年暑期大学毕业生中遴选出来的，他们以初涉社会的勇敢与兴趣，一步一步地去追求，研究解决问题。
为什么选择大兴县来作土改工作的第一个实验场所？据周北峰说：“这是土地问题最严重最复杂的一县。也是佃农生活最苦的一县。”大兴县土地中，尤其南苑一带过去是帝王狩猎场，清末才开始招领开垦，因之大部土地落入满清遗老或一般军阀政客的手里。在南苑附近保留着五十多种租佃关系，居住着各省各县的居民。记者昨天到大红门乡，曾碰到东北人、天津人、河南人、河北人，都是居住在这块土地上，过着农民生活十年二十年以上的，他们有的是退伍军人，皇粮庄头，改业的商人，退职的公务员。至于地名村名，有什么庑殿村，龙河，凤河……差不多都遗留着很浓厚的封建气息。
土地改革工作队工作之展开，依据剿总制订的华北绥靖区土地问题处理方案为蓝本，该方案包括计有：（一）华北绥区土地处理实施办法，保障佃权，执行减租，实行耕者有其田，保障参加自救工作者之土地所有权，保障中农，扶植贫、佃、雇农。（二）代管不在地主土地办法。（三）土地债券发行办法。（四）扶植自耕农征收地价捐实施细则。（五）合作农场。工作队准备于大红门乡实行的有三项重点工作：甲，保障佃权；乙，三一缴租，上打租改为下打租；丙，代管不在地主土地。目前宣传调查竣事，本周内可开始实施，预计以四个月的时间，完成大兴全县的土改工作。
该队工作人员与农民为伍，熟悉了农民的一切，籍着大兴县府的协力，工作进行十分顺利。晒得皮肤似古铜一般的队员们，一个个情绪振奋，充满信心，同时并已获得大部农民的拥护与合作。据说：大地主们（包括在此间的几位要人名流）对于土地改革工作，尚未表示任何反感，捣蛋的多是二地东、小地主一流人物。（典克）
1950年4月16日
《观察》杂志
关于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
董时进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书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韩德章诸教授，曾在校内发动师生，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其中一次，是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几位老会员出席的。本文系该次座谈的纪录摘要。
主席甲：董时进先生的文章，大家都见到了，所以现在不需要我来详细介绍。概括地说来就是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认为：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土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为了反对土地改革，董时进先生东拼西凑地找了一些理由，如什么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经营不便，什么地主都是勤俭起家，农民都是游手好闲，分得土地必然荒芜等，来支持他的错误思想。
发言者丙：据我所知道的，所谓“土地的自由买卖”，是在农民交不起租、还不清高利贷的盘剥压迫下，地主利用农村政权的力量，巧取豪夺地把土地“自由”的不等价的买到手里；所谓“自由契约的租佃关系”，是农民被地主剥夺了土地，无以生存，被迫去人格上依附地主，忍受高额地租及超经济剥削（如兴盖房屋、农忙帮工、家庭杂活等）而“自由签约”的。正是由于董时进先生混淆了封建性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所以他说既然农村地主的剥削要被消灭，为什么城市房产剥削反而受到保护？
发言者丁：他是在美国学的农业，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因此对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至于他指出土地改革中所发生的某些偏向，那只是个别的，并不能由此而认为一个伟大的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革命是不合理的。
发言者己：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中国的资产阶级也是有剥削的。有些资本家不愿承认自己有剥削，刘少奇同志就告诉他们，要承认自己的剥削。不过现在是新民主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的剥削还是允许存在的。我们知识分子大半出身地主家庭，一般地谈到土地改革，我们都是赞成的。但是地主家庭的人来找到我们，向我们诉苦，这时就感到难于处理，思想上往往动摇。这点我们都应警惕。 来源:新世纪周刊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0072714194.html ]
