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

温州模式”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告诉人们，只有发展市场经济才能促使资源配置的优化，加快经济的发展。“温州模式”的实践使温州的市场经济充满了活力，效率很高，温州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就业的途径拓宽了，市场供给丰富了，人民迅速富起来了，政府财政的日子也好过了。
“温州模式”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或者说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结果，是在利益的激励下，使蕴藏在人们中的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焕发出来，从而转化成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无须政府的安排和鞭策，也不依赖政府，人们自己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致富之路、发展之路，在市场的压力下去提高效率，并自己承担风险。

温州模式：“招商引资”转变是福是祸？

在温州企业全面反思“温州模式”、并试图重新塑造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时，温州政府亦颠覆性地提出了“招商引资”的策略，对这个完全依靠草根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地区来讲，这种转变是福是祸？ 2005年12月8日，温州市人民大会堂瑞安厅。在“温州民企对话全球500强论坛”的间隙里，记者的提问尚未展开，市委书记王建满即直接切入主题，温州为什么要招商引资？对一些尖锐问题，他毫不避讳，有问必答。 医治温州的“猛药” 从杭州萧山转战温州，在履新3个月后，王建满在温州烧起了一把火。2005年初，王建满率领温州近百名官员从上海出发前往松江、嘉兴、杭州，在紧张的行程结束后，返回温州当天，王建满在温州召开“千人大会”。受邀参会的除政府官员外，还包括来自全国的92个温州商会以及一批在美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华侨。这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与会者，多数都被王建满的一席话搞懵了。在“千人大会”上王建满首次大张旗鼓地向外界公布了他医治温州经济的猛药——招商引资。这对全国任何城市、任何一届政府来讲，都是最平常、也是过去几年最频密的话题，但是一位温州官员称，这在温州“史无前例，完全是破天荒”。温州是本地资本最为“过剩”的中国城市之一，温州经济有95%是由民营经济构成，温州商人游走在全世界，并带回源源不断的财富。过去几年，当中国各级政府为招商引资前后奔忙时，温州政府则完全置身事外。温州经济完全依靠民间力量推动，数年来当地政府一直对自己的“无为而治”津津乐道。 王建满用他一贯斩钉截铁的语气说，“温州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期。”王解释说，温州正在切身感受到现有经济结构带来的“成长烦恼”和“过程疼痛”，其根源即“温州经济的难以为继”，王建满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产业发展难以为继，二是要素难以为继，三是环境承载难以为继。”“温州产业向来低小散，依靠规模取胜，而温州又是一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城市，资源匮乏，如果不调整产业结构，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腾笼换鸟’的话，温州经济就没有出路。” 使王建满意识到“难以为继”的直接原因是温州GDP增长速度横比两年来持续下滑的趋势。