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发展模式，共富当为基石

编者按：
　　2010年，又一个重要的转折历史性地落到了这个年份——中国经济在经历辉煌与反思后，开始朝着新的方向迈进，而迈进的抓手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978年，我们从农村开始逐渐面向城市进行了全国性的资源重新分配和调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确立了“先富带动共富”的策略，全国一盘棋都动了起来，逐步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然而，这一模式经过30多年的发展，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弊端和问题也逐渐显现，变革派与维持派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争论，2007年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给这一争论画上了句号。
　　如今，“变”已是朝野共识。从中央到地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是今年的第一关键词。然而，大方向确定的同时，我们还担忧地看到，不管是思想界还是实务界，人们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和混乱，“为什么要转变”、“该如何转变”、“转变的终极目的”等问题都未能得到清晰的阐释，“口号性转变”和“投机性转变”也屡见不鲜。
　　为了廓清思路，更好地指导实践，我们约请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研究的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学彬教授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读者和决策者提供一种新的认识思路。
　　　　　　
　　出口导向到了“最危险时刻”
　　《国际金融报》：“今年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大力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这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的表述。这意味着中央已经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今年乃至今后数年的重中之重。我想问的是，国家此番举措是出于何种考量？
　　陈学彬：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了一个以低工资、高就业；低消费、高积累；高经济增长、低福利增长；高贸易和资本顺差、高外汇储备、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然而，这一模式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地步，尤其是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带来的后续反应，让这种模式再也难以为继。
　　中国为有效应对危机，积极调整实施刺激经济的扩张性政策，使经济较快止跌回升，在世界率先走出谷底。但因大规模投资带来的潜在生产能力过剩、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制约等问题却更加严重。未来几十年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必须对现有模式进行深刻反思，采取新的思路和战略，实现根本转变。
　　《国际金融报》：2009年，国家加快用扩大内需手段弥补严重受损的出口，比如推出的家电“以旧换新”、“汽车下乡”等措施。
　　陈学彬：这些都是临时性措施。不过，从出口导向转为内需主导的方向是对的，但大家的认识还不是很充分，还有很多偏差。现在比较一致的是，因贸易纠纷、外国制裁，没办法出口了，所以要转换。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过去的模式本身就存在弊端，并且我们对弊端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就像现在，国家一方面大力倡导扩大内需，在具体的措施上却又拼命采取诸如出口退税等来促进出口，这并不利于经济发展模式的真正转化。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过去的模式并没有带来人民生活的同步增长。数据可以说明问题：2009年比1978年实际GDP增长16.9倍，年均增长9.76%，成为同期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2009年名义GDP总量折合美元49090亿元，接近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50849亿美元。然而，人民生活水平增幅却远远落后于GDP。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9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37.6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加只有7.95倍和7.61倍。这说明，现有模式如果不改变，它可能成为制约未来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障碍。
　　外向型经济难敌危机冲击波
　　《国际金融报》：客观地说，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
　　陈学彬：是的，其历史重要性不容回避。改革之初，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竞争力差，资金短缺，装备落后，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大，实行高增长、低工资、高就业的战略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但其弊端则同样不可回避。
　　比如，对国际市场依赖过多：原材料进口依赖——高价进口大量能源、矿石等；需要巨大的国际产品销售市场承接。而过多依赖国际市场又使中国经济易受全球波动冲击。由于世界经济出现衰退，2009年全球GDP增长率为－1.06%（2006年为8.5%，2007年为5.5%，2008年为4%），全球出口下降22%，中国2009年出口下降16.0%。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迅速加剧，并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制约中国出口。
　　比如，大量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品加工出口，污染环境，消耗能源，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举例来说，2008年中国钢产量达5亿吨，占世界粗钢总产量的38％。同年净出口钢材4578万吨，超过第五大钢材生产国德国的总产量。如果以吨钢综合能耗680公斤计算，2008年净出口钢材消耗能源就达3113.04万吨。而实际消耗远超于此。中国2008年万元GDP综合能耗0.948吨标准煤。如果以此作为出口商品的平均能耗，2008年约2万亿元人民币贸易顺差，则意味着间接出口近1.9亿吨标准煤，约占当年国内总能耗的6.7%。
　　再比如，企业贴牌生产，低价出口，获利甚微，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尽管出口增长，但大多数企业为外资、合资或贴牌生产。2008年中国出口14285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仅占29.1%；外商投资企业占55.3%。拿纺织服装来说，出口额已占世界总额的1/5，但自主品牌只占10％，其余90％均为无牌、贴牌和定牌出口，基本上没有一个真正在世界上叫得响的服装品牌。
　　巨额财富被廉价输往国外
　　《国际金融报》：从总量看，我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可是，我们似乎并没有能够充分享用这些财富。
