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近期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转贴)--网友影响中国--全国最大社...

官僚主义是许多问题的症结

　　邱守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在《毛泽东论反对官僚主义》一文中认为，官僚主义作风是与执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不断提示反对官僚主义，告诫大家注意倾听群众呼声，防止出现官僚主义，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革命队伍中官僚主义还是一种个别局部的暂时现象，并没有成为全局性问题而突出地表现出来。伴随着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官僚主义问题随之凸现出来，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在毛泽东不断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几乎都有反对官僚主义的内容。建国后，毛泽东之所以对官僚主义予以高度关注，是因为他发现官僚主义是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最早的一批党员、干部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走出来的，旧社会的观念、传统、习俗、作风无时无刻不在侵袭着他们。后来，毛泽东发现，新社会本身也不是没有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会制造官僚主义。在毛泽东看来，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建国后，除了不断发起政治运动和整党整风外，他还提出并采取了以下方法和措施：重视人民来信；改进领导方法；干部参加劳动；建立规章制度。这一切都可以视为从制度层面为反对官僚主义而做出的努力。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提出了设立监督机制。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作风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反对官僚主义的方法应该是小民主而不是大民主。所谓小民主是指整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和风细雨的方法；所谓大民主是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急风暴雨的方法。

　　——摘自《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斗争哲学”

　　余品华（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斗争哲学”》一文中认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把促进社会主义内部的“统一和团结”，作为运用对立统一学说的出发点、立足点，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作为根本目的，这就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团结、和谐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毛泽东）当时并未直接用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这个字眼，但他所说的形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社会，实际上就是对立面统一的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统一、同一、一致，当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冲突，没有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客观现实中存在广泛的矛盾，存在对立面的种种斗争，这才有对立面的统一、同一、一致、和谐。和谐是相对于不和谐而言的。只有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矛盾，才能化解矛盾，达到对立面的统一、和谐。毛泽东侧重的是对立面统一中的统一这一面，不是侧重对立面的斗争，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指出对立面是斗争的，是互相排斥的同时，他更强调对立面又是统一的，是互相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毛泽东强调：只有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结合，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相互依存，不可分离。没有统一性就没有斗争性，反之，没有斗争性也没有统一性。不讲对立面的统一，就无法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现象，就无法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特殊性。没有斗争性，固然就没有统一性（同一性）；没有统一性，也同样没有斗争性。两者相互依存，互为存在前提，作为矛盾的两种性质，缺一不可。没有统一性，谈不上对立面的斗争；没有对立面的斗争，也谈不上对立面的统一。不能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简单称作是“斗争哲学”，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很明显强调对立面的统一。这正是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立论根据。怎样既看到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一致性和联系，又看到它们之间的某种区隔和一定差别，并研究其发生的历史原因，是我们今后研究毛泽东思想时，应加以重视的方面。

要充分认识政治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

　　张俊国（河南科技大学）在《毛泽东关于政治在发展生产力中作用的思想》一文中提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从来就不存在什么脱离经济现象的纯政治活动或脱离政治现象的纯经济活动。毛泽东认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既要充分认识到搞好生产和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又要充分认识到政治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必不可缺少性。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时，十分看重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及其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认为这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和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坚持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毛泽东十分重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改革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是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保证，生产力发展不发展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人们积极性发挥不发挥出来以及发挥出来的程度如何的问题。如何保证这些问题的解决向着积极的方面发展，毛泽东根据自己的体验，提出了走“又红又专”道路的问题。坚持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是发展生产力的内在动力，毛泽东多次强调明确认识和认真贯彻执行这一原则的极端重要性。在毛泽东时代，“增产节约”，“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的观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还成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大多数人们的一种自觉的行为范式。坚持党的领导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如何保证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得以顺利地进行呢？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仍然担负着义不容辞的重任。“在中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不会有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就不会有全面的社会进步，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

　　——摘自《理论学刊》2009年第3期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奠定了改革的哲学基础

　　周新城（中国人民大学）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哲学基础》一文中认为，并不是凡是改革都会取得成功，也并不是凡是实行市场经济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国改革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关键在于指导思想正确，从而改革的方向、道路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是我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思想为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从哲学的高度指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性质、改革的对象和内容，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回答了某些理论界至今仍议论纷纷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从理论上（而不是仅仅从当前的实践上）说明改革的必要性问题，我们就不能局限于列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需要改革的种种弊端，而应该以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作为这一问题的答案。承认矛盾的存在，就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提出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即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正是在对我国当前社会矛盾进行“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基础上作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决定了改革的性质。在大规模阶级斗争过去以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矛盾，因此，它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这种性质，从哲学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性质，即改革不应该、也不需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应该是、也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状态决定了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毛泽东指出，同其他社会一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矛盾的状态已同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这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统一的。改革所要改变的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而是它的具体实现形式——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统一的：从理论上讲，统一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既适应又不适应的这种状态的完整分析；从实践上讲，统一于解放、发展生产力。