几年前在翻捡旧报时，无意中瞥见一则不起眼的消息：北平《新民报》1948年10月，标题是“土地改革在大兴”。这条新闻最终被淹没在纷纭的战报中，没有了下文。
按说土改向来是解放区的事。内战初期，国军收复失地，便总有还乡团尾随其后，对共产党实施土改的结果进行反攻倒算。怎么才过了不到两年，国统区北平的大兴县也搞起土改来了呢？联想到当时南京政府整顿官场社会风纪，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傅作义在河北搞土改就不奇怪了。正如后来一位中共将领所说：他想学我们，但是已经晚了。上述举措，都是为了收拾人心，挽大厦于将倾。不撞南墙不回头，想回头时已枉然。中国的事情历来如此。
虽然都叫“土改”，但此土改不是彼土改。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均贫富，重建一个公平的现代化起点；不同之处则在于，一是赎买一是剥夺，一是改良一是革命。前者是和平的，后者是暴力的。前者就是目的本身，后者则另有其目的：鉴于“自发的小生产势力”会产生新的不公平，因此最终要废除“耕者有其田”。一句话，就是要废除土地的私有制。
另一篇文字是对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的批判。此时土改已成天下大势，居然有人逆势而动，真不知今夕是何年。
董时进不但反对共产党的土改，也反对国民党的土改，他只不过弄错了时代。国共两党都认为原有的土地和租佃关系是“封建的”，他却认为是“自由买卖”和“自由契约”，因而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句他没敢讲，他只是质疑，为什么地主剥削就要被清算，而城里的房产主和资本家剥削就受保护？要么是他不懂，按照阶段论，资产阶级虽然剥削，但它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和用处，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还要受到保护，而封建地主阶级全然是过时乃至反动的。
按照马克思的阶段论，标准的历史被划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到了列宁那里，为了革命的需要，这一阶段论被修改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因为按照马克思的阶段论，社会主义根本不能在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俄国发生。于是就有了列宁的“薄弱环节论”：帝国主义全球一体，革命只能在它的“薄弱环节”发生。中国的国共两党遵循的是列宁的阶段论，因此，秦以前是奴隶制，秦以后是封建制。
但是，按照传统的理解，秦以前才是封建制，到了秦始皇就废了，即所谓“废封建，置郡县”。这大概也是董时进的理解。而这样一来，跟阶段论就对不上了，秦以后两千年的历史也无以名状（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式的”，意思大概是“土著的”、不入流的，低于一般社会发展史水平的。西方中心主义可见一斑），社会主义革命则无从谈起。所以，要走历史必然性之路，“封建”必须等着社会主义革命来消灭。
那么，“封建土地制度”为什么要废除？换言之，地主阶级为什么要消灭？按照作者的意思，因为它又罪恶又无效，阻碍了历史发展。记得小时候，地主被当作故事里的“大灰狼”，贪婪凶残，激起孩子们的恐惧和仇恨。
许多年前，在凤凰卫视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记者到四川大邑县采访大地主刘文彩的家人、佃户和当地居民。大伙对老东家不乏缅怀之意。刘文彩庄园展览馆的一位负责人笑着解释，刘不是坏人，庄园展览的内容也有造假。他又补充说，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应该退出历史，意思是过时了。但是，仅仅因为过时，就要受到后来如此令人发指的清算？
在传统社会，地主-士绅几乎是惟一受到教育的阶层，可谓文化传承的主体。另一方面，中国在历史上的繁荣强盛，亦以此种土地制度为根基。可以说，农耕制度把土地效能发挥到了最大，但仍无法摆脱马尔萨斯人地关系的循环律。要打破这一循环，则有赖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实际上，中国土地制度与地主阶级的转型，早在清末民初就已经开始；而农村的困境与其说是由于地主阶级的抗拒，倒不如说是连年战乱与外敌入侵所致。
关于这两则旧闻的后续。国民党败走台湾后进行了土改，跟傅作义大兴土改的方案大同小异，并为台湾日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大陆土改后不久，农民的“胜利果实”又被收了回去。如今的新东家正在崛起，圈起地来比老东家强了岂止五倍。
董时进先生的言论虽属不识时务，但也不是不知利害。道不行桴于海，他随后辗转去了美国。而那些批判他的同人们，结局又如何呢？
1948年10月10日
北平《新民报》