2004年温州GDP总量在浙江省排名第三，仅次于杭州、宁波，但其GDP增速在全省11个城市排名中，2003年和2004年排名分别为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而仅仅两年前，温州人尚在高呼“全国看温州，温州看什么”。 在王建满率温州官员考察的嘉兴、杭州两地，2004年一年合同利用外资分别为25.8亿美元、30.78亿美元，而上海松江外资总投资额高达100亿美元。外资经济一直被温州政府视而不见，据温州政府提供的数字，改革开放20余年来，温州实际利用外资仅为11亿美元。过去20年温州吸引外资的总量甚至低于嘉兴一年的引资额。 依据过往在萧山的经验，王建满希望以“招商引资”策略为温州经济“破茧”，迅速扭转其下滑之势。招商引资被高调确立为市府“一号工程”，其目标是在2005年确保合同外资6亿美元以上，实际利用外资3亿美元以上，实际利用内资16亿美元以上。据说，2005年市府对党政机关的多数考核办法都围绕招商引资拟定。 到2005年底，王建满刚刚履新一年。这位风风火火的市委书记一年来奔波于各个部门、积极地面对媒体、频繁穿梭于各种可能为温州引入外资的会场，用他极其丰富的语汇向外界宣讲其“招商引资”策略。被王建满反复提及的“无外(外资)不快、无外不活、无外不强、无外不高”理论，温州官员基本已熟谙于心，而对过往他们引以为骄傲的“温州模式”或多或少都流露出一种忧患意识。 不升级就危险 在王建满大刀阔斧地推行其招商引资策略时，温州商界则流传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温州资源匮乏，本地企业都满足不了，何苦招商引资？”，“萧山和温州截然不同，萧山模式能在温州复制吗？”，“外资进来了，民企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招来女婿，气走儿子”。 这些说法陆陆续续传到了王建满耳朵里。王建满对《中国企业家》直言不讳，“宠爱儿子要看用什么方式，假如招了女婿,儿子就被气走了，那还是要做儿子的思想工作。”这位父母官强调说，温州经济政策的制定要听取企业界的声音，“我们的经济95%是他们创造的，绝对不能忽略他们的存在。” 王建满表示，他的顾问班子里有十位是温州的企业家，“一些企业家的想法和建议可以直接传到我这里，我的一些经济策略也会直接跟他们沟通。” 市委书记召集了数次与当地企业家的恳谈会，在会上，王建满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西湖很美，但依然要和钱塘江连通，这样西湖水就活了，才能持续她的美丽。” 王建满说，政府招商引资的目的是为了温州企业能“借梯登高”，“我们要打出的旗帜是‘千家民企大招商’”，“以民引外，民外合璧”。 一些企业半信半疑，而另一些在国际化道路走得更早、碰壁更多、受伤更深的企业则早已经走到了政府前面，他们对温州模式的反思、对合资道路已经尝试、探索了很长一段路。 近十年来，温州商业在全世界的游走伴随着各种反倾销的调查，过往在全球所向披靡的他们现在纠缠于各种形式的贸易磨擦，各国政府的歧视性禁令、同行间的价格血拼正将他们拖入泥潭。2004年9月，西班牙埃切尔的一把大火焚烧了16个集装箱的温州鞋；同年11 月，在巴黎6处温州华商仓库被焚；2005年3月，俄罗斯警方以偷税名义抄走了价值8000万的温州鞋……对温州产品的抵制甚至愤怒情绪从各国政府、各种组织、协会正漫延到民间，温州产品被冠之以“蝗虫”、“洪水猛兽”甚至“黄祸”，尽管这些产品耗尽了温州的资源、承担的只是当地人极其低廉的劳动价值，和分布于各国的竞争对手相比，温州企业获取的只是极为低廉的利润。 在2004年埃切尔大火之后，温州商界前所未有地开始直面探讨温州模式的得与失，检视温州企业何以身陷今天的商业竞争环境？ 出口量名列三甲之列的温州东艺鞋业公司董事长陈国荣对此反思说，温州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发挥到极至后，现在转变为劣势，使企业腹背受敌。“量大面广、铺天盖地出口强势无限膨胀，就有可能导致成祸成灾。好强好胜好斗好赢的经商理念未必是国际化取赢的上策。而国内企业一贯奉行的‘产供销’一条龙策略，在国际市场腹背受敌，惹来一身臊。”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则告诫同行，“我们要少一些埋怨，多一些主动，主动审视自己，改正缺点；要少一些数量，多一些品牌，改变中国鞋低档的形象。” 埃切尔事件之后，温州一些协会开始积极组织温州商团前往西班牙考察、沟通。