　　陈学彬：为了获取低价出口的竞争优势，长期实行低工资政策，特别是大量极为廉价地雇佣农村劳动力，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GDP增长了，工资增长却远远落后。中国城市职工平均工资2008年仅为美国非农部门平均工资的13.2%，在20世纪90年代仅2%－3%。劳动者在创造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却没有同步地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增加的福利。那么这种福利到哪里去了呢？
　　首先，大量物质财富在非等价交换中被输送到国外去了。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靠的是低工资、低价格竞争。伴随GDP高增长的是以低工资报酬创造的大量物质财富向国外流失。比如在美国就有个奇怪的现象：美国城市消费价格指数及其主要分类指数增长较低也较稳定，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保持稳定上升趋势，但服装价格指数却在90年代开始逐步脱离CPI而走平，进入21世纪后则开始下降。2009年比1999年城市CPI上涨28.3%，而服装价格指数却下跌8.3%。这个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大量的廉价服装卖给了美国人。美国人一打一打买回去，穿一次不洗就扔掉了。中国的廉价商品维持了欧美发达国家奢侈的消费，甚至是浪费。
　　《国际金融报》：这种浪费确实很可惜，几年前大家就开始讨论“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的话题。
　　陈学彬：我们财富的损失还不仅仅是低价的损失，巨额外储损失也引起人们的关注。大量出口和引进外资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只能投资于美国国债和其他国外资产，对外投资的低收益和外汇贬值，导致损失极大。2009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23991.52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48.9%，为月度进口总额的27倍。全部外汇储备如果以美元资产计，按特别提款权折算，粗略估计2001年至2009年的贬值累积损失折合人民币达1.5万亿元；如果按50%为美元资产计，美元贬值的累积损失也高达0.75万亿元人民币。
　　同时，购买美国国债的收益也不抵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回报率。2009年12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7554亿美元，按2009年美国10年期国债3.88%的收益率计算，收益仅293.09亿美元，不及外商投资收益的1/4（1984－2008年金融项目和资本项目累计净流入资金5910亿美元，按22％的投资回报率计算，2009年外商投资收益至少为1300.2亿美元）。
　　定价混乱挤占国民消费
　　《国际金融报》：巨额财富正是通过这几种方式外流掉了。五六年前我就采访过苏浙一带的服装企业，一些国内服装龙头，当年都在帮耐克做贴牌生产，拿着微薄的利润。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定价“内外有别”，出口产品的价格却比内销的低，不少人都热衷于从国外带回这些“中国制造”。
　　陈学彬：这正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怪现状。以低价维持出口，国内却采取混乱的价格政策。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外销的主要理由是内需不足。但为什么内需不足，因为大家不愿消费，尤其是城市居民。为什么不消费，因为要储蓄。为什么要储蓄，因为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需要大量的钱，人们必须进行预防性储蓄。而其中房价上涨带来的住房支出，大量挤占城市居民的其他支出。
　　由于我国房价并未计入CPI，而食品却是CPI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食品一涨价就拼命压，住房却怎么涨都没关系。实际上，城市居民的钱绝大多数都到住房里去了，其他消费就没钱。
　　房价暴涨谁获利？首先是地方政府。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1.42万亿元，不得了。其次，是房地产商，不仅中国，尤其是外国房产商，占的比重相当大。再次，国外投资者和国内有钱人。这样造成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和资源浪费，也挤占了正常的投资和消费资金。
　　《国际金融报》：这样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了？
　　陈学彬：长期以来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我们经济增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了经济增长而增长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增长？
　　当年实行低工资、低价格、高出口，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没资金和技术，只好靠低价出售给国外，然后赚取外汇，然后再购买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来提高生产。那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是为了发展作出的牺牲。但这只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过去后，再继续下去，就导致了极大的福利损失。
　　我们需要思考，30年间，我们获得的与我们付出的是不是成正比？我们付出的太多，得到的太少。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亏本的买卖，而且亏本也走不下去了。全世界针对我们那么多刁难式的反倾销就是明证。
　　“共富”当为基本着力点
　　《国际金融报》：从近期的国际舆论来看，中国的巨大财富损失似乎并没有得到欧美一些国家的认可。
　　陈学彬：不仅没有得到认可，相反，欧美国家还认为我们的出口造成了他们的危机。这说明牺牲我们让欧美国家过挥霍浪费的生活的模式，有些得不偿失。同时，在国内，这一模式带来的危害也更加严重。一方面，为了扩大出口，企业不是努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培育自主品牌，而是使劲压低工资，借以维持自己的劳动力成本和产品价格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国家为了维持出口的价格竞争力，则采取出口退税政策，用国内老百姓的税收去补贴外国人，国内需求再进一步受到挤压。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中国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地区差距继续扩大，居民最终消费比重持续下降。居民最终消费比重已从1980年的50%多，下降到2007年的35%（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的60%多上升到1997年的70%多，日本也在50%以上）。可见，在此模式下，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未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相应提高。这显然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最终目的相悖。提高居民最终消费水平，是转换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目的和基本着力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为了让全体人民都富裕起来。