　　——摘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实现劳动大众的话语权

　　黄力之（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在《论毛泽东的平民文化话语权思想》一文中认为，贵族的文化思想并不一定高于平民，文化话语权应该随革命进程由贵族返回到平民。这构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开始由传统民本主义迈向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毛泽东眼中的平民问题更大程度上是农民问题，这是由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所决定的。他一方面承认农民在文化上的落后，另一方面又看出农民革命本身的文化意义——随政治经济权而转向文化话语权。获得政治权力的农民，即使他们一度被剥夺了文化话语权，但在政治权力的支持下，他们一定会争取并实现自己的文化话语权，甚至他们可能会比知识精英做得更好。只有在政治革命的基础上，劳动大众的话语权才能真正实现。这一方面表现为文化为劳动大众所享受，另一方面表现为文化表达出劳动大众的意志和利益。毛泽东是把文化话语权作为政治合法性来对待的。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它不会由于诗人的忧伤而放弃自己的历史判断；话语权的拥有是不可避免的，否则马克思主义自己也无权称为先进文化了。因此，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包括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让劳动大众获得文化话语权。不能简单地把毛泽东看成是农民的文化代言人，不能否认毛泽东文化话语权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毛泽东的文化话语权思想是一个体系。事实上，毛泽东的文化话语权思想在解构几千年的文化统治格局时，真正给劳动大众带来了文化上的翻身，这是任何不存偏见的人们都应该看到的。只有真正继承了五四的科学精神，中国的劳动大众的文化话语权才能够跟上世界文明的步伐。而忽视这一点，就不可能正确对待毛泽东的文化话语权思想。毛泽东并非是自发的农民文化的崇拜者，并非主张在劳动大众文化话语权的名义下保持文化的落后状态。必须来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然后再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提高到新的文化水准。毛泽东的“普及与提高”的方针既符合劳动大众的实际文化水准，也符合文化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提升了平民文化话语权的文化内涵。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今天，“文化工业”现象随市场经济一道发生，平民文化话语权问题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但劳动大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永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合法性的根基，因此辩证吸收毛泽东的平民文化话语权思想并未过时。

　　——摘自《哲学研究》2009年第4期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

　　蒙丹（电子科技大学）等人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一文中认为，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但实际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倡导者和推行者。毛泽东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普及宣传教育，目的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他认为只有使马克思主义为群众所掌握，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才能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的进程的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所在。毛泽东自己就较早地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怎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反对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样三个方面，强调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以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必须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会束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发展。毛泽东认为了解群众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之处，只有了解宣传的受众，才能有的放矢地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内化于群众，以增强宣传普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他认为主要从研究群众，学习群众语言，在思想情感上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三个方面来了解群众，以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通俗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力工具，宣传方式通俗化可以减少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式障碍，增强理论的吸引力，让大众产生对理论的亲近感。毛泽东主要从宣传的内容、宣传的语言、宣传的形式这样三个方面强调宣传的通俗化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他指出宣传的内容要简单浅显才易于普及，宣传语言还要避免枯燥无味，宣传要注意宣传形式要“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摘自《毛泽东思想研究》2009年第5期
　政治和谐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康渝生（黑龙江大学）在《毛泽东政治和谐思想的理论底蕴及其当代意义》一文中认为，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视野中，政治和谐并非仅仅是统治阶级协调内外关系的价值取向，也是人民革命事业追求的现实目标。在革命战争年代，实现政治和谐的主张，实际构成了革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力量源泉。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治和谐则成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践坐标。概括毛泽东关于政治和谐的理论主张，主要包括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政治和谐的实质在于革命阵营的团结；积极的思想斗争是实现政治和谐的基本途径；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实现政治和谐的重要前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实现政治和谐的理论依据；学会“弹钢琴”是实现政治和谐的基本方法；确立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局面是实现政治和谐的价值目标。政治和谐无疑是革命政党在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奋斗进程中必须着力营造的政治局面。然而，就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而言，政治和谐又是一个必须以始终不渝地追求为条件的价值目标。政治和谐恰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而社会和谐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政治和谐的主张并非仅仅是一个理想的价值坐标，而且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活动中的实践旨趣。毛泽东围绕政治和谐的全部理论阐释，都是基于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提出的。政治和谐的主张不仅仅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现实奋斗目标，同时也展现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逻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逻辑具体地体现为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是将政治和谐视为人民革命事业的必要措施加以论述的。只有通过人民内部政治上的和谐，才能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这就是人民革命事业的基本实践逻辑。毛泽东的政治和谐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中生成的，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和发扬。

　　——摘自《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科学评价毛泽东是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前提

　　周连顺（华南师范大学）在《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前提——关于评价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几个原则问题》一文中认为，科学评价毛泽东特别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看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是维系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的精神支柱，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奋斗的历史，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对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必须站在党和国家的立场上，联系我们党艰辛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那段曲折的历史来进行分析和评价。必须看到，不论是发动“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来说，都是为了把中国的事情搞好。还必须看到，毛泽东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一旦意识到了这些错误，他就坚决地进行纠正，因此，他在犯严重错误的同时也纠正了一些具体的错误，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错误的损失。只有从历史的联系与发展中进行分析、比较，才能够更深刻地认识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不至于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淹没了他的历史功绩。那种借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毛泽东本人应该为这些错误承担主要的责任，但是，毛泽东晚年之所以会犯那么严重的错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要全面客观地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责任问题。虽然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他在犯错误的同时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必须看到，他在阶级斗争的理论、方法和策略等方面留下了许多英明的远见和宝贵的启示，为我们当今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些历史的启示。实践中的错误并不能够完全否定理论探讨本身的价值，我们决不能因为必须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把毛泽东晚年所提出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也完全丢掉。毛泽东晚年提出的许多好的思想为后来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准备。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9期