土地改革在大兴
（本报专访）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家，土地问题，在周秦以来，一直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问题，尤其是“戡乱”战事深刻化的现在。
华北剿总与冀省府为配合中央施策，联合组织土地改革工作队，解决华北绥靖地区内的土地问题。工作队成立整整一个月了，队长周北峰（剿总土地处理委会主委）领导五十二个队员住在大兴县，日以继夜的工作。队员们是本年暑期大学毕业生中遴选出来的，他们以初涉社会的勇敢与兴趣，一步一步地去追求，研究解决问题。
为什么选择大兴县来作土改工作的第一个实验场所？据周北峰说：“这是土地问题最严重最复杂的一县。也是佃农生活最苦的一县。”大兴县土地中，尤其南苑一带过去是帝王狩猎场，清末才开始招领开垦，因之大部土地落入满清遗老或一般军阀政客的手里。在南苑附近保留着五十多种租佃关系，居住着各省各县的居民。记者昨天到大红门乡，曾碰到东北人、天津人、河南人、河北人，都是居住在这块土地上，过着农民生活十年二十年以上的，他们有的是退伍军人，皇粮庄头，改业的商人，退职的公务员。至于地名村名，有什么庑殿村，龙河，凤河……差不多都遗留着很浓厚的封建气息。
土地改革工作队工作之展开，依据剿总制订的华北绥靖区土地问题处理方案为蓝本，该方案包括计有：（一）华北绥区土地处理实施办法，保障佃权，执行减租，实行耕者有其田，保障参加自救工作者之土地所有权，保障中农，扶植贫、佃、雇农。（二）代管不在地主土地办法。（三）土地债券发行办法。（四）扶植自耕农征收地价捐实施细则。（五）合作农场。工作队准备于大红门乡实行的有三项重点工作：甲，保障佃权；乙，三一缴租，上打租改为下打租；丙，代管不在地主土地。目前宣传调查竣事，本周内可开始实施，预计以四个月的时间，完成大兴全县的土改工作。
该队工作人员与农民为伍，熟悉了农民的一切，籍着大兴县府的协力，工作进行十分顺利。晒得皮肤似古铜一般的队员们，一个个情绪振奋，充满信心，同时并已获得大部农民的拥护与合作。据说：大地主们（包括在此间的几位要人名流）对于土地改革工作，尚未表示任何反感，捣蛋的多是二地东、小地主一流人物。（典克）
1950年4月16日
《观察》杂志
关于董时进上书反对土地改革问题
董时进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书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北京农业大学应廉耕、韩德章诸教授，曾在校内发动师生，举行过几次座谈会。其中一次，是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几位老会员出席的。本文系该次座谈的纪录摘要。
主席甲：董时进先生的文章，大家都见到了，所以现在不需要我来详细介绍。概括地说来就是反对土地改革。他的根据是认为：旧中国农村土地是“自由买卖”的，租佃关系是一种“自由契约”，所以它不是土封建性质的土地制度，因此，就不应该进行土地改革。为了反对土地改革，董时进先生东拼西凑地找了一些理由，如什么土地改革把土地分散了经营不便，什么地主都是勤俭起家，农民都是游手好闲，分得土地必然荒芜等，来支持他的错误思想。
发言者丙：据我所知道的，所谓“土地的自由买卖”，是在农民交不起租、还不清高利贷的盘剥压迫下，地主利用农村政权的力量，巧取豪夺地把土地“自由”的不等价的买到手里；所谓“自由契约的租佃关系”，是农民被地主剥夺了土地，无以生存，被迫去人格上依附地主，忍受高额地租及超经济剥削（如兴盖房屋、农忙帮工、家庭杂活等）而“自由签约”的。正是由于董时进先生混淆了封建性剥削与资本主义剥削，所以他说既然农村地主的剥削要被消灭，为什么城市房产剥削反而受到保护？
发言者丁：他是在美国学的农业，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因此对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至于他指出土地改革中所发生的某些偏向，那只是个别的，并不能由此而认为一个伟大的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革命是不合理的。
发言者己：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中国的资产阶级也是有剥削的。有些资本家不愿承认自己有剥削，刘少奇同志就告诉他们，要承认自己的剥削。不过现在是新民主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的剥削还是允许存在的。我们知识分子大半出身地主家庭，一般地谈到土地改革，我们都是赞成的。但是地主家庭的人来找到我们，向我们诉苦，这时就感到难于处理，思想上往往动摇。这点我们都应警惕。 来源: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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