　　现在大家在讨论人民币升值，这还是在围着市场转。如上所述为了抵消人民币升值等原因给出口带来的影响，我们对出口进行补贴，是偏离了方向。出口补贴应该取消，应该补贴给中国农民、城市穷人，让他们去买中国产品，这样企业不照样有销路了吗？1万件100元，现在卖120元，销售5000件，国外市场减少一半，但另一半5000件卖给国内，市场也有了，但对中国老百姓的意义就不一样了。这是个本质的差别。
　　廉价劳动力优势其实是极大的资源浪费。我们已经具备让大家共同富裕的能力，但如果还要走少数人富裕这条道路的话，是走不下去的，包括那些富裕的少数人。穷人富起来了，同时也让富人增添了财富。因为富人的产品也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可以获得更多收益。
　　《国际金融报》：如是看来，以保持就业为借口采取出口退税甚至企业零利润负利润等举措促进出口，已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损招。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
　　陈学彬：转换发展模式刻不容缓。中国经济必须从出口导向型转换为内需主导型，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降低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以真正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从资源消耗型转换为资源节约型，从环境污染性转换为环境保护型，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平衡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转换过程中，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不是外国人需要，而是我们自己要做调整。我们有全球1/5的人口，有庞大的潜在消费市场。消费市场和廉价劳动力就是外商到中国来的最大理由。最近丰田章男为什么到北京道歉？就是看到了中国市场。然而，廉价劳动力制约了我们的消费市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让劳动者分享到他们应得的报酬。
　　经济模式转换的关键是启动内需。启动内需的根本着力点，必须放在提高居民最终消费水平而非投资和政府消费之上。为什么中国的最终消费上不去，经济发展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症结就在于国民收入的分配，特别是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同时，还要增加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
　　现在有个问题是，一提到经济模式转换就讲产业结构调整，我认为不太准确，有些偏离方向。产业结构调整，从原来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换，需要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换，提高对外竞争力，但着力点还是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提高竞争力的目的还是为了去赚外汇而不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还有房地产的问题。本来受危机冲击的时候，正是调整的好机会，但现在又失去了。本来当时就可以把泡沫挤掉，而现在的结果是，房地产泡沫被吹得更大。
　　还要再来一次“农业革命”
　　《国际金融报》：1978年改革开放，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借解放农村生产力从而带动解放整个社会的生产力；这一波结构调整，您认为还需要再来一次“农业革命”吗？
　　陈学彬：有必要。这一波调整，我认为还需要从农村着墨。要想办法提高农村生产力。我国有7亿多农民，他们中相当大部分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还很低，让农民全部在土地上是永远富不起来的。启动内需的着力点关键在启动农村消费。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和农业生产资料市场。关键在如何加速发展农村经济，大幅增加农民收入，将农民巨大的潜在需求转换为现实的有效需求。
　　首先，要大力支持农业现代化，大幅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几年国家在推动农机下乡，支持农业生产发展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力度还不够。这可能是出于财力考虑，如果把出口退税等补贴出口的资金用到这方面，效果肯定会更明显。近期国家鼓励“汽车以旧换新”，拿国家财政来补贴买轿车，这一政策是不太好的。中国不能学美国的汽车消费方式。国家补贴买轿车不仅是“用穷人的钱补贴富人消费”，而且会加剧城市交通堵塞、废气污染和能源消耗。如果用这部分经费补贴农业机械和农用车辆的购买，所取得的短期和长期社会经济效益都将远远超过补贴小轿车。国家应该把钱大量补贴农业、扶持农业。在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就要反哺农业。
　　其次，要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收入。价格不合理将导致经济利益的初次分配的不合理和经济结构的失调。价格涨了，农民就会对种地有兴趣。增收了，就不想再出去当农民工。同时有钱人也会到农村去投资。同时，农产品市场化定价也需要国家政策引导，而不是利用通货膨胀作为借口去压制农产品和食品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国家还要对农产品予以保护。比如对美国肉鸡征反倾销税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再次，加快中小城镇，特别是乡镇的发展，将城镇化与推动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次中央提小城镇发展，我想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前农民收入低不说，居住条件也没办法增加需求，并造成土地的极大浪费。如果能够像苏浙一带一样，将一个村农民的房屋就近集中修建为3层楼的新型农村住宅区，将分散居住的农民整体迁入，置换出原有的宅基地作为耕地和非农业生产用地，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国际金融报》：这需要新一次资源要素的分配和调整。
　　陈学彬：是的。30年前，中国人穷是因为生产落后；现在生产大发展，为什么还穷？这是因为分配有问题。我们需要较大幅度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抑制房价暴涨，调整居民支出结构；也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重点培养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我们要把提高全体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根本出发点。
　　比如最近出现的“用工荒”就很说明问题。调查称，一方面招不到人，另一方面80后、90后又不愿去工作。这就反映出工资水平太低，农民工待遇太低，相应福利、社会保障都没法解决，这不仅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它还制约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教育问题也是。前几天国家搞教改规划征求意见，其中谈到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财政部副部长说实现这个还是有难度的。教育投入是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根本保障，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都达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必须充分认识这种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