温州商圈开始建立一些共识，比如不搞低价竞争，探讨与当地企业“有钱大家赚”，开始强化共赢的理念。 而温州引以为傲的低压电器行业，整个2005年呈现出一片萧索，行业利润大幅下跌，亏损企业大量增加。正泰、德力西、人民等几大企业持续数年来规模虽不断增长，而利润则持续缩水。一些危险的苗头开始出现，人才流失日渐严重，各种商业成本持续走高，技术人员青黄不接，一些企业抽调资金做各种投资，温州“炒房团”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奇观。 升级之路 但王建满所倡导的招商引资是温州商人们理想的升级途径吗？ 在温州商界素有领袖风范的郑秀康是温州企业升级的身体力行者。2005年12月17日，康奈集团在温州举办了“和谐·共赢——从康奈之路看中国鞋业国际化”的论坛，西班牙埃尔切市鞋业协会、温州市鞋革协会和康奈集团三方共同签署了“温州宣言”。 “面对这样一个近乎政治性事件，一个企业能推出这样的举措，能推动双方走到一起来，郑秀康还是很令人敬佩。”一位温州官员评价说。《温州宣言》被国内媒体视为温州企业转型的标志性事件。在《温州宣言》背后，温州商业协会正试图以各种方式向西班牙同行展示一种开放、欢迎、合作的姿态。比如，以合适渠道帮助西班牙高档鞋进入中国市场，支持对方来温州投资等。 一些企业的经验也开始在温企间被纷纷仿效。在埃尔切大火中，开设品牌专卖店、零售价高于60美元的康奈鞋即幸免于难。康奈在国际化之初即在世界各地纷纷开设了自己的专卖店，并坚持出口专卖品牌经营，并主动投巨资与一家全球性鞋类论证机构合作，在中国建立符合该论证机构的鞋类设计研发中心。现在康奈试图在未来几年迅速加大在全球开设品牌专卖店的速度。 2005年底，在国际化中不断遭遇贸易风险的温州哈杉鞋业则抛出重金，收购了意大利著名鞋业公司威尔逊，其董事长王建平解释说，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创建国际品牌，从而摆脱低价竞争竞争的泥潭。此外，瑞立与一家香港公司组建合资企业，并在美国借壳上市，安信签约收购了巴西8.5万公倾的森林，正泰在2005年初与全球最大的多元化公司GE组建了合资企业，金狮啤酒向全球最大的啤酒公司英特布鲁张开怀抱，飞雕收购了意大利ELIOS公司…… 温州商界素来的低调潜行作风，使温州多数企业的投资行动都避开了传媒的视线，这场在温州商界掀起的新合资运动，其动力无一例外地源自于市场。而这和刚刚履新一年的市委书记的想法似乎不谋而合。 除了大量引经据典外，王建满的谈话中时常会引用温州一些企业家的原话。对于合资后的感受，王建满津津乐道，“和GE合资后，南存辉就说‘用了才知道好。’”王随后调侃说，“我看这句话应该改为‘合了才知道好。’” 在王建满铁腕风格下，温州1月至9月份，全市新批外资投资企业141家，同比增加48.2%，总投资10.6亿美元，同比增加96.8%，这与王建满强调的“有选择性地引入一些优秀企业”基本吻合。而前9个月温州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两项的增幅，都在浙江省名列前茅，王建满对这张答卷似乎较为满意。 尽管看起来温州商圈对自我升级的诉求和新一届政府的新政举措找到了共赢的基础，但是由于温州政商两界过往长期各行其是，双方的诉求在下一步如何相互推动尚有一段距离。过去20多年，温州经济完全由民间推动并掌控，温州的民营企业完全依靠家族力量、依靠自我推动、基本游离于政府范畴成长壮大，现在当推动力、主导权部分地移交到政府手中时，双方怎样适应新角色，政府能否对自己的主导权把握有度，而企业又如何在政策东风之下获取更大的利益？ 在“温州民企与全球500强对话”论坛上，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邀请了七位温州民企做私下沟通，他面对来自企业家的最频繁的提问是，“对我们在国外遇到的各种贸易壁垒，商务部能提供什么帮助？”相信市委书记王建满曾经（包括未来）也无数次面对同样的提问。过往不论是温州政府还是其他相关部门的“无为而治”，使温州企业在成为国际化先锋时，常常陷于孤立无援各自为战的境地，他们获得的来自政府方面的支持和管理十分有限，现在国家相关部门，尤其是温州政府都面临对自身职能的反思和革新，这是王建满面临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